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書店三聯書情 - 今晚直播 | 桑本謙：法律的邏輯（第四講）－鑽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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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預告

書店裡的大學公開課第12季

理解常識：法律的邏輯

主講：桑本謙（中國海洋大學法學院院長）

第四講從「錘釘陷阱」到叢林世界:法律制度與多樣性紅利

時間：11月25日（周五）19:30-21:30

直播：三聯書店三聯書情視頻號

兩次產業革命改變了法律制度。歷經幾個世紀的持續調整，法律好不容易適應了兩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生活的變化，以互聯網為龍頭、由信息技術帶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又帶來了新的衝擊。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必然會帶來法律制度的變遷，人類的心理結構能否適應現在和未來迅速發展的信息技術？即使適應了，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運轉良好的社會不是嚴絲合縫的。機械、工程和有機體都不是嚴絲合縫的，社會尤其需要冗餘。但如今快速發展的信息技術卻大大壓縮了社會冗餘。如何在多樣性紅利和多樣性陷阱之間謀求適當的平衡，是對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艱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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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公平感與叢林法則

文 | 桑本謙

「最後通牒遊戲」（Ultimatum Game, UG）是個老生常談的心理學實驗。這個遊戲設計的場景是，有位慷慨的銀行家要給兩個人捐一筆錢。其中一人被稱為「提議者」（proposer），他可以提議如何分配，自己多得、平分或讓對方多得都可以。另一人是「回應者」（responder），他無權分配，也沒機會和提議者協商，但不滿意的話可以行使否決權。只要分配方案被否決，銀行家就會收回捐款，兩人分文無獲。

這個遊戲被不同實驗者重複了無數次，結果並不出人意料：提議者通常可以拿大頭，但不能太貪，倘若留給回應者的份額太小，分配方案就會慘遭否決。回應者的底線因人而異，不過按理說，即使份額非常小，哪怕只有1%，也應該欣然接受，再少總比沒有好啊，何苦非要搞個魚死網破損人不利己呢？只是因為分配不公嗎？

「公平感」的說法並不稀奇，每個人心中都有桿秤。神經科學家發現，面對不公平的分配，回應者的雙側前腦島和背外側前額葉皮層被顯著激活，這兩個腦區是相互矛盾的，前者製造負面情緒，後者負責情緒控制。當雙側前腦島的激活程度更高時——貌似情緒壓倒了理智——回應者就會行使否決權。

損人不利己的做法看似不理性，但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群體規模上的不理性往往隱藏着進化意義上的深謀遠慮，因而時間尺度至關重要。所謂「獲利再小總比沒有好」只是短視的算計，放眼未來就不一樣了。倘若這一次我選擇了逆來順受，那麼下一次你多半還要得寸進尺。而如果我一怒之下掀了桌子，代價自然是難免的，但只要你的損失更慘重，你就會吸取教訓，知道我不是好欺負的，在未來遇到類似情形時有所顧忌，那麼我獲得的長遠收益將足以補償眼前這點損失。

公平和效率的衝突可以在時間維度上化解，只要把未來利益計算在內，兩者在任何時間點都沒有衝突可言。其實所謂「公平和效率的衝突」，作為一個論題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兩個概念不是可以並列的。如果說「公平腦」可以矯正短視的決策，那麼原則上只要「效率腦」的算力足夠強大，無需前者參與也能做出同樣正確的選擇，但人類進化出公平腦卻可以減輕計算的負擔，節省能量的消耗，而這恰恰說明公平腦以及相應的「公平感」——如果有的話——在進化根源上也是效率指向的。

「最後通牒遊戲」真的驗證了人類擁有公平感嗎？答案不取決於實驗結果，而取決於對實驗結果的描述。公平與否只是個主觀判斷，評價分配方案的客觀尺度是分配差。如果我們把雙方均分定義為「零差」；那麼以零差為基準，當提議者少得時，回應者就會收穫「正差」；當提議者多得時，回應者就要遭遇「負差」。

