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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能夠發揮分析預測、降低成本、模式創新等作用，而數據的核心價值在於效率。引入數據要素，可以提升預測效率以獲得更為有價值的結果，可以提升組織效率以降低生產經營成本。數據治理的目的是正確引導效率，一方面是提高效率以釋放更多的價值；另一方面是規範效率以避免可能產生的負外部性。數據治理包含特定的框架，數據安全、用戶保護和價值釋放。數據安全和用戶保護都是為了規範效率，屬於制動系統；而價值釋放是為了提升效率，屬於動力系統。由此而言，數據法治要充分發揮保障性功能和作用，主要面臨兩方面的關鍵任務，一是通過數據法治建設持續規範發展；二是創新數據法治制度設計構建，促進數據要素價值釋放和模式變革。從第一項任務來看，主要目標是解決「在發展中規範」的問題。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我國總體按照既定立法規劃，圍繞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等數據治理關鍵問題，推進數據法治建設工作，出台了《數據安全法》以維護數據安全，出台了《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保護用戶權益。這兩部法律均通過規制性立法思路來保證產業效率處於合理水平，防止效率過於優先而損害了公平。《數據安全法》起草說明中指出，「當前，各類數據的擁有主體多樣，處理活動複雜，安全風險加大」。《個人信息保護法》起草說明中指出，「一些企業、機構甚至個人，從商業利益等出發，隨意收集、違法獲取、過度使用、非法買賣個人信息，利用個人信息侵擾人民群眾生活安寧、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等問題仍十分突出」。國家安全機關披露的一系列數據安全案件，直觀反映了數據安全的現實風險。日常生活中，隨着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成熟和普及，個人信息濫采濫用現象十分普遍。數據處理、個人信息處理活動「野蠻生長」雖然帶來較大的短期經濟利益，但是唯效率至上的產業發展，影響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公平感，侵犯了用戶合法權益，甚至給國家安全帶來風險隱患。隨着《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出台，數據處理、個人信息處理等活動具備了有效的制動系統。按照兩部法律要求，數據處理、個人信息處理等活動的主要制度要求都已經確定，如重要數據管理、個人信息權益保護、跨境數據流動等都已經在法律層面作出了規範。可以說，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數據法治建設中的安全保障任務。然而，基於數據的虛擬性、抽象性特點，數據治理天然具有爭議性。當前而言，對《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的預期性、確定性的訴求較多，企業普遍反映合規壓力較大，變量大且成本高。從安全保障層面，數據法治建設的關鍵任務是加快出台配套法律規定，進一步完善體系建設，充分發揮法律的指引性作用。具體來看有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確定或釐清關鍵概念，包括重要數據的範圍、個人信息匿名化的具體要求、個人在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中的權利如何具體實現以及「守門人」的界定和具體義務等。二是備齊主要法律工具，在數字全球化的背景下，最為重要的是跨境數據流動問題。《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在《網絡安全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堅持和拓展了數據出境路徑，包括安全評估、保護認證、標準合同等，目前安全評估已經明確了具體配套，仍需要對其他出境路徑以及必要的例外情形作出配套制度安排。三是落實細化制度。《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中規定了很多立法授權性條款，對於個人信息轉移、人臉識別、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應用、處理敏感個人信息等，都需要進一步開展細化立法工作。從第二項任務來看，主要目標是解決「在規範中發展」的問題。從宏觀視角看，圍繞數據價值釋放開展數據法治建設工作非常有必要。今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時強調：「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其中，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是促進數據價值釋放的關鍵，經過長期討論，形成了不同的制度解決方案。具體到法治領域，首先應當處理好法與法銜接的問題，即如何在已有《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前提下，進行數據要素價值化的法律制度構建。就當前釋放數據價值而言，數據法治建設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通過立法確定數據基礎設施的地位，從而確定數據承載的基礎硬件；二是從要素角度考慮如何實現市場配置問題，理想情況下直接解決數據權屬問題，或通過間接方式解決數據如何流動的規則，而不深入挑戰權屬命題；三是在地方先行先試的基礎上，確定國家層面數據體制機制，考慮構建國家數據資源調查制度，按照「東數西算」部署安排，統籌數據資源管理和分配。除了面向安全與發展的兩項重要任務，還有更為重要的任務，就是充分研究和確定數據法治在網絡法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網絡法治建設的對象包括數據、算法和平台，有關數據法治建設應該在網絡法治構建的大框架下設計和推進，以保證整體網絡法治體系的有機協調。（來源：人民郵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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