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隨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日益增強，對環境質量的要求逐漸提高。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高質量的環境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組成部分。21世紀以來，隨着移動網絡和社交媒體等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參與環境治理的能力明顯提升。例如，根據生態環境部的統計數據，2020年9月全國「12369環保舉報聯網管理平台」共接到環保舉報36414件，環比增長12%，其中網絡日益成為被廣泛選擇的舉報方式。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8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0.4%，網絡為人們參與環境治理提供了便利渠道。因此，如何回應網絡環境訴求，是各級政府面臨的新挑戰。

我國黨和政府一向重視生態環境治理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被提到空前的戰略高度，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一同構成中國發展建設的「五位一體」總布局。此外，為順應互聯網時代的新變化，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網絡民意的吸納、回應與管理，採取了網絡問政的方式對群眾環保訴求進行回應。各級政府開通了包括微博、微信、抖音、小程序、地方領導留言板等多種形式的網絡問政平台，形成涵蓋網信辦、社情民意辦公室、市（縣）長書記交流平台、督查室等多種組織的政府機構體系。但是，隨着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複雜多變的治理環境向我國各級政府的回應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挑戰，部分地方仍存在回應不規範、不及時、不全面等問題，不同機構或不同層級的政府回應策略、能力和效果尚存在差距，加強政府回應問題的研究是進一步規範政府回應模式、提高政府回應能力的必然要求。

政府回應是政府公信力的體現，因此語言規範得當是基本要求。目前，學界圍繞我國網絡平台的政府回應問題進行了廣泛研究，主要集中在回應模式和影響因素分析。例如，在回應模式方面，陳翀等將政府回應從線下投入和線上響應兩個維度概括為倦怠型、話語型、行動型、均衡型四類模式；翁士洪等人根據政府回應的主動性與民眾參與程度，按照回應性由高至低劃分為鴛鴦模式、蜂王模式、杜鵑模式、鴕鳥模式四種類型。已有研究為政府回應的理論拓展奠定了基礎，但是，目前研究主要針對政府是否回應，而對政府回應話語的研究較少；且主要將政府作為一個整體研究政府回應模式，而忽視了不同層級、不同類型政府部門回應模式的差異。政府回應的話語模式是因時制宜的，需要根據訴求問題和回應機構的類型而調整。本文基於理論建構和大數據分析，試圖回答如下問題：（1）我國政府回應的話語模式包括哪些類型；（2）政府的回應話語是否受政府層級和機構類型等制度因素的影響；（3）政府回應話語是否受訴求問題類型的影響。本研究試圖理解政府回應的話語策略及其形成根源，進而為提升政府回應質量、促進公眾有序參與提供理論基礎。

政府回應話語既能體現政府部門的專業水平和規範程度，也能反映政府部門與公眾進行通俗易懂的溝通方式和服務態度，直接影響着公眾的服務體驗或滿意程度。政府回應話語反映了政府與公眾的互動方式，會進一步影響公眾的參與意願和參與程度。彼得羅夫斯基和羅森布魯姆將公共價值劃分為任務型公共價值和非任務型公共價值。其中，任務型公共價值是指政府基於職責、任務、規劃等具體的政策、法規、文件完成的公共機構、公共項目或公共政策等主要任務，具有一定的強制性；非任務型公共價值主要考慮公眾期望的具有「好政府」屬性的價值。理論上，非任務型公共價值得到滿足的程度也會影響績效。馬翔、包國憲等學者將符合任務型公共價值的政府回應歸納為「就事論事」。這種回應模式要求政府按照政策文件要求，遵循一定的價值準則與要求、按照事件本身的性質進行理性回應，體現了政府希望通過「理性聲明」來回應的策略。同時，除了政策文件規定的基本任務，由於公眾容易被情感左右，也期望政府做的更多（比如表達同情等），這些就屬於非任務型公共價值。由此可知，政府回應既應符合任務型公共價值，又符合非任務型公共價值。為了得到政府回應，公眾也會採取不同的話語策略。例如，迪斯特爾霍斯特和傅戴安娜基於我國市長郵箱數據，根據公眾在爭取政府注意力、實現自身利益追求時的話語表述方式，將公民話語劃分為主語性話語、法治話語和社會主義道德話語；李峰和孟天廣基於人民網地方政府留言板數據，從身份認同和政治價值探索了公眾在網絡平台的表達行為模式，其中根據身份認同劃分為泛集體主義、內集體主義、個人主義三種模式，根據政治價值取向分為賢能話語和民主話語兩種模式。由已有研究可知，法律規則或者感情策略是政府或公民經常使用的話語策略。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根據政府部門回應話語的法治程度和情感色彩，將政府回應的話語模式劃分為描述話語、共情話語、規則話語和混合話語四種模式（見表1）。

