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俄烏戰事衝擊

CBR: 俄羅斯和烏克蘭被譽為「歐洲糧倉」，俄烏戰爭是否會波及到農產品市場？

盧肖平：短期情況下，我認為人們的心理恐慌大於市場上的實際恐慌和糧荒。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農業貿易大國， 出口較多的小麥和玉米等。戰爭伴隨着勞動力、生產量和貿易量的減少，供應鏈斷裂，有的國家已經宣布禁止出口一些農產品，國際市場勢必受影響。又比如俄羅斯還是化肥的出口大國，化肥大量出口到巴西、阿根廷，而後者又是我們進口大豆原產地，在這些複雜的關係作用下農產品價格上升，供應短缺，成本增加和不確定性，加上人們心理預期的恐慌，多邊和雙邊的國際貿易格局會發生變化。

國際貿易中強調比較優勢，這個時候比較優勢就很難發揮作用。戰爭、種地、貿易、供應鏈和價格等都會發生比較明顯的變化，現在可能還一時看不到，但是我想下半年到明年肯定會顯現出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更要強調糧食安全、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它不僅是農業問題、貿易問題，也是外交問題和政治問題。

CBR：中國對於糧食進口和國際市場的依賴問題，是否可以有金融手段穩定農產品價格？

盧肖平: 中國一直強調糧食要自給自足，尤其是口糧。但鑑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有限的耕地規模，有些農產品也少不了依靠國際市場。比如大豆自產1600多萬噸，而進口則需要近億噸。此外，我們進口相對較多的還有玉米和小麥（小麥進口其實更多地是為了品種調劑，因為我們也有少量出口）。以2021年為例，中國進口了玉米有2800多萬噸，是自產玉米總量的10%左右（主要進口來自美國和烏克蘭），小麥進口了將近1000萬噸，是自產總量的8%左右（主要進口國是美國、巴西和阿根廷）。

金融手段的話我們無非用期貨來確保價格和預購，即保證價格的穩定來買到我們所需要的農產品，還有就是提供補貼、貸款和保險。在這種常規情況下，這幾種手段都會起到一些作用來穩定生產和保證供給。但是在戰爭這種非常規情況下，包括歐洲、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以及俄羅斯的反制裁等等，金融的手段就和市場失靈的情況是相似的，我們很難預判。一是沒人種地，二是農地和生產資料被毀，三是交通運輸中斷等等，基本上就是供應端基本都不靈了。最後的價格會有什麼走向？就算是有價，是不是有市？再就是匯率變化較大，所以期貨價格也會保不住等等，都是問題，我覺得雖然有金融的手段可以提供一些支撐，但是在非常規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市場失靈和措施失靈的問題。

貽誤春耕？

CBR：眼下正是疫情防控疊加春耕的關鍵時期，農時不等人，是否會擔心疫情會耽誤到春耕以及下半年的糧食安全呢？

盧肖平：從馬鈴薯的生產角度來講，這個季節和疫情關聯度相對較小。根據東北地區的氣候條件，馬鈴薯在這個季節還沒有下地。從全國的糧食總的格局看，國內馬鈴薯和甘薯的鮮薯總量2億噸上下，按照中國的習慣折成糧食大概是4千萬噸，在6億多噸的糧食總量中占比只有6%左右。所以從這個數字來看，薯類對糧食安全的影響相對比較小。

曹清河：現在北方地區和長江流域正是春耕備耕的時候，主要影響有兩點，很多地區是網上採購農資化肥這種生產資料，疫情對快遞和物流有比較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勞動力問題，在疫區的外來務工者返鄉務農會受到影響。

劉華招：我來自東北，在北大荒工作多年，經常與東北水稻生產一線的朋友們交流。據我了解，東北地區已經全面完成水稻育苗，秧苗生產良好。我所在的海南省已經播種了萬畝的早稻，現在正是生長期，估計半個月到一個月就可以收穫了。

CBR：袁隆平曾說「雜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勞歸南繁」。北緯18度的海南三亞等地，坐擁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成為了農作物育種的「加速器」。有統計顯示，從雜交水稻、高產玉米到棉花，我國已育成的農作物品種中有七成以上經過了「南繁基地」的培育。南繁的科研工作是否有受疫情影響？

