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禮是中科院學部的「碳中和路線圖」項目牽頭人之一,本文整理匯總了丁院士關於我國碳中和框架路線圖的研究內容。向丁院士致敬!
(一)丁仲禮:中國碳中和框架路線圖研究
碳中和是什麼?如何實現?
「雙碳行動」是應對氣候變暖的國際行動的一部分。歐盟國家是「碳中和」的首倡者,他們提出要在2050年達到碳中和。我國去年9月承諾,2030年碳達峰,2060年達到碳中和。多年以來,美國由於黨派爭執,對待氣候變化問題的態度一直搖擺不定,但是民主黨上台以後,他們提出的目標還是非常激進的,尤其是提出2035年要達到無碳發電,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鑑於美國這麼多年來的反覆立場,其如何落實到實際行動上,還是要「走着瞧」。現在有不少國家都在制定碳中和計劃,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雄心勃勃但又極其艱難的目標。
圖1 不同大國碳排放現狀
圖1是一些典型國家1930年到2019年之間人均碳排放量的變化情況。我們能夠看到,美國自1930年以來,一直是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1970年代,美國人均碳排放量達到了最高峰,之後開始下降,英國和法國大概也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達到最高峰。經常有人講,「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美國有60年時間,而中國只有40年」,其實這個表述是不夠準確的,歐洲國家和美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實際上是有70到80年的時間。
從人均角度來分析的話,美國、英國、法國的碳排放已經處於下降階段,正在走向碳中和。印度的人均排放量增長剛剛「啟動」,大概相當於我國60年代的人均排放水平,尚未真正到達快速增長時期。我國基本上從2012、2013年開始就進入了碳排放的「平台期」。世界上還有許多農業國家尚未啟動工業化,所以還沒有」啟動「碳排放。
現在我們有兩個目標,一個是碳達峰,一個是碳中和。在碳達峰上,達到什麼樣的高度,我們並沒有一個天花板,也沒有設定一個具體目標。理論上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把峰調高,以後的減排數據會好看一點;第二種是儘量把峰值壓低。我個人認為,出於改善空氣質量的考慮,還是要追求儘量把峰值壓低。所以,碳達峰其實不需要太多研究,要研究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實現碳中和。
圖2 主要國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比較
圖2顯示的是主要國家人均碳排放的對比。我國的生產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7.28噸/年,高於全球平均水平,不過比美國要低很多;從消費端來看,我們的人均排放量比英法美都低;最核心的是圖2最右邊圖中展示的人均累計排放,大家都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是逐年累積的,這張從1900年算起的人均累計排放對比圖顯示,全球平均水平是209噸/人,我國才157噸/人,美國是1218噸/人,歐洲的法國、英國這些國家都比我國多得多。所以計算人均累計碳排放,我國遠遠低於全球平均,這個結論大家一定要記住。我國現在的碳排放總量比較高,這和我國經濟發展比較快有關。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的碳中和應該會比其他國家要困難,大家心裡應該有數。
碳中和的概念,就是人為排放的二氧化碳(化石燃料利用和土地利用),被人為努力(木材蓄積量、土壤有機碳、工程封存等)和自然過程(海洋吸收、侵蝕-沉積過程的碳埋藏、鹼性土壤的固碳等)所吸收。目前全球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約是400億噸,其中14%來自土地利用,86%來自化石燃料利用。排放出來的這些二氧化碳,大約46%留在大氣,23%被海洋吸收,31%被陸地吸收。這個數據可能不是特別准,但一百年以來碳循環基本上就是這麼一個規律。
碳固定過程非常多,我在這裡舉一個不被大家特別關注的例子——土壤。乾旱、半乾旱地區的鹼性土壤中含有很多鈣離子,不像南方酸性土壤鈣離子很少,這些鈣離子和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結合,降水的時候就會淋溶形成碳酸鈣沉澱,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自然過程。做黃土研究的專家經常說,黃土裡面有料姜石,這就是碳酸鈣的結核,還有在溫暖時期沉澱下來的鈣板。我國有大面積的乾旱半乾旱地區,這個自然過程對碳的固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接下來講未來碳中和的主要途徑。我們要考慮到,接近2060年的時候,因為人為排放下降了,二氧化碳分壓降低,海洋吸收可能也會相應降低,但降低的幅度現在很難預測。陸地土壤沉積的固碳過程還是會存在,甚至有可能會加強。所以,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就要通過生態建設、工程封存等措施去除掉,這樣才能達到中和。
圖3 未來碳中和的主要途徑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自然過程吸收二氧化碳的量,只能理解為自然界存在的一個基數,比如海洋吸收的碳就不能歸結為哪個國家的功勞。我們要考慮如何依靠人為努力,比如生態建設、工程封存、土壤固碳等措施來進行碳固定。也就是說,碳中和等於排放量同自然過程吸收、生態碳匯、工程封存等等抵消。
中國如何達到碳中和
我們這個學部諮詢項目是從排放端、固碳端、政策推動這幾個角度來考慮的。要特別說明,這個項目只是想把碳中和框架設計出來,把問題清單列出來,至於碳中和具體怎麼做,還需要大家共同進行大量的研究。我們現在只是設計一個初步路線圖,供大家研討完善。這個諮詢項目設立了九個專題,我把每個專題簡單向大家報告一下。
專題一:未來能源消費總量預測
這個專題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在不同時間節點(面向2060),我國居民生活、工業、建築、交通等重點領域的能源需求以及全社會能源總需求。
這裡有個主要的幾個邊界條件要明確:
一個是到2035年,我們GDP比目前還會翻一番,2060年還需要再翻一番,達到人均4萬美元,生活水平也要相應地同發展階段相當,產業結構從目前的中低端發展到中高端。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人口變動,少子、老齡化這些因素必須考慮進去,要建立一個預測的模型。但預測常常是不準的,2009年有部門預測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將達到44億噸標準煤,但實際上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達到50億噸標準煤。所以我們希望高中低都有預測,不要局限於某一種觀點。
專題二:非碳能源占比階段性提高途徑
這個專題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新型能源供應系統,尤其是電力供應系統,如何逐步增加非碳能源,特別是風、光、水、地熱、核等的比重。
其次,我們要重點回答,中國西部有豐富的風、光資源,如何從各種發電、儲能、轉化、輸電、消納等等環節協調發力,讓這些資源得到有效充分利用。
尤其要解決的問題是,由於風、光資源的時空分布不平衡,如何保證穩定輸出,需要一套什麼樣的基礎設施來保證穩定輸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也需要有一個框架。
圖4 目前我國一次能源消費比例
另外關於新型電力系統的能源供應系統,我們需要列出一個技術清單,到底需要哪些技術,作為未來研究方向。圖4是我國2019年一次能源消費情況,可以看出,非碳能源實際上只占15%,另外85%是煤、油、氣,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現實。我國現在大約排放100億噸二氧化碳。假如到2060年,我國還不得不排放20到25億噸二氧化碳,在這樣的情景之下,我們該怎麼辦?