具體而言，描述話語主要側重於程式化的回覆，既不運用感情色彩的語言也不運用規則色彩的語言，例如「已轉××辦理」「可以到××部門諮詢」「請補充×××信息」等。共情話語側重於對公眾的信任、理解和關注等，主要表示感謝和重視，是政府人員為了維護與網民之間的信任與友好的關系所採用的話語策略，例如「感謝您對我市環保和沙石行業的關心與支持」「感謝您對家鄉各項事業的關心和支持」「領導高度重視」等。規則話語主要側重於依據具體法律法規或政策文件，例如「根據新修訂的《××××區綜合交通發展規劃》」「請相關部門依據《易製毒化學品管理條例》《環境保護法》相關規定進行查處」。混合話語是指兼用感情色彩和規則色彩的話語，例如「我縣相關部門將依照相關規定嚴格進行監督和管理。感謝您對我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隨着社會分工日趨複雜細化，對各類公共服務的專業化需求越來越高，基層公務員直接從事的操作性服務活動，不再是傳統服務性工作，而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工作，而這表現為政府回應機構的差異。由於公眾訴求涉及不同專業領域，需要由不同類型的政府機構進行回應。目前，我國已形成比較齊全的政府回應機構體系。例如，孟天廣和楊澤森考察了各省網絡問政的制度安排，試圖理解「回應機構多樣性」的制度根源，我國政府回應的機構主體涵蓋黨委辦公廳/室、政府辦公廳/室、業務類部門、吸納類部門、監督類部門和信訪類部門六類機構。因此，本文依據以上分類，根據回應部門的性質和職能，將回應部門劃分為七種類型，即黨委辦公部門、政府辦公部門、業務部門、吸納部門、監督部門、信訪部門和其他部門。具體而言，黨委辦公部門是指回應機構為省委、市委、縣委或各級黨委辦公廳等部門，政府辦公部門是指回應機構為各級政府及其辦公廳、辦公室、政府組成部門，業務部門是指回應部門為發改、教育、環保等各具體行政職能部門，吸納類部門是指回應部門為熱線辦、社情民意機構、書記聽民聲欄目或政務服務中心等部門，監督部門是指回應部門為督查、督察、監督、督導等部門，信訪部門是指回應部門為信訪、網絡信訪等部門，其他部門主要是指回應部門為企業、集團、公司等部門。

話語理論重視揭露話語主體的政治意圖或公共價值導向，追究話語過程的政治功能和規製作用。俗話說，「三句話不離本行」，這充分說明不同類型的政府部門因其工作職能的差異而需要運用不同的話語模式。例如，孟天廣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黨委部門因權威層次高和協調能力強而能夠更快地回應民意，而具體的業務部門則表現出專業性強的特點。也有學者從條塊關係角度分析了政府行為模式，指出條塊關係從制度安排的角度建構了社會的權威結構、政治過程和資源配置渠道，「條」側重於處理更加具體、技術化和專業化的任務，而「塊」更加強調業務的綜合性。此外，吳春梅、翟軍亮等強調政府職能履行中在注重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結合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民主與效率的統一，更加注重人文關懷。因此，本文基於不同政府部門的基本性質和機構職責，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黨委辦公部門、信訪、吸納部門等更偏向共情話語，政府、業務、監督等部門更偏向規則話語。

在公共生活中，不同的政府話語模式體現了主體間不同的權力關係。20世紀70年代，米歇爾·福柯對「話語」的權力運作方式及其對社會秩序的重大影響進行過深刻反思，他將話語與公共權力、合法性、意識形態等社會問題聯繫起來，指出話語既是權力的產物，話語中也蘊含着權力。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也指出，語言關係總是符號權力的關係，是各種群體的力量關係轉而以一種變相的形式表達出來。

