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社交媒體一度在討論豐縣事件中的媒體缺位問題。那種對此憤概不已的自媒體寫手，將「媒體」的缺席錯誤地理解為它們的選擇，進而製造出一種譴責媒體的氛圍。這些人以精明的算計，將「媒體」從它的存在環境中切割出來，通過聰明的「忽略」來彰顯「媒體」的不義。

在這樣一種「總想找到替罪羊」的大規模情緒下，責備媒體成為撩動人們注意力的法寶之一。實際上，在自媒體輸出的大量讀物中，泛泛地批判媒體、或者指責新京報、澎湃新聞永遠是一個安全話題，而且容易在喧譁的輿論場中給人「有定見」的好印象。

機構媒體在豐縣事件中的普遍缺席、失語，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背後的原因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即使清楚的人有時也不便或不能清晰地講出來。實際上，考慮到大多數人對這一原因「不感興趣」的實情，條分縷析地說明，能夠得到的反響遠遠比不上「痛斥」媒體。

從人們對豐縣事件中「媒體」的失望看，能明顯看到在處理「信息」「媒體」「新聞」「輿論」「輿情」這些現實問題時，有許多基本的東西被攪合到一起，起碼的認知是欠缺的。媒體問題實質上體現了包括譴責者在內的生存處境，但當他們批判媒體時，總習慣於把自己摘出來。

信息即媒介，這個好理解；但媒體即生活，即命運，似乎相當費解。人們在劉學州事件中怒斥帶來不好消息的新京報，而後在豐縣事件中希望看到機構媒體出現。這其實是兩種很矛盾的對媒體的立場，因為人們根本上是想要看到符合自己願望的「媒體」。

但是，「媒體」並不以受眾的願望來自我要求，更不會按照受眾的喜好，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在理解這個問題上，需要了解三十年以來大陸媒體的發展歷史；需要了解在新媒體環境下，市場化媒體反而重新建制化的邏輯；需要了解媒體從未自外於現實變動。

可是，要了解這麼多媒體的背景，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們並沒有義務去洞察新聞史的走向，也沒有義務體恤「媒體」的困境。媒體自身格局的演變，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成分，怎麼可能要求受眾承擔「同情之理解」的責任？媒體無法要求受眾慈悲以對。

具體到豐縣事件，若說「沒有媒體」參與，這個判斷是不成立的。微博是媒體，微信是媒體，公眾號更是媒體，它們組成了一個去新聞化的輿論場，通過主題、質疑、回應等頻繁互動，積澱並演變出一個大型的公共事件，直觀證明了「媒介即人的延伸」這個結論。

人們在豐縣事件上渴望「媒體」介入，實際上代表兩種含義：一是渴望主流媒體（尤其是央媒）提供權威性的掩護，為質疑背書，好得到認真對待；二是希望市場化媒體殘留度高的媒體記者進入現場，核查事實，提供事實，讓社會討論有本可依。

很遺憾，這樣的「媒體期待」所包含的媒介認知，是分裂且混亂的。因為第一種「渴望」混淆了新聞與宣傳的區別，在新聞需求旺盛時，宣傳何以自處，這是不言而喻的。人們不能在批評豐縣、徐州乃至於江蘇的同時，卻希望主流媒體扮演他們無法承擔的角色。

第二種「希望」在誤解現實、理解媒體上，略顯笨拙。整體而言，這裡面體現着巨大的錯位：機構媒體無法在所有時間、所有事件上表現得像一個新聞機構，而民眾希望媒體在某些時候、某些些事上表現得像一個新聞機構，兩相交互，無法託付又不能受託，怎能沒有怨恨？

不管是指望在主流媒體中看到有利於民間的權威背書，還是希望在市場媒體上得到確鑿無誤的信息，或多或少都影射出人們在媒介觀上的「巨嬰」思想。因為一個更關鍵的問題難道不是——為何在人人皆是媒體、隨時都能傳播的媒介狀態下，人們對權威有着更強烈依賴？

一個顯著的新情況是，在江蘇公布組成調查組之後，豐縣事件的熱度其實在快速下降，這是為何？有些對未來結論持有悲觀看法的人，因「不再關注」的失望撤離輿論。但可能還包含更多的踴躍期待，認為既然省里權威出面，這事只有「靜候佳音」。

如果將這一新情況作為參照，你能明顯看到人們對媒介的所謂期待，並不是真正地指望媒體做到新聞報道的本分，而只是為他們的心安理得提供更權威的依靠。人們並不真正關心機構媒體的新聞職能，這不就是「唱歌的人假正經，聽歌的人最無情」的翻版嗎？

也要承認，在豐縣事件的輿論進程中，「前媒體人」這個身份標籤頻繁浮現，在輿論升級上起到了顯著作用。這是市場化媒體時代殘留至今的微薄紅利，即使是這種「紅利」，因為是無根之木，在其外在的體現上很容易被質疑，也導致頻發的誅心之論。

對於「機構媒體缺席」這個事實，從不同的角度看，意義是不一樣的，而意義所聯繫的利益上是有衝突的。但即使有這種衝突，也可以說人們對媒體的期待的並不純粹，過於情緒化。這不是好消息，但多多少少會減輕機構媒體在新聞倫理上的虧欠感。

或者說，大眾與機構媒體各有各的心意難平，兩下失去了在最大公約數上和解的可能。人們的無知，他們對新聞的不純粹追求，成為機構媒體勸慰自身在新聞進取薄弱時的「擋箭牌」，又成為新聞人吸食的麻醉劑，來抵消新聞稜角對情懷的刺痛。

題圖當代水墨，作者：@禿頭倔人（李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