現在初步的認識是:非碳能源占比不會是線性提高的,主要靠技術組合和技術突破。煤炭作為主力能源,還會存在較長一段時期,因此煤炭清潔利用技術的進步仍需十分重視。另外一個是核能,我們不該追隨某些「棄核國家」的腳步,還要加強核能利用,甚至在內陸地區建廠,把核能充分利用起來。尤其是西部乾旱地區的風、光資源,是我們實現碳中和最大的底氣,我們要考慮如何來穩定輸出。
專題三:不可替代化石能源預測
這個專題的核心問題是,不可替代的化石能源必然會轉化為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對於這部分排放要有一個預測,來自於何處、來自於什麼行業、總量有多少。
我們現在講碳中和,首先要考慮替代,就是用電、熱、氫能等來替代,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替代難度肯定是不一致的,我們能否從目前的情況來按照難易排序,這是非常關鍵的。
其次,我們能否確定不可替代的領域有哪些?在這些領域不得不排放二氧化碳,那就是碳中和需要中和掉的部分,我們就需要進行針對性預測。現在初步認為:居民生活比較容易用電力、地熱、太陽能來替代,關鍵在於國家如何推動;交通領域,目前已經在大力發展電動汽車,以後可能用氫能驅動船和飛機等,這個替代可能只是個時間問題;農業領域大部分也可以替代;比較難替代是工業領域,包括冶金、化工、建材、礦山等等如何替代,還需要特別研究。
另外,我們要克服風電、光電等輸出不穩定性的問題。未來我們的電力系統如何保證穩定輸出將是需要考慮解決的關鍵問題。美國提出來2035年就要實現無碳電力,中國什麼時候實現低碳電力或者無碳電力,這也需要認真研究。
目前有很多國家對氫能寄予了很大希望,我們的院士當中也有不同的聲音。氫能戰略也需要國家拿出方案。我國大約10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中,發電端占比約47%,消費端如工業過程、居民生活等等占了53%,要實現碳中和就需要在發電端用更多的非碳能源來發電、在消費端用電和氫能等來替代,構建一個兩端共同發力的系統。
專題四:非碳能源技術研發迭代需求
非碳能源技術發展是個迭代的過程,需要逐漸進步,但具體分幾步來做是一個問題。大化所的劉中民院士他們提出來三步走,第一步是化石能源的清潔高效利用與耦合替代;第二步,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補與規模應用;第三步,低碳能源智能化多能融合。具體怎麼做,還需要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最後還要和第二個專題一起「收口」。
圖5 排放端專題分布及關係
前四個專題主要研究排放端。在固碳端,我們也列了四個專題。
專題五:陸地生態系統固碳現狀測算
第五個專題是關於我國陸地生態系統的固碳現狀,就是說我國生態系統現在到底有多少固碳能力,以及碳匯的功能與速率,不同有機碳之間什麼時候會達到平衡?還有我剛才講到的鹼性土壤這個問題,目前的研究還很少,也需要加強研究。
中科院已經做過一些關於碳收支項目的研究。現在認為,我國目前地表碳儲量相當於363億噸二氧化碳,每年固碳速率是10到40億噸二氧化碳,我們估計森林在2060年以前將會達到固碳的峰值,之後固碳速率就會降低。乾旱半乾旱區的土壤還很難估計。圖6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測算出來的碳源,數據差別比較大。
圖6 當前我國陸地生態系統固碳速率
我國建設的生態工程固碳總量是非常大的,約占我國陸地生態系統年固碳總量的56%,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
專題六:陸地生態系統未來固碳潛力分析
計算我國陸地生態系統未來固碳的潛力,主要有以下核心問題:
一是陸地和近海不同生態系統的固碳潛力如何,以及未來在氣候變化影響下,它們會如何變化;二是我國生態恢復、建設工程這些面狀分布區未來的固碳潛力如何;三是新增點狀分布區的固碳潛力如何,比如城市造林綠化等;四是其他一些人為措施,比如南水北調西線工程上馬後西部乾旱區變綠、海水淡化等實現之後,在其影響下新增的固碳潛力如何;還有未來陸地生態系統增加碳匯的措施,比如秸稈悶燒成碳屑等。我們還需要研究證明這些增匯措施的長期性。
專題七:碳捕集利用封存技術評估
第七個專題是碳捕集利用工程封存技術。我們談到的負排放技術目前有圖8中列出的這些,包括將二氧化碳製成化學品、將二氧化碳製成燃料、微藻的生產、混凝土碳捕集、提高原油採集率、生物能源的碳捕捉和存儲、硅酸鹽岩石的風化和礦物碳化、植樹造林、土壤有機碳和土壤無機碳、農作物的秸稈燒成木炭還田等等。這些負排放技術中,前面幾項是國際上所謂的CCUS技術,後面用紅箭頭標出來的這兩項——礦物碳化和生物炭,我國研究得還比較少。
圖8 全球實現碳中和的主要技術
這裡的核心問題是,這些技術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現在還沒有必要馬上就大規模工程封存,那是要在2060年之前考慮的問題。目前這方面的技術進步是比較快的,未來會進步到什麼程度還不好預測,但是我個人認為,最好不要單純地封存,那樣不產生經濟效益,還是要想辦法如何利用二氧化碳。