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具有大小不同的權力。摩爾提出公共部門「戰略三角」理論模型，認為公共管理者在制定和實施戰略過程中最具有挑戰性的工作是不斷尋求公共價值、合法性和支持（授權環境）以及運作能力最大程度的匹配。其中，公共價值強調的是價值目標對公共領域的重要作用以及對公民期望偏好的表達；合法性和支持是公共價值實現的合法性來源，也被稱為「授權環境」，強調的是利益相關者以及政治家是否支持和充分地授權某項管理活動；運作能力是指公共部門完成管理活動和實現價值目標所具備的資源和能力。在科層體系中，政府回應的公共價值管理水平因層級不同而在合法性、可分配資源、運作能力等方面存在差異，這會進一步影響政府回應的話語選擇。此外，由各級政府發布的政策文件可以直觀地看出，各級政府在制定政策及其用語方面具有顯著差異。例如，中央政府文件主要確定基本原則或目標，而地方政府文件則側重於對中央文件的具體化和操作化。同時，不同層級政府工作人員因職業素養、工作方式、接觸對象不同，其話語模式也有所不同。例如，基層公務員中一部分是過去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公務員隊伍的人員，文化素質較低，專業技能未得到很好訓練；而高層次政府工作人員一般在學歷、專業、業務能力等方面都滿足比較高的要求。張會平等也指出回應部門層級、參與部門數量、利益相關方、滿足網民訴求的所需代價等方面顯著影響政府回應度。因此，我們可以假設更高層級的政府部門更能有效依據法律規則進行資源配置和政府回應，較低層級的政府部門則會更傾向於用具體化、可操作性和情感性的話語進行回應。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政府層級越高越偏向規則話語，層級越低越偏向共情話語。

（四）政府回應話語的異質性

在信息溝通的理論中，政民互動以政府和公民作為基本主體，互動程度既受到雙方主體因素的影響，也與互動的信息內容息息相關。除了政府層級和機構類型之外，政府回應話語還受公眾特徵、政府特徵、訴求問題特徵等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公眾層面主要表現為在表達訴求時的集體行動傾向、訴求話語的表達方式、公眾身份等方面；政府層面主要表現為政府的吸納意願、回應能力、職能劃分與層級體系等維度；訴求問題特徵主要表現為議題領域及時空因素、處置周期等方面。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為了更好地分析政府層級與機構類型等政府層面特徵對政府回應話語模式的影響，選擇公眾層面的城鄉屬性、訴求對象、訴求話語模式等特徵，訴求問題方面的訴求類型、訴求問題治理複雜性等特徵以及省份、年份作為控制變量加以分析。由於訴求問題類型是連接公眾訴求和政府回應的集中表現，直接影響雙方的互動關係。因此，本文將進一步分析政府回應話語在訴求問題類型上的異質性。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政府回應話語模式在訴求問題類型方面具有異質性。

（一）研究數據

本文數據來源於人民網的「領導留言板」網絡問政平台。領導留言板創辦於2006年8月，為網民表達訴求、反映問題、提出意見建議和政府機構進行辦理、回應提供全國性問政平台。目前，已有15個中央部委、31個省區市使用領導留言板，僅2020年就有60萬件群眾訴求得到政府回應，既包括省、市、縣等不同層級地方政府，也包括黨委部門、政府部門、信訪部門等不同類型的部門，形成了一個全方位、多層級的政府回應制度體系。鑑於「領導留言板」的相對獨立性、數據可得性、透明性等優勢，本文選擇領導留言板作為數據來源，本文採集了2010年1月至2019年4月近十年的環保話題留言內容，公眾訴求共達61375件，其中回復量為45630件，占訴求量的74.3%，採集了政府回復內容、回復時間、回復機構等字段，試圖全面地分析不同層級和機構的政府回應話語模式。由於本文主要分析政府回應話語，因此本文數據量為政府回應的留言數據45630條。

需要說明的是，隨着互聯網的發展和政府回應日益受到重視，政府回應相關制度日趨完善，回應要素也更加齊全。但是，通過查閱相關政策文件和已有研究，尚未發現已有對政府回應話語策略的明確規定；同時，作為一種公開的官方話語，網絡問政的政府回應話語一直比較重視措辭的精確，這種要求在十年前後變化不大，尤其是本文研究數據絕大部分為十八大以後，因此政府話語的價值理念相對一致；此外，本文研究數據為政府回應的個體數據，而非面板數據。鑑於上述因素考慮，本文暫不從動態角度分析十年來政府回應機制等制度環境的變化因素對政府話語模式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基於45630條文本資料，本文採用自動文本分析。首先，本文使用Python進行停詞、分詞，將非結構化的文本變為不同的詞語向量，由此統計詞頻及詞語共顯關係。其次，本文採用有監督的機器學習法對文本進行分類。通過隨機抽樣的方式提取5000個文本進行人工編碼分類，確立每一類別話語表達的詞典庫，然後基於該詞典庫對4萬餘條回應文本進行分類。為檢驗分類效度，從4萬多條文本中隨機抽取2000個文檔作為測試集進行人工編碼分類，並將其分類結果與機器學習分類結果做比較。更進一步，我們將數據八二分割為訓練集和測試集，擬合得到模型，使用K折交叉驗證評估模型，得出準確率和召回率分別為0.70和0.65，說明機器學習預測的分類結果具有較好的效度。

