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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賈雷德•戴蒙德

來 源：敘拉古之惑

本文共計6219字數，閱讀約需要11-15分鐘。


機場一隅

2006 年 4 月 30 日上午 7 點，我在機場入境大廳擁擠的人群中緊握行李推車把手，準備搭乘這天早上的第一班飛機。這個場景我再熟悉不過了：幾百個旅客，有人拉着行李箱，有人扛着箱子，有人背着背包，有人抱着小孩，在長長的值機櫃檯前排成一條條長龍，身穿航空公司制服的地勤人員站在櫃檯後面看着計算機屏幕。人群中夾雜着一些穿制服的人，如飛行員、空乘人員、行李安檢員等。兩個警察站在人群中頗為醒目 — 也許他們站在這裡只是要讓人知道這裡有警察，安檢員用 X 射線機檢查行李，值機人員為託運的行李貼上標籤，行李搬運工則忙着把行李放到輸送帶上，希望所有的行李都能準確無誤地送往飛機貨艙。值機櫃檯的正對面是一排商店，賣報紙和快餐。我還看到牆上的時鐘、公用電話、自動取款機和通往上一個樓層的自動扶梯。當然，從航站樓的窗戶望出去，我可以看到飛機在跑道上列隊。

櫃檯地勤人員盯着計算機屏幕，敲打着鍵盤，時而從刷卡終端機打印信用卡簽單。排隊的人站在等候線的後方，有的在開着玩笑閒聊，有的在耐心等候，有的等得不耐煩了，有的在跟朋友打招呼。輪到我的時候，我遞出我的飛行旅程表給一個未曾謀面的櫃檯人員。我想，自此之後我或許不會再遇見她。她給了我一張登機牌，讓我得以飛到幾百英里外的一個地方。我不曾去過那裡，也不認識任何一個住在那裡的人，但他們應該能允許我踏上他們的土地。

對來自美國、歐洲或亞洲的旅客而言，儘管他們曾見過相似的場景，但這個機場給他們的印象特別新鮮且獨特 — 除了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外國遊客，這個大廳里的人清一色是新幾內亞人。外國人還會注意到機場櫃檯插的國旗不是星條旗，而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國旗 — 上面有紅、金、黑三色，左下方的黑色三角形里有南十字星座圖案，右上方的紅色三角形里則有隻金色的天堂鳥。航空公司的標誌上寫的也不是美國航空或英國航空，而是巴布亞新幾內亞航空。機場屏幕顯示的目的地也頗具異國風情，如瓦佩納曼達、戈羅卡、基科里、孔迪亞瓦、威瓦克。

這個機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莫爾斯比港。了解一點兒新幾內亞歷史的人都不免為眼前看到的這一幕所震懾、感動。我初次來到巴布亞新幾內亞是在 1964 年，那時這裡仍是澳大利亞統治的領地。舊地重遊，我不免想起澳大利亞人在1931 年「發現」新幾內亞高地時拍攝的照片 — 約有 100 萬個新幾內亞村民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過着石器時代的生活。那些高地人幾千年來一直與世隔絕，初次見到白人，不由得以驚恐的目光盯着這些外來者（見圖 1~2）。

2006 年，我在莫爾斯比港機場，當地人的面孔一張張映入我的眼帘 — 旅客、櫃檯人員和飛行員等，我發覺這些人的面孔和那些老照片上的臉很像。我身旁的人當然不是照片中的人，但他們的五官就像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我想，這些人或許是那些高地人的子孫。2006 年我在莫爾斯比港機場看到的那一幕已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它與 1931 年澳大利亞人拍的「第一次接觸」最明顯的差異就是服裝。1931年，新幾內亞高地上的居民幾乎一絲不掛，頂多圍着草裙、背着網袋或是插着鳥羽頭飾。但 2006 年的新幾內亞人的穿着打扮就跟西方人沒什麼兩樣，他們穿着襯衫、褲子、裙子、短褲，有的還戴着棒球帽。不過是一兩代人的光景，新幾內亞高地人已走出石器時代來到現代機場大廳，學會寫字、使用計算機，甚至開飛機。這些人當中有些或許是他們部落里最早學會識字、寫字的人。我在機場從一對祖孫的身影中瞥見這樣的代溝：穿着飛行員制服的年輕人牽着老人的手。年輕人解釋說，那個老人是他的爺爺，今天是爺爺第一次搭乘飛機。白髮蒼蒼的老人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神情正如1931年拍攝的那些照片中的人。

熟悉新幾內亞歷史的人稍微觀察一下，不僅會發現 1931 年的人穿草裙，2006 年的人的穿着已像西方人，還能看出這兩個時代間更大的差異。1931 年的新幾內亞社會缺的不僅是工廠大量生產的衣服，還有所有西方科技產品，如時鐘、手機、信用卡、電梯和飛機。更重要的是，在 1931 年，新幾內亞高地人沒有文字、金屬、貨幣、學校，也沒有中央集權的政府。要不是新幾內亞在近代蛻變，我們或許無法相信一個沒有文字的石器時代社會，會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脫胎換骨，躋身科學昌明的現代社會。

