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我們知道中國近代面臨着現代性轉型，現代性轉型有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首先表現在中國怎麼樣看待世界，也就是說中國怎麼樣從天朝體系慢慢轉變到接受了條約體系——這是中國現代性轉型的一個重要標誌。

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核心是華夏中心論。因為在進入近代之前，千百年歷史中，中國周邊當時交通所能夠涉及的國家，無論歷史還是文化上都不如中國那麼悠久、那麼燦爛，逐漸地，從春秋戰國時代起，就形成了一種「中國中心論」，認為只有華夏文明才是文明，其他的都是邊緣，而華夏文明是以中國為中心的。

周邊是從地理上的邊緣到文化上的邊緣，邊緣的也就是野蠻的。所以在中國千百年的觀念中，只有華夏文明才能真正叫得上文明，其他的都是野蠻。

對北邊的非華夏文明叫「狄」，南邊的叫「蠻」(到現在，在我們的語言中，北方人還有這個殘餘，把南方人叫做南蠻子)，西邊的叫做「戎」，東邊的叫「夷」，認為他們都是非常野蠻的，形成了只能「用夏變夷」，不能「用夷變夏」，就是只能用華夏文明去一點一點地改變或者感染其他非華夏文明。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對非華夏文明，有的也稱呼他們為「番」。直到現在我們說「生番」「熟番」；從前的小說中經常出現「你這個食人的生番」，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接觸過華夏文明。

這種居高臨下俯視其他文明的華夏中心論，在處理和對待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也就形成了一種制度——從文化進而形成一種制度——以中國為宗主國，他國是藩屬國的宗藩體系，又叫做朝貢體系，還有稱之為華夷秩序，就是華夏和狄夷這種體制。

在這種華夷秩序中，中國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間的化身、代表，代表天來執行在人間的統治，所以中國是宗主國，天下的其他國家只能是中國的藩邦、藩屬、屬國，形成了這種宗藩關係。

至少從漢武帝時代起，是否能夠四夷賓服、萬邦來朝，成為中國統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進入盛世的一個重要標誌，甚至是這個王朝的權力合法性來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詔諭藩屬國向新王朝稱臣納貢。

唐朝「貞觀盛會」

到明清的時候，這種規章制度已相當精密，最主要內容是：藩屬國要按時攜帶特定的貢物，按照指定的線路，也就是貢道，到達中國的京城，住在指定的官邸，按照指定的禮儀，將貢品向中國皇帝呈送；作為宗主國，中國的皇帝要對朝貢國還賜；如果這些屬國有新的統治者繼位，要由中國皇帝冊封才有效。

比如說，只有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才能叫皇帝，其他的只能叫國王，國王就是表示你只是這個地方的行政最高領導人，皇帝是天子，你是國王，你不是天子，你沒有那種代表天的神聖性。所以，外國的像越南、朝鮮的新國王繼位之後，往往要經過中國皇帝的冊封才表示他最終得到了認可。

清代《萬國來朝圖》中前來朝貢的使臣

藩屬國向中國進貢，一年幾貢還是幾年一貢，走什麼路，進貢什麼東西，都是有明確規定——規定了朝鮮進貢人參，越南進貢象牙、沉香，等等。中國的還貢甚至往往超過藩屬國的進貢。中國皇帝表示，我是天朝上國，我是天下共主，表明我的寬宏大量。比如說，向中國進貢比較勤的就是琉球(即後來被日本吞併的沖繩)，而中國給琉球的還貢也還得很多；日本薩摩藩在悄悄控制了琉球之後，就把中國還給琉球的東西，從琉球弄去了不少。

1618—1648年在歐洲進行了殘酷的三十年戰爭，各種小邦國幾乎都卷進去了，互相打來打去，一打就是三十年，而戰爭的結果就是一片荒蕪，可能是千里無人煙，到處是斷垣殘壁。最後各國都打不下去了，就是在清軍入關（1644年）四年之後的1648年10月，各國簽訂了條約，叫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條約，也稱「西伐利亞」條約。這是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國際關係的條約體系。

根據這個條約，獨立的諸邦國對內享有至高無上的國內統治權，對外享有完全獨立的自主權，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以條約形式確定了維護領土完整、國家獨立和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原則。根據這一條約，在歐洲開始確立常駐外交代表機構的制度，歐洲各國普遍派駐了外交使節進行外事活動，這是條約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

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約儀式

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第一次提出了主權國家的概念，確定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準則。在尊重民族國家主權的框架下，基於國家主權的世界秩序開始形成。

首先在歐洲確立了國與國之間的新秩序，此後，歐洲國家在全球性擴張的同時，也把這種主權國家的概念逐漸帶到了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後幾百年的國際基本秩序。

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直到現在，依然是解決各國間矛盾和衝突的基本方法。所以，它的誕生標誌着現代國際關係體系的正式形成。

雖然在這幾百年間，國際關係還是弱肉強食，強國侵占弱國的事不斷，但是至少在原則上，大家都確立了這個基本的原則。就是說，你侵略其他國家，必須要找一個理由了，比如二戰的時候，納粹德國侵占波蘭，也找了一個理由，找了一些犯罪分子把德國邊防軍的人打死，說是波蘭打的，就開始侵略波蘭。

隨着全球化發展，歐洲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不斷對外擴張，也逐漸打通了向東方的航路。而國從明末起，包括清朝，一直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只在廣州一個地方開了一個口岸，允許外貿。