劉華招：為了加速育種進程，研究農作物的科研人員冬春季會來海南再種一季作物，從事品種選育、種子生產加代和種質鑑定等活動，稱為南繁。每年這些科研人員像候鳥一樣飛到海南來工作，木棉花開的時候又返回到各自的工作單位，儘快把在海南的工作成果落地轉化。疫情對南繁還是有些影響，現在南繁基地到了材料收穫的時候，好多老師受疫情影響沒法過來，我們就組織基地的科研人員幫忙收穫、晾曬，儘量不耽誤科研任務。

育良種，倉廩實

CBR：「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萬顆子的關鍵所在就是種子。劉老師您從北方帶來的近千種種質資源，和海南本土稻、泰國香稻種等近百種種子進行雜交實驗，培育出了結實率較高、抗病性強、平均畝產達500公斤的「南香絲禾」。當時怎麼會想到用海南本土稻和泰國香稻進行雜交？

劉華招：海南當地的山蘭稻具有上千年的歷史，是當地黎族賴以生存的口糧，廣適性和抗逆性強，但這個品種本身有很多問題，需要開荒地、產量低，米質也不是特別優。

我們經常講，袁隆平先生等老一輩專家，解決了中國人吃得上，吃得飽的問題，而我們這一代育種人，要解決吃得好，吃得健康的問題。所以我用山蘭稻創製的中間材料與泰國香米做雜交，泰國香米也是產量低，在南方種質面積小，但米質好，所以我們就利用它的米優的特點，經過四年十幾代的這個選育，培育了南香絲禾。我們的目標是在保證現有產量的條件下，提高米質和口感。南香絲的畝產上能到一千多斤，米質和產量是可以並存， 它既有北方稻花香大米的粘度，也沒有南方大米那麼硬，很受歡迎。

CBR：甘薯育種是否存在「卡脖子」的問題？我國作為甘薯生產大國，在國際貿易方面有什麼表現？

曹清河：中國在甘薯產量上世界排名第一，年種植面積穩定在六千萬畝左右，尤其是它的單產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6倍，比非洲的三倍還多。甘薯品種自育率達到了95%以上，也就是說國內95%以上的甘薯都是中國的種子。

但是甘薯育種也面臨「卡脖子「困境，包括四個方面：甘薯作為南美洲引進的品種，現有種質資源數量偏少，如果種子是農業的芯片，那麼種質資源就是種子的芯片；優質品種的評價指標比較缺乏，無法滿足消費、加工的需求；脫毒，種屬種苗的應用率低；產種業尚未形成規模。

近20年來我國甘薯在國際貿易上的總體情況呈現平穩的上升趨勢，但是在國際市場占有率仍偏低，2019年占5.12%， 2020年因為疫情影響占2.27%，去年貿易額只有14.21億美元，全球出口國家中排到第八位，和甘薯生產大國有點不相稱。究其原因，國人對甘薯的消費能力比較強；甘薯進口國價格優勢不明顯，尤其這兩年在疫情期間，運輸成本上漲，國內很多出口的企業明顯壓縮出口量。

CBR：在我國四大主糧（水稻、小麥、玉米和馬鈴薯）中，馬鈴薯可能是存在感最低的一個。在大部分人的認知里，馬鈴薯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主糧，而是一種配菜或小吃，擁有和小麥、稻穀、玉米等糧食產品完全不同的市場邏輯，原因是什麼？馬鈴薯又有哪些經濟價值呢？

盧肖平：馬鈴薯起源於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區，全球近200個國家或地區中大約150多個都有種植。馬鈴薯種植的適應性非常廣，易於生產，能夠在海拔較高、土地比較乾旱和貧瘠的地方生長生產。

