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藍色大門》20年，我們變成什麼樣的大人了？－鑽石舞台

很難說，多年以前的我們閉上眼時，能否想象到自己現在的模樣，但如今的我們重新合眼，一定能想起青春時期未曾被磨損時，最明亮和純真的部分。20年過去了，再看《藍色大門》，並非迷戀青春本身，而是讓我們回憶起，十六七歲的我們是怎麼期待未來的，豐沛的希望感後來是怎麼消減的，從而審視和校準當下的生活。

文｜畫眉

編輯｜姚璐

圖｜《藍色大門》（除特殊標註外）

今年上線的旅行綜藝《極島森林》里，一對好朋友——陳柏霖和桂綸鎂再度重聚。

整段露營生活，他們的動作和反應透露着充足的默契。見上桂綸鎂的前幾分鐘，陳柏霖沒頭沒腦地問，「哎，你還記得我們最後一句話是什麼嗎？」桂綸鎂迅速接上，「最後我們都沒有變成自己討厭的大人。」

屏幕前的觀眾，也和他們一樣默契。大家都知道，他們在說的，是20年前的那部電影。到了早晨，桂綸鎂走出帳篷，面對着山，和陳柏霖站在一起，兩人無聲搖擺起了肩膀，如同《藍色大門》他們在沙灘跳舞那一幕。

旅行臨近結束，桂綸鎂為陳柏霖準備了一個植物手環作為禮物，材料是她一路上採集的藤蔓。她特別用了一個夾鏈袋，吹了鼓鼓的氣，把這個手鍊放進袋子，怕這個脆弱的手環被自己壓壞。她把它比作她和陳柏霖在這20年的友誼，「像這樣一個容易脆裂或消逝的東西，它是需要被細心呵護的，也有點像是這一段很難得的情誼，就是我想我們在這20年來，我們某部分都算小心翼翼地維護這個關係，才能讓友情可以走得蠻長久的。」

桂綸鎂和陳柏霖在綜藝《極島森林》中

此時，距離他們第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20年。今年9月20日，正是《藍色大門》上映20周年的日子。

2002年，《藍色大門》在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初次亮相，並提名當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亞洲電影。它上映後獲得了超過400萬台幣的票房，對於當時低迷的台灣影市來說，無疑是一份驚喜。2021年，台灣影評人協會選出「21世紀20部最佳台灣電影」，《藍色大門》就位列其中。

鮮少人知道的是，當時導演易智言揣着這部作品去參加各種影展，總會有人問他，「為什麼要拍《藍色大門》呢？」他們的語氣像是在說，為什麼不拍點更重要的東西？

在它之前的台灣影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戀戀風塵》、《愛情萬歲》等，大多是藉由個體故事抒發對時勢的慨嘆，人被鑲嵌在宏大的時代幕布之中。但《藍色大門》僅僅講述了高中女孩孟克柔人生中一個普通又特別的夏天，男生女生們「好像只是跑來跑去」，糾結一些微不足道的事。

但這些小事在後來的20年間始終動人。

即使從未在大陸公映，通過漂流而來的盜版DVD和網絡資源，大陸觀眾也幾乎在同一時間觀看了這部電影。《藍色大門》展示的是一種共通的青春經驗，在充滿希望的21世紀初，它成為了兩地觀眾心中一道輕輕的印痕。比如被無數觀眾記得的最後一幕戲，結束游泳比賽的張士豪，和孟克柔一起，蹲坐在公園的角落，一本正經地對那個夏天作出了總結：「好不甘心哦，整個夏天都快過完了，好像什麼事都沒有做。……但，總會留下什麼吧。留下什麼，我們就變成什麼樣的大人。」

電影開頭，孟克柔和好朋友林月珍在玩一種想象未來的遊戲：閉上眼睛，描述未來可能發生的某段光景。她們把想象未來的遊戲定義為「飛」，林月珍是那種常常在飛的人，孟克柔不是。17歲的她對生活設下的考驗有許多不解和疑惑，閉上眼睛，想象不到未來，只看到一片黑暗。但是，偶爾能被月珍帶着一起飛翔，她就已經很滿足。

她發現林月珍喜歡上了一個叫做張士豪的男生。因為害羞和膽怯，林月珍請求孟克柔幫忙牽線認識，卻又臨陣脫逃，導致張士豪誤會林月珍根本不存在，反而對孟克柔漸漸產生好感。他用自己的秘密換來了孟克柔的坦白——她喜歡的人其實是月珍。