政府回應的話語模式包括四種，即描述話語、共情話語、規則話語和混合話語。不同話語模式的表述方式有所差異，例如，共情話語主要包含高度重視、真誠希望、信任、關心和支持、理解和關注等情感色彩比較濃重的詞語；規則話語主要包含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方案、標準、辦法、條例、規定等詞語；描述話語主要側重於事項的簡單描述或陳列，不具有情感色彩或法治色彩的詞語；混合話語則同時兼備共情話語詞彙和規則話語詞語。研究根據機構名稱及其所屬區域將回應機構編碼為機構類型和政府層級。其中，層級包括省、市、縣、鄉四級；機構類型劃分為黨委辦公部門、政府辦公部門、業務部門、吸納部門、監督部門、信訪部門和其他七種類型。黨委辦公部門主要指省委、市委、縣委等黨委及其辦公機構；政府辦公部門指各級政府及其辦公機構；業務部門主要指環保廳、環保局、發改委等職能部門；吸納部門指各地的社情民意辦公室、熱線辦公室、民聲通道、市長書記交流平台等；監督部門是指督查室等監督部門；信訪部門主要是信訪、網絡信訪中心等機構；其他部門包括國有企業、中心、學校等機構。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控制變量包括：訴求對象包括省市縣三級政府和黨委領導；根據留言內容是否含有「父母官」等詞彙以及是否含有依照相關法律規定等內容，公眾留言話語分為無價值取向話語、賢能話語、民主話語三類，其中，留言中含有「做主」「懇求」「添麻煩」等較為卑微姿態的詞彙，說明公眾具有濃重「父母官」情節，將此類話語定義為賢能話語；留言中引用法律法規來維護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則將此類話語定義為民主話語，留言中既不帶有賢能話語也不帶有民主話語，僅是簡單論述問題，則將此類話語定義為無價值取向話語；城鄉屬性劃分為城市、鄉村、城鄉結合部和其他四種類型；訴求類型分為投訴、建言、求助、感謝、諮詢和兩會六類，但由於感謝和兩會兩種類型的留言量較少，因此本文僅分析投訴、建言、諮詢和求助四種類型；治理難度主要是指留言涉及的環境領域及其他問題領域種類之和，如公眾留言訴求既是環境保護的問題，也涉及衛生服務、社會治安、物業管理三個領域的問題，則該留言的治理難度為4。

（三）變量測量

表2為上述變量的賦值及其分布。由表2可以看出政府回應公眾訴求時的話語模式、政府層級、機構類型等分布情況。例如，共情話語和規則話語相比，各級政府部門更傾向於共情話語，黨委辦公部門和政府辦公部門是回應最多的政府機構，縣級和市級是回應最多的政府層級。

由圖1可知，2010年以來，公眾在領導留言板的參與程度日益提高，這與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有着密切關係；政府回應量與公眾訴求的趨勢基本保持一致，說明政府日益重視推動公民通過網絡參與政治過程，但整體上回應量仍低於訴求量，回應率不足75%。其中，2010—2012年訴求量和回復量緩慢增長；2012年之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提高了公眾環保意識和地方政府的環境治理投入，訴求量和回復量穩步增長。2017年以來，我國的主要矛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們對生態環境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訴求量和回應量陡增。

由圖2可知，在空間分布方面，不同省份的政府對公眾訴求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回應。四川省、安徽省、河南省、甘肅省和陝西省等中西部省份的公眾訴求量和政府回應量都很高。這一方面可能是由於這些省份都是人口大省，政府也比較重視網民訴求，因此訴求數量和回應數量相對較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這些省份的環境問題較為嚴重，公眾訴求較多。

由圖3可知，2016年之前，規則話語多於共情話語，但2016年以來，共情話語日益多於規則話語。這可能的原因是，2016年以來我國高度重視網信工作，尤其是習總書記在網信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網上群眾路線工作，這促使全國各地紛紛出台相關政策或制度，政府回應的規範性和制度化程度日益提高。同時，為打造群眾滿意的政府形象，政府部門對回應話語的運用日益重視，回應話語的規範性也逐步提升，更加注重公眾的感受和接受方式，注重輿論的宣傳引導作用。