實驗結果顯示：負差越大，回應者的負面情緒反應越強烈；而當負差變小、接近於零甚或出現正差時，回應者就會破涕為笑（此時左側杏仁核、眶額葉皮層、腹內側前額葉和腹側紋狀體等負責獎賞的腦區被激活了），並且正差越大越開心。雖然正差和負差同屬分配不公，但回應者的情緒反應卻截然相反，表現為「負差厭惡」和「正差偏好」。看到了吧，拋棄公平的概念反倒可以更好地描述實驗結果。

當然，正差在實驗中很少見，也因此被實驗者忽略了，然而忽略正差恰是產生誤會的根源。其實正差少見本身就是問題，為什麼提議者很少會留給回應者超過一半的份額？答案是提議者清楚他手中有大牌。分配權和否決權是不等價的，前者既可以成事也可以敗事，後者卻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回應者之所以會接受低於一半的份額，是因為他清楚自己手裡只有一張小牌。

只要不把公平狹義地界定為平等，我們就會發現，人們認同的公平標準其實已經向「實力界定權利」的叢林法則做出了妥協。因而，如果說「最後通牒遊戲」驗證了「公道自在人心」，那麼也可以說一同被驗證的還有「叢林法則深入骨髓」。

指引人類決策的所有法則都指向利益，不可能存在獨立於「手段符合目標」的公平法則，否則就亂套了。回應者的負面情緒和正面情緒只相當於目標函數中的不同變量，這和我們打針時痛感神經製造的疼痛感或享受美食後快感神經製造的歡欣感沒什麼原則性區別，無非效率法則下的加數和減數而已。生活中有太多的忍痛割愛、逆來順受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相比之下回應者在面對分配不公時的內心傷痛和糾結實在不值得另眼相看。

《老無所依》劇照

假設我飢腸轆轆時耗盡力氣幫你把一大堆紅薯運回了家，指望着你能分幾個給我至少可以讓我飽餐一頓，不料你對我的回報卻只是小小的一塊。簡直欺人太甚！我的雙側前腦島被瞬間激活，腎上腺素和睾酮隨之瀰漫全身，我真想怒吼一聲把這小塊紅薯丟在你的臉上，只可憐我的血糖水平實在太低了，消化系統的神經迴路頻頻發出紅色警報，飢餓最終壓倒了一切。面對現實，我冷靜了下來，默默地把這塊紅薯吞進肚子裡。活下來才是硬道理，受不了眼前的苟且，哪來的詩和遠方？

不過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恥辱和憤怒將長久保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將來你若是再遇到麻煩可不能指望我出手相助了，沒準兒我還要落井下石，或者另尋機會向你討回公道。當然，我的真實目標不是公道而是利益。着眼於長遠利益，憤怒作為情緒反應是不可或缺的，我可以忍怒，不可以無怒，否則我很難建立起避免類似傷害的長效機制，除非我擁有強大的計算能力，但計算是很耗能的。

「獨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 DG）的實驗結果表明了提議者確實可以對回應者的憤怒做出積極的回應。作為「最後通牒遊戲」的修改版，遊戲規則的變化只是取消了回應者的否決權，提議者因此升級為「獨裁者」（dictator）。儘管獨裁者可以無所顧忌地獨吞全部捐款，但實驗結果表明他通常不會這麼做，而是留給回應者一個小份額。

一旦進化過程中的教訓進入基因編程，獨裁者就會不由自主地慷慨起來，當然慷慨的根源還是忌憚回應者的憤怒和懲罰。雖然懲罰是機會主義的，但憤怒卻是制度性的，他人的憤怒就是自己的風險，更何況總有人反應過激。為什麼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公道的行為總能贏得喝彩？因為殉道者為懲罰和阻止某些獨裁者的貪婪做出了遠超平均水平的貢獻。

貪婪，其實也包括吝嗇，在進化過程中都屬於優勢基因，畢竟開源和節流有利於積累財富；但過度貪婪或過度吝嗇卻會招來嫉恨，所以人性中還要添進適度的慷慨去化解那些人際險情。美德的基礎往往都是血的教訓，我猜測世界上有相當比例的捐贈屬於富人的安全投資，儘管我們更願意稱之為「慈善」。