專題八:青藏高原率先達標示範區建議
第八個專題是建議在青藏高原建設一個率先達標的示範區。青藏高原在我國境內的面積有250萬平方公里,我國正在建設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同時我國可能也要開發一些河流的水電,如果能把青藏高原建成一個率先達標示範區,我們就能夠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處於一個道德上的制高點。青藏高原固碳的潛力非常之大,因為它有很多退化的草地,所以我們現在要對它進行專題研究。
另外還要考慮,以後一個地區或一個行業的碳中和程度如何評價,這要從生產端、消費端共同來做,也需要拿出一個思路。
專題九:政策技術分析研究
第九個專題是政策如何推動的問題,包括如何推動非碳技術,如何進行生態建設增加碳匯。目前來說,我國在減排問題上,政府約束性政策大於市場機制,以後可能要更多地依靠市場來發揮作用。
圖9 政策技術分析框架
圖10 諮詢項目的最後情景設計與綜合
如圖10,這個項目最終會做一個情景設計:假如我國每年不得不排放25億噸二氧化碳,這些排放來自哪裡?根據目前觀測比例,自然過程可以吸收13億噸,如果生態系統吸收8億噸,可能還要考慮用風化和碳酸鈣沉澱吸收2億噸,還有2億噸可能要變成生物炭埋到土壤中。然後就是各種技術如何迭代,最後考慮如何收口。整個情景大概是這麼一個設計。到2060年,如果我國能夠做到25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我個人認為是非常了不起了。
最後再說幾個觀點:
第一, 「碳中和」過程既是挑戰又是機遇,其過程將會是經濟社會的大轉型,將會是一場涉及廣泛領域的大變革。「技術為王」將在此進程中得到充分體現,即誰在技術上走在前面,誰將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國家需要積極研究與謀劃,謀定而動,系統布局,組織力量,特殊支持,力爭以技術上的先進性獲得產業上的主導權,使之成為民族復興的重要推動力,我們必須要積極地看待這個問題。
第二,我們項目組強調:完成這個大轉型,需要在能源結構、能源消費、人為固碳「三端發力」,所需之資金將會是天文數字,決不可能依靠政府財政補貼得以滿足,必須堅持市場導向,鼓勵競爭,穩步推進。政府的財政資金應主要投入在技術研發、產業示範上,力爭加快我國技術和產業的迭代進步速度。在此過程中,特別要防止能源價格明顯上漲,影響居民生活和產品出口。
第三,本項目只能先給出一個框架性建議,以供科技界討論、修正、完善。期望匯聚眾智後,學部的建議對我國如何推動此大轉型,如何在未來國家創新體系中形成布局完善、責任明確的技術研發體系等重大問題,有實質性的指導意義。項目組也認為,我國學術界應該秉持開放的態度,廣泛參與,發揮出想象力和創造力;國家有關部門在確定路線圖的問題上可考慮先經歷一段「百家爭鳴」時期,千萬不要急於「收口」,千萬不要急於強力推進。
第四,這個大轉型過程中,整個行業的協調共進非常重要。「減碳、固碳」「電力替代」「氫能替代」均需要增加企業的額外成本,如果某一行業不同企業間不能協調共進,勢必會使「不作為企業」節約了成本,從而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由此,分行業設計「碳中和」路線圖及有效的激勵/約束制度需儘早完成,這個非常關鍵。
第五,評價國家、區域、行業、企業甚至家庭的「碳中和程度」 ,需從收、支兩端計量。從能源消費角度論,「支」(即排放)相對容易計量;「收」(即固碳)由於類型多樣,過程複雜,很難精確計量,尤其是「人為努力」下的固碳增量不易確定。由此,國家要儘早建立系統的監測、計算、報告、檢核的標準體系,以期針對我國的碳收支狀況,保證話語權在我。
當然,這裡面還有國際上的合作與鬥爭,比如未來的排放權如何分配?未來排放的天花板應該如何確定?「共同又有區別的責任」未來怎麼來體現?西方國家一直在說「資金與技術援助」,但是一直沒做,他們如何兌現?每個國家排放量如何計量?另外我國該如何應對西方國家的輿論抹黑,比如西方國家總說中國是第一污染大國,其實從圖2看,我國人均累計排放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但是我們沒有人就此問題發聲。另外,針對外國對我國綠色產品比如太陽能電池板設立高額關稅,我國該如何應對?這裡面有很多的問題需要思考。
還有一些基礎性的科學問題需要研究,比如到底1.5℃、2.0℃增溫對應什麼樣的二氧化碳當量濃度?以前國際上經常說450ppm二氧化碳當量濃度,現在已經達到了這個濃度,但增溫並沒有達到1.5℃。我個人認為,格陵蘭冰蓋融化之前,變暖對中國是有利的,融化之後海平面要上升,對中國就不利了,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個研究目標。
總之,科技界任重道遠。
謝謝大家!