在層級方面，鄉、縣級的共情話語多於規則話語，而市、省級的規則話語多於共情話語，說明層級越高，政府越傾向於用規則話語。這可能的解釋是，高層級的政府工作人員職業素養或法治意識更高，或者回應的問題治理難度較大，需要依據法規加以處理；而基層人員需回復的問題中鄰里糾紛等問題比重較大，需要用百姓聽得懂的話語回應公眾訴求。

在機構類型方面，黨委辦公部門、吸納部門、監督部門、信訪部門和其他部門的共情話語明顯多於規則話語；而政府辦公部門、業務部門則更傾向於規則話語。這可能的解釋是，政府辦公部門和業務部門作為行政職能部門，更傾向於運用專業知識或相關法律規則對公眾訴求進行回應；而黨委辦公部門、吸納部門、監督部門和信訪部門更傾向於安撫公眾情緒，運用「領導重視、感恩信任」等表述方式與公眾進行溝通，更容易被公眾理解和接受。

１．政府回應話語模式

政府以何種話語模式進行回應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響?為回答這一問題，本文基於前述的話語模式分類，建立了以話語模式類型為因變量的多分類邏輯斯蒂回歸模型。

為了比較不同方程模型的區別，表3列出了政府回應話語模式的三種方程，分別是無變量、僅含控制變量和全變量。由於頁面限制，本文僅顯示全變量的相關結果，前兩種方程模型僅顯示檢驗結果。為了方便模型解釋，我們將回歸係數轉化為勝算比。可以看出，隨着變量的加入，Loglikelihood和AIC值均顯著改善，說明全變量方程是最優化的，也反映出政府層級與機構類型對政府回應話語模式具有影響。

表3的全變量方程模型中，由於mlogit模型有效的前提之一為無關方案的獨立性即IIA假定，Small-Hsiao檢驗結果顯示，三個模型檢驗的p值分別為0.716、0.862和0.940，三次檢驗均通過；同時，Hausman檢驗的結果中，p值分別為0、1和0.862，有兩項接受原假設，因此，整體而言，變量各選項間是相互獨立的；此外，也通過了似然比檢驗，說明模型是有效的。

在政府層級方面，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相比於描述話語，縣、市、省級政府運用共情話語模式的概率比鄉級機構分別低24.4%（1—0.756，下同理）、43.6%和44.4%；在規則話語模式的運用概率中，縣市級與鄉級差異不顯著，省級顯著低於鄉級14.8%；在混合話語（兼用共情話語和規則話語）的運用概率中，縣、市與省級政府顯著高於鄉級26.0%、37.5%和70.1%。這說明，整體而言，層級越高，話語模式選擇的差異越顯著；同時，相比於使用描述話語，越高層級政府越傾向於選擇混合話語模式。也就是說，相對於基層政府，較高層級的政府不僅注重與群眾的共情溝通，也善於運用法規政策提供有效回應，更能做到回應時有理有據、情理結合，故假設1得到部分驗證。

在機構類型方面，在控制其他自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相比於描述話語，比其他部門選擇共情話語模式概率的降低程度從小到大排序為黨委辦公部門（47.8%）、信訪部門（48.5%）、監督部門（54.4%）、吸納部門（57.9%）、業務部門（61.9%）和政府辦公部門（71.4%）；在規則話語的運用概率方面，業務部門要高於其他部門；在混合話語的運用概率方面，除黨委辦公部門和業務部門與其他部門的差異不顯著之外，政府辦公部門、吸納部門、監督部門和信訪部門的運用概率均顯著低於其他部門。為了比較黨政部門選擇不同話語模式的概率，本文通過替換參照組，並進行相應計算得出，相比於使用描述話語，黨委辦公部門、信訪部門、監督部門和吸納部門較政府辦公部門、業務部門更傾向於選擇共情話語；而政府辦公部門、業務部門較信訪部門、吸納部門更傾向於運用規則話語。假設2得到部分驗證。

２．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分析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政府回應話語模式的四種類別化為二元變量（1代表屬於各類別，0則代表不屬於此類別），採取邏輯斯蒂回歸模型進一步分析，建立如下二項logistics回歸模型，其中，p表示政府應用該方式的概率，X表示自變量，β表示每個自變量在運用該話語模式的回歸係數，β0為截距。

