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1995年出生的陳劍瑩是第三位獲得戛納電影節短片金棕櫚的中國導演。（受訪者供圖/圖）

當隕石撞擊地球後，引發海底火山噴發。海水隨時會淹沒一座城市，你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鄉。走前的最後一天，你都會做些什麼？

短片《海邊升起一座懸崖》所追問的就是這樣的「未來」。導演陳劍瑩的鏡頭，對準了少女念念的「最後一天」：和她青梅竹馬的男孩在短暫的交談後不辭而別；從小看着自己長大的鄰居爺爺則選擇留下陪伴自己去世的老伴；路邊的大排檔里，老闆娘和客人還沒有意識到危機的到來……

北京時間2022年5月29日凌晨，第75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落下帷幕，這部作品獲得了短片金棕櫚獎（Short Film Palme d'or，即短片單元首獎），1995年出生的陳劍瑩也因此成為第三位獲此殊榮的中國導演。

因為疫情的緣故，陳劍瑩獨自一人代表全劇組走上戛納的紅毯，她在獲獎感言的最後用中文致謝。除了感謝父母、投資方以及團隊，她特別強調：「影片中所描述的，就是我站在祖國土地上感受到的詩意、深情。」這天恰巧是陳劍瑩的生日，她將戛納的獎項視為「最棒的27歲生日禮物」。

據報道，這屆戛納電影節共收到來自140個國家和地區的3507部短片作品。《海邊升起一座懸崖》從中脫穎而出，它與入圍國際影評人周單元（La Semaine de la Critique）並獲得酷兒棕櫚獎最佳短片的《當我望向你的時候》、獲得電影基石單元（La Cinef）二等獎的《地兒》一起，向人們展示了中國95後導演群體開始以短片創作嶄露頭角。

「站在頒獎台上，我意識到之前的片子為何沒有獲得大獎。可能真的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才能把最真實和最深沉的情感聯結拍出來。在戛納，評委們一直在誇我的視覺表達和詩意風格，其實這種風格也來自中國的土地，如果不能理解這種美，就無法呈現它。」陳劍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獲獎完全是一個意外驚喜，自己並沒有特別準備獲獎感言，臨場所表達的是自己回國拍片最真實的想法。

高中畢業後，陳劍瑩就離開了家鄉哈爾濱，遠赴美國進入紐約大學電影系學習。在美國學習工作期間，她完成了好幾部短片作品，漸漸可以依靠拍攝廣告負擔自己留學的費用。

2020年，陳劍瑩開始着手準備自己的長片，她喜歡上了一位好友的家鄉四川宜賓，被這裡自然環境的古典詩意和三線城市的工業氛圍打動，曾考慮把宜賓作為拍攝地之一。

這部計劃在中美兩地取景的長片，歷經波折後終因疫情暫時擱置。孰料這樣的工作動盪持續了近兩年。有幾次是不眠不休做出方案之後，石沉大海；有一個項目已經定了她做導演，工作了兩三個月之後，被告知項目暫停……陳劍瑩甚至開始產生自我懷疑，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適合這個行業。

消沉了一陣子，陳劍瑩突然意識到，既然拍攝長片的風險大，需要的資源也多，不如重新出發，再拍一部短片。她來到宜賓，拍了《海邊升起一座懸崖》，她第一部在國內拍攝完成的導演作品。

這部短片融入了陳劍瑩的生命體驗。她十多歲離開家鄉去美國讀書，後來因為拍片的緣故經常四處奔走，在任何地方都只能停留一段時間，之後就要面臨告別。「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讓我的生活節奏一下子變慢了，原本計劃拍攝的長片項目也不得不擱淺，我只能埋頭寫作劇本，等待創作的機會，也開始更想要抓住那些轉瞬即逝的東西。」她說。

「短片是進入行業的敲門磚，雖然不能證明自己是一個成熟的導演，但起碼可以證明自己的實力，向人展示出自己的風格和特色。」陳劍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短片的自由度更高，可以實驗的東西也就更多。我這次拍《海邊升起一座懸崖》嘗試了很多之前從沒有用過的拍攝方式和鏡頭語言，對我來說是一次很新的體驗，如果這是一部長片，我敢說不可能做到這麼極致。」

