鑽石舞台

外婆是我們家族裡最先來深圳闖蕩的人。

1987年，她離開山區老家，來到深圳西邊某市場附近擺路邊攤，賣自采的中草藥，偶爾能開張。路邊的攤位費便宜，蹭人流量的攤主不少，有賣水果的、賣燒臘的、賣蟑螂藥、老鼠藥的……

那時的深圳朝氣蓬勃，連西邊這個偏僻的小鎮上都滿是從香港招商引資過來的加工廠。還有一些廠房正在緊鑼密鼓地蓋着，簡易工棚隨處可見，傍晚總能看到曬得黝黑的建築工人在工棚門口穿着大褲衩擦洗身子。

不到一年，開了眼界的外婆就讓我媽媽也來深圳。她認為進廠打工比在家裡種田放牛輕鬆多了，不用曬太陽，也不用挑柴擔水，「坐着就可以掙錢」。

我媽那時還很年輕，她聽了外婆的話，拎着行李離開家鄉，從深圳客運站的大客車裡下來，滿眼都是黑壓壓的人。他們也都是從外地來的打工人，背着背包，提着水桶，裡面還裝着涼蓆、衣架和牙杯牙刷，一下車就把各種招工廣告圍得水泄不通。

幾天後，我媽媽和同村的阿芳一同進了一家玩具加工廠。夏天的工廠格外悶熱，幹活的時候，女工們齊刷刷地坐在一張長桌子的兩側，頭頂是吊扇和整齊的長白燈管。大家汗流浹背，手腳卻不敢放鬆——小組長在生產線附近不停地來回走動，要是被他發現動作慢，是會挨批評的。

玩具廠經常加班，一有閒暇的時間，媽媽和阿芳就會嘰嘰喳喳地聊個不停。發工資後，她倆偶爾會去逛逛小鎮上的「步行街」，捨不得買小攤上的衣服，試一試也很滿足。偶爾也會奢侈一頓吃次大排檔，再聊點少女情思。

很快，市場附近的阿姨們就看出這兩個外來妹都是性格開朗、手腳勤快、老實本分的女孩，便想撮合她們和本地男孩的姻緣，「現在有土地的本地男人就是個寶，要抓緊機會。嫁對人，一輩子都不愁吃喝，安安心心在家裡做飯、帶孩子就行了」。

阿芳動了心，在別人的介紹下，和一個深圳本地人結婚，生了一兒一女。但我媽媽接連拒絕了幾個本地的相親對象，她對前來相勸的阿姨說：「我還是想嫁得近一些，回娘家探親方便。」

1991年，我媽媽通過工友介紹，和老鄉阿全——也就是我爸爸，相識了。

阿全來深圳的時間更早，在廠里一個月能掙400元。他為人沉默少言，與人相處不會主動找話題，但長相卻和劉德華有幾分相似。後來我媽媽講起他倆第一次見面，說：「第一眼，很難不心動。」

媽媽開始主動追求自己的愛情。當她得知阿全爬山扭了腳，走路一瘸一拐的，便煲木瓜花生雞腳湯給他送去，「以形補形，吃了很快就能正常走路了」。此外，她還細心地幫阿全換繃帶……加上介紹人不斷地撮合，他們順其自然地在一起了。

戀愛兩個月後，媽媽帶阿全去見外婆，但外婆的臉色並不好看。吃飯的時候，外婆象徵性地詢問阿全的基本情況，她問一句，阿全答一句，一句話都不肯多說。飯後，外婆只給自己泡了一杯茶，沒有再說什麼了。阿全臨走時，外婆讓他把買來的一袋蘋果帶走。

外婆質問媽媽：「長得好看有什麼用？靠臉可以吃飽飯啊？」

「我又不是圖他好看。」

「不是圖他好看，那圖他有錢嗎？我是怕你辛苦，要一直捱日子，你以後後悔了，不要怪我沒有提醒你。」

媽媽沉默了一會兒，說：「他現在是沒錢，但是他願意干啊。又不是那些大懶蟲，天天只會吃不去做。」她口中的「大懶蟲」，是那些物質條件充足卻不思進取的本地男人，她討厭那樣的人。