(本文由科學大院根據丁仲禮院士在中科院學部第七屆學術年會上的報告整理而成,首發於科學大院)
(二)丁仲禮:碳中和對中國的挑戰和機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向世界莊嚴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其後,習主席又在多個國際場合對此作出承諾,表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言必信、行必果的決心,為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提供了十分強大的助力。
眾所周知,化石燃料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得以發展進步的重要物質基礎。在未來的發展進程中,如何逐步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真正向低碳社會轉型,將是一項十分嚴峻的挑戰。對中國來講,更是如此。因為中國是工業化過程的後來者,並沒有像一些發達國家那樣,進入能源消耗已呈下降趨勢的後工業化時期。為此,中國科學院學部組織百餘位院士專家,從技術和產業層面對我國如何實現碳中和作了較為系統的研究,獲得了對碳中和路線圖的框架性認識。本文擬對此作一簡介。
一、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歷史和現狀
人類大量利用化石燃料,向大氣排放二氧化碳,是工業革命以後的事,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有實質性增加,則主要是近100年來出現的現象。中國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發展工業,但由於社會動盪不安,工業化進程十分緩慢,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才開始系統性工業化。二氧化碳排放開始進入快速增長時期,則要到1978年改革開放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
我們來看國際權威數據庫提供的基本信息:從1850年到2019年,全球共排放了16100億噸二氧化碳,其中中國為2200億噸,占13.7%,遠低於我國人口在全球的占比;而美國同期則排放了4100億噸,占比高達25%以上;七國集團(G7)國家整體上的排放量為7340億噸,占比高達45.6%,而其人口在全球占比則不到10%。通過計算,我們可獲得1850—2019年人均累計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的人均排放之加和):美國2174噸、G7國家1397噸、全球386噸,而中國是182噸——只是美國的8.4%、G7國家的13.0%、全球平均的47.2%。
由此可見,中國對全球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的貢獻並不高。何況中國自加入WTO以來,一直承擔着「世界工廠」的角色,相當一部分的排放是用於生產出口產品。因此,中國絕不像一些西方報刊所描繪的那樣,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國」。即使以國家作為比較單位,美國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高的歷史貢獻也遠大於中國。如果以人均累計排放量作為評價指標,中國則遠低於全球平均,而這其實是最為合理的評價指標,因為不同國家的工業化起步時間有早晚,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城市化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基礎設施水平等,都需要消耗化石能源來提升,都需要時間來建設,都同人口數量相關。脫離了人口、歷史這兩個因子,比較國與國之間的排放是毫無意義的。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目前全世界每年總共排放約400億噸二氧化碳,中國大約占四分之一,即100億噸左右,年度人均排放已經超過全球人均水平。中國從加入WTO以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長,是同我國的壓縮式發展分不開的。要發展就得增加能源消耗,在非碳能源技術尚未成熟的背景下,這就意味着排放增加。
中國目前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剛超過1萬美元大關。從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看,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之前,人均能耗的增長非常強勁;從1萬美元到4萬美元,人均能耗還會緩慢增長;達到4萬美元之後,人均能耗將處於逐漸下降階段,當然這也可能同發達國家將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有關。中國力爭在2060年達到碳中和,而從現在到2060年我國正處於人均GDP從1萬美元到4萬美元的奮鬥過程中,人均能源消耗的繼續增長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發達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即達到人均能耗高峰,並且從碳達峰到碳中和至少要用70年時間。和他們不同,中國要從2030年碳達峰後,用30年時間完成碳中和,挑戰無疑是巨大的。
那麼,中國目前每年約100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來自何處?了解這一點對如何實現碳中和至關重要,這也是碳中和路線圖的邏輯起點。根據國家相關統計,中國目前的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約為每年50億噸標準煤(編者註:一次能源是指自然界中以原有形式存在的、未經加工轉換的能量資源,又稱天然能源),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氣的占比分別為57.7%、18.9%、8.1%,非碳能源的占比僅為15.3%。100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發電(供熱)占比45%,建築占比5%,交通占比10%,工業占比39%,農業占比1%。發電(供熱)的主要終端消費者為工業(64.6%)和建築(28%)。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二氧化碳的終端排放源主要為工業(約占68.1%)、建築(約占17.6%)和交通(約占10.2%)。因此,實現碳中和工作的着力點也應該集中在這些領域。
二、碳中和的基本邏輯和技術支撐
碳中和的概念等同於「淨零排放」,而不是二氧化碳「零排放」。淨零排放的概念就是人類可以排放一定數量的二氧化碳,但這個排放量中的一部分被自然過程吸收而固定,餘下部分則通過人為努力而固定(比如通過生態系統建設吸收二氧化碳,或把二氧化碳收集後轉為工業品或封存於地下),排放量與固碳量相等,則為碳中和。評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甚至一家企業碳中和與否或碳中和程度,看的就是其排放量和固碳量之比。