這是孟克柔心中最大的秘密。懷揣着它，她又恐懼又傷心，不能理解為什麼自己是這樣，不能理解男生和女生之間的愛情把戲，只敢謹慎地藏在面具後和月珍擁抱。一遍遍嘗試和男生親吻，企圖變得和別人一樣。她沒有那麼受歡迎，是個游離在群體之外的邊緣人，旁觀着這個校園裡發生的諸多故事，借着別人的熱鬧稍稍取暖。

林月珍和孟克柔

在那個夏天，善良又開朗的張士豪為孟克柔的震盪提供了一個溫柔的承接。

聽到孟克柔說出那個秘密時，張士豪沒有把她認作怪人，而是邀請她來看他的游泳比賽，即使被放鴿子，也笑着打哈哈，「有點爛啦，還好你沒來。」他幫助孟克柔正視自己，得不到結果的愛戀讓他在最後紅了眼睛，但仍然抱着稚氣的希望，「如果你喜歡男生，一定要告訴我」。然後他騎車湧入人群，襯衫飛揚起來。

孟克柔羨慕張士豪的青春可以像水母一樣純淨和透明，「如果你十七歲，你想的只是能不能上大學，不再是處男，尿尿可以一條直線的話，你該是多麼幸福的小朋友啊。」但張士豪同樣也有困惑。他不是那麼熱愛游泳，只是喜歡泡在水裡的感覺，不知道為什麼玩水會變成一種可怕的競爭。他對待一切事物的態度都是「隨便」，最大的秘密是尿尿時會分岔，像蓮蓬頭一樣噴水。直到認識孟克柔，他才咂摸出苦澀的味道，了解到這世界還有許多跟他不一樣的人，還存在許多不平等。

陳柏霖飾演的張士豪

和單純的懷舊不同，《藍色大門》不是自顧自地營造青春的純淨夢境，它讓觀眾將目光投向自我，重新看見和撿拾成長中那些尷尬無措的體驗。它沒有那麼痛楚和劇烈，但一個人總會在長大成人的節點，內心經受震盪，迎接一場屬於自己的小小風暴。

電影在拍攝時使用了大量的近景和特寫、長鏡頭，人物充分地占有畫面。觀眾可以清晰地觀察少年們被汗水打濕的發梢、被風吹起的襯衫角、閃躲的手、在面具之下的擁抱，完成一場對青春的觀看。台北燥熱的夏天裡，轟天的蟬鳴和海岸邊的風聲有時甚至蓋過了人物的對話，筆頭與紙接觸時沙沙作響，夜晚的游泳池被月光照得發亮，好像能聞到消毒水的氣味。所有感官都被浸泡在那個漫長的夏日，這一生少有的怎麼浪費也過不完的夏日。

得知自己的作品入選了「21世紀20部最佳台灣電影」，易智言發表感言時說，「當外人說《藍色大門》很甜，我覺得孤獨根本是苦。」

影片裡有諸多重複的囈語。張士豪跟在孟克柔後面，反覆問，「哈嘍，那你為什麼要我吻你？哈嘍？」「你什麼意思嘛，你什麼意思嘛，你什麼意思嘛？」在拍《藍色大門》前，導演易智言常常給麥當勞拍廣告，他覺得，小孩子或是青少年說話的特色之一，是會不厭其煩地重複某一件事，語言更豐富的意義反而得以浮現。

和張士豪理直氣壯的復讀不同，孟克柔的復讀是沉默、缺乏勇氣的，她不停地在體育館的牆壁上寫，「我是女生，我愛男生。」在體育館，面對張士豪對她的一遍遍聲討，她只是用盡力氣站立着，最後終於抵擋不住，跌坐到椅子上。他們都想在這樣的重複中得到自我的確證，像對着洞壁吶喊，回返而來的，依然是少年單薄的聲音。

孟克柔在體育館牆上寫自己的心事

易智言在1997年開始創作《藍色大門》的劇本。大約在13歲時，他完成了性向的探索。但那個年代，他無法就此與外界溝通和求援，再加上內向的性格，從青春期開始，易智言感到邊緣和寂寞。他把自我發現的過程、對成長的體認，交給了孟克柔和張士豪來呈現。

電影裡那面寫滿學生心事的牆，是來自易智言的閱讀經歷。他看過一本書，裡面講述了一個這樣的故事：一個畢業生為了寫論文，回到母校訪問學妹，學妹帶她去看同學們曾經在牆上寫下的文字，大概的意思是，「為什麼社會上不能容許像我們這樣的人？」看到這個細節，易智言很驚訝，「這幾句話帶給我很大的震撼和靈感，我們要怎麼樣才能來表現年輕人走過青春，到此一游的心境呢？所以才有那面牆的出現。」

