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米蘭·昆德拉移居法國，與其說是流亡，不如說是出走。不但故鄉捷克在他心裡變得越來越輕，而且，他對䈣治的態度也越來越疏離。對昆德拉來說，獲得自油的方式，就是生活在別處。而新晉諾貝爾獎得主托卡爾丘克的作品《雲遊》，似乎也有着同樣的意味。它的波蘭文書名Bieguni來自一個東正教門派，意為移動的身體。信徒們相信：一個人只有一直處於移動狀態，才能避開惡魔的魔爪。因為，移動的身體是神聖的，是無法被控制的；若換個說法即自由的精神是神聖的，是無法被控制的。
文|立峰
1、要命的鄉愁
故土情結，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為故鄉，通常是承載一個人記憶、感覺、文化、以及歸屬感的容器。人們在遇到陌生人時最常問的問題就是：你從哪裡來？而向人介紹自己時，也都會從籍貫和故鄉說起。其實，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人們都會頻繁地追溯故鄉，並以此來衡量、評價自己此後的人生。故鄉對一個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1、在中國西周春秋的貴族時代，貴族的姓氏大都來自於家族的封地，也就是故土的名字，比如陳、吳、鄭、衛、韓等。
2、在西方則更是如此，貴族的姓氏多半都是家族領地的名字，如英國紅白玫瑰戰爭中的約克家族和蘭卡斯特家族，家族姓氏就是國王賜予的封地地名；
一種普遍的情況是，一個人的名字就是他的出生地，比如達·芬奇，表示他的家鄉是佛羅倫薩西北的芬奇小鎮。
儘管如此，放眼全世界，中國人的故土情結恐怕仍無人能比。比如近代去南洋、歐美闖蕩的華人，無論離開故土多麼遙遠，只有最後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的，才算真正的人生贏家。因而曾幾何時，海外華人在歐美人的眼裡，不但不愛在當地娶妻置業，他們甚至從來都「不會死」。因為，華人一旦老去，便大多都會回到故鄉去葉落歸根。
相比於華人，歐洲人的故土情結就遠沒有那麼沉重。有人說，想了解歐洲人，讀米蘭·昆德拉是個不錯的選擇。而他的小說《生活在別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等，也都涉及到了「個人與故土的關係」這一命題。比如，昆德拉在《生活在別處》里說：(當真實的生活與個人預期差相距太遠)，逃避，或者說，逃離此地去往別處，便成了一條崇高的道路。換句話說，即自由並不在此處，而是在別處。而且，這個別處是需要不斷尋找的。因而，在別處就成為了一種尋找自由的過程。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里，昆德拉認為，衡量一個人生命的輕與重的標準，不但在於他對待親情、愛情的態度，也關乎一個人對故鄉的眷戀之情，或曰鄉愁；當然，還在於他對䈣治的熱情，究竟是熱衷、還是疏離？歐洲人的鄉愁無法同中國人相比。因為，普遍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文化和傳統原本就相近。而所謂泯族國家只是近代的事兒，況且許多國界還時不時地變來變去。就拿米蘭·昆德拉的出生地捷克的布爾諾來說：在一戰以前，即昆德拉出生前的十幾年，這裡還屬於奧匈帝國。而到一戰以後，奧匈帝國就分裂成了七個小國，捷克斯洛伐克便是其中之一。後來，捷克斯洛伐克又進一步分成兩個國家，即捷克和斯洛伐克。
在昆德拉10歲時，二戰又爆發了；在他15歲時，戰爭結束。於是，他在後來的小說《笑忘錄》里，便這樣寫道：1939年，德國軍隊進入波希米亞，捷克人的國家不復存在。
1945年，俄國軍隊進入波希米亞。俄國人趕走了德國人，人們為此欣喜若狂。
