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來源：《金融市場研究》2022年7月刊

作者：中債資信綠色金融研究團隊

關鍵詞：碳中和、金融行業、碳核算

2015年《巴黎協定》締約後，碳中和成為全球趨勢，我國也提出了2030年力爭碳達峰，2060年努力爭取碳中和的「雙碳」目標，標誌着我國經濟結構將迎來朝向綠色低碳轉型的深刻變革。在這一過程中，作為資金融通媒介的金融機構，既因業務性質肩負着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綠色低碳領域的重要使命，自身也因運營層面上低碳戰略的執行而面臨着轉型風險。因此，無論從積極響應國家政策，還是從自身風險規避的角度出發，金融機構都亟需建立和健全氣候風險分析和管理機制。在此背景下，對自身運營、以及投資組合相關溫室氣體進行核算，是金融機構開展轉型風險分析和環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前提，對「雙碳」目標的如期實現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對溫室氣體進行核算與披露是金融機構提升透明度，順應監管趨勢的實際需要。近年來監管對金融機構環境、社會、治理（ESG）信息披露的規範和制度日趨嚴格，特別是金融機構投融資活動對環境影響的相關信息。我國大量銀行、保險機構屬於上市公司，七部委在2016年發布的《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應「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制度」；證監會也通過《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對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進行了統一規範。2021年8月，人民銀行公布了《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更是標誌着我國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進入有政策引導、有依據可循的階段。在此背景下，金融機構對自身經營，以及貸款和投資活動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行全面、準確的核查，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及時披露，成為順應監管趨勢、規避監管風險的實際需要。

其次，溫室氣體數據是金融機構進行情景分析，以應對轉型風險的重要指標和參數。高碳企業可能在經濟低碳轉型過程中因消費者偏好改變、技術改造升級、節能減排措施施行而出現成本上升、盈利收窄甚至虧損等問題，而對高碳企業的投資貶值會影響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甚至可能形成連鎖反應，累及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作為應對，已有多家金融機構開展環境壓力測試與情景分析，以期釐清相關業務中的高碳資產，鎖定風險敞口，規避轉型風險，把握轉型機遇。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機構投融資業務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是金融機構運行環境壓力測試，進行情景分析的必要輸入變量，也是金融機構確定排放基準、設定「淨零排放」行動目標的重要指標。對排放數據進行核算，是確保相關指標與參數取值準確，相關目標設定正確的首要步驟。

最後，高質量的環境信息披露是金融機構提升ESG評級，增強投資吸引力的重要抓手。隨着ESG投資理念在全球的普及，機構投資者愈發重視投資對象的ESG風險，通定量打分（ESG評級）和定性分析（ESG分析師評價、股東參與策略）等方式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決策過程之中。多項研究顯示，企業ESG表現與其財務績效之間呈現正相關關係。金融機構 ESG信息披露水平優劣直接關乎ESG評級結果，進而會影響機構投資者對其估值。在此背景下，提升包括溫室氣體排放在內的環境信息披露的頻度與精度，成為金融機構提高ESG評級得分，增強自身投資吸引力的重要抓手。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以環境信息披露為契機，積極探索開展碳核算活動。

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是金融機構碳核算的重點與難點。與其他行業相同，完整的金融機構溫室氣體核算將排放源分為3個範圍：範圍1指金融機構直接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產生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圍2指金融機構外購能源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範圍3指金融機構貸款和投融資行為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對於並非傳統意義上高排放的金融行業而言，範圍1、2排放難以反映金融活動對環境影響的全貌。相較之下，金融機構投融資活動雖然不直接產生溫室氣體排放，但其促成的企業經營活動或項目往往會產生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因此，金融機構範圍3排放涉及投融資組合中諸多資產類別，能夠體現利益相關方生產活動的影響，是金融機構碳核算的真正重點。公益性組織全球環境信息研究中心（CDP）近期一項研究顯示，金融機構範圍3排放一般是其範圍1和2之和的700倍之多。然而，由於金融機構範圍3碳核算主要基於其投融資對象的相關數據，披露水平各異，計算方法和標準不一，對範圍3排放的測度也同時成為金融機構碳排放核算工作的難點所在。