天浩盛世娛樂董事長周浩是《海邊升起一座懸崖》的出品人、總製片人，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願意投資陳劍瑩的作品，就是看重95後年輕人的視野。他說：「短片的投資基本上是不考慮回報的，但我覺得值得。他們這代人開眼界看世界的機會更多，有機會前往世界頂級的專業院校深造，對電影的理解更具有當下性。」

「這些年我有一個觀察，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短片越來越多了。」《海邊升起一座懸崖》的監製單佐龍感嘆，這兩年因為疫情，很多長片項目停滯了，他卻因此接觸到大量的短片，「必須說明的是，短片絕對不是很多人理解的僅僅是長片的縮短版，短片有自己的創作語法與美學，在西方甚至有專門只拍短片的導演。我覺得短片不見得一定要各方面成熟，但一定要有辨識度，被人記住。」

作為《路邊野餐》與《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人，單佐龍長期關注各大國際電影節的變化，他指出，比起相對穩定的長片創作，短片的賽道正在變得擁擠，這或許與年輕人漸漸意識到短片的意義也有關係。

據單佐龍介紹，戛納電影節是國際頂級電影節中最重視短片的一家，不但主競賽單元有短片，其他的平行單元，比如「國際影評人周」和「導演雙周」都有短片。「對於戛納電影節來說，短片的競爭既激烈又多元，除了有志於電影創作的導演，也有不少藝術家會將自己的片子投遞過來。戛納通過對短片的遴選鼓勵和尋找有潛力的導演。我們如今所熟悉的很多知名大導演，最初都是憑藉所拍攝的短片被國際影壇關注的。」

如今，每年投遞給戛納的中國短片不在少數，有的是投資在百萬元人民幣級別、完全按照工業水準製作的短片，也有極低成本製作出來的獨立作品；有成熟的知名導演，也有還沒畢業的學生。

單佐龍認為，以戛納電影節為代表的藝術電影遴選系統，對中國電影的期待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渴望通過中國導演的電影表達看到一個變化中的中國現實，另外一方面則希望看到讓人耳目一新的美學表達。從這兩方面看，不少有過海外留學背景的年輕作者，的確為中國電影的創作帶來了讓人驚喜的新東西。

黃樹立帶去戛納的短片《當我望向你的時候》是一部記錄自己和家人關係的「私影像」。（受訪者供圖/圖）

溫州男孩黃樹立帶去戛納的短片《當我望向你的時候》是一部記錄自己和家人關係的「私影像」，以一種看似「家庭錄像」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父母的深厚的情感，也揭露了這個家庭不為人知的裂痕。

2019年，黃樹立從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專業畢業後，申請進入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一年多之後，因為疫情的影響，又不得不暫時休學返回國內。

「其實疫情之前，我幾乎每年夏天都在不同的國家工作，語言和文化差異不再成為一種障礙，我覺得自己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工作或者生活。」黃樹立認為，疫情改變了自己的思考方式，變化的世界讓自己有了一種強烈的無力感。

回國後，黃樹立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一邊開始和朋友做些創作，一邊重新面對困擾自己的家庭。最終，這些思考被他以手中的一台8毫米的膠片攝影機記錄下來，他期望家人可以真正理解自己。

黃樹立選擇學習電影有些偶然性，高中時代，他尚未想好未來一定要從事何種職業，但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麼生活。「我不想重複長輩們的人生路徑，對那時候的我來說，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就是一種逃離。初到紐約，我迷茫了一陣子，因為這個城市太多元，雖然很包容，但是也很容易眼花繚亂。有時候我會覺得，正因為我身處在一個異國他鄉的環境，反而讓我開始去向內探索自己，尋找自己的來處，這或許就是我拍攝這部短片最初的想法。」黃樹立分享道。

某種程度上，這部短片的創作是一種偶然中的必然，相對叛逆的生活選擇、不被接受的情感關係、不走尋常路的職業規劃，讓黃樹立和母親長期處在一種焦灼的關係里。母親為了黃樹立的成長，犧牲掉了自己的生活，很早就辭去了工作，專心照料黃樹立的生活，因此也常常流露出對兒子「有出息」的期待。可是什麼是「有出息」，兩代人有了巨大的分歧，隔閡也越來越深。

