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30日，羅素（1872—1970）給美國的出版商沃爾德·諾頓寫信，試探在美國大學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他告訴諾頓，他「喜歡在美國生活，其條件是在財務方面具有可行性」。他在其後的一封信中說，他那樣做的主要原因是，「戰爭的危險迫在眉睫，歐洲對孩子們來說並不合適，英國尤其如此——在下一場戰爭中，英國將會蒙受更多苦難」。1938年3月，芝加哥大學和他簽了一年合同，聘請他擔任客座哲學教授，工資相當高，達5000美元。他的工作很輕鬆，就他選擇的問題開設一門專題討論課，外加偶爾舉行的講座。他了解到，除此之外，「您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時間」。9月20日，羅素、妻子彼得和兒子康拉德啟程前往美國。他與芝加哥大學的合同到期時，羅素發現自己無法續簽，不禁深感失望。好在之前，羅素就已經與坐落在洛杉磯的加州大學討價還價，並且在3月初得到一份為期3年的聘用合同，職位是哲學講師。在洛杉磯的那幾個月中，羅素與相關方面協調，希望另找一份工作，最好在東部。1940年元旦確定，他秋季將在哈佛大學舉辦著名的威廉·詹姆斯講座。過了不久，他受到邀請，打算在紐約城市學院擔任教授。1940年2月24日，紐約城市學院向報界發表一份聲明，驕傲地宣布了這個事實。在紐約，羅素有一個毫不寬容、影響很大的對手——威廉·曼寧。早在《婚姻與道德》中，羅素就曾與對方發生衝突。曼寧認為，羅素是「一個人人皆知的反對宗教和道德觀的宣傳分子，是一個專門為私通進行辯護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他聽到消息說，他所在城市的公立學院將羅素奉為知名教授，並表示熱烈歡迎，頓時怒不可遏。於是，他發起一場強力攻勢，反對紐約城市學院的這項聘任。3月底，紐約州最高法院麥基恩法官作出裁定，最終對羅素的聘任決定被取消了。對羅素來說，麥基恩做出的裁定導致的最直接後果自然是，它危及自己的生計。羅素在《自傳》中宣稱：「沒有哪家報紙或者雜誌發表我寫的任何東西。一夜之間，我被剝奪了所有賺錢謀生的手段。」1940年夏天，羅素離開洛杉磯，前往內華達山脈。他當時心裡依然並不確認，哈佛大學講座秋天結束後，他究竟依靠什麼工作為生？但是，經濟救助來自一個可能性最小的機會：巴恩斯博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精於藝術品收藏，喜歡向傳統觀念挑戰。他在費城組建了一家教育機構，名加巴恩斯基金會。他邀請羅素擔任哲學講師。巴恩斯與羅素協商了幾天，最後同意和羅素簽訂一份為期5年的合同，工資為6000美元。羅素的職責是，每周舉辦一次哲學史講座，從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開始，經過5年的時間，最後討論20世紀的哲學家（那些講座後來成為羅素的暢銷書《西方哲學史》的基礎材料）。羅素向巴恩斯提及，他手頭較緊，因此需要在社會上舉辦講座，以便從基金會之外的渠道獲得收入。巴恩斯當即將薪水增加到8000美元。1940年8月16日，兩人簽訂合同，將這個數字寫了進去。「一位富有的主顧（以18世紀的方式）解決了我的個人問題。他給了我一個教書職位，工作不多，報酬不錯。」在9月6日寫給吉爾伯特·默雷的信件中，羅素如此總結了那一場交易。巴恩斯覺得，他和羅素為了共同的事業，正在進行共同的戰鬥：以文化、理性、教育和平等主義之名，向傳統道德觀念和現存特權提出挑戰。但是，羅素的想法卻並非如此。他既不願為巴恩斯的事業參加戰鬥，也不願讓巴恩斯為了他的事業勞神費力。他希望的僅僅是，不受撰寫報刊文摘或者參與爭論帶來的干擾，在鄉下安靜地工作。他每周到費城跑一趟，舉辦哲學史講座。這覺得，這個代價值得付出，有助於實現自己追求的目標。1941年1月2日，羅素開始在基金會授課，巴恩斯大概這時才意識到，他雖然聘用了一位著名教授，但是未能如願獲得自己希望的友誼或支持。羅素通過討價還價，已讓巴恩斯每年增加了2000美金。所以，他不再需要撰寫報刊文摘來彌補收入的不足。但是，約稿信件不斷寄來，他無法抗拒其中的某些誘惑，開始重操舊業，干起了自由撰稿者和演講人的工作。此外，羅素夫人彼得，常常以明顯炫耀的方式，讓人注意到她從丈夫那裡獲得的貴族地位。這種自命不凡的做派肯定讓巴恩斯博士非常反感。1941年10月31日，巴恩斯助手馬倫小姐給彼得寫信，聲稱基金會理事會接到關於她的行為的投訴。該信通知彼得：從那以後，禁止她進入基金會的地盤。接到那封信件的當天，彼得隨即回復，字裡行間體現出她特有的好鬥性格和刻薄態度。從那以後，羅素與巴恩斯進入一種不舒服的休戰狀態，關係僅僅維持了1年。1942年12月，羅素收到巴恩斯基金會的信函，通知他已被解僱，決定於1942年12月31日生效，原因是羅素違反合同。羅素收到解聘通知之後，隨即向報界發表了一項聲明，宣布他打算狀告巴恩斯，理由是對方沒有遵守1940年簽署的為期5年的合同。他要求巴恩斯賠償24000美元——他依照合同可以獲得的金額——並且對打贏官司充滿信心。可是，他的案子要到1943年8月才能開始庭審：在那之前的時間裡，羅素、彼得和康拉德不得不再次面臨陷入赤貧的危險。