影片是可以品嘗出孤獨的苦澀的。林月珍收集了張士豪有關的物件，卻連上前打招呼都感到膽怯，只能抱着雙腿掉眼淚，「我是不是很沒用？」孟媽媽告訴孟克柔，丈夫死後，自己「就是這樣活過來的」，接而望着漫漫黑夜，許久才閉上眼睛。得到答案的孟克柔，眼角濕濕的，和所有期盼長大成人、驅散青春期的無奈和不安的人一樣，她也好想趕快看到「活過來」的那一天。

電影上映的第二年，易智言到拍攝地附中做交流。學生們問起，藍色大門為什麼是「藍色」的？影片最後孟克柔提到媽媽和體育老師，是什麼涵義？他說，請不要問這樣的問題，因為他也不知道。「我覺得台灣的教育給學生一個很奇怪的觀念，好像什麼東西都一定要有意義……但是為什麼它們一定要有意義？」

正身處青春的人，不會思考那些意義，他們有充足的時間發呆、幻想，然後忙着跑來跑去實施它。他們不必學會珍惜，有權利將時光白白浪費在看似毫無意義的探索上，用生活透露給他們的那些可有可無的線索，勇敢地揣測自己的未來。

在那本電影同名書籍的扉頁，易智言寫道，「我們生命中，曾有某個夏天值得我們記憶，我們不會記得哪個政客的胡言亂語，不會記得誰是第三個上月球的太空人，然而我們會記得某個夏天，我們多麼出乎意料地突然變成大人。」

和青春期相比，成人生活逐步喪失這些間歇和閒適，以至於失去了發現驚奇的能力。顯而易見的是，這個節點正在被緊繃的教育模式提前，自由伸展的時間被壓縮，一個百無聊賴的夏天變成了稀缺品。那些至今仍在重溫《藍色大門》的人，試圖在電影的時光里，把那個夏天過一遍，再過一遍。

《藍色大門》的拍攝時間，2000年，台灣影視正在實驗性的摸索過程中，生機勃勃地探討不同的生命話題。導演易智言承認，那段自由探索的時期，讓他有機會用一些名不見經傳的青少年來當電影的主角。

拍攝《藍色大門》時，桂綸鎂只有17歲，讀高二。遇到副導演的時候，她正在西門町捷運站的出口等捷運，因為和男朋友吵架，心情糟糕。那天她穿着籃球背心，頭髮亂亂的，臉很臭，卻被副導演認為，這就是孟克柔。從小受到家庭周全保護的桂綸鎂，是個單純天真的乖乖小孩，聽說要拍戲，很乾脆地把照片和電話留給了他們。她是如此容易信任別人，易智言形容她，「從具象到抽象，從外在到內心，都非常乾淨。」

陳柏霖同樣是在西門町被副導演看見的，那時他正在街邊埋頭吃冰。他比桂綸鎂大幾個月，在準備大學升學考試。即使對演戲一竅不通，他還是接受了邀請，理由樸素，只是想過一個不一樣的夏天。他害羞得要命，導演易智言第一次跟他面試、做訪問，碰到回答不上的問題，他就笑，就躲，要溜到台下去。

在成為張士豪、孟克柔之前，他們跟着其他的角色候選人一起上了兩個月的表演課，漸漸熟悉彼此。兩人有天然的默契，常常同時做出一樣的反應和動作。最後他們都得到了出演機會，成為了後來「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多年以後，陳柏霖和桂綸鎂在諸多採訪中講起拍攝的細節，都提到導演易智言對他們的影響。面對兩個同樣在青春中搖擺的少年，比他們年長20歲的易智言給他們推薦了許多書籍和電影，提醒他們，「你要很誠實地面對你自己」。

片中有一場騎行的戲，桂綸鎂騎着腳踏車，突然很想一直騎下去。於是她這麼做了。劇組人員沖她呼喊，她也不肯停下來，就這麼沒有盡頭地騎着。她後來接受採訪時說，「那時候我才17歲，好像就是跟着所有的體制和期待去前進。孟克柔這個角色和易智言導演，打開了我對於人的認識，我好像之前都沒有關於一個人既定的框架。因為這部電影我才開始問關於自己的問題。」