然而，也許正因為經歷了如此之多的磨難，故鄉捷克對於早期的昆德拉來說，始終有着很重的分量。比如，1967年昆德拉出版小說《玩笑》，1968年這本書就在法國廣受好評。正是這年，蘇聯軍隊進入了捷克，於是在法國人眼裡，昆德拉就像是一位返抗強權的勇士，而他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捷克人特有的幽默感。1968年，約有7萬捷克人離開，但昆德拉留在了布拉格，依然按照自己的生命節奏進行創作。他在接受法國記者的採訪時說：布拉格之春」的精神永存，我會留在捷克繼續工作。1969年，昆德拉又出版了《生活在別處》。但1972年，昆德拉被布拉格電影學院解僱，與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他失去了自己的工作。1975年，法國雷恩大學聘請昆德拉去做文學教授，於是他帶着妻子薇拉一起離開捷克來到法國。他們從此便定居法國，再沒回到故鄉捷克。1979年，捷克當局宣告取消昆德拉捷克公民身份。在他那年出版的小說《笑忘錄》里，有這樣一個句子：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1981年，昆德拉加入了法國國籍，並開始改用法語寫作。他說：
1979年4月11日，米蘭·昆德拉攝於法國，他說：
1982年，昆德拉寫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後表示，某些東西已經徹底封閉，我的作品將不再涉及到捷克歷史。
很多人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看成是一部寫布拉格之春故事的小說。但歷史事件只是小說人物的背景，而昆德拉想要書寫的，是一種持久的人類境遇，即年輕人告別抒情詩一般的世界觀，去直面真實的世界，並承擔自己的生命之輕。因而，昆德拉推出該書的捷克語版，已是該事件發生的近20年以後的事了。他希望捷克人在淡忘布拉格之春以後，再來讀這本小說，並且強調，這本書並不是在寫布拉格之春的歷史。不得不說，隨着時間推移，故鄉捷克對於米蘭·昆德拉來說，變得越來越輕。
昆德拉始終在思考人與故鄉的關係：
這是一種人類普遍擁有 卻常意識不到的深刻聯繫；
也關乎人將自己與歷史區分開來的渴望。
米蘭·昆德拉來到法國，與其說是流亡，其實更像出走。而且，他對䈣治的態度也越來越疏離。而這些，卻引起了那些繼續留在捷克，並聲稱用寫作捍衛良知的作家們的不滿。他們認為，當昆德拉在法國贏得廣泛世界聲譽時，捷克國內的知識分子卻在堅持抗爭，並為此犧牲。而昆德拉則認為，䈣治總帶有強烈的主觀意願，當一個人有了明確的䈣治傾向，便再也無法客觀地看待現實，也無法認清真實世界的複雜性了。在出走半生後，昆德拉對於故鄉捷克越發淡漠。比如，東歐「天翻地覆」後，捷克總理曾到巴黎拜訪昆德拉，說國家樂於為他恢復國籍，而昆德拉的態度卻不置可否。而後來，隱居狀態的昆德拉還是從捷克大使手裡接到了公民證件。
儘管如此，昆德拉仍然說：我不能再推翻一次自己的生活，再換一個自己的家。他強調，他在法國很幸福，將不再返回捷克。昆德拉不想成為一個受害者的形象，他說，流亡生涯滿足了自己珍貴的願望，那就是生活在別處。正如米蘭·昆德拉在不同生命階段的顯著變化，一個人成長、成熟的過程，也許正是變得越來越「輕」的過程。只有當一個人逐漸擺脫了鄉愁、疏離了䈣治，讓身體和心靈遊走在不同的時空，逃離此處、去往別處之時，他才可能獲得一種全新的、看待世界的視角和緯度，才可能去認識真實的世界、發現生命的真諦。總之，昆德拉認為，一個人唯有生活在別處，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無獨有偶，201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在她的新書《雲遊》中表達的也是這樣的意思。她在書中向世人展示了一種看待世界的獨特方式。