那天，母女倆爆發了激烈的衝突，但媽媽是鐵了心要跟阿全在一起。

1992年11月，媽媽懷了第一個孩子，當時他們還沒有領結婚證；1996年，我出生了，隨後就被送往爸爸的老家。接連生了兩個女兒之後，爸爸不能接受，1998年我的弟弟出生了，他們終於如願以償。

90年代初，深圳的發展速度再次提升，一幢幢樓房、廠房拔地而起，不斷有外地人從全國各地湧來。各個建築工地熱火朝天，算下來，建築工人每月的工資比進廠還要高兩三百元。

姐姐出生後，爸爸就離開了工廠，每天在工地上頂着烈日綁紮鋼筋，混合砂漿，在屋頂批灰，為建設這座城市出着一份力。

外地人越來越多，深圳本地人趁着這股春風，家裡蓋了樓房的便出租樓房，擁有廠房的就出租廠房，紛紛搖身一變成為了令人羨慕的包租公、包租婆。富太太們懶得動手做家務，鐘點工也成了一種新興職業。

因為鐘點工上班時間相對靈活，晚上也不需要加班，媽媽生下我之後，就離開工廠成為了其中的一員。那時候，她平均一天要做三四份工，清洗抽油煙機、刷洗馬桶，一遍又一遍地拖地，讓每個僱主的家都看起來乾淨、整潔。

直到今天，她還在為深圳本地的有錢人家掃地拖地、洗衣煮食，以至於我沒法直視她的手——那些大大小小的裂痕，摸起來十分刺人。

記憶中，我們曾搬家多次，但一直住在深圳西邊的這個小鎮裡。

那時小鎮還沒有被納入重點開發建設的藍圖裡，看不到高樓大廈、大型商場、造型各異的花壇，只有大片的工廠和數不清的廠仔廠妹。走在一些巷子裡，兩旁是隨時可能會倒塌的危房。

為了節省一點房租，也為了方便外婆可以偶爾幫忙照顧我們三姐弟，我們一家搬去了外婆住的合租房。那棟房子一共有兩層，裡面大概居住了六七戶人家。

除了我們三姐弟，這個合租房裡再也沒有其他小孩。那些來深圳打工的叔叔阿姨都把小孩留在老家，大家普遍覺得，夫妻兩個人在深圳掙錢，如果把小孩帶在身邊，就等於少了一份錢。但媽媽的想法不一樣，她認為小孩在父母身邊才算是擁有完整的家，在一起生活，也免去了彼此日夜牽腸掛肚的思念。

自從我們一家到來以後，外婆就沒了獨立的房間，晚上她把一樓的木頭沙發展開，那就是她的床。我們一家住二樓，要走上一個長長的木樓梯才能到達房間。五個人住在一起實在太擁擠了，後來爸爸乾脆在二樓的客廳里用木板搭了一張小床，裝上蚊帳，給我和姐姐睡。

房東在二樓客廳里擺了一台電視機，每天晚上租戶們吃完飯，都會聚集在這裡看電視、聊天，所以我和姐姐的「小天地」總是很熱鬧。我們發現，嬌姨和林叔叔很少來看電視，他們夫婦都在服裝廠上班，經常加班到凌晨才回來，儘管辛苦，但他們和旁人聊天時總說：「拿到加班費的時候，感覺一切辛苦都值得。」

可能因為是老鄉、又比我爸媽年長的緣故，嬌姨夫婦平時格外照顧我們三姐弟。他們拿到工資後，總會買些零食送給我們。看到我們開心的樣子，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想起自己留在老家的小孩。