黃樹立想過溝通，但往往會以不歡而散收場。「她是一個偉大的母親，為了培養我犧牲巨大。但我們的關係就像是房間裡的大象，你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又都選擇了『視而不見』，也沒有勇氣開口談論它。」

電影時斷時續地拍攝了一年，成了黃樹立寫給自己和家人的影像日記。在這部影片裡，黃樹立放進去大量的素材，幼年時候居住的老房子、北京的朋友和戀人、父親生活的碎片、母親年輕時候拍下的錄像……富有顆粒感的畫面之外是黃樹立的講述與母親的「嘮叨」，這些元素構成了這部影片的面貌。電影的最後，黃樹立將畫面定格在母親過馬路時不經意望向自己時流露的笑容。

「你的作品讓我想起了我和我媽媽之間的關係，她對我說過的話和你媽媽說的簡直一模一樣。」戛納影評人周的選片人告訴黃樹立。後者這才意識到，自己這部完全私人的東方電影，其實有着廣泛意義的共鳴。

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但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代際和解。「電影後期剪輯製作的過程中，我十分焦慮，最後還是決定給母親看看。看完之後，我和她抱頭痛哭，雖然她還是會自責對我的教育失敗，無法原諒自己，但她說不論如何，希望我可以過得開心。」

電影在戛納展映的同時，還以線上展映的方式面向全球網友，結果竟被人盜錄上傳到網絡。《當我望向你的時候》資源泄露後，甚至一度引發豆瓣網友的激烈討論，也有人被這部作品打動，通過微博私信給他分享自己的故事……黃樹立慢慢意識到，自己的作品就像一個實驗，最初這部作品的觀眾只是自己和父母，遭遇意外後，它似乎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觀眾。

「我們這代人成長在網絡環境裡，是習慣於相信網絡的。我很小的時候就會瀏覽一些英文網站，尋找自己喜歡的圖片或者影像。初中的時候，我運營過一個微博時尚賬號，把我搜集的時尚圖片發在上面，積累了三萬多粉絲。」黃樹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曾經我以為互聯網給我打開了廣大的世界，漸漸卻發現它也在造就信息繭房。隔絕的世界讓人們開始變得對外部世界有戒備心了。既然很多事情沒有辦法掌控，我希望可以用一種柔軟的方式進行影像表達，說得通俗點，我希望找到一種愛意，這種愛意可以戰勝我們對未知的恐懼感。」

在《當我望向你的時候》中，黃樹立除了記錄自己和父母的關係，還將自己的朋友放入其中。「很多人建議我拿掉，但是我不願意，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當我們離開校園開始感到迷茫的時候，是朋友們一直陪在我身邊。」後來，黃樹立擔任了好友蔡傑的長片處女作《人海同游》的攝影指導。

李瀟遠是《海邊升起一座懸崖》的製片人，也是陳劍瑩從高中時代就結識的好友。「戛納獲獎的消息傳來，對我們來說就好像是實現了少年時代的夢想。當年一起拍校園『微電影』的朋友，現在依然在一起合作——我和陳劍瑩拍電影，另外兩位則一起開了一家設計公司。後來為了《海邊升起一座懸崖》，我們請他倆製作海報，等於大家又聚在一起了。」

黃樹立回憶，自己最初的創作源於高中時代學校鼓勵大家拍攝「微電影」，他回憶：「我最早的拍攝就是拿着家裡人買的5D2相機，拍了一些很幼稚的東西，參加了『微電影』大賽。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設備和技術可能都不是問題，關鍵是能否真誠地面對自己的經驗和內心。」

2010年前後，伴隨着視頻網站的興起，中國掀起過一場「微電影」熱潮。因為微電影《老男孩》的出現，這一年被媒體定義為「微電影元年」，以至於有條件的高中也開始鼓勵學生的「微電影」創作。

當時，李瀟遠和陳劍瑩分別在北京和哈爾濱讀高中，偶然的機會在「百度貼吧」相識，並從興趣相投的網友發展成生活中的朋友。後來，陳劍瑩想要拍攝一部「微電影」，李瀟遠從北京趕去哈爾濱幫忙，從演員到製片，參與了拍攝的大部分環節。讓他至今引以為傲的是，這部學生作品最終通過商業贊助和校園內的DVD售賣收回了成本，這也是他第一次對何為電影製作有了認識。