作者所謂的雲遊，並非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目的明確的旅行，而用是一種形而上學式的思想的遊走或身體的遷移，來探索隱藏於虛假表象之下的真實而神秘的現實世界。托卡爾丘克的這本《雲遊》在2007年以波蘭文出版，在2017年被譯成英文後，立刻廣受追捧、獲獎無數。它的中譯本書名「雲遊」，來自其英文書名Flights。而它的波蘭原文書名Bieguni，則出自於18世紀東正教的一個門派，意為移動的身體。因為它的信徒們相信：只有一直處於移動狀態，才能避開惡魔的魔爪。因為，移動的身體是神聖的，無法被控制的；換個說法就是，自由的精神是神聖的，是無法被控制的。
托卡爾丘克出生在波蘭的西里西亞地區。那是一個多民族的混居區，曾經歷重大的摧毀和重建，居住着大量遷徙來的移民。對她來說，經歷過無數歷史磨難的波蘭人，特別是她故鄉的人們，都是為躲避惡魔控制而不斷遷徙的遊牧者。托卡爾丘克喜歡波蘭鄉下的田園生活，在任何層面，她都是一個超然的叛逆者。她為了寫作四處遊走，如遊牧民般不停遷徙；她酷愛旅行，足跡踏遍全球。在接到諾貝爾獎的獲獎電話時，她也正在自駕旅行的途中。
在《雲遊》中，托卡爾丘克花費了大量筆墨，記錄了人類包羅萬象的遷徙和旅行，包括現代人乘坐着各種交通工具雲遊四方，她採用一種俯瞰的、迅速轉換的視角，好像書中人物都在以遊走的方式躲避惡魔的魔爪。其實，所謂惡魔的魔爪指的並非厄運，它也指線性的時間、以及消費社會中趨向固化的人類命運。因為現代生活把每個人都囚禁在一種循環往復、循規蹈矩的生活中，同時也囚禁了人的思維與靈魂。因而，人們最該警惕的，就是那些締造固化秩序的力量，警惕它們讓人們在消費主義的怪圈中不斷迷失，並將所有的人變成一個個沒有靈魂的螺絲釘。所以，所有人都應該離開自己的家園，拋棄自己所擁有的，去成為遊牧民族的一員。人也只有在不斷的旅行和遷徙中，才能逃出循環的時間、以及日常的生活，從而獲得超越的視角和神性的領悟。因為—— 身體的移動是神聖的，自油的精神是神聖的。
如果說米蘭·昆德拉是在用小說的方式來思考世界，發現真實世界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那麼，托卡爾丘克則試圖讓人們了解，只有通過不斷地遷徙、雲遊，才能逃離日常的循環和固化的思維，才能獲得心靈的自油和靈魂的救贖。在《雲遊》這本書里，托卡爾丘克講到的一個真實的人物是——生活在17～18世紀的比利時解剖學家費爾海恩的故事。費爾海恩在年輕時，因為一次小小的事故劃傷了小腿，又不幸因傷口感染，而導致了小腿截肢。一開始，費爾海恩請醫生把截下的小腿做成標本保存，想死後能與自己的截肢一起下葬。因為按基督教義，只有死後保持身體的完整，才有復活的機會。但失去一條腿的費爾海恩卻對解剖產生了興趣。他放棄了先前學習的神學，去醫學院旁聽，並將自己那條截肢當成研究對象。費爾海恩拆解了自己的腿，從肌腱、骨骼到神經、血管，拆解成上千個零件，並將它們精確地繪製出來。終於，他為人體繪製出了一套前所未有的高清地圖，也成為了最好的解剖學家。而這套集結了他20年心血的著作，後來被命名為《人體解剖》，一版再版，成為大學教材。而他的另一個貢獻，就是發現並命名了跟腱，這塊聯結小腿與足部的長條形肌腱。而這，又恰好應和了古希臘神話里著名的阿喀琉斯之踵。
費爾海恩終身未娶，心無旁騖地為科學奉獻了一生。他說：我用盡一生，在自己的身體裡週遊，在自己的截肢里週遊。其實，費爾海恩之所以如此着迷解剖學，原因有些難以啟齒，並且顛覆了他以前的科學認知。
這是因為，他的腿很疼——並非他剩下的腿疼，也不是傷口疼，而是，那條被切掉的、泡在防腐劑里的腿很疼。每天，他都真切地感受到截肢的疼痛。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稱之為「幻肢痛」。而且，他甚至不敢告訴別人，生怕人家覺得他瘋了。事實上，別說三百年前，就是今天，醫學都無法真正解釋幻肢痛的原因。曾有人認為，只要切斷掌管四肢痛覺的神經「脊髓丘腦束」就行，然而這依然不起作用。法國哲學家福柯曾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說：解剖學是一門科學，彰顯着人類對「可見性」的極度追求和迷戀。而在啟蒙時代，「可見性」幾乎等同於科學理性。因為，啟蒙enlightenment正意味着用科學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世界。比如，1、在解剖學抑或臨床醫學誕生前，人體是模糊而神秘的。