1999年，深圳市政府投資了7000多萬元在小鎮上建設了一處市民廣場。廣場竣工後，每晚都是燈光閃爍，人山人海，有人在寬廣的草地上放風箏，有人遛狗，還有人靜靜地躺着吹風。等一旁的遊樂設施啟動了，就會看到海盜船搖來晃去，過山車呼嘯而下，巨大的摩天輪夢幻地旋轉着。

只是，這些娛樂項目我們三姐弟從來沒有玩過。

晚上，爸爸帶我們去廣場上只為散步，順帶撿些塑料瓶子、可樂罐子和紙皮添補家用。好在媽媽不吝嗇，夏季的夜晚，她會給我們買五毛錢兩根的紅豆、綠豆冰棍吃。不忙的時候，他們會帶我們三姐弟去逛鎮上的商場，買點日用品。看看琳琅滿目的商品，就算不買，心裡也高興。

那時的我們雖然羨慕本地小孩，但內心還是滿足的。媽媽的僱主都很大方，常會送給我們一些糖果、餅乾和自家孩子淘汰的衣服。那些衣服雖是二手的，但款式新潮，乾乾淨淨，有些甚至連標籤都沒拆。

這樣的日子不咸不淡，緊巴巴的，可也算得上是一種平靜的幸福。但爸爸的突然倒地，讓這一切都破裂了。

1999年中秋節的前幾天，有租戶提議一起湊錢做飯過節。平時大家下班的時間不一樣，很難聚在一起，到了中秋節當天，早下班的人先去買菜、洗菜，等着擅長炒菜的人回來掌勺。

晚上8點，大家終於坐定，叔叔們喝啤酒，阿姨們喝飲料，大家說說笑笑很愉快。在這種團圓的節日裡，有人不禁感慨，說今年中秋又不能跟老人小孩一起過了。

說着說着，氣氛變得傷感起來。這時，林叔叔趕緊提議：「來來來，大家把杯子舉起來，還沒有一起碰個杯呢。」

就在大家紛紛起身的時候，我爸突然往後倒地，身體抽搐起來。我和弟弟嚇得放聲大哭，大人們驚慌失措，趕緊推開木板做的長凳，圍過去喊爸爸的名字，可他的眼睛始終閉着，沒有絲毫回應。

因為缺乏叫救護車的意識，也沒有那個經濟實力，幾個叔叔就合力將爸爸抬回了二樓的房間。中秋晚宴仍要繼續，外婆安慰大家：「沒事的，休息一下就好了。」

印象里，爸爸的身體一直很好，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狀況。等他醒後坦白，媽媽才知道他早已染上了毒癮——1997年的秋天，媽媽還在懷着弟弟的時候，爸爸在工友的教唆下第一次嘗試了海洛因的滋味。起初他並不感興趣，但工友不停跟他說，吸完之後有多麼幸福，身體上所有的疲憊感會一掃而光……最終，他沒有經受住誘惑。此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一天不吸，就感覺自己的心肝像是被無數螞蟻同時啃食。

回憶起爸爸之前反常的舉動，媽媽懊惱不已——從兩年前的那個秋天開始，爸爸每到月底就說包工頭髮不出工資，要緩幾天。慢慢地，他給家裡的生活費變少了，晚上頻繁出門，說是要跟以前的工友聚聚，商量是否有合適的小生意可以做——原來，這都是他吸毒的藉口。

震驚憤怒之餘，媽媽決定對外隱瞞真相。她怕同住的租戶知道了嫌棄，不允許我們繼續合租了。她只說爸爸有點貧血，早上在工地幹活又太累了。

消息隱秘地傳回老家，大伯讓媽媽趁早把爸爸送去戒毒所強制戒毒。但爸爸不肯去，他流着眼淚，不停地扇自己巴掌，痛罵自己不該碰毒品。不知他從哪裡聽到的傳言，說戒毒所里的警察很恐怖，老毒鬼也會欺負新人，自己進去了不知道會被打成什麼樣子。他還說自己捨不得離開孩子，會慢慢控制，自己戒毒……