如果你熟悉新幾內亞的歷史，又有敏銳的觀察力，就會注意到 2006 年莫爾斯比港機場的場景與 1931 年澳大利亞4人拍的新幾內亞高地還有其他差異。在 2006 年的場景中，老人看起來比較多，但很少來自新幾內亞高地的傳統社會。第一次來到新幾內亞的西方人乍看之下，會認為機場大廳的那些新幾內亞人是「純種族群」，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捲髮且皮膚黝黑（見圖 1-4、圖 6-7）。其實，他們是「混合族群」，擁有不同的面部特徵：來自南方海岸的低地人大都是高個子，鬍子稀疏，臉比較狹長；高地人很多是矮個子，鬍子茂密，臉比較寬；小島島民和北方海岸低地人的面部特徵則有點兒像亞洲人。在 1931 年，你不可能同時遇見高地人和來自南北海岸的低地人。在那個時代，只有同一種族的人會聚集在一起。如果你是語言學家，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的機場豎起耳朵聽當地人說話，那麼應該可以辨識幾十種語言。它們各屬不同的語族：有些是聲調語言，就像漢語，字音有一定的高低起伏；有些屬南島語族，有簡單的音節和子音；有些屬巴布亞諸語言，是非聲調語言。如果你在 1931 年碰到一群新幾內亞人，那麼你也許可以聽到幾種語言，但不會像現在這樣聽到幾十種語言。2006 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機場值機櫃檯，使用最多的語言是英語和巴布亞皮欽語 a 。很多旅客都用這兩種語言交談。但在1931 年的新幾內亞高地，每個區域的人只說當地的語言。

你還可以從 1931 年和 2006 年的這兩個場景中發現一個微妙的差異。在 2006 年，有些新幾內亞人的體態和一般美國人很像，也就是挺着啤酒肚的大胖子。但在 75 年前拍攝的照片裡，你可看不到胖子：每個新幾內亞人都很精瘦，肌肉線條鮮明（見圖 1）。如果我有機會和那些機場旅客的醫生談談，再參考現代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公共衛生統計數據，就可得知當地罹患糖尿病的人數有增多的趨勢，多半是肥胖引起的。近年來，高血壓、心臟病、中風和癌症的病例也有不少，但在 30 年前的巴布亞新幾內亞，這些都是前所未聞的。

另一個差異在西方現代人的眼裡或許根本沒什麼。2006 年聚集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機場大廳的那群人大都未曾見過彼此，這些陌生人不會一見面就打起來。這在 1931 年的新幾內亞高地是無法想象的事。當地人看到陌生人都會提高警惕，認為他們是危險人物，因此可能會把陌生人殺掉。在 2006 年的機場大廳，雖然有兩個警察在維持秩序，但大家一般都很自製，也很放鬆，認為陌生人不會攻擊自己。他們了解自己身處法治社會，如果發生口角或演變成暴力事件，警察和士兵就將隨即而至。但在1931 年，警察和政府還沒出現。在現代西方世界，我們將自由旅行視為理所當然，機場大廳的旅客可以飛到瓦佩納曼達或巴布亞新幾內亞任何一個地區，不需要任何通行證，但是以前可不是這樣。在 1931 年，任何生於戈羅卡的新幾內亞人都不能到西邊107 英里以外的瓦佩納曼達。如果你是戈羅卡人，想要往西到瓦佩納曼達，那麼只要一離開家，10 英里之內就可能被當成陌生人殺掉。如今，我卻飛了約 7 000 英里，從洛杉磯飛到莫爾斯比港 — 單單這趟旅程已經比一個傳統新幾內亞高地人一輩子能走的路多上幾百倍。

總而言之，這些差異表明，新幾內亞高地這 75 年來的轉變相當於世界其他地區幾千年來的發展。對新幾內亞人而言，他們所感受到的變化甚至更快。我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朋友告訴我，我見到他們的 10 年前，他們還在打造石斧，參加傳統部落戰役。到了今天，上述提到的現代科技，如金屬、文字、機器、飛機、警察和政府，他們已經習以為常。他們遇見陌生人不會害怕，知道其他族群的存在，也知道現在胖子很多。但就人類史而言，這些現代人類社會的特徵是近來才出現的。自人類和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揚鑣，各自踏上演化之路後的 600 萬年間，人類社會大部分時間就沒有鐵之類的東西。直到 1.1 萬年前，這些現代社會的特徵才在世界的某些地區萌芽。

因此，如果我們把新幾內亞這75年來的發展放在人類演化的 600 萬年漫漫長河中，那麼從某些層面來看，新幾內亞猶如一個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人類社會的昨天。世界其他地區雖然也有這樣的轉變，但開始得較早，而且非常緩慢。然而，「緩慢」是相對的：即使是在最早出現這些轉變的地區，由於轉變時間不到 1.1 萬年，與 600 萬年相比，也是短如一瞬。基本上，人類社會近來已經出現非常深刻且快速的轉變。
為何研究傳統社會

為什麼傳統社會具有吸引人的魔力？[1]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人情味。從某些層面來看，傳統社會的人對我們而言似乎很熟悉，也很容易了解；但從其他層面來看，他們又和我們大不相同，宛如另一個世界的人，讓人難以理解。1964 年，我初次踏上新幾內亞，那年我才 26 歲。新幾內亞人的樣貌令我瞠目：他們看起來完全不像美國人，不但使用的語言不同，穿着和行為也大相徑庭。但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我不斷回到這個地方，前後有數十次之多，每次停留 1-5 個月，至今我已走遍新幾內亞及其鄰近島嶼。我和當地人成為朋友，原來的新奇感也漸漸消失。我們常常天南地北地閒聊、說笑，對孩子、性、食物、運動等話題都很感興趣。我們的種種情緒也會互相感染，如憤怒、恐懼、悲傷、輕鬆或狂喜。即使是他們的語言，也沒我原本想象的那麼陌生、困難。如果我們熟悉的主要語言是主旋律，他們的語言就是變奏曲。雖然我在新幾內亞學到的第一種語言佛爾語（Fore）和印歐語系無關，詞彙也和我熟悉的語言完全不同，但佛爾語的動詞形態和德語很像，雙重代詞像斯洛文尼亞語，後置詞像芬蘭語，表達遠近的三個指示副詞「這裡、近處的那裡、遠處的那裡」則像拉丁語。

