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2022年4月2日，太原，市民拍攝自閉症青少年的繪畫作品。（視覺中國 / 圖）

2022年7月，廣州，三名典型自閉症青年從大學畢業，一趟較常人艱難的升學之旅終於走到終點。

只有母親知道究竟有多不易。兒子確診後的十幾年裡，周圍的人總是勸說她放棄，但冬冬的媽媽廖麗娜一直堅持讓他在普通學校升學，而不是特殊學校。

典型自閉症，核心症狀包括存在一定的社交障礙、興趣較為局限、活動方式重複刻板，智力也可能存在一定缺陷。

「如果智商在60以上，在家長及特殊教育服務的支持下，是可以從高職畢業的；智力正常的阿斯伯格還有可能上普通大學或重點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特殊教育學院教授賀薈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根據廣州揚愛特殊孩子家長俱樂部（下稱「揚愛」）《2019年成年心智障礙人士就業狀況和需求調研報告》，2019年，在廣州的16-45歲心智障礙人士中，高中及以上學歷者為41%，這個比例在2012年是5%。

當中有多少人完成了高等教育，數據並不為人所知。但家庭和家庭之間點對點聯結的社群關係中，一個家庭的成功案例，會拯救另一個灰心、破碎的家庭。

「因為群體的特殊性，孩子如果『摘帽』後能正常上學，父母多數不會讓人知道他的病史。不過，關係好的家長，一般會相互交流。」五彩鹿自閉症康復中心的工作人員說。

在廖麗娜的視野中，過去十幾年，不斷有夥伴在升學的路上離開。在這個意義上，冬冬、森森、德仔，故事裡的三個青年，是少數幸運兒。

確診總是來得很突然，像晴天霹靂。

冬冬在兩歲多確診，前後大概五分鐘，填一張量表，就被宣判了結果——「這一看就是自閉症啊」。過去近二十年，廖麗娜仍然無法完全理解，「醫生都沒跟我們聊一聊，怎麼就判定了，憑什麼？」

但的確有蛛絲馬跡可循。家人叫冬冬的名字，他沒有回應，也沒有眼神交流；他玩拼圖不看圖案正反面，只關注凹凸的形狀能否拼到一起，有一次，把眼睛拼到了腳的位置。

在中國，自閉症受到關注的時間不算長。1982年，南京腦科醫院的陶國泰教授確診了中國第一例自閉症。

到了冬冬確診的2003年，自閉症在中國的普及程度仍然相當有限。雖然那時廖麗娜家裡已經有了電腦，可以上網，但她最初完全不知道自閉症是什麼，只從醫生那裡聽說，「這個病，沒有藥」。

絕望和焦慮，這是所有患兒父母得知孩子確診時的反應。德仔是在一歲九個月時確診的，母親黎麗在他確診之初天天以淚洗面，「頭髮一把一把地掉」。

相似的經歷讓家長尤其是母親們聚在一起。母親們的行動力總是驚人，很快，廖麗娜就加入自閉症「掃盲」培訓班，帶着冬冬參加康復訓練課程和各種活動。醫生發來一張自閉症訓練機構的名單，其中有以琳自閉症論壇的網址。她看着論壇中有許多家長討論孩子的禁食問題、訓練方法，知道自己不是單打獨鬥，心裡這才「不那麼慌了」。

信心會以任意一個故事降臨。黎麗清楚地記得，2003年9月15日，她在《現代育兒報》看到了一篇標題為《重度自閉兒顯露英語天分，皆因——愛，創造奇蹟》的文章，巧合的是，那天正好是德仔兩歲生日。黎麗立刻打電話給報社，幾經輾轉，最終聯繫到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兒童行為發育中心的鄒小兵教授。在鄒小兵的建議下，她開始調整心態，嘗試進行康復訓練。

一個穩定的學習環境對自閉症兒童的作用至關重要。確診之後，醫生給予廖麗娜的建議是讓冬冬儘快入園。「在集體生活中冬冬可以模仿、學習，能加強他與同齡小朋友的相處，鍛煉他的社會交往能力。」

冬冬的確取得了進步。三歲時，他終於能夠開始講話。只是，會對着媽媽，叫「爸爸」或者「叔叔」，三歲半之後才能將身邊人對上號。

要讓廖麗娜總結，她會說冬冬變化的原因有很多，自身神經的茁壯發育，幼兒園的環境，遊戲和互動課程。「核心的一點是，他一直在持之以恆地輸入，每天有各式各樣的人和他互動。」

但互動最多的人總是母親。森森的母親盧瑩，在兒子小學一年級時就從外企「退場」。德仔的母親黎麗，為此放棄了酒店管理的工作。廖麗娜是少數保留了自己工作的患兒母親，始終堅持了室內設計師的職業。