對於這番說辭，外婆是不信的，她勸媽媽把我們三姐弟帶回老家，然後和爸爸斷絕聯繫。但媽媽猶豫不決，一是覺得爸爸吸毒的時間不算長，應該可以自己戒掉；二是覺得我們還小，身邊不能沒有爸爸。

思慮再三，最終她沒有送爸爸去戒毒所。

爸爸「自我悔恨」還不到一周，包工頭就找到媽媽表達不滿，說爸爸經常上兩個小時班就不見人影，等到快收工的時候才出現。一開始，爸爸會搪塞媽媽，說他朋友突然住院，自己去探望了；又說自己不舒服，去打吊針了……到後來，他甚至不找理由了，不再躲去毒友家裡偷偷吸毒，而是打發我們三姐弟去外面玩，然後把房門關上，給自己注射。

建築工地上的活兒，爸爸做起來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每注射一次毒品，他就有些力氣去干半天活兒，等藥勁兒一過，整個人就萎靡不振，兩眼無光，哈欠連天，不停地有鼻涕流出。即使是大熱天，他也會感覺冷，讓我們拿兩三張厚棉被蓋在他的身上。

有時爸爸實在難受，又沒有錢買毒品，就叫姐姐去藥店給他買便宜的「頭痛散」。那種白色粉末和海洛因長得一模一樣，卻只能稍微緩解他的痛苦，並不能帶來「神仙般的快樂」。實在缺錢了，爸爸還會要求我和姐姐去市民廣場上撿紙皮和汽水罐子。我倆在草地、陰暗的巷子裡四處翻找，但賣廢品換來的錢遠遠不夠買一克海洛因。

我家住的合租房旁邊，有一道長長的斜坡，坡上有幾張石椅供路人休息。到了傍晚，老人們坐在石椅上搖扇子納涼，小孩子就在跟前跑來跑去。正午天氣炎熱，大多數人都在家午睡，我拖着幾張比我還高的紙皮爬坡，後來實在是提不動了，便拖着它們慢慢走向石椅，想要休息一會兒。身後的爸爸突然走近，踹了我一腳。我身體往前傾，但穩住了沒有摔倒，他又一個箭步跟上來，往我臉上甩了一巴掌，嘴裡還不停地罵娘。

後來，我用玩笑般的口氣和姐姐聊起這件事，姐姐說她也挨過打，「被他一腳踢在肚子上，痛得立馬倒地，但好在當時沒有痛到暈過去。萬一暈倒被人販子抱走，可能永遠都見不到你們了」。

2002年，我們一家五口搬離了合租房。媽媽徹底成了家裡的頂樑柱，一個人養着四口人，還要不停地填補爸爸到處借的外債。

聽說，嬌姨和林叔叔在我們搬家後不久，靠着多年的存款和銀行貸款在沙井買了一間50平方米的房子。後來深圳的房價一路飆升，他們靠着這套早早買下的房子，置換了一間120平米的三房一廳，又在老家縣城買了一套房，還把鄉下的兒女接到深圳讀書。

兩家人的生活，迅速拉開了距離。

我家新租的房子位於一條巷子的最尾端，附近有3間危房，屋頂都長出了狗尾巴草和一些不知名的紅色小花。平時路過，可以看到裡面十分髒亂，後來我和小夥伴玩捉迷藏時，毫無戒備心地躲進裡面，看過破舊的塑料袋、用過的嬰兒紙尿褲，還有散落在磚頭瓦礫之間的針管和針頭。

這間出租屋不大，只有一室一廳，客廳的右側放了一張掉漆的黑色木桌，上面擺着布滿茶垢的陶瓷茶壺。陽光沒辦法直接照進房間，所以裡屋總是黑咕隆咚的，只有在晚上燈泡亮起來的時候才會變黃。做飯的地方和沖涼的區域挨在一起，只用鐵皮簡單地隔開。

