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晚20:44，據北京朝陽警情通報，李某迪（男，39歲）因嫖娼被抓。雖然這裡並未曝光全名，但很快各大媒體就都紛紛證實：這位事主就是著名鋼琴家李雲迪。很快，這事就發酵成一個公共事件，各種評說騰於眾口。有人感嘆演藝明星「墮落起來沒底線」；有人懷疑是設局，為何剛巧在這風口浪尖之際；還有人認為不管真相如何，嫖娼絕不是「風流」，而是對女性不可容忍的侮辱，必須封殺。由於通報說這是根據「群眾舉報」抓獲的，也再一次激起了對神秘的「朝陽群眾」的種種議論、猜測和界定。有一個小道消息說，其實這次只是那位應召女郎在群里和小姐妹得瑟，未料小姐妹心生嫉妒，轉手就把這事捅出去了。雖然難以驗證，但在邏輯上倒也說得通。李雲迪沒有結婚，也沒有戀愛，這意味着他沒有在道德上可接受的穩定性伴侶，但需求卻不會無緣無故地沒有。他為什麼採取這樣的解決方式，這暫時無從得知，但不管怎樣，經此一事，他的演藝生涯大概率是完了——他又不是劉強東，本來像他這樣的偶像人設，名聲不僅是最大的資產，甚至可能是唯一真正的資產。據網易娛樂援引知情人士爆料，李雲迪嫖娼被抓其實已經不是第一回了，今年上半年就已經被抓了一次，但並未流傳開來。如果是這樣，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這一次要公開通報？當然這也可能是覺得重犯更惡劣，又或這些傳言未必屬實，但關鍵在於，一個人犯了錯，就沒有隱私權了嗎？嫖娼行為當然有問題，但普通人這樣，依照法律就處以罰款或拘留，即便是刑事案件，個人隱私都可以申請不公開隱私，而李雲迪這次都談不上犯罪，只是一個行政處罰案件。看到「拙棘」在豆瓣上也質疑這類案件中，社會危害性與當事人承擔後果之間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現在動輒對一句話，一個照片，一個廣告祭出殺刀，一概全行業抵制、除名，媒體下場點名痛批，這裡是否存在問題？和朋友討論，朋友說法律是手段，價值是其目的。當這個目的不可質疑、不可討論時，手段其實也不再有意義。在這一問題上，自有更專業的法學界人士探討界定，我感興趣的是一種社會心態：中國人似乎認為隱私權是因人而異的，換言之，像李雲迪這樣的公眾人物不享有普通人的那種隱私權。在傳統熟人社會裡是沒有隱私可言的，每個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皮底下，不可避免地都會成為他人議論的對象。社會人類學家Max Gluckman在《閒話與醜聞》（1963）中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閒話能積極維護村莊的價值觀。他說：「如果一個社會群體越排外，它內部成員之間越相互講閒話和流言，且就越不厭其煩地重複講閒話。」當有人做出什麼讓村民們難以接受的出格之舉時，是沒人會在意其隱私權的。薛亞利在《村莊裡的閒話》一書中指出，鄉民們一般對未婚女性的道德品行有很嚴格的要求，如果在婚前濫交男友，會在村里掀起軒然大波，「她們將會遭到最嚴厲的指責和排斥，她們在以後的生活中將會領悟到來自村莊內和外的雙重懲罰，這類女孩將會遭到排斥和孤立」，因為，她不顧及父母、家庭和鄰居們的聲譽和感受，這是對村莊價值觀的巨大挑戰，性行為及可能的交往混亂是對村莊人們之間交往秩序的破壞，閒話的盛傳就是人們對她的行為的高度警惕，排斥到村莊人們社會活動空間之外，這是閒話對她最大的懲罰。不僅如此，薛亞利還注意到一個耐人尋味的地方：「親屬閒話表現出掩蓋消極事實的特點，非親屬閒話表現出揭露消極事實的特點。」這一點，中國人也都無師自通，所謂「家醜不可外揚」，對親近的人，你會幫他掩蓋；但對不熟的人，則更樂於在背地裡飛短流長，就像有人開玩笑說的，本來「朋友之間的樂趣之一，就是可以聚在一起講別人壞話」。這些年來，隨着中國社會快速城市化，巨量的人口被推擠着與無數陌生人展開互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隱私權」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輕一代，當他們的上司仍根據原先那一套理念說「沒什麼虧心事，為什麼怕人知道」時，他們的回答則會是：「就算沒什麼不光彩，那也是我的事，犯不着讓你知道。」