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不患寡而患寡於人」，因為不均包含了負差和正差。不均只是外部刺激，而對於情緒反應的解說，則與其說公平感受挫，不如說嫉妒心被激活，因為後一種解說除了「負差厭惡」還能容得下「正差偏好」，「不患寡而患寡於人」也因此有了下文——「不求多而求多於人」。

嫉妒心是應對同類競爭的一種風險意識，它和進取心是一對孿生姐妹，兩者都致力於減少負差或增加正差。我們必須時刻防範風險，但風險未必來自出沒的野獸、有毒的蘑菇或是惡劣的環境和天氣。有時候，甚至更多時候，風險來自我們的同類。暴力競爭固然事關生死，但有時非暴力的競爭也會你死我活——當你和同伴被一頭熊追逐時，你不需要跑過熊而只需要跑過自己的同伴。回應者不會嫉妒銀行家，因為在他眼裡銀行家屬於另一個物種，正差和負差的變化在邊際上可以忽略不計。

世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即使大家一直都能和平共處，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徹底寄託於別人的美德和善良意圖。意圖說變就變，且容易隱藏，而實現意圖的實力卻是透明且穩定。更何況「身懷利器，殺心自起」，實力是野心膨脹的春藥，有誰生下來就想着一統江湖或稱王稱霸呢，但實力變了想法就會變。跟蹤別人的意圖不如跟蹤別人的實力，那些在生態競爭中對他人的實力增長保持足夠警惕——因而進化出了嫉妒心——的人們更可能成功擴散自己的基因。

你好我好未必大家都好，如果我好但你更好，那麼相對而言我的境況可能會變糟。假定武器供應商贈給你一把鋒利的刺刀但卻同時給你的鄰居們裝備了槍支彈藥，你心裡是什麼滋味？如果萬能的神燈讓你年輕五歲但同時又讓你周圍的女生永葆青春，你心裡又是什麼滋味？推己及人，你就明白了那個決定發動價格戰、貿易戰或軍備競賽的人心裡是怎麼想的。

在最後通牒遊戲中，貌似雙贏的分配方案可能只是徒有其表，因為分配不均改變了雙方的實力差距。無論是增加負差還是減少正差，回應者都要因此承受更高的競爭風險，倘若風險損失足以淹沒那點微不足道的獲利，那麼行使否決權依然是高度理性的選擇。雖然回應者沒心思去計算風險，但積澱在基因里的嫉妒心卻能隨時拉響警報。

不能忘記「他人是地獄」，因此防人之心不可無。可既然忘戰必危，殺死對手不是可以一勞永逸地解除警報嗎？或者乾脆把他吃掉？

《紳士們》劇照

公元626年7月2日，長安城內發生了一起慘劇。秦王李世民糾集人馬在玄武門設下埋伏，殺死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齊王李元吉，期間只遇到了微弱的抵抗。這是一起宮廷政變，李世民登基後迅速下令將太子和齊王的兒子們悉數殺盡，還把他們的妻妾充入自己的後宮。「玄武門之變」的起因，據說是李建成和李元吉打算對李世民提前下手卻走漏了風聲，但顯然李世民更早對他的兄弟們構成了威脅。

人類歷史上那些戰爭和殺戮並非全部出於仇恨。雖說資源稀缺會導致衝突，但在資源還沒有稀缺到你死我活的時候，相互殘殺就已先發生了。哪怕僅僅是為了追求安全——當然不能忽略對手也會追求安全，並且可能為了追求安全而威脅自己——最保險的策略也應該消滅對手，並且最好先下手為強。