2、但自從有了解剖學，人體就清晰可見，成了科學研究的對象。而當人體被科學理性之光照亮，就變得不再神秘了。
然而，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依然不夠了解自己的身體。比如：1、我們不夠了解大腦，因此在模擬人類智能上困難重重；2、我們不夠了解子宮，因此至今都無法讓女性擺脫分娩的傷痛；3、我們不夠了解生命的秘密，因此人註定會生病、死去，人類距離永生依然遙不可及。4、而且，我們雖然有了極其精準的解剖學，但是人體依然神秘。這同樣是費爾海恩在他「幻肢痛」當中所發現的真相，他用他的醫學與神學知識，完成了一番邏輯嚴密的論證。他說：看見，並不等於理解。即便我們能精確地描繪人體，卻還是無法了解生命。
人與萬物一樣，都是神的化身。不存在靈魂與肉體的二元劃分，肉身和靈魂二者是一體的。它們本質相同，是神的一體兩面。——因而，人體是神秘的，也是神聖的。
而這，也正應了米蘭·昆德拉常常引用的那句猶太諺語——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因為這句諺語所恥笑的，就是人類理性的狂妄。它警醒人們，不要忽略人類理性和思考的局限性，更不要將理性思考的結果視為真理。事實上，科學理性越是發達，人也越多地發現了自己認知的局限性。5、Keep looking, don't settle費爾海恩用一生的探索，發現了人身體的神秘，也論證了人身體的神聖性，從而獲得了一種超越性的視角。托卡爾丘克講述費爾海恩的故事，講述身體神聖的觀念，就是為了表達這樣的觀點：1、每個人的身體都是神的一部分，那麼，人和人就該是平等的；2、既然身體是神聖的，人與人是平等的，那麼，就不該有什麼高低貴賤，統治者就不該享有占有人身體的權力。人們總是說，統治者對人的統治，是想要占有人的靈魂，但事實並非如此。統治者真正要占有的，就是人的身體。統治者占有人的身體，從人們的勞動中榨取價值，並決定這些身體的高低貴賤；統治者建立國家、設定國界，要求人的身體留在界限分明的空間裡，用簽證和護照限制着人體渴望四處遊走的天性。而托卡爾丘克真正想表達的是，正因為身體是神聖的，所以，身體的移動是神聖的。
在這本書里，托卡爾丘克還講了一個名叫安努斯卡的烏克蘭年輕女性故事，這個故事的題目就叫做「雲遊」。安努斯卡考上了莫斯科一所不錯的大學，原本有着不錯的前途，但卻因為一個錯誤的決定斷送了。她大學沒畢業就跟一個男人結婚，還不幸生下了一個患上先天不治之症的孩子，每天痛苦不堪。
安努斯卡只得放棄一切照料家庭，但她丈夫卻是個自我封閉的人，除了提供基本的生活費用，沒有給她任何支持與安慰。這讓安努斯卡失去了幾乎全部人生。因為這些從天而降的無望之災，安努斯卡皈依宗教，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利用每周僅有的休息日去教堂祈禱，乞求上帝的拯救。
可是有一天，安努斯卡在教堂跪拜祈禱時，突然看到了上帝的另一張臉。那並不是一張救世主的臉，而是一張如溺水者般的、陰鬱無助的臉。她忽然感到：上帝是軟弱的，上帝迷失了，他徘徊在世界的苦難中，無法拯救任何人。
安努斯卡在驚慌失措間逃離教堂，開始了她毫無目的的漫遊。在地鐵站，她遇到了一個像是吉卜賽人的流浪女，瘋瘋癲癲地對着空氣罵個不停。失魂落魄的安努斯卡下意識地跟上流浪女的腳步，成了一個離家出走的女人。
但她在流浪中，卻感受到了人群，看到了人間的苦難，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看世界的方式，她甚至感受到了自油和快樂。