自新冠疫情以來，儘管各地都發生了許多侵犯確診病人隱私權的事例，但至少總體而言，人們對此是越來越謹慎，明確意識到不應隨便公開其個人信息，以免對其生活造成巨大困擾，流調中不披露患者姓名、性別等的做法則受到廣泛讚賞。在長沙貨拉拉跳車事件、西安地鐵事件中，很多人也強烈要求對女事主的臉部等處打碼，儘可能地保護其個人隱私，免受二次傳播帶來的傷害。不過，更進一步細辨，你就會意識到：很多人之所以支持上述這些人的隱私權，是因為覺得這些事主「沒做錯什麼」，但如果是像李雲迪這樣，不僅做錯了事，且冒犯了大眾的道德觀，人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還要保護他的隱私權——此時的呼聲已變成：「這種人，就該曝光他！」這樣，隱私權不是一種人人都能有的基本權利，而是「好人可以有，壞人不能有」。至於究竟如何判斷「好人」還是「壞人」，仍然是基於公認的社會道德觀。不僅如此，在這樣的理念下，「通報批評」也不是在公布一個事實，而實際上被潛在地看作是一種社會制裁，以此重申被當事人的行為所威脅、玷污的公共道德。不僅對「好人」和「壞人」有所不同，對公眾人物的道德要求也更嚴格。我也有女性朋友覺得他活該，因為李雲迪這些年走娛樂化路線，而這就是當偶像的代價：「李雲迪要是好好當鋼琴家，也不會因此進入清朗行動的射程，甚至應召女郎也不會認識他。」在她看來，這都很正常，要怪只怪李雲迪的人設本身與這種道德行為無法兼容：「其實很好了，我國偶像只是不許嫖娼。日本偶像不許談戀愛的——AKB48小姑娘偷着談戀愛，被粉絲發現了是要下跪謝罪，永不錄用的。在公共道德這件事上，大眾可以原諒天才，但不可能原諒偶像這種走共情路線的角色。」確實，好萊塢也曾約束明星的行為不要過分張揚，以免冒犯公眾，但這裡面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外的這些做法，是屬於觀眾作為消費者的自發抵制行為，和明星本身是否享有隱私權乃是兩回事。在公眾人物的道德觀上，國人一貫採取更嚴格的標準。在為這種做法辯護時，最常聽到的說法是：「權利和義務對等。他們輕而易舉獲得了那麼多名利，還不都是大眾捧起來的？既然成了大人物，就應當承擔大人物相應更大的社會責任。」我承認，這一套說法的確深入人心，對無數人來說也極具說服力，我並不打算與之辯駁，在此只想指出一點：「權利和義務對等」這一話語中所說的「權利」，其實並不是每個人「依法享有的權益」這一通常理解的現代含義，恰是這一現代概念傳入之前的傳統內涵，那就是「權勢和貨財」——如果你去查《辭源》，就會發現古漢語中歷來就只有這一個意思，這裡的「權利」其實是一種特權。這樣，你就理解這些話所隱含的邏輯了：大人物享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特權，那麼公平起見，他們也要承擔更多社會義務。儘管這看起來像是現代的權利話語，但其實是一種基於特殊公平觀念的道德感，從而也就否定了像隱私權這樣的基本權利是人所共有、沒有差別的。與此同時，這也讓很多人自感更安全，因為自己不會成為那樣的大人物，類似的命運也就不會降臨到自己頭上。老實說，我並不在意李雲迪個人的命運如何，他當然也需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但一個人犯了一點錯就萬劫不得復生，我懷疑這就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事了。多年後回望，也許我們只會覺得這不過是「茶杯里的風波」，不過，由此折射出來的社會心態則可以提醒我們：在像隱私權這樣的現代權利問題上，無數中國人的理解仍保留着深厚的傳統基底，尚未做好準備迎接那些全新的陌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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