為追求自身安全而殺戮同類乃至近親的做法，並非人類的首創。鯊魚是天生的殺戮機器，它們在娘胎里就斗得你死我活了。很多猛禽的巢穴就是戰場，長大後飛出巢穴的那隻雕，很可能是戰場上唯一的倖存者，因為在此之前它吃掉了自己的兄弟姐妹。獅子和黑猩猩都是群居動物，其群體首領甚至學會了斬草除根。向前任首領的後代下毒手，可以讓母獸儘快重新發情，繁殖更多自己的後代，從而長期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回頭再看「玄武門之變」，我們會覺得那不僅是政治角逐場上的按理出牌，而且是生命圈裡古老暴力策略在人類歷史上的一次故伎重演。

暴力卻是生態競爭的必然產物。那些率先進化出尖牙利爪、裝備了堅硬犄角或致命毒液的動物無疑會獲得生存競爭的優勢。既然暴力可以用於捕殺獵物，就沒有理由不用於同類競爭。近親之間相殺相食實在是太殘忍了，但也恰恰是殘忍的天性讓鯊魚和猛禽成為生態競爭的贏家，它們繁殖了更多後代，並且它們的後代也更殘忍。於是殘忍擴展為一種群體規模的生存戰略，優勝劣汰因此加快了速度。持續的暴力競爭還讓整個種群變得兇猛強悍，鯊魚和猛禽之所以能爬上自然界的頂級生態位，靠的可不是嬉戲和玩耍。

倘若暴力競爭是個遴選機制，那麼天下太平就難免成為甜蜜的陷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進化的時間尺度上，對於一個物種而言，「讓世界充滿愛」沒準兒是個詛咒（我們姑且稱之為「和平詛咒」），而真誠的祝福則更可能是「願暴力與你同在」。

如果李世民能未卜先知，知道自己的兒子高宗李治生性怯弱，優柔寡斷，最終大權旁落，那麼，除了慶幸自己在「玄武門之變」中的殺伐決斷，他還會感慨生子如羊，不如生子如黑猩猩。

黑猩猩是人類的近親，幾十隻或上百隻群居在一起，有自己的領地。靈長類動物學家發現，當一群雄性黑猩猩遇到數量很少、尤其是單只來自其他群體的雄性黑猩猩時，它們通常會利用數量優勢迅速圍攻，合作完成殺戮。遇害的黑猩猩先是被按在地上，繼而被扭斷四肢，掐斷氣管，咬斷腳趾和生殖器，直到整個身體被撕成碎片。通過一次次偷襲，黑猩猩能殺光鄰近群體中所有的雄性黑猩猩，這樣殘暴的屠殺簡直就是種族滅絕。

如果我們想了解人類祖先的暴力行為，黑猩猩可以提供一面鏡子，另一面鏡子是倭黑猩猩，兩種猩猩在600萬年前和人類擁有共同的祖先。與殘忍的黑猩猩不同，倭黑猩猩卻生性溫和的，雄性之間很少發生致命的爭鬥，即使偶爾爭鬥也是點到為止。

其實生物圈裡不乏和平愛好者，鴿子就是和平的象徵，但所謂愛好和平，也只是缺少暴力技能或致命武器而已。植物世界裡沒有暴力，那是因為仙人掌和毒蘑菇不會奔跑和運動。

倭黑猩猩長得很奇怪，頭頸細小，體態輕盈，兩性體型差異不大，這些解剖學上的幼態化特徵似乎表明，倭黑猩猩是一群退化了的猿猴。它們喪失了暴力技能，下滑到食物鏈下游，變成了素食動物，並且已經瀕危了。倭黑猩猩何以落得如此下場，我們不得而知，但不排除「和平詛咒」降臨到了它們頭上。

人類可不是吃素的，這值得慶幸。雖然沒有尖牙利爪，也算不上孔武有力，但如今的人類卻是這個星球上不折不扣的暴力冠軍，堪稱暴力技能和暴力策略的集大成者，在其他動物眼裡簡直就是超級怪獸。