新房東叫根叔，是媽媽的僱主，因為了解我們的家庭情況，他只象徵性地收一點房租。他也看到了，當時我家唯一值錢的東西，是一台小小的電視機——後來，這台小小的電視機被爸爸賣過很多次，媽媽也贖回來很多次。爸爸總承諾自己不會再賣電視機了，但買了毒品之後，他就完全不記得自己說過什麼。有時他急匆匆地從外面回來，進房間後就迫不及待撕開針管包裝——他不再關房門，而是直接當着我們三姐弟的面注射。

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媽媽實在負擔不起贖電視機的錢了，就放棄和他在這件事上拉扯。我有時會想，二手電器店的老闆總算不用和他倆面面相覷了。

不和外婆住一起了，媽媽偶爾會帶我們三姐弟去市場附近的攤位上探望她。捨不得花錢坐公交車，我們都是步行半個小時過去。

那幾年，深圳好像總是在修路，道路兩旁老被長長的護欄圍着，機器不停地發出「轟轟」的響聲。遇到下雨天，路上到處都是坑坑窪窪的，鞋子上沾滿了泥濘。慢慢地，像宮殿一般的萬科翡麗郡被建起，沃爾瑪、京基百納、新沙天虹先後開門迎客，我才後知後覺——這個小鎮，已然煥然一新了。

到了外婆那兒，儘管一早上還都沒有收入，她仍舊每次都興沖沖地去馬路對面買我們愛吃的炸芋頭餅和韭菜餅，之後，她提着食物，一臉慈祥地走過來，笑眼裡藏着滿滿的愛意。

後來，深圳政府對市容市貌的要求逐漸提高，雜亂的市場成了重點整頓對象之一。由於負擔不起新市場裡檔口的租金，也考慮到自己的身體日漸老邁，最後外婆選擇回了老家。

外婆離開後，媽媽在深圳就少了一處可以歇腳、傾訴的地方。她一天要打五六份鐘點工才能維持生活，白天在不同的僱主家裡幹活，晚上回家還要面對丈夫的死纏爛打。為了要錢，爸爸半夜找她吵架是常態，對她拳打腳踢也是常態。他扯她的頭髮，掐她的脖子，扇她的臉，辱罵她，像一隻紅了眼要吸血的野獸。

我們「哇哇」哭叫，但爸爸充耳不聞，到後來，他甚至將菜刀架在媽媽的脖子威脅她拿錢出來——他不敢用刀刃對準她的脖頸，從來都是用刀背，不然一刀切下去，他要去哪裡才能再找到這麼好的搖錢樹呢？她還要幫他養大三個孩子，以後他才好繼續吸孩子們的血。

每次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鄰居胖阿姨總能挺身而出，站在他們中間勸架。胖阿姨年輕的時候也吸毒，但很幸運地憑藉自己的意志力成功戒毒了。所以她不像普通人一般畏懼癮君子。可是她的調解也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媽媽拿出血汗錢，爸爸奪錢放下菜刀摔門而去。