在歐洲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之後，經濟、工業非常發達，其以英國為代表，因此在與中國的外貿過程中，也國商人最多。但是，當時的中國僅開放廣州一個口岸的外貿體系，而且進口英國的東西很少。

中國進口外國的東西少，卻大量出口茶葉、陶瓷、絲綢這一類的東西，尤其是向英國出口，這就形成了長期的大量的貿易順差。英國覺得自己的東西，用機器生產的，又便宜又好，它也知道中國是最大的市場——地最廣、人最多，是個巨大的市場。

廣州十三行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重要的一點是商品輸出，而長期以來對華貿易出現一邊倒，對它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逆差，所以在1793年，英國就派了一個使臣叫馬戛爾尼，率領着一個龐大的船隊，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來中國，從英國出發，大概是七艘船，裡面裝滿了禮品。

馬戛爾尼使團首先到了廣州，廣州海關的官員當然非常高興，因為在中國人的世界觀中，中國是天下之中，中國是天下共主，其他國家都是我們的藩屬國，所以廣州海關的官員就給那個船上貼了一個長長的帆，把英國人叫做「英吉利貢使」。

中國官員高興，但馬戛爾尼非常不高興，因為他覺得：我是來給你送禮的，不是進貢的，我不是你的藩屬國。但是在中國人的認知系統和知識體系里，覺得這就是藩屬國：我們還不知道的一個藩屬國主動向天朝來輸誠納貢，主動組織狄夷來接受華夏文明。「向華」就是說來感染，要改變，學習華夏文明，主動要成為中國的藩屬國。

馬戛爾尼之後就到了北京，他從天津那邊上岸，到了北京之後，就由理藩院（中國從前沒有外交觀念，因為其他國家都是我的藩屬國，而外交是兩個平等國家之間的交往，所以中國以前從來沒有外交，只有理藩院和禮部，這些管理藩屬的機構來處理那些藩屬國的事情）接待他們，讓他們住在固定的地方，就是現在北京通州那個地方——所有的藩屬，無論是琉球的日本的，來進貢都要住在通州，這是專門給藩屬國進貢的使臣住的地方。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就是這樣。

最後雙方沒有達成協議。馬戛爾尼來祝壽，有英國國王給乾隆皇帝的一封信，這封信希望雙方互通有無，平等通商。但是這個事情沒有達成協議，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理藩院的官員跟馬戛爾尼介紹見皇帝要有什麼樣的禮儀——所有的貢使，所有藩屬國來進貢的貢使，見到皇帝，都要雙膝下跪，因為中國的皇帝是天下共主。

別的方面馬戛爾尼都可以妥協，就是下跪一事，他不同意妥協，他說不能下跪。雙方圍繞這個事爭論了很久，最後還是達不成協議。

馬戛爾尼訪華

在馬戛爾尼來華剛開始的時候，乾隆皇帝很高興，聽說我們都不知道的一個國家要成為我們的藩屬國，對大臣說要好好接待，後來知道了他不願意下跪，就認為他不願意成為我們的藩屬國，於是下令讓他們離開中國，回到他自己的國家去。並且乾隆皇帝還以上對下，給英國國王寫了一封敕書，就是說：我是天朝上國，無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無。

馬戛爾尼帶了很多禮品，有最先進的武器。我說一個禮品，是德國造的一個金屬的地球儀，上滿發條以後它就會轉——馬戛爾尼是想告訴中國，誰也不在地球的中心，地球是個圓的；還有一個複雜的天體運行儀，是一個模型。他把這些送給了中國。

但是中國人的知識觀念中，這個毫無用處，大概覺得挺好玩——一個圓球一樣的東西，上滿發條以後就能慢慢轉；誰都沒有想到，這是一個新的世界觀的開始。馬戛爾尼想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誰也不在地球的中心，中國也不在地球的中心，但是中國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1816年，也就是嘉慶二十一年，馬戛爾尼使華二十三年以後，英國又派了一個使臣叫阿美士德來到了中國，也是向嘉慶皇帝送禮、祝壽，甚至還想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但是中國還是認為，這是英國又想成為中國的藩屬國，再一次來表示對中國的仰慕，對華夏的仰慕。雙方還是因為是否跪拜而爭論不休，由於阿美士德也不同意下跪，嘉慶皇帝最後也是大怒，頒布一個御旨，也是給英國的，說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辱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要求英國使臣必須回國。

他也像乾隆皇帝一樣，給英國國王發了敕諭，敕諭寫道：爾國遠在重洋，輸誠慕化，特命大臣來到我們京城，「告以乾隆五十八年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但是你們不下跪，我們不稀罕你們的東西，因為太遠，你們來一趟也不容易，你們以後也不用來了，我們天朝上國無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無。

阿美士德也沒有完成訪華的使命

中國認為，我是天朝上國，你是我的藩屬國，見到我的皇帝，就得給我下跪。這時候是1816年，距英國發動打開中國大門的鴉片戰爭只有二十來年的時間。我們看嘉慶皇帝給英國國王的敕諭中仍是「天朝」、「萬國共主」、「輸誠慕化」、「恭順之心」、「傾心效順」……這種華夏中心論的觀念。

一個新世界馬上要用暴力敲開大門了，而清廷對這個新世界的來臨一無所知，毫無感受。

清朝從「天朝體系」到「條約體系」走的異常艱難，後雖清末立憲，卻為時已晚，非但沒有挽救大清，反而一步步把「立憲派」都逼上了絕路，把革命請進門，是清朝執政者自斷了生路。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晚清70年間，大清為何一錯再錯，即便遭遇致命危機，執政者仍執迷不悟，最後自掘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