直到7萬年前，人類還只是個默默無聞的邊緣物種，以幾十人或至多上百人的規模群居，靠打獵和採集維持生計。人吃人的慘劇肯定發生過，甚至可能很頻繁，以至於影響了人類的進化——我們的染色體組中包含了某些抗朊病毒疾病的基因，而這些基因恰恰是通過同類相食來傳播的。禁食人肉肯定是因為擺脫了饑饉。人類獵殺動物的技能不斷刷新，從生物鏈的中游一路殺到頂端，所到之處大型動物幾乎被趕盡殺絕。人類的崛起，是這個星球上的一場生態災難。

人類歷史上不乏戰爭和殺戮，如今擁有了足以摧毀整個生物圈的力量，但所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都不是瞄準獵物，而是瞄準人類自身。目前卻是歲月靜好，地球上絕大多數人都能生活在安寧祥和的城市和鄉村，每年死於戰亂和兇殺的人數甚至比自殺的人數還要少。

面對這些相互矛盾的事實，我們不禁要問：人類的天性究竟是愛好和平還是喜歡殺戮？關於人性善惡的古老哲學問題，在現代生物學的語境中可以被置換為，人類在天性上更接近於倭黑猩猩還是黑猩猩？如果答案是前者，那麼友善就是人類在群居狀態中的默認選項，我們需要解釋暴力是怎樣發生的；如果答案是後者，那麼暴力就是默認選項，我們需要解釋和平是怎樣出現的。

《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劇照

如果鄰居家的小伙子酒後打傷了我的弟弟，這事兒可不能善罷甘休，找機會我非要教訓他一頓不可，但沒人認為我會殺死他。大家覺得我理智健全，即使下手也會有分寸，即使沒分寸也不至於鬧出人命。「理智健全」的含義不是說我知道殺人犯法並且清楚後果很嚴重，而僅僅是說我不是個瘋子。殺人？別開玩笑了，想想都覺得毛骨悚然。

倘若做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絕大多數人都會覺得自己天性善良，別說殺人，就連殺只雞都難免於心不忍。很多人甚至見血就會暈倒，和他們相比，屠夫和外科醫生已經顯得心狠手辣，更別提劊子手了。如果有人報告說他會以殺戮為樂，或喜歡一根根拔掉小鳥的羽毛，那麼他更應該去的地方就是醫院而不是牢房。

諸如此類的反省和觀察很容易讓我們認同人性本善的觀念。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而且「非由外鑠也，我固有之也」。有生物學家提出人類在天性上更接近於倭黑猩猩而非黑猩猩，自相殘殺並不根深蒂固，人類社會的暴力更可能是特定文化而非物種進化的產物。如果你覺得這個說法漏洞百出，就很可能跳到另一個立場，認為人類就像黑猩猩一樣天性嗜血，好在文明改變了人類的天性，讓人類脫胎換骨，從野獸變成了人。但問題是，黑猩猩就是天生的嗜血動物嗎？

當兩群黑猩猩在領地邊緣地帶相遇時，它們尖叫、低吼、搖動樹枝甚至向對方扔東西，但這些充滿敵意的互動不過是虛張聲勢。相持一段時間後，弱勢的一方就會主動逃遁。勢均力敵的情況下，任何一方都不敢輕舉妄動。黑猩猩的殺戮是策略性的，通常只發生在雙方實力懸殊（大致需要3對1以上）的時候，伏擊和偷襲都是悄無聲息的。

黑猩猩使用暴力都會講究策略，何況聰明的人類。其實策略不需要聰明，因為進化可以替代智力。天性本身就是一種策略，或說是一種進化的算法。無論體現為基因操控的本能反應，還是出自於大腦主導的理性思考，其算法的功能和邏輯都是一樣的。如此看來，區分先天和後天、固有和外鑠、文化和進化其實意義不大。

進化生物學家所說的「先天策略」只是個討論起點，是個可以任意確定的極端選項。極端選項都是不穩定的，相當於鐘擺的兩端；自然選擇的鐘擺固定下來的位置，叫做「集體穩定策略」，它是群居物種個體互動而產生的一個博弈均衡解。