這麼多年，我從未見媽媽因為這些暴行哭過，她只哭自己沒能力給我們三個小孩帶來舒適的生活。

早在2003年年初，爸爸就完全不幹活了。一方面是周邊的建築圈子都知道了他吸毒的事，另一方面，他也根本沒有身體條件再干苦力活了。

6月的深圳又悶又熱，那天爸爸非要載着我和他一起去找媽媽。他頂着烈日騎了二十多分鐘的單車才到達媽媽工作的地方，這家的女主人是一位公辦學校的教師，當時不在家。

爸爸在樓下呼喊着「阿燕」，一遍又一遍。媽媽從二樓的一個窗口探出頭來，他就沒再喊了，只舉起三根手指做出數錢的動作：「給我點錢！」

媽媽又氣又難受：「我沒有錢，天天哪裡去找錢給你？要錢就自己去找活兒干！」

「我現在渾身都疼，吃完這次我就去戒毒，然後去找工作，你再相信我一次吧。」

「我去哪裡給你找錢？吃是我給的，住也是我給的，你現在養過三個孩子一天嗎？」媽媽扭頭就把窗戶關上了。

爸爸又開始大喊：「阿燕，阿燕——你不給我，我就站在這裡等到你下班！」

可能是不想因為他的吵鬧弄得村子裡人盡皆知，最終吵到僱主耳朵里，影響自己的工作；可能是心疼我在烈日下站着，擔心我會中暑。最終，媽媽妥協了，她從二樓扔下來25塊錢，囑咐道：「你還有良心的話就先把妹妹帶回家。」

當時，25塊錢夠爸爸買一次海洛因，大概有2厘米左右的透明吸管的量。而媽媽每天累死累活，一個月的收入加起來僅有900塊錢左右。為了讓一家人在深圳不致於餓死，她起早貪黑，沒有節假日，看起來比同齡人憔悴許多。

一天，一對夫妻來到我家，說自己是爸爸的朋友。那個男人留着寸頭和八字鬍，女人的臉尖尖的，臉色蠟黃，很瘦。他們自稱已經成功戒毒，表示願意在本地住一段時間，免費幫助爸爸戒毒。

「搬去另外的房子戒毒，和朋友一起互相監督戒毒」，是爸爸曾經給我們許下的承諾，但他從未做到。這次爸爸又燃起希望，提出讓媽媽給他們仨租個兩室一廳的房子，自己就可以在朋友的指導下戒毒了。

一開始，媽媽堅決反對，她對爸爸已經心灰意冷了，更何況家裡的經濟條件有限。姐姐讀書需要用錢，我也即將要進入小學，她實在沒有閒錢另外租房了。

那個女人過來開導她：「嫂子，你再相信全哥一次吧，這次他真的是決心戒毒了，不然也不會聯繫我們兩公婆跋山涉水地過來幫他了。你看你還有三個小孩，都還那么小，以後只靠你的話肯定是不行的。等他戒毒成功了，你也不用那麼辛苦了，你也不想孩子那么小就沒爸爸了吧？」

一旁的爸爸接着說：「你不相信我，還是要給個面子相信他們吧，難道他們也會和我一起騙你嗎？」

媽媽面露難色，變得搖擺不定，最後爸爸直接跪下哭着懇求：「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看在孩子們的面子上。」

這次，媽媽還是選擇了相信他。她提前預支了部分工資，又跟關係比較好的僱主借了些錢。她和爸爸約定，以一個月為期限，看爸爸的表現，之後，她給了爸爸600塊錢，其中包含一個月的房租，還有買菜錢——她不好意思讓來幫助丈夫的朋友自掏腰包，還特意提醒爸爸記得把他們的飯菜也買上。

頭兩天，我們去看爸爸，他的精神狀態不好，黑眼圈重重的，渾身抖動，說話結結巴巴的。在我眼裡，那種樣子是可怕的，但媽媽卻感到欣慰，這說明他這兩天真的沒有吸毒。那對夫妻還向我們展示了一條麻繩，說爸爸難受得不行的時候，他們會用繩子將他的手綁起來——這是媽媽平日裡做不到的，她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時刻盯着他，也沒有那麼大的力氣。

大概十天後，我在和小夥伴玩遊戲的時候，恰好經過爸爸租住的房子。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躡手躡腳地走進小院，站在窗邊往裡看，只見那對夫妻躺在床上，爸爸縮坐在桌子旁邊，三人都昏昏欲睡的樣子。桌上放着一張錫紙，旁邊還有三根針管，我當然知道他們剛剛做了什麼。

媽媽回家後，我把自己看到的都跟她說了，她立即快步走向三人的住處，我跟在後面一路小跑。只見媽媽滿臉怒氣地轉動門把手，大力地將門推開，門撞到牆上發出「砰」的一聲，又迅速彈了回來，她用手抵住門，進屋後就把桌子掀了。