目前全球尚未有公認的金融機構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標準和方法學，應用較為普遍的主要有兩個。一是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和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於2011年共同建立的溫室氣體議定書系列標準（GHG Protocol）,包括《企業溫室氣體核算和報告標準》，以及補充性的《企業範圍3溫室氣體核算和報告標準》。後者從全價值鏈的角度出發，將範圍3涉及的上下游經濟活動分為15類，其中第15類為金融投資業務。GHG Protocol明確了金融機構溫室氣體核算和報告的標準化計量方法和指導原則。二是碳核算金融聯盟（PCAF）[1]基於GHG Protocol標準第15類金融投資業務，於2020年制定的專門面向金融機構的《金融行業融資溫室氣體核算和披露全球性標準》（以下簡稱《PACF金融標準》），旨在指引金融企業核算並披露範圍3碳排放。核算範圍覆蓋了六種資產類別，以及對應的碳核算方法學，如條件允許還需核算避免和清除的碳排放量。本文將對《PCAF金融標準》金融機構溫室氣體核算方法學進行重點介紹。

另外，被投資方碳排放數據的選取應依據優選等級而定。《PCAF金融標準》規定被投資方排放數據範圍包括企業和項目的範圍1、2排放，在可得的前提下也可納入範圍3。金融機構必須採用最新的、可獲得的最高質量碳排放數據，以保證碳核算的準確性，但在高精確度數據確實不可得的情況下，也可以合理估算排放數據後進行利用。一般而言，經過外部機構審計的企業披露排放量精確度最高，可以直接從企業排放報告中獲得，對於大型資產組合，可以使用CDP、彭博、明晟、Trucost及Southpole之類的外部數據源。然而，受累於企業層級碳排放數據核算和披露水平普遍不高的現狀，披露排放量的可得性也最差。在此種情況下，金融機構可以靈活選擇精確度略遜，但可得性更強的基於物理活動數據的排放量，如企業能耗、產量等；或者基於經濟活動數據的排放量，如年度總營業額、企業價值等。將上述活動數據乘以相對應的排放因子，即可得出企業碳排放估算值。排放因子可從各主管部門或研究機構處獲得，PCAF自身也建立了排放因子數據庫，提供超過三百萬份排放因子數據。為了真實展現估算數據可能對金融機構碳排放量精確度造成的影響，並鼓勵會員機構逐步提升數據精確度，《PCAF金融標準》制定數據質量打分表，以評價金融機構碳排放數據的整體質量，從5分至1分代表數據質量的提升。

在分配因子與被投資方排放量的取值確定後，即可依據公式對金融機構融資排放量進行核算。這裡以計算荷蘭某金融機構對某學校地產投資的碳排放量為例。假設投資時市場價值為2000萬歐元，金融機構貸款投資額為500萬歐元。情景1假設該學校經過驗證的2020年度碳排放量為200000Kg，則可直接利用選項1數據測算出金融機構的融資排放量為50000Kg CO2；情景2假設該學校的披露碳排放量不可得，但根據公開資料，可知該學校占地面積為6000m2，該地區房屋的天然氣消耗強度為13m3/m2，電力消耗強度為37kWh/m2。通過荷蘭能源年鑑查詢得知，天然氣和電力的直接碳排放因子分別為1.791CO2/m3及0.361CO2/kWh。可以利用選項2數據估算出金融機構融資排放量為54960 kg CO2e。

《PCAF金融標準》同樣可以用於量化金融機構投融資活動對碳減排做出的積極貢獻。《PCAF金融標準》不但可以核算金融機構的絕對碳排放，對於一些具有減排功能的可再生能源項目，PCAF方法論同樣可以對其「避免的排放量」（與該項目不存在情境下的基準碳排放量相比）進行融資歸因，以衡量金融機構活動對環境產生的積極影響。例如某金融機構A為企業B的風電項目提供了600萬元商業貸款，企業B的權益與債務為6000萬元，若該風電項目具有20萬噸的年二氧化碳減排效益，根據資金流向原則金融機構A的融資排放為-2萬噸，實現了2萬噸的碳減排。

以上闡述了《PCAF金融標準》方法學在金融機構碳排放核算中的應用。《PCAF》標準憑藉其靈活性、通用性，以及大量公開資源，一經推出迅速得到各地區金融機構的支持。截至2022年4月，全球已有超過250家金融機構承諾，或已經依照《PCAF金融標準》計量和報告貸款與投資相關溫室氣體排放，涉及金融資產逾71萬億美元。