我們可以假設一個彼此友善的世界，沒有人有動機去使用暴力，但這個靜好的世界經不起歲月的蹂躪。如果有人在進化過程中變得殘忍了一點，他就會獲得競爭優勢，先天的友善策略因此被後天的殘忍策略入侵，優勝劣汰的結果是整個種群從善良趨向於殘忍；而一旦出現了殘忍競爭，就只有最殘忍的基因才能成功擴散。但若極度殘忍成了所有人的天性，自然選擇的鐘擺就從一端擺向了另一端。

忘戰必危，好戰必亡，過度殘忍的種群同樣難以為繼。極端善良和極端殘忍的先天策略都是不穩定的，自然選擇的鐘擺左右搖擺，最終會固定下來的位置應該是適度善良和適度殘忍的動態交融，「以牙還牙」就是善惡交融的典型策略。

儘管實際的演化過程要複雜得多，但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關於人性善惡的爭論，並不像長期以來人們所認為的那麼重要。無論秉持那種立場，都不影響我們對於人性的認知，甚至不影響我們對於人性的描述，而只是改變了描述人性的順序——以鐘擺的任何一端作為描述的起點，最終都要回到那個穩定的位置，性惡論和性善論在此相遇並握手言和。

考慮到大腦和基因都是數據處理器，我們無需糾結決策指令來自哪裡，搞清楚指引決策的算法就足夠了。而一旦擺脫了主體的限制，思路也就徹底打開了，我們會發現生命世界的算法居然出奇地單調，只不過執行算法的主體變化無窮，覆蓋了不同規模的生命系統，從基因、細胞和有機體一直到黑幫和帝國。對比一下「玄武門之變」中的伏擊和黑猩猩種群中的偷襲，以眾暴寡乃是同類相殺的經典操作。

但即使有必勝的把握，消滅對手也通常不是最優選項。敵人和朋友可以角色互換。今天你和我來爭奪一隻野兔，明天我們就需要合夥去對付一頭熊，群居本身就說明了合作的收益大於敵對的損失，並且群居還創造了一種複雜的局面——敵人之外還有敵人，並且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假定你、我、他三個人相互為敵，如果我殺死了他，這可能對我有利，但同時也為你剪除了一個對手，沒準兒對你更有利；而如果我因此遍體鱗傷，你就更可以坐收漁翁之利。如果事先預料到這個後果，那麼即使雙方的暴力衝突不可避免，彼此之間也會有所節制。而只要我和他都發現你才是更強大的敵人，我們可能一開始就會儘量避免衝突，甚至可能設法結盟去共同對付你。但殺死你未必符合我們的利益，因為還要考慮更強大的敵人。

時間的延續加之對手數量的增加都會改變暴力策略，朋友和敵人之間的界限也因此變得模糊不清。而當所有人都要爭取朋友、減少敵人的時候，生態競爭就不再是單純的暴力競爭了，硬實力之外還要比拼軟實力。

黑猩猩種群中的首領不見非得是個暴力冠軍，亞軍照樣可能當老大，因為排名第三的雄性黑猩猩的態度至關重要。老三無力角逐首領的位置，但支持老二當老大卻有利於提升自己的地位。黑猩猩都懂得「與弱者結盟」，人類把這個策略發揚光大就不足為怪了。綠林好漢的鋤強扶弱，早期帝國的打擊豪強以及現代國家的反壟斷，還有宮廷政治中的左右逢源以及外交政策中的光榮孤立和離岸平衡，這些手段和政策令人眼花繚亂，但細看則是如出一轍。

生態競爭的複雜性讓暴力本身就成了制約暴力的力量。人類天性中當然少不了嗜血的成分，但若過度嗜血會導致自取滅亡，那麼人性中克制暴力的成分終究還是要進化出來。神經生物學家在實驗室里送來了好消息，他們發現，人類在觀看他人（也包括許多動物）受到傷害時，會出現遭受同樣傷害的神經反應。這是移情的證據，也是同情心的基礎，孟子很早就把它叫做「惻隱之心」。