在美國留學生活的歲月，陳劍瑩感受到了漂泊，她漸漸發現，儘管身邊的年輕創作者的表達各不相同，但因為習慣性的流動，大家都在某種漂泊中，好像總在尋找一種歸屬感。

李瀟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初陳劍瑩找到自己說想拍一部短片的時候，他們在咖啡廳聊了很久，雖然還沒有最初的故事雛形，就已經決定一定要做一部有當下性的作品。「我和陳劍瑩都覺得，在疫情之中，全世界都在面臨着某種困境，大家都在經受着各種考驗，時代氣氛總體來說是有點『悲情』的，那我們可以做一部關於悲情時代的浪漫的影片，科幻或許是一種很好的方式，以『末日』來隱喻社會現狀。但是，我覺得這種情緒並非說我們就一直抱怨和吐槽，反而是要學着擁抱未來。我希望我們的作品可以給人安慰。」

後來，他們又找來了曾經創作過戛納獲獎短片《延邊少年》的90後編劇蕭子木華加入創作團隊，他在文本上貢獻了敘事主題與人物思路。三個人經過不斷地討論甚至爭執，才完成目前這個版本的故事。總結這段創作時光，蕭子木華認為自己的作品大多與個人經歷密切相關：「年青一代的創作不再追求宏大的議題，他們更看重作品的個人化和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個人的體驗與自我觀照參與創作的情況越來越多。」

2021年年底，《海邊升起一座懸崖》終於開拍，或許是為了完成長片未竟的夢想，陳劍瑩再次選擇在宜賓拍攝。宜賓是一座地勢起伏較大的城市，整個劇組七十多位工作人員需要不斷地爬上爬下，克服種種困難，但最終僅用了五天，拍攝部分就完成了。

李瀟遠感慨:「或許真的是『電影之神』的眷顧，我們在宜賓找到了很多夢寐以求的場景。比如電影海報上那個充滿了植物的房間，不是美術老師搭建的，而是真實存在的。我還記得我們在宜賓找到這個廢棄的樓房的時候，原本也覺得平淡無奇，但走到樓上的某個房間，推開門一看，裡面竟然長滿了植物。」

主演姚安娜是第一次出演電影作品，為了貼近角色，她提前半個月進入劇組，與陳劍瑩一起豐滿了這個角色。姚安娜甚至給念念寫了一封長信，希望可以更好地理解這個內心矛盾憂鬱的女孩，她認為「某種程度上念念和自己的一些地方很貼近」。

影片的最後，當念念的母親呼喚她趕緊上車準備離開的時候，她爬上了不遠處的一座高塔，不顧遠方的海水不斷地湧來，想要再看看家鄉的面貌。「這個結尾算是一個隱喻吧，我想這代表着念念最終的覺醒，她不再懵懂地聽從父母，開始嚮往自由，也完成了女性意義上的『覺醒』，也是我們這部作品在主題上最終的落點。」李瀟遠說。

1998年出生的李家和和幾個同學花了5000塊拍成了《地兒》。圖為該短片劇照。（受訪者供圖/圖）

2021年，李家和從河北科技大學影視學院攝影系畢業，《地兒》是他的畢業作品。在老師的鼓勵下，他抱着試一試的心態，以這部作品報名了戛納的「基石單元」（旨在鼓勵全球高校學生的短片和中片作品單元）。

《地兒》的故事不算複雜，講述了河北農村兩個青年因為與朋友發生的一場意外而陷入的困境。整部短片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鏡頭和色彩，從小學習美術的李家和很擅長利用顏色和燈光烘托氣氛，讓這部拍攝經費有限的學生作業呈現出一種「故意」設計出的美學質感。

影片是在李家和的家鄉拍攝完成的，劇組一共六個人，全是志同道合的同學。大家身兼數職，用十幾天時間，一共花費5000元拍完了這部作品。為了節約成本，他們只能找免費的拍攝場地。有人將整部影片採用的固定機位解讀為一種風格，事實則是，李家和的攝影設備只有一台三腳架和一部微單相機。他不得不在有限的條件下想辦法豐富影片的表達，選擇使用冷暖色調去反映人物內心世界。