未來，碳核算金融聯盟將進一步完善《PCAF金融標準》，並繼續推動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普及與推廣。具體來看，一是將分階納入被投資對象的範圍3排放。《PCAF金融標準》要求金融機構必須核算並披露被投資對象範圍1和範圍2的溫室氣體排放。針對被投資對象的範圍3排放，《PCAF金融標準》採取行業分階段納入的做法。2021年首批被納入核算的行業包括石油、天然氣和採礦業；2024年覆蓋行業將擴展到交通、建築、材料和工業生產；2026年將覆蓋全行業。屆時金融機構融資碳核算範圍將更趨完整。二是後續將引入「清除的排放量」核算方法。一些可以消除並儲存二氧化碳的林業、土地利用、碳捕獲和存儲項目，同樣可以計算融資歸因，以衡量金融機構對低碳轉型做出的貢獻。目前碳核算金融聯盟正在制定具體的方法論，將在《PCAF金融標準》的後續版本中正式發布。按要求，方法可用後金融機構應該對「清除的排放量」進行核算並單獨披露，金融活動對環境的積極影響將被更為全面地量化與展現。三是將吸納更多金融機構加入。碳核算金融聯盟計劃將《PCAF金融標準》發展為金融行業碳核算活動的全球通用標準，進一步推動金融行業向《巴黎協議》設定的2050淨零排放目標邁進。

目前，我國金融領域的碳核算工作處於起步階段，相關方法與制度仍不完善，多方工作有待加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行業溫室氣體核算體系處於空白狀態。國家發改委在2013-2015年分別出台了24個行業的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但由於碳核算性質的不同，金融行業溫室氣體核算方法論始終處於空白狀態。此外，自2015年起，發電等八大行業中綜合能源消耗1萬噸標準煤或溫室氣體排放量2.6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及以上的重點企業開始向主管部門報送碳排放數據，但針對金融行業企業的數據報送機制尚未建立。

二是金融機構碳核算不能全面反映金融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我國金融機構溫室氣體排放核算以範圍1和範圍2為主。由於方法體系與制度的缺失，僅有少數金融機構開展了範圍3排放核算與披露的探索，但對資產類型的覆蓋程度普遍不高。工商銀行、江蘇銀行等機構根據碳足跡量化結果，測算了綠色信貸溫室氣體減排指標，而綠色信貸占銀行全部信貸的比例平均僅為10%。在銀行間市場發行的碳中和債要求發債機構在發行前提供獨立評估認證報告，按照「可計算、可核查、可檢驗」的原則，對綠色項目能源節約量、碳減排等於預期環境效益進行專業定量測算。興業研究於2020年推出了「信貸碳強度」指標，以衡量新增貸款投放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況，從全產業鏈角度量化信貸活動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但仍未能將債券、股權投資等資產納入核算範圍。

三是碳核算數據來源有待進一步豐富。被投資企業或項目碳排放數據是金融機構碳核算的重要基礎。上述八大行業重點企業的碳排放核算和上報積累了一定數量、準確性較高的歷史數據，為我國金融機構碳核算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礎。然而，八大行業中的非重點企業，以及八大行業之外的企業碳排放數據依然有限。另外，在我國現行核算指南中，核算邊界只包括範圍1和範圍2排放，範圍3數據處於缺失狀態。

為了使我國金融行業碳核算工作更好地服務於「雙碳」目標，應從多個方面共同發力，促進相關工作的提升，必要時可參考國際先進經驗，具體來看：

首先，應加快金融機構碳核算方法體系建設。目前，央行已開始指導試點金融機構測算項目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評估項目的氣候、環境風險，正在探索建立全國性的金融行業碳核算體系，相關工作的推進亟待加速。《PCAF金融標準》為全球金融機構測算、披露範圍3排放提供了一套科學的方法體系但對於資產類別的覆蓋依然有限，且計算中涉及變量的定義細節尚未實現標準化，我國主管部門可引以為鑑，制定符合我國金融機構特點，同時與國際接軌的金融行業溫室氣體核算方法體系，協助金融機構對投融資活動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進行準確和全面的量化與披露。同時出台約束性法律，明確金融機構的碳核算責任。

另外，應進一步豐富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來源。應利用制度設計，激勵或約束全行業，特別是八大行業之外的被投資對象主動核算並披露經營活動或項目的範圍1、範圍2排放數據，並適時將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納入核算邊界，以此拓寬金融機構數據獲取渠道，豐富金融機構碳核算基礎數據資源，保障金融行業碳核算工作的平穩運行。

最後，應加強對金融機構碳核算數據的成果轉化。在推進金融機構碳核算工作的同時，還需加強對相關成果的利用與轉化。一是金融機構可以依託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環境報告，以及TCFD（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框架）、GRI（全球報告倡議）、CBSB（環境與氣候變化披露框架）等全球性氣候信息披露框架對環境相關數據進行全面、詳細、及時的披露，擴大影響力。二是第三方評級機構與評估認證機構可以將金融機構碳核算數據納入信用分析與綠色金融產品評估認證體系之中，提升研究成果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