只要他人的痛苦會引起自己的痛苦，那麼即使完全考慮自身的利益，我們也不會無視他人的疾苦。哪怕在施暴過程中，惻隱之心也不會徹底麻木，它可以讓士兵在開槍時將槍口抬高一寸，也可以讓罪犯在行兇時將刀刃刺淺一厘。警方提出報告說，在持刀行兇的案件中，受害人的衣服越厚越可能遭受致命的刀傷。因此建議人們（當然是男人們）在對抗持刀歹徒時，乾脆脫掉上衣，赤裸上身，然後用衣服纏住雙手。這麼做的許多好處之一，就是讓歹徒面對一個活生生的肉體時下手有所顧忌。

雖說「人性本惡，其善必偽」，但其實策略意義上的人性無所謂真偽，畢竟殘忍與友善都是為了自己的安危。至少在目標層面上，無論消滅你還是愛上你，都確實與你無關。

《疤面煞星》劇照

如果把同情看作人性中的天使，那麼仇恨差不多就是人性中的惡魔了。歷史學家很容易找到證據說，戰爭和屠殺的發動者不見得出於精心的算計，很多時候是被仇恨沖昏了頭腦。

儘管事後看1941年美國向日本宣戰是個非常明智的決策，但若回想一下珍珠港被襲擊之後美國人民的情緒反應，就發現當時除了戰爭之外根本就沒有其他的選擇。「9.11」之後，華盛頓認為軍事打擊阿富汗是有效的反恐舉措，但同樣不能忽視憤怒情緒的推波助瀾。3000多人遇難非同小可，政府和軍方沒點大動作是收不了場的。但要按本拉登在其「告美國人民書」里的說法，恐怖襲擊本身也是仇恨的產物。

想想早期的部族仇殺和十字軍東征，再想想現在的黑幫火併和暴力犯罪，世界上有多少暴力和仇恨無關？

即使原本無冤無仇，攻擊者也會努力製造仇恨的理由——以此鼓舞士氣、強化動機或消除愧疚（如果有的話），但這種心理本身就說明了仇恨作為暴力藉口在人們潛意識中的正當性。「狼的憤怒是因為想逃跑的那隻羊實在是居心險惡」，玩笑話里隱藏了真諦。

既然仇恨就是暴力的引擎，那麼為了和平我們是不是應該祈禱一個沒有仇恨的世界？問題的答案似是而非。電影《甘地傳》的海報上寫着一句話：「以眼還眼只會導致的一個全盲的世界」，但這話其實經不起推敲，無需利用計算機去做個演化模擬（儘管已經有人做了），我們只用腦子想一想就知道，以眼還眼非但不會讓世界全盲，反而能保護絕大多數眼睛免遭傷害。

以暴制暴的道理非常簡單，如果事先預見到我會報復，那麼你一開始就可能放棄挑釁的念頭。但報復必須是可置信的威脅，因此憤怒的激情不可或缺，我可以忍怒，不可以無怒，不計後果的報復行為看似被憤怒沖昏了頭腦，但在進化算法裡，激情壓倒理智反而有助於建立起防範挑釁的長效機制；而面對挑釁無動於衷，則勢必會讓一個人在前政治社會徹底喪失防禦能力。

自然選擇最終賦予了我們憤怒的本能。在奮力反擊的瞬間，我的心跳加快，臉色發白，精神亢奮，力量驟增，全身的血液集中到四肢，意識中除了殘酷的天性一片空白。這種反應看上去就很可怕，但更可怕的不是寫在臉上的憤怒，而是記在心裡的仇恨。恐懼是暴力的最後一道心理圍欄。斬草除根反應的是對復仇的恐懼，只要播下仇恨的種子，誰知道它在哪個地方、什麼時間生根發芽？

電影《守法公民》以精彩的劇情展示了復仇的邏輯及其與刑事司法制度之間的張力和衝突。主人公克萊德·謝爾頓被兩個暴徒襲擊之後眼看着妻子和女兒遭到殘害，悲痛和憤怒難以言述。原本指望法律可以還他一個公道，只可惜證據不足，暴徒在律師的幫助下鑽了法律的空子，結果是從犯被判了10年監禁，而真正的兇手卻一直逍遙法外。但絕望的克萊德把仇恨記在了心裡。然後呢，果然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隱忍了十年的克萊德開始實施他縝密的復仇計劃。

