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雙11」有些不一樣:以往年年破記錄的狂歡,如今還沒開場,就已收到了越來越多消費者的吐槽,不僅「羊毛越來越難薅」,很多人甚至根本提不起興致去購物。倒是「女子畢業9年摳出兩套房」的事衝上了熱搜:豆瓣摳組大神王神愛,靠着各種節儉的竅門,已經在南京擁有了兩套房子,用她自己的話說,「我已經達到最低檔次的財富自由。不是我掙得多,是我花得少。」當然,話是這麼說,在這個年頭要能有兩套房,真正的窮人只怕兩口子9年不吃不喝也做不到,很多人花得已經夠少了,再摳也摳不下多少。不過,這並不影響無數人對她驚嘆、羨慕乃至膜拜,因為她做到了普通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把節儉進行到底,在變老之前就實現了財務自由。人們普遍把這看作是「反消費主義的」,但這其實正說明中國人對「消費主義」的理解相當狹隘,以為它只是指「亂花錢」,尤其偏重消費行為中的非理性、炫耀浪費的一面。然而事實上,這位「摳神」的所賴以維生的各種優惠、返利、抽獎恰恰是在消費主義社會才有可能,而且她最終想要達成的目的也正是典型的消費主義理想:實現財務自由,買自己想買的東西,只不過她不是通過多賺錢而是通過克制欲望來做到這一點。這個問題可能比一般人所設想的更複雜,因為到了物質極大豐富的後現代社會,消費主義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意味着,人們通過占有物品來界定自己的身份、形象和風格,所謂「我是我所擁有的」。在那位「摳神」的事例中,雖然她似乎儘可能少地購物,但所作所為卻都是為了那兩套房,而這房子也正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占有它們使她自我感覺更好,並在這個充滿風險的時代里提供了稀缺的安全感。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三十多年前就已預見到,隨着西方發達國家從「生產型社會」過渡到「消費型社會」,生活在其中的芸芸眾生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也將發生微妙而重大的變化。以往人們看重的是某種工作倫理:即便工作沒給你帶來自己所預期的,你也應當工作,因為工作就是善好,而不工作則是罪惡,給所有人工作也往往被視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然而,到了「消費型」社會,物質已極大豐富,不僅不愁生產,甚至產能都已經過剩了,問題已顛倒過來——如果不能刺激消費,就沒辦法繼續生產,這就要求合格的社會成員必須具有扮演消費者的能力和意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窮人」的內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就像鮑曼明白指出的,雖然每個時代都有窮人,但「窮人」具體意味着什麼,其實取決於與他們同在的「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如果在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通過占有物品來界定自我,那麼一個不能或不願消費的人,就成了一個有缺陷的消費者,一個新窮人——這不僅僅指日常購物,當然也包括人人湧入樓市的時候拒絕買房。事情還並不到此為此。這樣一個後現代社會勢必也是一個充滿流動性的社會,因為只有不斷消耗,才能源源不斷地產出,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再循環」變成了當代環保運動的重要主題,因為一個以不斷拋棄為特質的社會,勢必將製造大量垃圾。如果為了不斷消費就得去反覆刺激人們的欲望,那麼由此召喚出來的魔鬼,可能是我們這個星球所無力承受的,歸根結底也是不可持續的。與此同時,消費是一種完全個人、獨立且終歸於孤獨的活動,也是所有協調與整合的天敵,這就使得人們很難聯合起來,而當人們不能履行消費這一責任的時候,對社會運轉而言也就變得多餘了。這樣,原先那種相互依賴的道德共同體逐漸瓦解,彼此缺乏聯繫的個體看似有了「選擇的權利」,但卻被消費主義綁架了——因為「幸福」本身已經與消費能力掛鈎了。對「新窮人」而言,這種心理上的自我屈辱感才是更為致命的。在消費社會來臨之前,無數宗教和傳統價值觀都讚揚貧窮的好處與美德,這使窮人對富人長久享有一種精神優越感,然而到了現在,貧窮卻意味着被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對很多人來說,這都意味着自尊心的降低和難以克服的羞恥感,甚至即便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困境,也往往僅僅把這看作是一個「沒錢」的問題,而無力將之轉化為一個公共議題。在美國,這已經變成了現實。社會學家馬修•戴斯蒙德在研究密爾沃基的房租市場後所寫成的《掃地出門》里,揭示了觸目驚心的生活狀況:缺乏穩定的工作使許多人難以支付生活開銷和房租,但付不起房租就會被房東掃地出門,而這樣頻繁搬家本身又會影響他們找到穩定的工作,於是陷入惡性循環之中。雖然在任何一個社會,貧窮都會影響人們運用自身的權利,但在美國這樣一個市場化程度尤為徹底的消費社會裡,這一點更是毫不遮掩。在發達國家進入後現代社會三十多年後,如今中國社會也「一隻腳踏進了後現代」,消費主義的跡象也早已隨着全球化的浪潮蔓延到了這裡,不過,就像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消費主義對我們來說還有一些微妙而重大的差異,也引發了一些迥然不同的反應。從一開始,中國的消費主義就帶有濃厚的政治與道德色彩:你可以消費,但最好消費國貨,且不得浪費。就像葛凱在《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一書中所說的,中國的民族消費主義也「把嚴厲的限制強加給個人」,國貨運動所產生的社會力量「都在重新界定和規範消費主義,直至將消費主義納入民族意志可以接受的範圍」。也正因此,1980年代以來的消費主義,雖然至今仍被廣泛譴責為道德可疑的揮霍,但對年輕一輩來說,卻有一種難得的個體解放感,因為它將他們的自我從道德束縛中釋放出來,借用社會學家閻雲翔的話說,「這種消費主義使個體欲望的及時滿足變成一種個體權利,變成像獨立、自由和自我實現等個體主義的其他關鍵概念一樣重要」。實際上,國內直到近些年來才開始反思消費主義,但這種反思至今仍大抵僅限於「反對浪費」。問題是:對「需要」和「欲望」的區分主要是一種價值判斷,即便是那些我們看作是必需的東西(例如房子),事實上也深受文化滲透,在另一種社會文化中可能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中國人如此痴迷於買房,卻把去咖啡館、音樂會和博物館的文化消費看作是多餘的、不必要的、乃至是奢侈的。從這一意義上說,「摳神」的傳說暗示着中國社會的一種全新的心態動向,表明更多年輕人開始自發抑制衝動消費,轉而尋求在一個高房價的時代獲得心理上的安穩。這仍然是消費主義,因為其背後的意味仍是「它表達我」,只不過現在是用一些不同的物品,來表達一個不同的自我。弔詭的是,這或許正可見中國已轉入了消費型社會的下一個階段,那就是消費主義的重點從物質消費邁向意義消費——通俗地說,就是不再一味「買買買」,而是平時只買需要的,但自己覺得值的,花多少錢都願意。不僅如此,僅僅占有物品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能彰顯自我身份,就像《格調》一書所嘲諷的那樣,「如今,只有把帽子當作無足輕重的飾物,才能賦予它等級的意味。嚴肅地看待戴帽一事,只會使自己的身份降低。」一個正常的國家不可能沒有消費,真正應當做的並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消費(那也會造成社會生產的萎縮),而是超越消費主義:客觀看待它所帶來的好處,反思它所造成的問題,儘可能地不要依靠對物品的占有來建構、表達自我,而是去從事更多的創造性活動,在精神生活中得到滿足。做到這些當然不容易,但只要有更多的人願意這麼做,我們這個社會就有可能變得更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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