桂綸鎂飾演的孟克柔

結束拍攝的那天，她哭得傷心，不停地掉眼淚，害怕這輩子再也遇不到這些相處了幾個月的好朋友。共同度過的夏天很快結束了。離開劇組，桂綸鎂回高中繼續完成學業，考上了淡江大學的法文系。大三那年，她前往法國留學了一年。在法國，她讀波伏娃，和同學們討論自己的存在，思考究竟要成為怎樣的人。

她和陳柏霖都選擇了繼續做演員，但找來的大部分片約，都要求他們騎單車、演高中生。為了擺脫既定的框架，21歲那年，陳柏霖選擇離開台灣，去香港拍攝《千機變2》，「其實真的很不想去，但是逼自己一定要去。」聽不懂粵語，難以適應電影工業的快節奏，他抽了人生的第一支煙。那時候他對自己很失望。他記得，自己小時候明明最討厭爸爸抽煙，還因此吼過爸爸，說以後絕不會變得像他一樣。

再後來，他去日本發展，有時候白天拍戲，晚上給別人畫插畫，學樂器、旅行，逼迫自己學語言和當地文化。用他的話說，這20年是用「探險」的心態在工作，像一場持續良久的遊學。他慢慢接納了生活的跳躍和隨機，努力消減自我厭惡和懷疑。

2012年，29歲的桂綸鎂因為作品《女朋友，男朋友》成為金馬影后。同年，陳柏霖通過《我可能不會愛你》拿下第47屆金鐘獎視帝。兩個好朋友一直保持緊密的聯繫，桂綸鎂描述這些年二人的關係，是「並肩走在夜裡」，共享恐懼與幸福。

由於《藍色大門》的烙印實在太深刻，在公開的場合，導演易智言繞不開的問題是，和陳柏霖、桂綸鎂是否還有聯繫？還有沒有再一次合作的可能？他在個人主頁上做過一次回應：「這幾年怕見到他們，因為充滿躲債的歉疚，感覺像生了孩子沒有養都丟給保姆。」

這當然是一句玩笑話。在他看來，他們三個人已經是家人的關係，如果真的要為家人做一個東西，必須要好，要真誠，這需要時間。

這20年，易智言也走得十分辛苦。《藍色大門》後，他的作品屈指可數，不超過4部。最近一部作品《廢棄之城》花費了他12年的時間準備和製作，經歷了合伙人散夥、母親病重、向公眾宣告出櫃，剝離掉電影，他覺得自己的人生一無所有。這部動畫電影，講述的依然是一個少年的故事，是易智言堅持發出的屬於「局外人」的聲音。

第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廢棄之城》獲得最佳動畫長片獎，頒獎嘉賓正是桂綸鎂和陳柏霖，易智言發表獲獎感言時，他們在舞台側邊注視他。桂綸鎂甚至因為心情激動，快站不住，牽起了陳柏霖的手。三個人在台上深深擁抱。

2018年，《藍色大門》的取景地——台北師大附中的游泳池即將拆除。作為對泳池的告別，師大附中在藍色的泳池底部放置了幕布，露天放映了一場《藍色大門》。那天，易智言、陳柏霖、桂綸鎂三人又聚在一起。他們穿着校服，跺腳跳舞，重演了一次兩人在片中用鞋子踩毀情書的場景。「17年後回到這裡，感動得像個孩子一樣，情緒也暗涌着無法言喻。也許……我們真的留下了一些什麼了吧。」陳柏霖這麼回憶道。

作為後來者的我們有幸看到，20年後，離開那扇藍色大門的他們分別成為了怎樣的大人，並為此長舒一口氣。還好，他們都還在誠懇地創作和表達，沒有丟失年少的朋友，還在熱烈生活。20年前的每個細節都有一個令人慰藉的回音。

2018年，易智言、桂綸鎂、陳柏霖在「泳池放映會」

影片結束在孟克柔的一段獨白——

「小士，看着你的花襯衫飄遠，我在想，一年後，三年後，五年後，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呢？由於你善良、開朗又自在，你應該會更帥吧。於是，我似乎看到多年以後，你站在一扇藍色的大門前，下午三點的陽光，你仍有幾顆青春痘。你笑着，我跑向你問你好不好，你點點頭。三年五年以後，甚至更久更久以後，我們會變成什麼樣的大人呢？是體育老師，還是我媽？雖然我閉着眼睛，也看不見自己，但是我卻可以看見你。」