根據國際上過去幾十年來的觀測統計,人類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中有54%被自然過程吸收(其中陸地吸收31%,海洋吸收23%),另外的46%留在大氣中,成為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升高的主要貢獻者。海洋吸收主要通過無機過程形成碳酸鈣沉積和微體生物合成碳酸鈣,陸地吸收則主要通過生態系統固存有機碳和土壤/地下水吸收形成無機碳酸鹽,以及在河道、河口中沉積埋藏有機碳。儘管陸地吸收總量是已知的,但到目前為止,各種陸地吸收過程的相對比例並不清楚。根據中國科學院「碳收支」專項研究成果,我國通過自然保護和生態工程建設等,2010—2020年間的陸地生態系統淨固碳能力為每年10億—13億噸二氧化碳。
根據前面介紹的排放來源和吸收過程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碳中和是一個「三端共同發力」的體系,即「發電端」用風、光、水、核等非碳能源替代煤、油、氣,「能源消費端」通過工藝流程再造,用綠電、綠氫、地熱等替代煤、油、氣,「固碳端」用生態建設、碳捕捉—利用—封存(CCUS)等碳固存技術,將碳人為地固定在地表、產品或地層中。這就是碳中和的基本邏輯。
一國無論是技術原因,還是市場原因,其「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總量等同於自然吸收量與人為固碳量之和,即可視為「淨零排放」,實現了該國的碳中和。由此可見,有先進並廉價的技術可供這「三端」所用,是實現碳中和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技術為王」將在碳中和過程中得以充分體現。下面,我們來對這「三端」體系分別作簡單介紹。
(一)「發電端」之要在構建新型電力系統
我國目前的發電裝機容量約為22億千瓦,未來假定:(1)能源消費端要實現電力替代、氫能替代(氫氣也主要產自電力);(2)為實現人均GDP從1萬美元增到3萬—4萬美元,所需的能源明顯增長;(3)風、光發電利用小時數難以明顯提高,那麼估計我國實現碳中和之時,總的電力裝機容量會在60億—80億千瓦之間。因此,未來新型電力系統的第一個特點是電力裝機容量巨大。
第二個特點是我國十分豐富的風、光資源將逐步轉變為主力發電和供能資源,這既包括西部的風、光資源,也包括沿海大陸架風力資源,更包括各地分散式(尤其是農村)的光熱等資源(如屋頂和零星空地)。
第三個特點是「穩定電源」應從目前火電為主逐步轉化為以核電、水電和綜合互補的清潔能源為主。
第四個特點是必須利用能量的存儲、轉化及調節等技術,克服風、光資源波動性大的天然缺陷。
第五個特點是火電(為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應逐步用天然氣取代煤炭發電)只作為應急電源或一部分調節電源。
第六個特點是在現有基礎上,成倍擴大輸電基礎設施,平衡區域資源差異;並加強配電基礎建設,增強對分布式資源的消納能力。
為實現碳中和,我國擬以裝機總量60億—80億千瓦,風力發電、光伏發電共占比70%,「穩定電源」占比30%為目標,規劃新型電力系統。在40年內,大致以每十年為一期,順次走控碳電力、降碳電力、低碳電力最後到近無碳電力之路,並完成超大規模的輸變電基礎設施建設。
要建立這樣的新型電力系統,無論是發電,還是儲能、轉化、消納、輸出等,技術上都有大量需要攻克的關鍵環節,這將成為實現碳中和目標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能源消費端」之要在電力替代、氫能替代以及工藝重構
用非碳能源發電、制氫,再用電力、氫能替代煤、油、氣用於工業、交通、建築等領域,從而實現消費端的低碳化甚至非碳化,這是實現碳中和的核心內容。在電力供應充足和廉價的前提下,消費端的低碳化主要通過各種生產工藝流程的再造來完成。
消費端的排放大戶是工業、交通、建築三個領域,工業領域的排放大戶是鋼鐵、建材、化工、有色四個產業。
從現有技術分析,交通的低碳化甚至非碳化較易實現,即軌道交通和私家車可用電力替代,船舶、卡車、航空可部分用氫能替代。這裡關鍵處是建設私家車的充電體系,建設從制氫到輸運再到加氫站的完整體系,當然還有如何保證經濟、安全運行等問題。
建築領域的低碳化技術亦基本具備,大致可考慮以下途徑:城市以全面電氣化為主,加上條件具備的小區以電動熱泵(地源熱泵、空氣源或者長程餘熱)為補充,少部分情況特殊者可部分利用天然氣;農村則以屋頂光伏+電動熱泵+天然氣+生物沼氣+輸入電力的適當組合為主。
以上兩大領域去碳化的關鍵是政府與市場做好協調,並以合適節奏推廣之。
目前,工業領域的鋼鐵、建材、化工、有色產業還沒有用電力、氫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成熟技術,雖然從理論上講是可以實現的,但仍需技術層面變革性的突破和行業間的協調。事實上,國內外一些企業與研發單位在氫能+電力+煤炭的「混合型」煉鐵(如氫冶金)上已有較為成功的先例。從工藝流程再造看,不同工業過程既可考慮先走低碳化的「混合型」再到無碳化的「清潔型」,也可考慮一步取代到位。
由此可見,能源消費端的「替代路線」亦需研發大量新技術並布局大量新產業。
需要說明的是,水泥一般用石灰石做原料,煅燒過程中不可能不產生二氧化碳,這部分如得不到捕集利用,當在「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之列。此外,煤、油、氣作為資源來生產基礎化學品、高端材料、航油等,其開採—加工—產品使用的全生命周期中也存在「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
從以上兩部分的分析看,無論是發電端還是能源消費端,到2060年都會有相當數量的碳排放存在,需要其他技術予以中和。
(三)「固碳端」之要在生態建設
學術界對固碳方式已有過很多研究,主要分六大類。第一類是通過對退化生態系統的修復、保育等措施,增強光合作用並將更多碳以有機物的形式固定在植物(尤其是森林)和土壤之中。這是最重要的固碳過程。2010—2020年間,我國陸地生態系統的淨固碳能力約為每年10億—13億噸二氧化碳。第二類是從煙道中收集二氧化碳,製成各類化學品和燃料,或者用於藻類養殖,形成生物製品。第三類是收集二氧化碳氣體,用於油田驅油、驅氣過程。第四類是收集二氧化碳,製成碳化水泥。第五類是收集二氧化碳後,封存於地層之中。第六類是生物質燃料利用、採伐樹木及秸稈等悶燒還田等。
由於生態建設是「國之大者」,而後面五類「碳固存技術」的應用均需額外耗能,且未必經濟合算,因此,固碳端的工作當首先聚焦於生態建設。在2060年之前,對非生態碳固存技術先做深入研究和技術儲備,力爭掌握知識產權和工程技術,大幅度降低成本;臨近2060年時,根據我國「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和生態固碳貢獻狀況,再相機推動這些技術的應用。
三、中國碳中和需制定分階段實施方案
在已有的經濟社會發展邏輯之下,不管是由於技術上不具備還是經濟上不合算,到本世紀中葉,一定會產生一部分「不得不人為排放」的二氧化碳。因此,我們在對標碳中和時,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問題:我們減排到什麼程度,即可達到碳中和?