儘管政策越來越完備，但自閉症孩子要適應一個普通學校的規則，仍是個難題，家長群里為此發生的衝突從來不少。

小學時，廖麗娜和盧瑩聘請專職的特教助理。助理也被稱為影子老師，上課鈴響，影子老師會提醒孩子該進教室了。課堂上，影子老師又要提示孩子拿出對應的課本。有時，還需要幫助孩子和同學建立關係。

到了初中，學業壓力變大了，「學下來要掉一層皮」。2017年，新疆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副教授關文軍等人，在對自閉症兒童學業情況研究後發現，多數人很難達到普通學校的學業標準，並且，隨着年級升高，他們與普通學生的學業差距會越來越大。

初中的冬冬，成績在班上幾乎墊底。2017年中考前，甚至被班主任「勸退」，直接建議不要參加中考。

森森的智商只有62，學習這件事，對他而言更加吃力。2016年，森森的中考成績是205分，除掉體育60分，7門文化課的總分是145，盧瑩犯愁，要想三年後夠得上高職的最低投檔線還遙遙無期。

與同學相處的問題更加困擾。

德仔幾乎沒有朋友。同學們聊遊戲、聊追星，他沒什麼興趣，只有提到地鐵、高鐵和飛機時，他才會變得興奮。初中課堂上，有老師當着所有人的面，稱呼德仔為「傢伙」，德仔認為這個稱呼不禮貌，當場直接指出老師的錯誤。

所有溝通問題，都需要黎麗來一一解決。

為了隨時到學校處理各種「投訴」，從小學一年級到初中三年級，黎麗一直擔任班上的家委會成員。和家委會的其他家長一起為班級購買學習資料，組織班級的暑假親子游，甚至還幫其他家長接小孩。

2016年，廣州一位罕見病患者順利完成高考的新聞，在特殊孩子家長圈傳開。同時患有兩種先天性罕見疾病——軟骨發育不全和肝動脈門靜脈瘺的黃文康參加了高職高考，進入廣州現代信息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廖麗娜也想讓冬冬上大學。

實際上，這群孩子能攀得上的升學途徑其實並不少，包括高職高考、三二分段、自主招生。高職高考也叫「3+證書」考試，即高職招收中職畢業生時，學生必須具備一門專業技能證書，同時筆試考語文、數學、英語三科。三二分段即「中高職銜接三二分段」，在中職學校讀三年進行轉段考核，通過後可進入銜接的高職院校對應專業再讀兩年。自主招生則是高職院校自主招考。

幾條升學途徑都以職業教育為主。「職業教育重視動手操作能力，強調反覆又反覆的操作練習，不需要學習太多理論知識。」盧瑩解釋。

這些渠道並非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所準備，只是相對較低的門檻，讓他們在求學道路上有了選擇。

自閉症譜系中一些非典型患者擁有更多選擇，前提是家庭支持體系能讓他們堅持到完成高考。

2022年7月和三位青年一同畢業的，還有一名本科畢業生，他是阿斯伯格患者。他原本打算繼續攻讀研究生，但2021年12月第一次參加研究生招生考試未能上岸。「暫時不打算考了，以後可能會考慮去國外讀研」，這名畢業生的母親透露。

從左到右：2020年9月，森森在學校上課；2022年春節，德仔在家用軟件創作插畫；2022年7月，冬冬參與網上分享會。（受訪者 / 圖）

讓孩子上大學，是家長的想法，還是孩子也對大學抱有憧憬？

森森喜歡地鐵和電梯。他外出旅遊，手機拍的照片全是地鐵和電梯。「隨便打開一張照片，他能清楚說出這是哪個酒店的電梯，那是哪個城市的地鐵，雖然我看不出任何區別。」盧瑩笑道。

盧瑩「巧妙」地將森森的喜好和上大學聯繫起來。「為了外出旅遊看地鐵，他有強烈的工作賺錢的動機。我就告訴他，只有讀大學才能去寫字樓上班，才能賺更多錢。」

這招的確奏效。森森在職中三年級的時候選擇了「高考班」，而不是「就業班」。

初中畢業時的冬冬並不能準確說出自己喜歡的專業。不過，廖麗娜觀察發現，冬冬對視頻有着濃厚的興趣。「他在周末會自己帶着相機出去拍視頻。我們一家人出去騎行，他也能在偶遇的LED廣告大屏前站好久，直到爸爸催他，才願意離開。」

在徵詢冬冬的意見之後，廖麗娜決定讓冬冬走三二分段這條路，選擇中職學校的時候就瞄準了對口高職院校。

這些父母深知，要想上大學，需要趁早規劃和準備。

首先要選學校，孩子初三畢業之前，廖麗娜和黎麗結伴在廣州找可行的中職學校踩點探訪。進不去學校，她們就在校門口攔截出來的學生，了解校風、專業和招生情況。一所一所地打聽，才確定了適合的學校。