這時，桌上的針管和錫紙早沒了蹤影，只有幾個碗碟摔得四分五裂。媽媽滿臉通紅，咬牙切齒地問爸爸：「你這樣對得起誰？」

爸爸低着頭，沉默不語。那個男人說了一句「嫂子對不起」，然後夫妻倆連夜收拾東西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爸爸把剛租的房子退了，又搬回了家。

一周後，更難堪的事情發生了。

那天我和朋友說說笑笑，打算去我家拿一副飛行棋。走到芒果樹下，我看到媽媽背對着我們，雙手放在爸爸的腋下，正吃力地把他往門外拖。因為要經過稍高的門檻，得將人抬起，媽媽用力過度，一張臉漲得通紅，她嘴裡念叨着：「要死就死在外面，別死在家裡。」而爸爸閉着眼睛，臉上掛着滿足的笑容，沒有任何掙扎，任由人拉扯。

因為常年注射毒品，爸爸的手臂和腿已經被扎得沒有一塊好肉了。這次，他竟然往生殖器的血管里注射毒品，針管還沒來得及拔下。一開始，媽媽並沒有意識到我和朋友在身後，等發現了，她立刻將身子側了側，試圖遮住我們不能看的東西：「你們怎麼那麼快就回來了？再去多玩一會兒吧。」

我即刻會意，對朋友說：「不如我們先去你家看電視，晚點再回來拿飛行棋？」

朋友點點頭，表示同意。或許她早就從家長的嘴裡聽說過我家的情況，或許就是善良。之後，她沒有問我關於這件事情的任何問題。

2003年9月，我在深圳上小學了，我和姐姐的學費成了壓在媽媽身上的一副重擔。當時一學期的學費是850元，交完費後，老師會給一張收據。我的「收據」跟其他同學不同，上面常常寫着「欠費300元」、「欠費200元」。這些字眼讓我覺得羞恥，恨不得將那粉色的「收據」撕個粉碎。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我上小學五年級。那年深圳的一個民間愛心組織了解到我家的情況，對我們伸出了援手。這個愛心組織的會長是一位姓曾的退休老師，她從二十多歲起就一直致力於公益事業，尤其關注那些家庭貧困但想讀書的小孩。

曾老師是深圳本地人，身材瘦小，留着一頭齊耳的短髮，她的臉上總是笑眯眯的，非常平易近人。她將善者仁翁捐助的善款送到我家，說這些錢是支持孩子們繼續完成學業的。過年的時候，她還不忘給我們送紅包，祝福我們學業進步，快快長大。

為了表達感謝，媽媽經常提醒我們三姐弟，放了假就要去參加愛心組織的義工活動，比如撿垃圾美化環境，或是去養老院探訪老人。無論事情大小，只要付出了就好。

得益於愛心組織幫助和曾老師的額外的照顧，我才不至於因貧困早早輟學。後來我漸漸長大，靠着勤工儉學拿到了本科學歷，也見到了更大的世界。

現在回想，我最後一次見爸爸，應該是2004年的深秋。具體是哪一天我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了，連媽媽也記不清了。

那天，爸爸又跟媽媽表態，說這次是真的下定決心戒毒了。他要回老家，說在鄉下的房子裡戒，大伯等長輩也可以幫幫忙，還說：「戒毒不成功，就不回深圳了。」

我們都不相信，但一聽到他要回老家，還是開心的——他不在身邊，我們的生活就可以稍微安靜一些，不用在半夜看他把菜刀架在媽媽的脖子上，也聽不到他辱罵我們的聲音了。

爸爸回老家不到兩個星期，一天半夜，媽媽就接到了大伯的電話，讓她趕緊回去一趟，大致意思是說爸爸撐不了幾天了。這個結局似乎在媽媽的意料之中，只是她不清楚要回去待幾天。