過去的全球碳循環數據表明,人為排放二氧化碳中的54%被陸地和海洋的自然過程所吸收,假定未來幾十年碳循環方式基本不變,尤其是海洋吸收23%的比例不變,則各國排放的留在大氣中的46%那部分應該是「中和對象」。但事實上,陸地吸收的31%,一部分是通過生態過程,一部分是通過其他過程,二者之間的比例目前尚未研究清楚。根據相關研究,2010—2020年間我國陸地生態系統每年的固碳量為10億—13億噸二氧化碳。一些專家根據這套數據採用多種模型綜合分析後,預測2060年我國陸地生態系統固碳能力為10.72億噸二氧化碳/年,如果增強生態系統管理,還可新增固碳量2.46億噸二氧化碳/年,即2060年我國陸地生態系統固碳潛力總量為13.18億噸二氧化碳/年。
根據以上分析,如果我國2060年排放25億—30億噸二氧化碳,則海洋可吸收5.75億—6.9億噸,生態建設吸收13億噸,陸地總吸收的31%中,生態吸收以外的其他過程如果占比17%,則為4.25億—5.1億噸,那麼吸收總數將在23億—25億噸之間;在此基礎上,如果發展5億噸規模的CCUS技術固碳,則大致能達到碳中和。
如果我們將2060年「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設定為25億—30億噸,則需要在目前100億噸的基礎上減排70%—75%,挑戰性非常之大。這就需要制定分階段減排規劃。理論上講,我國可考慮「四步走」的減排路徑,從現在起用40年左右的時間達到碳中和目標。
第一步為「控碳階段」,爭取到2030年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在100億噸之內,即「十四五」期間可比目前增一點,「十五五」期間再減回來。在這第一個十年中,交通領域爭取大幅度增加電動汽車和氫能運輸占比,建築領域的低碳化改造爭取完成半數左右,工業領域利用煤+氫+電取代煤炭的工藝過程完成大部分研發和示範。這十年間增長的電力需求應儘量少用火電滿足,而應以風、光為主,內陸核電完成應用示範,制氫和用氫的體系完成示範並有所推廣。
第二步為「減碳階段」,爭取到2040年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在85億噸之內。在這個階段,爭取基本完成交通領域和建築領域的低碳化改造,工業領域全面推廣用煤/石油/天然氣+氫+電取代煤炭的工藝過程,並在技術成熟領域推廣無碳新工藝。這十年,火電裝機總量爭取淘汰15%的落後產能,用風、光資源制氫和用氫的體系完備並大幅度擴大產能。
第三步為「低碳階段」,爭取到2050年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在60億噸之內。在此階段,建築領域和交通領域達到近無碳化,工業領域的低碳化改造基本完成。這十年,火電裝機總量再削減25%,風、光發電及制氫作為能源主力,經濟適用的儲能技術基本成熟。據估計,我國對核廢料的再生資源化利用技術在這個階段將基本成熟,核電上網電價將有所下降,故用核電代替火電作為「穩定電源」的條件將基本具備。
第四步為「中和階段」,力爭到2060年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在25億—30億噸。在此階段,智能化、低碳化的電力供應系統得以建立,火電裝機只占目前總量的30%左右,並且一部分火電用天然氣替代煤炭,火電排放二氧化碳力爭控制在每年10億噸,火電只作為應急電力和承擔一部分地區的「基礎負荷」,電力供應主力為光、風、核、水。除交通和建築領域外,工業領域也全面實現低碳化。尚有15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間主要分配給水泥生產、化工、某些原材料生產和工業過程、邊遠地區的生活用能等「不得不排放」領域。其餘5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間機動分配。
「四步走」路線圖只是一個粗略表述,由於技術的進步具有非線性,所謂十年一時期也只是為表述方便而劃分。
四、實現碳中和需發揮我國的制度優勢
2060年實現碳中和,對我國固然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但我們也應看到,這中間蘊含着巨大的機遇。
首先,我國儘管煤炭資源相當豐富,但油氣資源不足,大量進口油氣資源又面臨地緣政治上的風險,而煤炭作為一種十分寶貴的資源,當作燃料用於發電、供熱,確實是「大材小用」,況且煤炭燃燒時所排放的硫化物、硝化物和粉塵對大氣環境有明顯破壞作用。我國如能夠大規模利用可再生能源而逐漸擺脫對煤炭的依賴,將在資源和環境兩大方面收穫實實在在的好處。
其次,我國的風、光資源相當豐富,有專家曾做過測算,如果能把鄂爾多斯高原、阿拉善高原、柴達木盆地這60多萬平方千米的乾旱區的一半區域覆蓋上太陽能電池板,就能夠滿足全國的能源需求。實踐證明,太陽能電池板安裝以後,對乾旱區的生態恢復大有幫助。也就是說,在乾旱區建太陽能發電站,將在清潔能源和生態恢復兩方面獲得效益。
再次,我國在非碳能源領域的技術相對先進,包括太陽能發電技術、核能技術、儲能技術、特高壓輸電技術等。舉個例子,一些國家對我國的太陽能電池板設置100%的關稅,一方面說明他們實施貿易保護主義,違反WTO規則;另一方面則說明了我們在這個領域中的絕對領先地位。在全世界的綠色轉型大潮中,我們的綠色技術將支撐新興產業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並為我國的民族復興大業提供強大助力。
因此,實現碳中和,並不全是國際社會強加於我們的事情,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的內在要求。當然,在這樣廣泛而深遠的綠色轉型中,我們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節奏,不能引起能源短缺危機;同時,也要使能源的價格保持在相對低廉的水平,既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真真切切的便利,又能使我們的製造業繼續在世界上保持足夠競爭力。
碳中和要求經濟社會大轉型,涉及廣闊的領域,需要在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下,發揮出全國一盤棋的體制性優勢。其中,有三個方面需要做好協調。
一是統籌全國的研發力量,形成一個完整的、有足夠競爭力的研發體系。從前面的介紹即可看出,碳中和說到底是技術為王,只有靠先進的技術才能獲得產業的競爭力。我國有一支龐大的圍繞綠色產業的科技研發隊伍,各個領域都有專門人才和研究團隊。未來我們需要進一步協調和優化的工作是在國家規劃目標的引領下,把這些團隊和人才組織起來,把不足的研發短板補齊,形成一個以目標為導向的研發網絡或責任體系,從而支撐與碳中和相關的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二是在向碳中和目標挺進的過程中,政府和市場要做好協調,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從而做到「兩隻手」均發揮出最大效能。據估計,我國實現碳中和,需要百萬億人民幣數量級的投資,絕非政府一家能夠單獨提供,投資主體還是應該來自市場。但在引導投資過程中,政府可在法律、行政法規、稅收、補貼、產業政策、碳配額投放、綠色金融政策等方面發揮十分有力的作用。回想十幾年前,我國政府以《可再生能源促進法》為依據,推動光伏發電、風力發電、儲能技術、電動汽車等產業的迭代進步,現在已收到十分明顯的成效。以光伏發電為例,十年前尚需對上網電價提供高額補貼,現在已經可以競爭平價上網。這是政府和市場形成合力的典型案例,也是我們未來必須堅持發揮的體制優勢。
三是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下,做好國際合作。技術、產業都需要開放的環境,都需要在交流的過程中發展進步,因此在政府的推動下,做好科技界和產業界的國際合作工作,是我國實現碳中和的重要保證。