一天，安努斯卡在街上看到一群正在騎馬的年輕人，她終於痛苦地想到自己的兒子，兒子正是與他們相仿的年紀。當她突然看到一個女孩鞭打一匹馬時，便再也無法控制自己，衝上去抱住馬大聲哭喊道：不要欺負它！不要欺負它！
這個情節讓人不禁想到尼采，並讓人由此理解了作者的用意：一生追求卓越、超人與權力意志的尼采，在晚年看到一匹被鞭打的老馬時，突然精神崩潰，哭喊着衝上去抱住它、保護它。因為從那一刻起，他和他所信奉的理論一起崩塌了。
托卡爾丘克的繪本小說《遺失的靈魂》
最後，是瘋瘋癲癲的流浪女道出了真相。她和安努斯卡一起被抓進警察局，警方放走了安努斯卡，卻扣押了流浪女，因為她說了一通瘋話而被指控為搞邪教的。流浪女所說的，正是《雲遊》這本書的主題。
流浪女說，真正的上帝被流放了，反基督者，也就是惡魔統治着世界。但惡魔有一個弱點：他無法統治移動中的東西，因為人身體的移動是神聖的。所以，只要動起來，離開原地，人就能逃脫惡魔的魔掌。惡魔能夠統治的，是一切靜止的、凍結的、被動的、怠惰的事物。因此，人們應當離開自己的家園，拋棄自己所擁有的，成為遊牧民族的一員。流浪女說，這個世界上任何有穩固位置的東西，每個國家、每座教堂、每個䈣府，以及一切擁有固定形式的東西，都聽命於惡魔。惡魔想要締造一種固化的秩序，讓人們相信時間是線性的，驅使人們日復一日按部就班，去扮演一架大機器上沒有靈魂的螺絲釘。他們給所有東西都貼上標籤，甚至給每個人都打上條碼，讓人們生活在消費社會的貪婪和欲望中，也生活在害怕失去的恐懼中，生活在永遠循環的工作-消費-工作的怪圈中。流浪女說，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暴君都仇恨遊牧民族的原因，他們迫害吉卜賽人、猶太人，強迫那些自由的人定居下來。——因為他們無法控制那些一直在移動的人們。這是因為，身體的移動是神聖的，自油的精神是神聖的。
這就是為什麼，猶太人只有走出埃及才能重獲新生；而美國這樣的偉大國家，必須由一群為捍衛信仰和自油，不惜拋家舍業、冒着生命危險來到北美荒蠻之地開拓進取的英國清教徒，才能夠建立起來。丹尼爾·漢南(《自由的基因》作者)說，自油並非理所當然，它是英國人的一項獨特發明。而英語泯族的自油精神，也隨着大航海和殖民時代大英帝國的拓展和擴張，被傳播到了整個世界，並將人類帶入現代社會。相反，那些老大帝國的專製者和暴君們，無不視遷徙遊牧者為死敵，所以才有了中國古代長期的重農抑商、禁止遷徙，以及大明王朝「片板不得下海」等等荒謬的御民之術。凡是熱愛自油的人，必定是熱愛旅行、遷徙、探險的行動派。也只有將旅行當作一種生活方式，人的心靈才可能變得自油、開放、健康、愉悅。所以，美國人熱衷的，除了牛仔精神、就是公路文化；而文青們總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靈魂和身體，總有一樣在路上。就連蘋果教父喬布斯也總是這樣鼓勵年輕人：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所以，無論如何，離開故土才是唯一的出路。離開原地，不但是身體的移動與遷徙，更是為了靈魂的滌盪和觀念的更新。也只有逃離故土的人，才能最終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園。1、《雲遊》Bieguni(波蘭)，Flights(英)，作者：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譯者：於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本文由「華爾街俱樂部」推薦，敬請關注公眾號: wallstreet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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