《守法公民》劇照

復仇的場面相當血腥，但作為觀眾，我們確實被克萊德肢解兇手的精巧設計給爽到了。電影編導利用了我們的移情天性，讓我們和主人公感同身受，在一起經歷憤怒和絕望之後，又一同分享復仇的快感。原始的復仇衝動在現代法治社會裡幾乎沒有發泄的機會，但電影編導卻給我們提供了一次替代性的滿足。

克萊德的臉上沒有喜悅。角色設計不允許他的台詞像阿格硫斯那樣直白（「復仇的感覺甜如密」），也不可能像夏洛克那樣膚淺（「即使他的肉不好吃，也至少可以讓我出了這口惡氣」），更不可能像柯里昂那樣老謀深算（「復仇的菜等到涼了的時候吃才有味道」），克萊德只能淡淡說一句：「我只想喚醒某些人的記憶」。

但若電影鏡頭藉助神經影像學技術（FMRI）去掃描克萊德的大腦，我們就會發現他的言不由衷，因為在核磁功能性成像顯示，他的左側杏仁核、眶額葉皮層、腹內側前額葉和腹側紋狀體等負責獎賞的腦區閃閃發亮。

復仇的神經反應是個非常複雜的機制，復仇之路可能很漫長，只靠憤怒和仇恨解決不了虎頭蛇尾甚至有始無終，加上事後的獎賞才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基因圈套。

但克萊德的復仇之路走得太遠了。殺死暴徒之後，他又殺死了辯護律師和主審法官。雖然這兩個人都不乾淨，但罪不至死，劇情至此開始反轉。作為觀眾，我們開始覺得克萊德的復仇過分了，而當看到善良無辜的女檢察官助手被炸死之後，我們忍不住憤怒了。克萊德的形象從英雄變成了殺人惡魔，雖然信誓旦旦說他的復仇計劃指向腐朽的司法制度，但我們的道德直覺卻不會因此認可他的濫殺無辜。

編導不僅利用了我們的移情天性，而且利用了我們的道德直覺。道德直覺就像一把尺子，可用以衡量罪責與懲罰；如果罪與罰之間明顯不相稱，道德直覺讓會我們產生不滿、厭惡或憤怒。雖然我們的道德直覺相當複雜，但大體上符合「以牙還牙」的邏輯。請注意「以牙還牙」是「以一牙還一牙」而非「以一牙還兩牙」或「以兩牙還一牙」，換言之「以毛還牙」或「以眼還牙」都違背了「以牙還牙」，前者失之輕縱，後者過於嚴苛。由此我們看到了「罪刑相適應」的萌芽。

至於人類的道德直覺有多少成分屬於基因編程又有多少成分屬於大腦認知，這個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德直覺本身的功能和邏輯。人類的道德直覺也是一個進化算法，這個算法致力於用合理的懲罰去阻止他人的侵犯。那些在進化過程中恰好捕獲到了最優算法的個體和群體，爭取到了生態競爭的優勢——這與那些操控螞蟻或射水魚行為的基因如果恰好吻合了物理定律和數學邏輯就能獲得成功擴散的機會是一樣的道理。算法的合理性與執行算法的生命體（包括基因、細胞、生物有機體乃至整個社會）是否有清醒意識和計算能力沒有關係。

在缺乏專業化法學知識的條件下，立法者只能依靠道德直覺去制定法律。但即使僅僅依靠道德直覺，立法者也能制定出一部比較完備的「復仇法典」（參看《漢穆拉比法典》），復仇法典的基礎性邏輯就是「以牙還牙」的生態法則。霍姆斯很早就說法律起源於復仇，這的確是個相當敏銳的洞察。

「以牙還牙」的演化過程有點複雜，這個話題留待以後再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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