廖麗娜優先考慮的是學校的地理位置。「萬一有需要我處理的緊急事件，我可以最快地趕到學校。」廖麗娜說，如果學校有特教或者社工專業，對特殊孩子較為寬容，更是「錦上添花」。

還需要考慮成績。除了學校的日常課程，盧瑩為森森請了大學生家教輔導語文和英語。「其實只是把白天在課堂上學的內容鞏固一遍，不過，在一對一的學習環境當中，他可以保持更高的專注度。」盧瑩解釋。

她還自學中職數學。指數函數、對數函數、三角函數，把這些知識點一個一個理清楚，結合森森的理解能力，在周末親自輔導。

第一次高考輔導是2018年8月20日晚。盧瑩記得清楚，結束之後，她發了一條朋友圈：「第一晚複習就已經雞飛狗跳了，前兩年學的都已經全忘了。」

自閉症家庭之間常常慷慨地相互幫助。森森不會寫作文，語文只有二十多分。盧瑩向認識的一位語文老師請教，對方也是一位自閉症兒童家長。「既懂語文考試，也懂自閉症孩子。」

在那位語文老師的建議下，森森背誦了範文，在考試時將範文默寫下來。「即使文不對題，應該也有一點點基本分。」

最終，2019年8月，森森進入廣州現代信息工程職業技術學院；2020年8月，冬冬和德仔也考入廣東省外語藝術職業學院。

收到錄取通知書那一刻的喜悅可想而知。「從診斷時醫生判定的以後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到現在能讀到大學，覺得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黎麗感慨道。

上大學重要嗎？賀薈中認為，教育環境的穩定，對自閉症兒童的影響很大。

賀薈中的研究團隊在上海曾做過不少自閉症兒童的跟蹤案例，一名被診斷為典型自閉症的孩子讓她印象深刻。孩子早期智商只有六十多，團隊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干預，在他們長期的支持和服務下，上了普通高中，智商也提升到了116。

「希望這個學歷在找工作的時候，能夠幫助他們更上一個台階。」廖麗娜覺得，大學生活為冬冬打開了一扇與同齡人交流的窗戶，那種環境是無可比擬的。

但在盧瑩看來，上大學「只是個小甜點，而非必需品」。

「上大學是想讓他們過上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讓他們體驗大學生活的豐富多彩。」盧瑩畢業於中山大學國際貿易專業，她回憶自己的大學時光，「雖然不知道學了些什麼，但那些快樂的日子閃閃發光」。

自閉症孩子的大學，也沒有中學那麼艱難。德仔的畢業設計拿了優秀獎，冬冬在畢業的時候也拿到了年級綜評第一的成績。

大學期間，德仔沒有被老師和同學投訴過，這證明了他已經成長。黎麗說起來很驕傲，現在的德仔還有幾樣拿手菜：西蘭花炒牛肉、煎肉餅、韭黃炒蛋。

冬冬在大學學會了自己去找實習。在小餐吧做甜品、在物流中心卸貨、去中小學做新東方課程推廣。大學畢業之前，冬冬已經有了六份實習經歷。

現在，冬冬如願在「揚愛」做着他熱愛的視頻拍攝和剪輯的工作。德仔在一家特殊教育諮詢公司做繪本設計助理，他夢想着未來可以成為宮崎駿那樣的動漫大師。森森也應聘到了一所小學的文書職位。

冬冬入職那天，廖麗娜感嘆道：「20年前，冬冬確診時，我覺得我也沒有未來了，萬沒想到今天他也能像普通人一樣上班、工作、賺錢、生活。」

然而，能夠上大學的自閉症青年註定是少數，更多人又去了哪裡？

「即使特殊教育學校為他們的社會化發展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干預。但是，義務教育階段結束之後，由於高中階段或者職業教育的普及和發展程度還有待提高，特別是在不發達和欠發達地區，資源相對較少，服務體系沒有跟上，所以，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不少就待在家裡了。」賀薈中解釋。

謝潔莉在「揚愛」主要負責心智障礙青年的求學和就業工作，以她近兩三年的觀察，的確越來越多的自閉症青年考上大學，但更多孩子在初中或中職之後就留在家中，或被父母送去公益機構做一些簡單工作。

「越來越多」的數據是直觀的。森森之後，「2020年有五個，2021年有四個，今年聽說也有四個被錄取了。」列舉身邊這些數據時，盧瑩掰着指頭數着。

大學畢業後怎麼辦？這場艱難的闖關遊戲，下一關是就業。而森森或許不會知道，這份來之不易的小學文書工作，是盧瑩支付薪水，為兒子爭取到的社會化訓練。

（應受訪者要求，森森、冬冬、德仔、黎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