但我被這些相似點誤導。當我漸漸熟悉這裡時，我想：「世界上的人基本上都一樣。」我後來才發現我錯了，我們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例如，我的新幾內亞友人計數東西，不是用手指一個個數，就是用畫，不像西方人用抽象的數字；他們擇偶的方式、對待父母和教養子女的方式也和西方人不同；他們對危險的看法不同，對友誼的定義也和西方人不同。這些異同就像萬花筒，讓西方人目眩神迷。

關注傳統社會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們依然保存着我們祖先在幾萬年前的生活方式。今日社會有這樣的面貌都是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塑造出來的。人類直到約 1.1 萬年前才從狩獵 — 採集生活轉為農耕生活，最早的鐵製工具大約在 7000 年前出現，而最早的國家和文字則大約在 5400 年前誕生。翻開人類歷史，人類社會幾乎都停留在傳統社會的階段，直到近來才變成現代社會。我們吃的大部分是從商場購買的農產品，用不着每天到野外狩獵、採集；使用的多是金屬器具，很少是石制、木製或骨制工具。國家、法庭、警察、軍隊、閱讀、書寫等也都是現代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但這些都是近來才出現在人類社會的新東西，今天全世界仍有數十億人或多或少延續着傳統生活方式。

現代工業社會之中依然可見傳統生活方式的影子。在發達國家的鄉間，人們還是利用傳統的、非正式的機制來解決很多紛爭，而不是上法庭打官司。我在蒙大拿山谷觀察到了這一點，每到夏天我總會和妻子、孩子一起去那裡度假。大城市裡的幫派如有爭端，也不會叫警察來幫忙處理，而是利用協商、補償、恐嚇、打鬥等傳統手段。我的歐洲朋友有些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的歐洲小村子裡長大的，他們所形容的童年生活就像新幾內亞村落里的小孩的生活：所有的村民都互相熟識，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村民與附近村子的人結婚，終其一生都圍繞着這個村子生活。只有在世界大戰那幾年，年輕人才離開家鄉到外地打仗。村子裡捲入紛爭的人最後總是可以重修舊好，即使心中仍有不滿，也只能忍耐，因為他們必須在此地終老。也就是說，昨日世界並非完全被今日的新世界取代而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依然可在今日世界中發現昨日的點點滴滴。這就是我們為何必須了解昨日世界。

讀者一路讀下去將發現，傳統社會的文化習俗比現代工業社會更多元。從這些文化習俗的種種表現來看，現代社會的文化標準遠遠偏離了傳統標準，而且傾向極端。例如，與現代工業社會相比較，有些傳統社會對待老年人非常殘酷，有些則比較懂得敬老尊賢，讓老年人安享晚年。以這兩個極端而言，現代工業社會更傾向前者。然而心理學家研究人類的本質、尋找通則之時，取樣卻極其狹隘，失之偏頗。以 2008 年一篇發表在頂尖心理學期刊上的研究報告為例，該報告研究的受試者有 96% 來自西方工業國家（北美國家、歐洲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以色列），其中來自美國的就占 68%，而這其中多達 80% 皆為選修心理學課程的大學生。這些學生何以能代表他們所處的社會？正如學者約瑟夫·亨里奇、斯蒂芬·海涅與阿拉·洛倫薩揚所言，我們對人類心理學的了解大抵基於某一群受試者。這些受試者共同的特徵為：西方人（Western）、受過教育（Educated）、來自工業國家（Industrialized）、富有（Rich），以及生活在民主社會（Democratic）。這幾個特徵的英文首字母湊起來，就可以組合成一個單詞，也就是「WEIRD」（怪異）。的確，從世界文化差異的標準來看，這群受試者實在怪異。因為在很多採樣來自全世界不同族群的文化現象研究中，這些受試者顯然是離群值。學者取樣研究的現象包括視覺感知、公平、合作、處罰、生物推理、空間定向、分析與整理推理、道德推理、服從的動機、選擇以及自我概念。因此，要想對所謂人類的本質有個概括的了解，我們就必須大幅擴大研究樣本以覆蓋整個傳統社會，而不是只局限於美國心理學系的大學生。

社會學家或許可從他們對傳統社會的研究中得到一些有學術價值的結論。至於其他人，則可從實用價值出發，向傳統社會學習。傳統社會實際上體現了建構人類社會的數千種自然實驗。面對問題，傳統社會的人曾想出成千上萬種不同的解決辦法，這些辦法和西方現代社會採取的解決之道大異其趣。我們將發現，傳統社會的人的一些做法甚至讓我們嘖嘖稱奇，沒想到他們也有勝過發達國家之處。他們自有一套養育兒女和對待老人的辦法，知道如何保持健康，掌握說話的藝術，也懂得享受餘暇、解決爭端。我們自詡為科學昌明的現代人，但我們的身體和行為在某些方面仍停留在進化和適應階段，與現實環境格格不入。所謂見賢思齊，傳統社會有些地方或許值得我們學習。對此，一些人早已嘗試，並且證明我們可以過得更健康、更快樂。