(三)專訪丁仲禮:實現「碳中和」需以市場機制為基礎,技術迭代為前提
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大會上周剛剛落下帷幕。5月30日,在隨後舉行的中國科學院學部第七屆學術年會上,中科院院士丁仲禮作了題為《中國「碳中和」框架路線圖研究》的學術報告。該報告是對中科院學部設立的重大諮詢項目「中國碳中和框架路線圖研究」的最新研究匯總。2030年的碳達峰目標迫在眉睫,但長期來看,中國是否能真正實現低碳轉型,更大的挑戰指向了2060年的「碳中和」目標。
就在院士大會開幕兩天前,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會上強調,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要堅持問題導向,深入研究重大問題,研究提出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舉措。
丁仲禮是中科院學部的「碳中和路線圖」項目牽頭人之一,他在學部年會上指出,「碳中和」過程既是挑戰又是機遇,將會是一場涉及廣泛領域的大變革。應該設計怎樣的路線圖才能讓中國更好、更快地走向「碳中和」?如何真正實現能源結構轉型?政府應該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疫情後新增的火電項目何去何從?針對這些問題,《中國新聞周刊》日前專訪了丁仲禮。
中國新聞周刊:「碳中和」框架路線圖項目分解成九個專題展開研究,分別是:未來能源消費總量預測、非碳能源占比階段性提高途徑、不可替代化石能源預測、非碳能源技術研發迭代需求、陸地生態系統固碳現狀測算、陸地生態系統未來固碳潛力分析、碳捕集利用封存技術評估、青藏高原率先達標示範區建議,以及政策技術分析研究。分成這9個專題的主要考量是什麼?
丁仲禮:這九個專題的設定,主要是圍繞「三端發力」。首先是發電端,核心在於增加非碳能源和減少火電,這是「碳中和」路線圖中最重要的一條主線,也就是能源結構轉型,最終要回答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走向低碳、甚至無碳的電力系統。
第二是消費端,逐漸實現電力替代、氫能替代,涉及到居民生活、交通、農業、工業等各領域。2019年,我國化石能源利用排放的二氧化碳是98.26億噸,其中發電端排放占了47%,消費端排放占了53%。發電和消費這兩端必須共同「發力」,才能真正實現降碳。
第三是固碳端,因為即使到了2060年,我們也不可能完全不排放二氧化碳,所以必須要考慮如何把這些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固定下來,包括如何通過生態建設讓陸地生態系統增加碳匯,如何實現工程封存固碳等。這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
中國新聞周刊:具體到發電端和消費端,在提升非碳能源占比的過程中,中國當下面臨的主要挑戰和制約性因素都有什麼?
丁仲禮:在發電端,主要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是如何進一步發展核電。核電輸出穩定、清潔、高效,是非常好的基荷電源。2019年,核電以2.42%的裝機總量供應了全國4.88%的電力,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核電發展最大的制約因素之一,是老百姓十分擔心鄰近核電站的安全問題。但據我了解,目前全世界一共只發生過三次嚴重的核電站事故,都是人為原因造成的,這些事故其實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能解決老百姓「恐核心理」及乏燃料再利用等問題,核電將會在我國未來「碳中和」過程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必須大力發展核電,尤其是在內陸地區發展核電。
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利用西部豐富的風、光資源更穩定地輸出電力。為何各地頻頻出現大面積「棄風棄光」,就是因為風電、光電輸出功率不穩定,風電、光電大比例上網會嚴重影響既有電網的穩定性。事實上,西部的風、光資源將是我們未來實現「碳中和」的最大底氣,但前提是要解決穩定輸出問題,涉及到發電、儲能、轉化、輸電、消納等各個環節,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在儲能技術上實現突破。
在消費端,尤其在工業領域,像冶金、化工、建材、礦山這些用能大戶,電力替代的潛力很大。然而,很多替代技術目前還沒有研發出來,這就涉及到一個工藝再造的過程,我們在這方面必須要儘快地進行系統布局,分析此類技術的發展路線圖。因此,技術為王,這是一個大前提。不能在工藝再造還未完成、企業能耗成本還未降到足夠低的時候就去「一刀切」,馬上都去脫碳、去退出,這樣的結果只會把企業、行業引向死亡。所以,我一直強調,非碳能源占比的提升不是一個線性過程,根本上還是要由技術進步所驅動。煤炭作為主力能源,還將在我國能源結構中主導較長的一段時期。
中國新聞周刊:說到煤電何時會全面退出,業界目前對於「十四五」期間是否還要繼續新增煤電項目的討論比較多。我們也觀察到,疫情之後,為了拉動地方經濟,很多省份都上馬了一批新的煤電項目,而電力行業是「雙碳目標」的主戰場。對於這些新增的裝機,你如何看?
丁仲禮:我相信以後新增的煤電項目會比較有限。在碳達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更多上馬的項目宜以太陽能、風能以及核能等非碳能源為主。當然,火電以後也會越來越「乾淨」,對大氣的污染會越來越小。
事實上,在「碳中和」的實現路徑上,理論上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把碳達峰的峰值調高,但之後「削峰」的壓力就會很大;另一種是儘量把峰值壓低,但這會對發展需要的新增能源供給造成很大壓力。我認為,從環境角度考慮,最好採取第二種路徑,雖然難以預測達峰時的排放總量,但考慮到這些年為治理空氣污染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顯著成效,如果現在盲目上馬高耗能項目,很可能造成環境污染反彈。在這方面,我們要有前瞻性眼光,「兩高」(高耗能、高污染)項目能不上就儘量不上。
當然,出於現實發展的能源需求,確實該上馬的還是要上馬。因為我們要明確一點,我們現在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還沒有完成,未來人民的生活水平要進一步提高,對能源的需求必然會增加,雖然說2030年要碳達峰,但不意味着現在就不能新增任何煤炭項目。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用能需求上,一定要實事求是,不應該為了追求某些指標好看或者為了達標而去搞「一刀切」。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國家對於新增煤炭項目雖然沒有明確的「劃線」,但據悉準備研究制定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制度,未來可能會實施國家對地方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預算管理,明確各地區2021~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控制目標,並且每年動態更新,以此來對地方形成倒逼。對於在排放上可能設定「天花板」這件事,你怎麼看?