畫面里，孟克柔和張士豪騎着車互相追逐，像兩隻滑翔的小鳥，樹影掃在他們臉上，直到他們徹底被樹影和人群淹沒。

我們會變成什麼樣的大人呢？這也是易智言藉由影片，向新世紀成長在流行文化與愛情神話中的年輕人發出的疑問——離開了舊時代的管控，面對自己的人生，新一代會有更多掌控權嗎？他們能夠充分地發展自我嗎？

研究者們認為《藍色大門》開啟了台灣的「新青春電影時期」，在它之後，湧現了一批相似主題的電影，《盛夏光年》、《渺渺》、《九降風》等等，它們很少關照現實，沒有審視和反思現代文明的野心，拋棄了宏大敘事，主題大多是探求、成長、認知的喚醒。導演楊德昌曾經說過，「台灣只有青春片和非青春片。」也許出於殖民記憶的烙印，台灣電影裡，總是存在大量少年視角，他們迷惘、無措，常在黑暗中突然吶喊，想要找到自己的坐標。

《藍色大門》的後來者把青春拍得愈加清新明亮、細膩動人，有些影視作品甚至徹底斷開和成人世界的勾連，日復一日地重複小而美的青春詩歌。這一電影風潮蔓延到了大陸，改變了大陸青春電影的走向。2012年前後，大陸開始頻繁出現以校園為敘事空間的青春電影，這同樣是《藍色大門》帶來的餘震。

但「清新懷舊」的電影風格生命力並不持久，它很快被人們所膩倦。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台灣電影對青春的討論出現了新的走向，它擁有了更沉痛的命題。

電影《女朋友，男朋友》就是如此，它將敘事線延長，讓觀眾眼睜睜看着擁有熱烈青春的三個少年，如何步入壓抑克制的中年時代。還是學生時，阿仁就常和女朋友美寶說着自己不羈的憧憬，怎樣怎樣之後，我們就自由了。但是這自由遲遲不來，長大後的阿仁做了擁有權力的人的女婿，美寶成了他的情人，看着他唯唯諾諾地遊走在家庭和美寶之間，儘是諂媚和卑微。阿仁最終被好朋友打醒，「這就是你說的自由？」

《陽光普照》里，大學生阿豪看似輕描淡寫地面對家庭的巨變，卻藏着熱烈難忍的苦悶，在一個深夜把自己炸開，從高樓躍下。他的青春沒有暗處和水缸，只有普照的刺眼的陽光。《同學麥娜絲》則講述了四個交好的高中同學，如何分別與青春背離，成為負擔不起房貸的保險業務員、憋屈的戶口普查員、老實巴交的殯葬店老闆、在電影夢和政途之間猶疑的小導演，生活時而落寞，時而風光。

這些電影把目光放在人在脫離青春期以後，和現實世界相撞的痛苦。

當我們感慨成長的酷烈時，也要承認青春的消逝並非有罪。和童年一樣，青春以及青春期，是人類發明出來的概念。一個青少年要被改造成文明的成人，勢必要經過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述的過程——「他們擁有與生俱來的坦率、理解、好奇、自發的能力，但這些能力被識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恥感淹沒了。」正如易智言後來接受採訪時說，「人過日子，不像電影一樣，常有個戲劇化的分水嶺，真實的生活是糾結纏綿、重複着折磨、不斷地犯錯。」

作家朱天心在小說《古都》里這麼回憶自己的年少時光，「那時候的天空藍多了，藍得讓人老念着那大海就在不遠處，好想去……那時候的體液和淚水清新如花露，人們比較願意隨它要落就落……那時候的樹……存活得特別高大特別綠，像赤道雨林的家。」無數創作者書寫過青春，大抵是因為人在成年期以後總會不自禁地回顧自己的來處，以此辨明未來可以繼續往何處去。

當被問及《藍色大門》這部影片要和怎樣的年齡段的人對話，易智言曾說，「我的確希望不同的人看，帶走不同的東西。17、18歲的小朋友看了，我並沒有為成長提供任何答案，但希望至少能提供一些方法，讓他們能夠誠實、善良、直接地面對自己的問題。我希望年齡大一點的人看了，會想起大家都曾是17歲，他們會感動，會喚起他們最純粹、最簡單、最陽光的對話。」

像學生時期的某個夏天一樣，即使多麼珍惜，青春總是難以避免地、不甘心地就流失，但是那句朝向自己的叩問會因為影像而被永恆地留下、反覆地誦念：如今作為大人的我們，是否還能保留純真的期待和那部分珍貴的自我？我們真正地走出了青春期布下的濃霧，理解和接納自己了嗎？我們成為我們曾經想成為的大人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