16世紀，西班牙人把馬鈴薯從南美洲帶到了歐洲大陸，在後來的兩百年裡馬鈴薯替代了過去的燕麥和蕎麥，逐漸成為西方歐美人的主要糧食或者主食，解決了糧食和溫飽問題，也由於這個原因歐洲當時的人口發展很快。中國的明朝年代，馬鈴薯傳到了中國，跟水稻、小麥在中國餐桌上幾千年的歷史相比，馬鈴薯傳入中國的時間晚了很多，只有400年，所以水稻、小麥先入為主並且由此形成的飲食文化和烹飪習慣是根深蒂固的。

再看它的內涵結構，什麼叫主糧？老百姓通常會講是碳水化合物。儘管馬薯是全營養食物，它有澱粉、蛋白質、氨基酸維生素、礦物質、膳食纖維等，但是跟稻米相比，每百克乾物質中，稻米蛋白質含量平均在7.7克左右，而馬鈴薯只有1.7克；稻米的碳水化合物有76.8克，馬鈴薯只有19.6克；稻米含水量一般12-14%，而土豆則高達76.3%。這些數據告訴我們，作為人們飽腹的主糧，稻米的優勢巨大，而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在因素。

其次，再看看外在因素，馬鈴薯體積大、含水量高，易腐爛和變質，不耐儲存、不易運輸等等，所以作為主糧有相當難度。即便如此，馬鈴薯在很多山區、高海拔地區，即由於那裡的土壤、氣候等條件不適宜穀物類作物生長，而土豆也就自然而然地在那兒成了主要作物，在餐桌上就是當地的主糧或主食。

說到這裡，我尤其希望強調，在如今基本溫飽解決之後，吃得好、吃的營養應該成為人們新的觀念和習慣，而此時主糧主食以及副食的概念應當改變，即淡化主副食邊界，以營養和健康為目標地進行生產和消費，那麼馬鈴薯甘薯則會有新的使命作用和產業發展的增長點。

談到馬鈴薯的經濟價值。僅以其澱粉為例，全世界澱粉總量中有25%來自馬鈴薯，其應用十分寬泛，從食品到醫藥，從飼料到輕紡工業等都可用到。薯條薯片等膨化食品可以增值5-10倍，普通澱粉增值1倍，而特種澱粉就可增值10多倍，若生產生物膠則可增值60多倍。馬鈴薯是糧菜飼作物，必要時也是能源作物，其加工鏈條長，可在加工業、小城鎮發展、解決就業、發展增收中發揮積極作用，而挑戰主要來自於生產種植、倉儲、運輸、加工污染以及市場價格以及需求波動等方面。如果現代技術能夠逐步克服這些難題，那麼馬鈴薯的開發潛力和經濟意義是非常大的。

研發和推廣的「斷層」

CBR：中國的種業育種上，有兩個80%：80%的種業科技人員集中在科研單位事業單位，而80%的種子企業把精力花在推廣上，就缺乏自主創新能力。您覺得像育種研發和農業企業之間是否存在着斷層？

盧肖平：育種本身周期長、見效慢、花費高、難度大。為什麼科研單位做的多而企業做的少？這個中間又涉及到體制和機制的問題。中國的企業機制，不管是國有、集體的，還是私營的，變數都很大，一般性的企業並不太願意把很多的錢投到R&D上，因為見效慢嘛。並不是說企業做不了科研，舉個例子，美國很多大的農業公司都有很高的投入放在科研育種上，所以他們既有人有錢，也有穩定的機制來推動研發。而我們的企業一天變三遍，領導人變化多，連續性又不夠，再加上育種見效緩慢滯後，所以導致企業由於機制產生的短期行為比較多。

劉華招：確實存在這個問題。像我們至少要花十年的時間才能培育出來一個品種，假如小企業一年花20多萬在育種研發上，十年就要200多萬，還不一定能審出優質品種，但是在市場上200多萬就可以直接買一個品種。現狀是很多企業不願花錢投入育種科研，所以大部分科研人主要集中在科研單位，然後再把育成的品種賣給企業。

國家為了解決這兩個80%的問題，提出了商業化育種的方案，允許科研人員在企業兼職，既可以在原來的科研單位從事科研工作，也可以到企業從事育種工作。像隆平高科、荃銀高科、北大荒墾豐種業這些大型的農業科技企業也在逐漸形成商業化育種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