丁仲禮:其實,政府早就開始做全國能源消耗總量和能源消耗強度的控制工作了,相信大家對「雙控目標」這個詞不陌生。我認為,要想實現真正的低碳轉型,所需的資金將會是天文數字,不可能全部依靠政府強力政策推動或者財政補貼來滿足。
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如果煤炭發電變得很貴,或者風、光的穩定輸出問題解決了,太陽能、風能發電的成本進一步降低,傳統的高耗能企業自然而然就會退出,非碳能源企業會相應地跟上。但如果技術沒有完成迭代,煤炭還有很大的市場競爭力,傳統用能企業就仍會在市場中存在較長的時間。在光伏產業的發展上,我們是有深刻教訓的,前期以補貼為主,後來停止補貼引起了很大的問題。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沒能得到有效解決。因此,相對於設定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天花板,政府的更優解應該是堅持市場機制和政策調控兩手抓,即在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自身作用的基礎上,再加以政策引導,通過四步走的策略,去促進社會生產生活各領域的減碳、無碳化。
首先,政府把財政資金主要投入在發電端非碳能源技術研發體系的建設,和消費端用能工藝再造上,有針對性地進行特殊支持,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把大學、研發機構和企業三方力量統籌起來,列出技術需求清單,完成系統化研發布局,這是實現「碳中和」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要投入適量財政資金,構建產業化示範體系。第三步,在這個示範的過程中,引導相關技術不斷迭代,促進成本降低,那時候各項新技術自然就會逐漸顯示出競爭力,就能夠順應市場需求,逐步擠壓傳統化石能源技術的生存空間。第四步,才是政府來推動整個行業的轉型發展,進行產業的總體規劃,比如計劃多少年內把哪些傳統化石能源全部替代掉。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在「碳中和」大轉型中,行業整體的協調共進極為重要,如果某一行業不同企業間不能協調共進,勢必會使「不作為企業」節約了成本,從而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因此,必須要由政府設計好分行業的「碳中和」路線圖並出台有效的激勵/約束制度,督促行業整體推進。
這四個步驟不能調換順序,更不能大而化之,「一刀切」地要求企業馬上就實施非碳能源替代。部分地方政府覺得只需要強力政策推動,不需要這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就犯了唯心主義的錯誤。在碳排放問題上,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沒有技術迭代作為前提,「碳中和」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企業也將無所適從。所以,國家首先要把技術體系建起來,不要急急忙忙去下達比較激進的指標,否則指標一下,地方政府若沒有完成的能力,要麼造假,要麼「拉閘限電」,事與願違。任何政策都有一個醞釀期和適應期,如果立馬以雷霆萬鈞之力往下壓,一定會帶來問題。
我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在確定「碳中和」路線圖的問題上可考慮先經歷一段「百家爭鳴」時期,不要急於「收口」。等大家經過充分研討形成共識後,再轉化成操作層面的具體措施,這樣可以少走彎路。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和西方國家相比,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要短得多,難度也更大。所以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如何在減排和發展之間實現更科學、理性的平衡?
丁仲禮:如果我們看1930年到2017年各國的人均碳排放的變化,就會發現美國、英國和法國都是在1970年代左右達到了高峰,此後開始緩慢下降,也就是說,到歐美國家承諾的2050年「碳中和」,他們有70~80年的時間;而中國承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中間只有30年。再從1900~2019年的人均累計碳排放來看,中國是157.39噸,比全球平均水平209.62噸還低。從主要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來看,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是同人均累計碳排放密切相關的,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雖已超過全球平均水平,但人均累計排放還遠遠不及,這也意味着,和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碳中和」會更加困難。
我們現在的排放總量比較高,與我國人口總量、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我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有關。我們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還沒有完成,經濟仍處在上升期,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對能源的需求一定是會繼續上升的。以2019年為例,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中,煤炭仍然占57.7%,而非化石能源只占15.3%。特別要強調的一點是,以後的數字社會一定是個高能耗社會,比如5G、大數據中心等,這些都是高耗能的行業。所以,我們未來的減碳任務會非常艱巨。
中國新聞周刊: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西方有一種觀點,那就是不接受中國將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而是將中國視為發達國家,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對此,你如何看?
丁仲禮:早在2010年我就說過,西方發達國家以各種理由限制發展中國家碳排放,以各種藉口把減排責任推卸到發展中國家頭上,企圖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把貧富差距固定化,這在道德上是邪惡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是一天的事,其對氣候的影響也是不斷累積的。只要算一算人均累計碳排放,就能發現到底誰排放的更多,對氣候變化的責任更大,應負的減排義務更多,這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人均累計排放至今仍然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在排放權的問題上,談減排責任、談公平,必須堅持一條,那就是要講歷史、講人均,根據人均累計排放來評估,不談這一條,照目前的網絡語言講,就是「耍流氓」。
在全世界共同走向「碳中和」的過程中,對各國的碳排放勢必會建立一套核驗標準體系。針對我國的碳收支狀況,我們必須要儘早建立一套自己的監測、計算、報告和核驗的標準體系,以保證話語權在我,而不是由別人說了算。
另外,針對「未來排放權要如何分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要如何體現」「中國如何應對國際上的抹黑輿論」等問題,以及我國當下的很多減排政策,比如排放「天花板」的設定等,我們應該更多地從地緣政治的基本邏輯出發去考量,跳出發達國家設好的「思維陷阱」,作出正確的判斷,從而制定出有利於我國長遠發展的應對策略。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中國新聞發布、央視、中國科學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