失去了——至少說暫時沒有——來自巴恩斯基金會的收入，已經70多歲的羅素不得不埋頭寫作，依賴自由撰稿的收入勉強度日。實際上，他接受了可以得到的每一次約稿，其中包括《魅力》雜誌所約的一篇文章。他在該文中給女性提供建議，愛上有婦之夫時應該如何應對。羅素曾透露，那篇文章其實出自彼得之手，羅素僅僅簽了一個名。羅素說：「我是為了50美元的稿費。」1943年5月，他的財務狀況開始改善。他從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Simon & Schuster）那裡，得到一筆預付稿酬，高達3000美元，是他那時為止得到的金額最大的預付稿酬。將要撰寫的著作名叫《西方哲學史》，基本材料取自他在巴恩斯基金會舉行的講座。接受那筆資金意味着他與諾頓分道揚鑣。到那時為止，諾頓一直是羅素在美國的出版商。諾頓提出的預付稿酬只有500美元。在當時的情況下，羅素願意付出失去與諾頓的友誼這一代價，以便獲得金額更大的預付稿酬。
同一個月，法庭開始審理羅素控告巴恩斯的案子。在8月，法官判定巴恩斯支付20000美元。羅素獲得了西蒙和舒斯特支付的預付稿酬，贏得了巴恩斯支付的賠償金，這時可以創造有益於獨立學術研究的條件——那樣的環境他曾經指望巴恩斯能夠提供。於是，他開始撰寫《西方哲學史》。正如該書副標題顯示的，其目的旨在將哲學史「與其政治和社會環境聯繫起來，覆蓋的範圍上起古典，下至當代」。該書頭兩部分分別討論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哲學，明確地體現了這一點。隨後，這一目標蹤影全無，直到進入19世紀和20世紀時才重新露頭。讀者的感覺是，該書布局不當，幾乎堪稱草草結束了事。例如，許多人認為，伊曼紐爾·康德是近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但是羅素僅僅使用一章篇幅，以批判的態度進行討論，其結果讓大多數人覺得不滿。黑格爾著作等身，該書僅用15頁篇幅闡述。尼采被當作泛泛而談的諷刺對象，幾乎難見具體內容。一方面，該書隻字不提克爾凱郭爾、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這樣的哲學大師；另一方面，它卻分別使用整章篇幅，大談哲學史上影響較小的人物，例如，柏格森、杜威以及——令人覺得非常稀奇古怪的——拜倫勳爵。這些做法讓該書的質量大打折扣。此外，該書其後的部分屢屢出錯，結果主觀武斷，觀點變幻無常。就這兩點而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羅素確實心急火燎，希望早點脫稿。羅素匆忙完成《西方哲學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希望儘快返回英國，並在成行前將稿件交給西蒙和舒斯特。1944年5月，羅素經過漫長的等待，獲得了必需的許可文件，終於開始了返回英國的航程。他隨身攜帶了《西方哲學史》的一大堆手稿——那部著作已經完成，不過尚未出版。當該書最終出版（美國版於1945年10月；英國版在一年之後）時，撰寫書評的學院派哲學家們幾乎無一例外，普遍持不屑一顧的態度。但該書出版之後一炮走紅，隨即進入暢銷書目錄。它將羅素的財務狀況置於穩固的基礎之上，讓他餘生衣食無憂。
羅素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英國的專業哲學研究者不再嚴肅看待自己，心裡覺得深受傷害。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他似乎接受了這個事實：他不再為他們寫作，而是為人數更多的公眾寫作——自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他的文章面對的正是那樣的讀者。1950年11月10日，宣布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時，他正與普林斯頓的物理學家奧本海默共進晚餐，席間接到一個電話，知道自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並未提及任何具體的作品，而是泛泛而談地表示，該授予他這個獎項的原因是，「他撰寫了多種多樣的重要著述，倡導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在頒獎典禮上，瑞典皇家學院秘書提到了《西方哲學史》《人類的知識：範圍和界限》《懷疑論文集》，以及《我的精神發展過程》這篇文章。（以上文字選摘自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羅素傳：瘋狂的幽靈 1921—1970》，第232—374頁）轉載，請保持以上圖文全部內容的完整性；圖書更詳細的展示或購書，請識別二維碼或點擊「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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