然而我們也不能走極端，對過去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希望回到單純的原始世界。傳統社會仍有許多層面是我們不樂見的，如殺嬰，拋棄或殺害老年人，時常面臨饑荒，天災頻發，傳染病肆虐，常眼睜睜看着孩子死去，不時提心弔膽害怕遭受攻擊。傳統社會有些做法的確值得我們學習，但同時也提醒我們珍惜現代社會具備的優點，它們並非理所當然。

國家

傳統社會的組織形態要比以國家或政府為主的現代社會更多變。我們對傳統社會的一些特徵覺得陌生，為了了解這些特徵，且讓我們將自己熟悉的國家特徵作為起點。

現代國家的人口少則數十萬，一般都有幾百萬或幾千萬，像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人口更是多達 10 億以上。人口最少的現代國家，如太平洋島國瑙魯和圖瓦盧，人口也都超過 1 萬。（梵蒂岡只有 1 000 人左右，也算一個主權國家，位於羅馬西北角的高地上，以梵蒂岡古城牆作為國界。梵蒂岡居民日常所需完全仰賴進口。）在古代，國家的人口為幾萬到幾百萬。我們可從龐大的人口得知國家如何供養這些人民、如何組織他們，以及這些國家如何存活。所有的國家主要是以生產的食物（農業和畜牧業）來填飽老百姓的肚子，而非仰賴狩獵與採集。以栽種作物和畜牧作為生產手段，人們在庭院、田地或牧場裡種滿最高產的作物，飼養最有用的牲畜，就能獲得更多的食物。如果在森林狩獵動物、採集可食的植物，所得的食物就非常有限，無法養活龐大的人口。因此，狩獵 — 採集社會的人口總數不可能多到可以組成一個國家。在任何國家，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在現代社會中，由於農業高度機械化，務農的人只有2%。其餘的人口忙着從事別的行業（如管理、製造或貿易），他們所需的糧食不是由自己生產的，而是由農民生產、供給的。

由於國家人口數量龐大，大多數人互不相識。即使是在圖瓦盧這種只有 1 萬多人的小國，一個人也不可能認識全國所有的人，更不用說人口多達 14 億的中國了。因此，國家需要警察、法律、道德規範使境內的陌生人不會因為不可避免的偶遇而經常爆發爭鬥。而在小型社會中，由於人人彼此認識，便無須設立警察、法律和道德規範約束機制，以便解決陌生人彼此的爭端。

一旦一個社會已發展到 1 萬人以上，如有重大決策，就不可能把每一個人找來，讓大家坐着面對面商量，人人都得以發表意見。數目龐大的人口需要領導者來做出決策，需要管理者來執行決策，也需要官員來監督決策和法律的執行。或許有些讀者是無政府主義者，嚮往沒有國家或政府管制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這樣的夢是不切實際的：你必須尋找一個願意接納你的游群或部落。由於游群或部落里的人都互相認識，便不需要國王、總統或官員。

我們將在下文見到一些人口眾多、需要一般官員治理的傳統社會，但國家的人口數目遠超過這樣的社會，而且需要具有不同專業才能的官員各司其職。現代國家的人民往往覺得某些官員的行為令人惱怒，但國家要運作，還是離不開這樣的人。一國的法令多如牛毛，加上人口眾多，只有一種類型的官員將無法監督所有法規的執行。國家需要的官員包括稅務員、機動車檢驗員、警察、法官、餐廳衛生檢查員等。國家的每一個行政機關都只有一種類型的官員，這種官員有很多，分屬不同層級。以美國稅務機關為例，稅務代理人負責審核你的納稅申報表，如果你不同意該代理人的報告，就可向其主任申訴，主任的上面有各區或各州的局長、稅務局局長。（其實，真正的架構要複雜得多，但為了簡明起見，這裡只列出幾個層級。）卡夫卡在《城堡》（The Castle）這本小說中，以哈布斯堡王朝為原型，虛構了一個錯綜複雜的官員體系。小說的主人公為了進入城堡，在和這些官員打交道的過程中，受盡各種刁難，還是不得進入。我睡前讀了這本書，總不免做噩夢，夢見自己和不可理喻的官員纏鬥。想必所有的讀者也曾有這種不愉快的經歷。這就是我們生活在現代國家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沒有官員，國家就無法運作。

即使是烏托邦也少不了官員。關於國家，我們最熟悉的一個特徵就是不平等。以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而言，並非人人平等，即使是在最平等的斯堪的納維亞民主國家也不例外。任何國家不可避免地只能由少數政治領導人來制定法律規章，絕大多數的平民只能服從。人民的經濟角色（如農民、門衛、律師、政治人物和店員等）也大不相同，有些人的錢比較多，有些人的社會地位比較高。到目前為止，已有不少人試圖消除社會不平等，如馬克思就提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提倡生產與分配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這些努力尚未成功。

在人類社會得以生產糧食（公元前9000 年前後）之前，國家是不存在的。直到經歷上千年的積累，糧食大量生產，能夠供養數量龐大的人口，而且人口需要一個權力核心來治理，國家才漸漸形成。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大約在公元前 3400 年出現在肥沃新月地帶，在之後的 1 000 年裡，國家也陸續出現在中國、墨西哥、安第斯山脈、馬達加斯加等地。到今天，展開世界地圖，你會發現除了南極，整個地球就像拼圖一樣，由大大小小的國家組成。即使是南極洲，目前也有 7 個國家對其提出主權要求，且主張的範圍存在重疊。

傳統社會的形態

公元前 3400 年以前，這個地球上還沒有任何國家。直到最近，在世界上某些大範圍的地區，也還有人不知國家為何物，他們只有簡單的政治體系，過着傳統社會的生活。傳統社會與我們熟悉的現代社會，這兩者的差別就是本書的主題。我們要怎麼看待傳統社會的各種不同形態呢？