首先，本文對所有自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小於5，因此各模型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表4中模型（1）—（4）分別解釋了政府層級、機構類型兩個變量對四種話語模式的影響，可以看出，與表3相比，大部分係數的顯著性是一致的，且係數數值相差不大，可以說明模型通過穩健性檢驗。

３．異質性檢驗

由表5分析結果可知，訴求類型對政府回應話語模式的選擇具有顯著影響。為進一步比較政府在回應不同類型訴求時的差異性，本文根據不同訴求類型分別進行回歸分析，主要分析了數量較多的投訴、建言、諮詢和求助四類，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整體而言，政府回應話語在投訴類和建言類的話語模式差異更為顯著，而諮詢類或求助類的差異顯著性相對不明顯。其中，針對投訴類訴求，與使用描述話語相比，除信訪部門外的各類機構選擇共情話語的概率比其他部門顯著更低，選擇規則話語的概率在吸納部門、監督部門和信訪部門顯著更低，同時政府辦、監督部門和信訪部門選擇混合話語的可能性也低於其他部門。與描述話語相比，縣市省級選擇共情話語的概率顯著低於鄉級，但是規則話語在各層級的差異性不大，混合話語的選擇概率逐級增加。針對建言類訴求，相比於描述話語，縣市省級選擇共情話語的概率顯著低於鄉級，但混合話語的選擇概率逐級增加；除政府辦、信訪部門外的各機構更傾向於選擇共情話語回應建言類訴求。由此可知，政府在回應不同訴求時的話語具有異質性，假設3得到驗證。

隨着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和數字技術的廣泛擴散，通過網絡參與環境治理已成為公眾影響環境治理的重要途徑。如何有效地回應公眾的環保訴求，如何有效地推進政民溝通是各級政府應對數字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議題。本文基於2010—2019年領導留言板中4.6萬條各級政府回應公眾環保訴求的數據，運用大數據分析和統計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重新界定並理清了我國地方政府回應環保訴求的話語模式，並分析了不同話語模式形成的制度根源，即不同層級和不同類型政府機構在回應話語選擇中的規律。本研究一方面從政府自身視角發展了政府回應話語模式的類型學，以及其橫向和縱向制度邏輯，另一方面從回應話語的視角考察了政府回應模式的地區間差異以及如何有效提升回應能力。

在環境保護的網絡治理中，根據我國政府回應的感情色彩和法治程度，我國政府回應的話語模式分為描述話語、共情話語、規則話語和混合話語四種模式，且不同時期政府回應的話語模式有所側重，近年來日益傾向於共情話語模式。不同層級和類型的政府機構在話語模式的選擇也有所不同。從縱向權力的角度，由於訴求事項的複雜性、統籌協調的成本、回應機構的權威性及工作人員的業務能力存在層級間差異，層級越高的政府越傾向於運用混合話語，越靠近基層的政府越傾向於運用共情話語；從橫向權力的角度，黨委辦公部門、信訪部門、監督部門和吸納部門等更關注汲取和吸納社情民意，因此更傾向於使用共情話語，而政府辦公部門、業務部門等則因更傾向於專業職能和政策執行，因此更傾向於規則話語。此外，政府回應話語的選擇也存在訴求類型的異質性，譬如相比求助類留言，政府機構回應投訴類留言更傾向於選擇規則話語；但針對建言類留言，相比於描述話語，黨委辦公部門、業務部門、吸納部門會更傾向於選擇共情話語。

概言之，本文從政府主體視角提出了政府回應話語模式的類型學，並探究了回應話語形成的制度邏輯及其議題異質性。儘管本文基於公眾環保訴求以及環保相關政府回應，然而，本文提出的政府回應話語的類型學以及其生成機制在其他政策領域具有廣泛適用性。當然，受到數據可得性等限制，本文仍然存在若干局限性，譬如本文僅考察了網絡問政渠道，而未能考察熱線電話、線下參與等其他環保參與渠道，以及研究發現主要基於環保訴求，而相應發現可否推廣到其他政策領域還需實證檢驗，這將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如何回應來自網絡問政的環境訴求已經成為各級政府面臨的新挑戰。文章以此為切入點，運用大數據分析方法，將政府回應研究的注意力聚焦於回應話語本身，對不同層級和不同類型的政府回應模式進行了有效區分。有助於我們更好理解政府回應的話語策略及形成機制。（政治學人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