「在拍攝中，我的團隊成員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干就完事了』。」李家和將《地兒》形容為一部「命題作文」，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認為在預算不充足的情況下，劇本要根據『現實問題』進行寫作。比如我需要提前確定好免費且安靜的拍攝場地、劇組的職員分配和演員數量，以及能用到的設備等等，去量身定製一個符合這些要素的劇本。」李家和提到，劇組用的都是業餘演員，所以片中角色的人物小傳是根據他們自身性格「定製」的，以便讓他們表演起來更自然……「但這種笨方法有非常多的弊端和問題，比如會限制題材，後期也會遇到一些不確定的因素等等，我感覺這種模式其實有違一部電影的創作初心。」李家和補充。

近年來，單佐龍開始在高校講授製片人課程，他發現越來越多的中國高校開設影視類專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短片作者的湧現。不少新導演就是抓住在學校拍攝作業的機會被業內挖掘的。「中國電影行業目前的一個問題在於，我們並不重視短片，很多短片根本沒有機會被看到，更別提得到投資。因此對於專業院校的學生來說，拍攝畢業作品的機會很重要。大部分學校都會給予畢業作品一些投入，不同的學校投入有多有少，學生們自己再湊一部分，一部作品就可以拍出來了。」

陳劍瑩將這種創作的方式稱為「Passion Project」：「就是『熱情項目』，所有的人都不拿錢，就是想要拍一部作品。這可能是沒有投資的情況下，最好的一種製作方式了。相比大部分人，我在影視業的寒冬能夠為《海邊升起一座懸崖》找到投資，真的十分幸運。」

單佐龍認為，雖然大家都說行業不景氣，很多導演沒機會，居於行業頭部的導演卻更忙了。「資本為了安全都湧向更有質量保證的作者，意味着年輕導演的機會相對就少了。電影節也是如此。其實世界上有很多優秀的電影節，但是不為大眾所知，所以現在幾乎所有的藝術電影都湧向『三大』，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更多關注。」

他越發覺得，如果年輕的作者想要脫穎而出，除了打磨作品本身，還需要更早地認清自己。中國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已經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賽道，選擇前者就不要考慮獲獎與否，選擇後者則需要理解「國際電影」的標準。在這個過程中，年輕作者除了需要拍攝的經費，還需要一位真正懂得電影節的「策略官」。

在他看來，西方電影節的遴選機制有自己的「傲慢」，有的西方選片人分不清銀幕上的東方面孔。有志於參與國際電影節賽道的年輕人，儘管大部分都有很好的外語能力，依然需要專業人士的「轉譯」，以便理解世界同行的思維。

周浩曾是一位資深的明星經紀人，從業多年他漸漸意識到，好的作品才是娛樂產業的核心。抱着這樣的期待，天浩盛世娛樂發起了一個名為「浩淼計劃」的創作者扶持計劃。周浩說:「再好的藝術家也需要經營，我們所做的工作就像是諸葛亮之於劉備，我希望從開始的時候就幫助有才華的年輕人做出他們心中的好作品。說實話，如果戛納把獎項頒給一位成熟的導演，我覺得不是我們期待的，正因為陳劍瑩年輕，她代表了中國電影未來的希望。未來市場上需要的是兼具藝術性和商業性的作品，不論是《霸王別姬》還是《寄生蟲》，事實證明，優秀的電影不會缺少觀眾。」

他認為所謂的影視寒冬是暫時的，對於一位好的創作者來說，現在的環境為他們提供了創作空間——可以沉澱之後寫出更好的作品。

「說到底，想要拍片的年輕人總會有辦法的。不論拍什麼類型的電影，只要有足夠的信念，窮盡一切辦法，以我身邊的人來說，儘管各個都有不容易的地方，但大家最終都拍出了自己的片子。」單佐龍說。

有人曾問過李家和拍片的秘訣，這位23歲年輕人的回答也是如此，他說：「其實很簡單，就是干你自己喜歡的事，然後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