雖然每一個人類社會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找出一些跨文化的規律。我們發現所有的人類社會至少在 4 個方面存在相關趨勢：人口數量、生計、政治集權以及社會的階層劃分。隨着人口數量日益龐大、人口密度逐漸增加，只有高效且大規模地生產糧食等必需品，才能滿足人民所需。這意味着食物大都來自村裡的農民，而不是來自遊牧或狩獵，也不是靠採集就夠的。現代國家以集約灌溉系統、密集的人力與農業機械使每一畝田都得以生產更多的糧食。政治決策則愈加傾向中央，由領導人來決定，不再是由一小群狩獵 — 採集者面對面討論。傳統社會的狩獵 — 採集族群人人相對平等，沒有階層劃分，到了中央集權的大型現代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則變得非常顯著。

這些關聯性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以規模相當的社會而言，就土地的集約利用、政治集權的程度和社會的階層劃分這幾方面，有些社會進展比較快，有些則比較慢。由於人類社會的形態具有多樣性，每一個社會從人口、生計、政治與社會等趨勢來看，各有不同的表現，我們不得不用一個簡便的表示法。我們面對的問題正如發展心理學家討論個人的差異。儘管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但還是可以根據年齡做一些區分，如 3 歲的孩子有很多地方都不同於 24 歲的成年人。但年齡是個不可分割的連續變化，從「3 歲」成長到「6 歲」的過程中並不存在明顯界限。即使是同齡人也有很多差異。為了應對這種複雜的情況，發展心理學家只好採用一些簡便的分類，把人分為「嬰兒」「幼兒」「兒童」「少年」「青年」等。當然，這樣的分類是不完美的，但我們不得不採取這種權宜之計。

社會科學家也用類似的分類法研究人類社會，但他們面對的情況更加複雜，因為社會的變遷是可逆的，而年齡的變化不可逆。農村居民可能因為乾旱改為狩獵 — 採集，但 4 歲的小孩絕不可能變回3 歲。儘管大多數發展心理學家認為人可依年齡大致區分為嬰兒、兒童、青少年、成人，社會科學家也用各種不同的分類描述傳統社會，但有些科學家還是不贊同使用任何分類法。在本書中，有時我採用埃爾曼·瑟維斯的分類法，根據人口數量、政治集權和社會的階層劃分將人類社會分成四大類，即游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國家（state）。雖然這樣的分類至今已使用了至少 50 年，其間也不斷有人提議用其他分類，但瑟維斯的分類依然最簡單明了：他只分成 4 類，因此其比較好記，如果多達 7 類，那就難記了，而且他使用簡短的單詞，而非冗長的詞組。但請記住，由於人類社會的複雜多變，我們不得不用這樣的分類法來討論。此後，我們就不再贅述這種分類法的問題了。

最小、最簡單的傳統社會（也就是瑟維斯所說的「游群」）只有幾十個人，成員多來自一個或幾個有血緣關係的家族（如一對夫妻及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堂 / 表兄弟姐妹）。大多數狩獵 — 採集者和一些在田地耕作的農民一般組成小群體住在人煙稀少之地。游群的成員很少，因此互相熟識，如果是大伙兒的事，就都能面對面一起討論，無需政治領袖，也沒有經濟分工。社會科學家也許會用相對平等和民主描述這樣的游群生活：成員之間沒有財富多寡之別（畢竟每個人擁有的東西都很少），也沒有人享有比較大的政治權力，也許只是能力和個性有別，然而由於游群中有什麼都互相分享，那些差異也就算不上什麼了。

如果我們從考古學的證據來判斷，從幾萬年前開始，特別是 1.1 萬年前，人類的社會組織或許就都是這樣的游群。歐洲人在世界各地擴展勢力，尤其是在哥倫布初次遠航（1492 年）後，才接觸歐洲人以外的族群，發現國家以外的社會形態。那時，澳大利亞、北極、沒有農業的沙漠區、美洲叢林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都有游群的足跡。本書將經常討論到這些游群社會，包括非洲卡拉哈迪沙漠的昆族（!Kung）、南美洲的阿切族（Ache）和西里奧諾印第安人（Siriono Indian）、孟加拉灣的安達曼島人、赤道非洲叢林的俾格米人以及秘魯的馬奇根加人。上述游群除了馬奇根加人會種植作物，其他都過着（或曾過着）狩獵 — 採集生活。

游群繼續發展至人口多達數百，就變成另一種比較複雜的社會形態（也就是瑟維斯所謂的「部落」）。在部落中，每一個人還能認識其他所有的人。例如我在讀高中的時候，我們學校有 200個學生，學生和老師都說得出其他人的名字，但我太太就讀的高中有幾千個學生，他們就不可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一個由幾百人組成的社會意味着其中有幾十個家庭，分屬幾個氏族，氏族之間可能聯姻。因為人數比游群多，部落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養活所有的人，所以部落的人通常是農民或牧民或者二者兼之，但在自然資源特別豐足的環境中，也可能靠狩獵 — 採集生活（如日本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和北美西北太平洋地區的印第安人）。部落通常定居于田園、牧場或漁區附近的村落。然而中亞的遊牧民族和其他部落民族則逐水草而居，也就是依季節變化在不同海拔間遷移放牧。