為了保險起見，第二天，她買了一箱我們平時很想吃但捨不得買的方便麵，又留下100塊錢給胖阿姨，請她順便照顧我們姐弟。晚上，她背着黑色雙肩包，收拾了兩套衣服，交代了姐姐幾句話，就匆匆坐上了返鄉的長途車。

兩天後，我半夜迷迷糊糊地聽到媽媽和姐姐說話的聲音。早上醒來，媽媽真的回來了。她整個人看起來疲憊不堪，嘴角乾裂，眼睛浮腫，還有兩個明顯的黑眼圈。媽媽把我們喊到跟前，囁嚅地說：「他走了。」

我並不覺得難過，沒有流下一滴眼淚，甚至暗自慶幸——他再也不能折磨媽媽了。

媽媽接着說：「我到老家的時候，打開門，聞到房間裡臭得不得了，到處是黑色的大便。他穿的衣服很髒，床也很髒，我幫他換了一套衣服和床單，（髒的）拿到旁邊的河裡洗乾淨了。」

姐姐問：「他跟你有說話嗎？」

「沒說什麼，哪裡還有力氣說，半夜就走了。我把房子收拾了一下，將他的衣服和褲子都燒了就回來了。」

從此，我們從一家五口變成了一家四口，不變的是我們依舊居住在城中村。在深圳這個城市，依舊沒有屬於我們的一窗一門。

我們居住的那個村子裡，有個大叔已經吸毒三十幾年了，戒毒所進了又出，出了又進。他一直沒有正經工作，靠入屋盜竊、碰瓷、搶老人家的金耳飾來滿足自己的毒癮。每當我在大街上看到他頂着大大的黑眼圈，雙眼無神地騎單車，就會感慨自己足夠幸運。爸爸折磨我們的時間還相對比較短。

自從爸爸誤入歧途，我們家就不再是平常的家庭，合格父親的角色也是不存在的。那麼，他的缺位會不會是理想狀態呢？至少家裡是平靜的，我們不用再面對欺騙、辱罵和暴力。家人一起趟過泥潭之後，總慶幸現在的生活終歸平靜，我想，這或許比變得大富大貴更令人欣喜。

早年和媽媽一起打工的阿芳，現在已經做了老闆娘。她依靠丈夫的門面開了一家飯店，如今這家店在鎮上有口皆碑。從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芳姨現在過得很好，她住在別墅里，生日時女兒會給她彈奏鋼琴，結婚紀念日老公會給她買玫瑰花和金項鍊，兒子正在國外念書……因為擁有寵愛和財富，她看起來還宛如少女一般。

有一次，我忍不住問媽媽：「當時你為什麼不走，發現他吸毒你還不跑啊？」

媽媽笑了，說：「我能跑去哪？帶着你們三個能去哪裡啊？在深圳還能做個鐘點工養活你們，去別的地方也是人生地不熟。」

我開玩笑地說：「你可以扔下我們三個啊。」

「你們都是我十月懷胎生下來的，我做不出這樣的事情。他要是沒有錢買毒品，不知道他能幹出什麼事。」

感謝媽媽，她真的足夠堅強，面對拳打腳踢沒有哭泣，面對刀鋒架在脖子上也沒有畏懼，用自己的雙肩撐起了我們的家。

小時候，我常常想要一種超能力，不是點石成金，不是瞬間移動，而是能在媽媽身上實現世界上所有美好的祝福。她值得擁有一切美好，這輩子，最壞的苦果她都已經嘗過。

尾聲

大學畢業後，我成了一名社會工作者，目前的服務對象是街道的特定弱勢群體。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她們很好的引導者和支持者，不單單只有熱情，還有專業。

我想，這樣也是在實現曾老師和媽媽反覆跟我強調的要感恩社會、回饋社會的諾言吧。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編輯| 羅詩如 運營 | 梨梨 實習 | 崔袁

本文頭圖選自電影《小武》（1998），圖片與文章內容無關，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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