從其他層面來看，部落和大型游群依然有相似之處。例如，每個人的地位大抵是平等的，沒有什麼經濟分工，政治領導力薄弱，沒有官僚組織，以及決策時多採用面對面溝通的方式。我曾在新幾內亞村落中看到過好幾百人坐在地上一起開會，每個人都可發表自己的意見，最後達成一致決策。有些部落有所謂的「大人物」，但他們並非強勢的領導人，他們靠說服力和個人魅力使人信服，而非藉由權威使人臣服。例如本書第三章將提到的，新幾內亞達尼族（Dani）有個領導人叫古特盧（Gutelu），族人表面上假裝服從古特盧，最後還是和他唱反調，發動種族屠殺，破壞了古特盧和其政治盟友的關係。考古學家根據某些地區的房舍和聚落遺蹟推測部落組織至少可追溯到 1.3 萬年前。目前，新幾內亞和亞馬孫地區仍有原住民部落。本書討論的部落社會包括阿拉斯加的伊努皮亞特人（Iñupiat） 、南美的雅諾馬莫印第安人（Yanomamo Indian）、阿富汗的吉爾吉斯人、新不列顛島的卡烏龍族（Kaulong）和新幾內亞的達尼族、達爾比族（Daribi）與佛爾族。

部落組織進一步變得複雜即成為酋邦，酋邦人口多達數千。由於人口眾多，經濟分工初現雛形，糧食生產力提高，人們也有儲存餘糧的能力，得以供養不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如酋長及其親屬和官員。因此，酋邦人民已採用定居的生活方式，居住在村鎮和小村莊中，有儲存糧食之所，大多數人從事糧食生產（農業和畜牧），只有幾個動植物資源豐富的地區的人們仍以狩獵 — 採集為生，如佛羅里達的卡魯薩人（Calusa）和南加利福尼亞州海岸的丘馬什人（Chumash）。

在一個人口多達數千的社會，一個人不可能認識所有的人，這幾千個人也不可能一起面對面開會。因此，酋長將面對兩個新的問題 — 相比之下，人數較少的游群或部落領導人就沒有這樣的問題。首先，同一個酋邦里的人必須能夠互相辨識，以免被誤認為外來侵略者而引發爭鬥。因此，同樣的意識形態、政治認同和宗教認同在酋邦中就成為辨識敵我的關鍵。這些通常來自地位崇高如神明的酋長。其次，作為大家公認的領導人，酋長具有權威，有做決策以及運用武力的權力，而且必須想辦法保護酋邦的人民，讓他們不至於因為互不認識而自相殘殺。輔佐酋長的則是一般官員，即原始官僚，他們沒有職責分工，舉凡收稅、解決爭端及其他林林總總的行政事宜都在他們的職責之內，不像國家有稅務員、法官和餐廳衛生檢查員等。（在科學文獻中，由酋長領導的傳統社會皆精準地被稱為「酋邦」，但本書和大多數的通俗作品一樣稱之為「部落」，如北美印第安部落其實是指酋邦。）

酋邦在經濟上有一項創新，也就是所謂的「再分配經濟」：人民不直接交易，而是貢獻糧食和勞動力給酋長，酋長再將其重新分配給為他服務的戰士、祭司和工匠等人。再分配就是最早的稅收制度，政治組織由此才得以運作。有些食物貢品也會分配給人民。酋長有照顧人民的責任，饑荒時就會發放糧食給人民。此外，為酋長興建石碑和灌溉溝渠等工程的人民也可分得食物。除了這些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創新，酋邦還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狀態，即社會的不平等。部落常會分成好幾個支系，但在酋長地位世襲制酋邦之中，只有酋長及其家族在社會這個金字塔組織的頂端，社會底層則是平民和奴隸，在酋長和奴隸之間，可能還有 8個階層之多（如波利尼西亞的夏威夷原住民）。階級越高者，得到的糧食、房屋、華服和裝飾品就越多。

我們可從考古學證據，如石碑或是墳墓中陪葬品的分布情況來辨識酋邦：酋長及其親屬和官員的一些墓穴較為大型，且陪葬品很多，還有綠松石、祭祀的馬匹等奢侈品，與平民的小而樸實的墓穴形成鮮明對比。考古學家根據這些證據推論酋邦約興起於公元前 5500 年。在近代國家體制大興之前，酋邦遍布各地，包括波利尼西亞、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區、北美東部和西南部的肥沃地區、中美和南美（墨西哥與安第斯國家控制的地區除外）。本書討論的酋邦包括在新幾內亞邁魯（Mailu）島和特羅布里恩（Trobriand）群島上的人民以及北美卡魯薩印第安人和丘馬什印第安人。約從公元前 3400 年開始，由於人口壓力漸增，酋邦不得不藉由征服和吞併取得更多的資源，於是演變成國家。國家通常包含不同的族群，有層層的官僚組織和常備軍，經濟分工更細，出現了城鎮化。這種種改變使國家這種社會形態逐漸普遍，至今已席捲全球。

如果社會科學家能乘坐時光機回到公元前 9000 年，他們將會發現地球上都是狩獵 — 採集者，他們過着游群的生活，有些可能已形成部落。這些遠古的居民沒有金屬工具、文字，也沒有中央集權政府或經濟分工。如果這些社會學家接着回到 15 世紀考察，即歐洲人開始向外擴張之時，他們就會發現整個澳大利亞大陸都是狩獵 — 採集族群，人們依然過着游群或部落生活。但在這時，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北非、印度尼西亞西部一些較大的島嶼、安第斯山脈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墨西哥和西非的部分地區已分屬不同國家。安第斯山脈之外的南美洲、整個北美洲、新幾內亞、北極和太平洋島嶼則還有很多游群、部落和酋邦。如今，除了南極洲，世界各地幾乎都由國家管控。到 20 世紀，唯有新幾內亞和亞馬孫仍有為數龐大、不識國家為何物的社會。

由於人口數量增加、政治組織趨向複雜，加上精耕細作，人類社會逐漸由游群發展為國家。除此之外，我們還可見到其他並行的趨勢，例如對金屬工具的依賴漸增、科技複雜化、經濟分工細化、文字系統化、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加劇，以及戰爭和宗教的改變（詳見第三、第四、第九章的討論）。請注意，人類社會從游群發展到國家，不是線性的，不是不可逆轉的，也不是所有的地區都是如此。上述趨勢，特別是人口漸增、中央集權、科技和武器的進步，是國家得以征服傳統社會的主因。傳統社會的居民因此遭到奴役、驅逐，甚至滅絕。到了現代，游群和部落（如卡拉哈迪沙漠的昆族、赤道非洲雨林區的俾格米族、亞馬孫盆地偏遠處的美洲原住民和新幾內亞的新幾內亞人）只能退居到難以到達、落後的地區。

為何在哥倫布 1492 年橫越大西洋之時，世界不同地區的人類社會形態有那麼大的差異？有些族群（特別是歐亞人）在國家的政治體制下生活，已有文字、金屬工具、精耕農業和常備軍。相比之下，還有很多族群看不到上述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像澳大利亞原住民、昆族、非洲的俾格米族，這些人仍然和公元前9000 年的老祖宗一樣過着原始的生活。我們如何解釋這種驚人的地區差異？

過去很多人認為這種地區差異反映出不同族群智商、體格與職業道德的不同。現代還有不少人抱持這種看法。根據這種信念，歐洲人智商比較高、體格高大、認真進取，至於澳大利亞原住民、新幾內亞人和其他現代的游群和部落中的人則比較愚笨、原始，而且生性懶惰。其實，關於上述體質差異，目前尚無可供參考的證據。如果以現代的游群和部落科技落後、政治組織簡單、生活方式原始，就斷言這些族群智能低下、體格不良、性格低劣，可謂一種荒誕的循環論證。

反之，要解開現代世界社會形態差異之謎，我們必須從地理環境的差異着手。我們已知，糧食生產的進步（農牧業的興起）促使人口增加，形成政治集權和社會分層。然而，野生動植物中能被改良或馴化，變成作物和家畜的物種實在不多。世界何其廣大，只有 6 個很小的地區擁有這些可被改良或馴化的物種。這些地區的居民因而得以贏在起跑點，糧食生產拔得頭籌，有餘糧，人口逐漸增加，科技進步，進而形成國家政府的體制。正如我在以前出版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所討論的，這些差異可以解釋歐洲人的勢力為何得以擴張到全世界，也就是擁有住在肥沃新月地帶的地利，進而擁有最有價值且可以馴化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昆族和澳大利亞原住民則沒有這樣的優勢。目前仍生活於傳統社會中的居民就體質而言其實與其他現代人無異，只是居住地區可供改良或馴化的動植物種類極少，否則他們也能過着現代化、舒適的生活。

研究途徑、原因探究與數據源

我們在前文中從人口總數、人口密度、獲取食物的方式和環境角度系統地討論傳統社會的差異。雖然我們可藉此發現幾個比較顯著的趨勢，但如果我們以為可從物質條件來預測一個社會的情況，那就錯了。試以法、德兩國人民的文化和政治差異為例，這種差異顯然並非兩國地理環境的差異造成的。因為以全世界環境變化的標準來看，這兩國環境的差異並不明顯。

學者曾採用幾種研究方法來了解社會之間的差異。雖然每種研究方法都有助於了解某些差異，但難以用來解讀其他現象。第一種研究方法就是前面討論過的，從演化的角度切入，研究不同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的社會之間的重要差異，以及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相近的社會有何共同特點，或是推論（有時則是通過直接觀察得到結論）一個社會在變大或變小時會出現什麼樣的轉變。還有一種研究方法與演化研究相關，也就是從適應學派的角度切入，認為一個社會的某些特徵是不斷適應的結果，使社會在一定情況（如特殊的物質條件、地理和社會環境，以及特定的人口總數和人口密度）下更有效地運作。像是人口總數超過幾千的社會必須有領導人，另外，為了供養領導人，大型社會必須具有生產餘糧的能力。我們可從這種研究方法中歸納出一些結論，也可從生存條件和環境的角度來解釋一個社會的變化。

第二種研究方法和前述恰恰相反，即認為每個社會都是獨一無二的，有特殊的歷史，其文化信仰與習俗大抵是獨立變量，不是受環境支配的結果。在無數的例子中，我要提出的是卡烏龍族的一個習俗。卡烏龍族也是本書將討論到的一個族群。這個例子非常極端、令人震撼，而且完全和當地的物質條件沒有任何關聯。卡烏龍族住在新幾內亞東邊的新不列顛島南部的流域，這個地區共有幾十個小規模的原住民族群。以前，如果一個卡烏龍族男人死了，遺孀就會把她的兄弟叫來，要他們將她勒死。因此，她不是被謀殺的，也不是被族人強迫而死的。事實上，這是耳濡目染的結果：所有的卡烏龍族女人從小到大眼睜睜地看着妻子在丈夫死後尾隨而去，一旦自己成了遺孀，也就自然而然跟着走上這條黃泉路。遺孀的兄弟即使不忍，也得完成這項莊嚴的任務。如果遺孀沒有兄弟，就囑託其子成全此事。她就這樣認命地坐在地上，由家人將她勒死。

沒有任何一個學者認為卡烏龍族遺孀的殉夫有益於社會，此舉也無益於長遠的「基因利益」。研究自然環境的科學家也看不出卡烏龍族遺孀殉夫對環境有何幫助。她們的死並不會使新不列顛島的南部優於北部、東部或西部。除了與卡烏龍族為鄰的森森族（Sengseng），不管在新不列顛島還是新幾內亞，我都沒聽說過其他族群有這樣的習俗。似乎卡烏龍族遺孀這麼做是一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特質，只存在於新不列顛島的那個區域，原因已不可考，最後或許會因為社會間的物競天擇（例如，新不列顛島其他沒有這種習俗的社會比卡烏龍族具有優勢）而消除。然而這種令人不解的習俗還是流傳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他們與外界有了接觸，才在壓力之下於 1957 年前後廢除了這樣的習俗。熟悉其他社會的人都可以想出諸如此類的習俗，只是不像卡烏龍族遺孀殉夫那麼極端。這樣的特質對社會沒有明顯的利益，甚至可能損害社會，而且顯然不是當地環境造成的。

第三種了解社會差異的途徑，是辨識分布範圍廣闊的文化信仰或習俗。這些文化信仰或習俗在一地流傳久遠，但是顯然與當地環境無關。我們熟悉的例子包括歐洲幾乎處處可見的一神教和非聲調語言，以及與之相反的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多神教和聲調語言。雖然我們對每個地區宗教和語言的根源和發展已有一定的認識，但我仍不解為何聲調語言在歐洲這樣的環境無法流行，也不知為何中國和東南亞不是適合一神教發展的沃土。到目前為止，我還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語言與其他文化信仰及習俗的傳播可能通過兩種途徑：一是人們在向外擴張的同時把文化帶過去，如歐洲人向美洲和澳大利亞殖民，不但使歐洲的語言外傳，也在當地建立歐洲式的社會；二是人們主動採納其他地區的文化信仰和習俗，如現代日本人穿西裝而美國人吃壽司，但西方人並未統治過日本，美國也不曾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此外，有關問題的剖析，本書會不斷出現兩種解釋：一種是近因，另一種則是終極因。且讓我們想象下面的情境，以了解這兩種原因的區別。有對結婚 20 年的夫妻因婚姻瀕臨破裂而求助於心理治療師。治療師問道：「你們既然結婚 20 年了，為什麼突然想離婚？」丈夫說：「她用一個很重的玻璃瓶狠狠地打了我的臉。我無法跟這種女人一起生活。」妻子承認她出手打人，這是兩人婚姻破裂的「原因」（即「近因」）。然而治療師知道無風不起浪，美滿婚姻應該很少會出現這樣的暴力攻擊事件，於是探詢更深一層的原因。妻子說：「他一再出軌，我忍無可忍，才拿玻璃瓶打他。他的外遇就是我們婚姻破裂『真正的原因』（即『終極因』）。」丈夫承認他的確有外遇，但治療師想知道為什麼他會去找其他女人。如果一個男人婚姻美滿，就應該不會出軌。丈夫說：「我老婆是個冷漠、自私的女人。我和所有正常的男人一樣需要愛情與慰藉，而她不能給我，我就去找其他女人了。這就是我們婚姻破裂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這對夫妻接受長期治療，治療師就會深入探究妻子的成長過程，看是什麼原因導致她變成一個冷漠、自私的人（如果丈夫的指控為真）。但就治療師已經知道的情況，大多數的因果關係包含多個原因鏈，環環相扣，有些是近因，有些則是終極因。我們將在本書中碰到很多這樣的原因鏈。例如，部落戰爭（見第四章）的近因或許是一個部落的甲從另一個部落的乙那裡偷了一頭豬。但甲說，這頭豬是乙欠他的（乙的表哥向甲的父親買豬，豬到手了，卻沒付錢）。至於部落戰爭的終極因則是旱災、資源匱乏和人口壓力使兩個部落都沒有足夠的豬供給族人。

以上就是學者研究人類社會差異的幾種比較普遍的方法。至於學者如何得知傳統社會的情況，一般而言我們的數據源大致可分為四大類，每一類都有其優缺點。第一類是本書最重要的數據源，也就是由受過訓練的社會學家或生物學家深入傳統社會探訪，或和當地人共同生活，以研究某個主題。然而科學家要想進入這樣的社會，必須等到當地的原住民族群被某個國家征服或控制之後，也就是已受「安撫教化」，或是該傳統社會因外來傳染病而人數變得很少，不會攻擊外人。這樣的社會因遭外敵或傳染病的入侵，已和過去的情況大不相同。

第二類來自對當地不識字的原住民的採訪，利用口述史重建幾個世代之前的社會樣貌，梳理傳統社會在現代的改變。第三類也是利用口述史重建傳統社會在現代科學家造訪前的原始面貌，區別在於通過探險家、商人、政府派駐到當地的巡邏官和通曉當地語言的傳教士等人的描述，了解西方人和傳統社會初次接觸的情況。雖然這些描述或史料可能雜亂無章、數量不多，也不如科學家的田野調查報告那樣嚴謹，但其優點是呈現了部落社會的原始面貌，而非西方勢力入侵後的樣子。要研究沒有文字且未與西方觀察者接觸過的古老社會，就只有一個方式 — 通過考古挖掘，這就是第四類。我們可藉此重建一個未與現代社會接觸或受其影響的文化，缺點是無法探究一些細節（如人名或動機），也不一定能以考古遺址出土的文物推斷當時的社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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