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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監控攝像頭提供的「面對面」,微信視頻電話、直播所帶來的逼真「零距離」「現場感」,也極大稀釋了無法在線下見面的遺憾。但即便如此,這些手段和路徑也無法代替「在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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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伍里川
家裡裝監控的不一定是為了防盜,而是為了記掛。在河南周口,在外做電焊工的劉先生有3個兒女,為了養家,他每年只回家一次,想念兒女的他在家裡裝了監控,14歲大女兒經常通過監控跟爸爸打招呼,吃了什麼有什麼趣事都跟他分享,一家人還將飯桌搬到監控下。劉先生說,每天打工回到住處第一時間就是開監控,記錄他們的成長。在被劉先生大女兒拿着食物在鏡頭前逗父親的場面催淚的同時,我想到的是,這事不只是「感動」這麼簡單。
離鄉背井的人多了,在老家裝視頻監控的也多了。我的老班長轉業之後,因為工作的關係,長居北方城市,又經常在國外出差,格外思念老母親,很多年前就在南通海門老家裝了個監控。他每天都看着老母親進進出出,抽空也說說話。那是一棟挺大的房子,是他父親去世後,他和哥哥們為老母親修建的。他和哥哥們都在外地,房子平時只有老母親一個人住。他愛母至深,經常看着監控視頻里的媽媽淚流滿面。在他眼裡,監控就是親情的「郵箱」,無論離多遠,都可以訴衷腸、慰風塵。
監控視頻照見的養老問題確實需要直面。我的老班長也曾思謀過,將老母親帶到身邊居住,但一來老母親不適應城市節奏,二來他自己也東奔西走沒個准數,陪伴的意義也就打折了。不過,監控視頻所折射的「留守」難題,是橫跨整個年齡段的。而其間的留守兒童問題,特別令人牽腸掛肚。如視頻中所展現的劉先生的三個兒女的「村莊留守記」,根本問題就是徘徊在都市與村莊之間的兩難——沒有能力留在身邊生活、照料,也不忍心丟在父愛缺失的田野「放養」。
科技的賦能,的確讓親情的交流溝通變得迅捷、高效。越來越清晰的鏡頭,可以裝得下孩子們的笑臉,那些快意的瞬間可以治癒背井離鄉、親情無依的辛酸和苦痛。除了監控攝像頭提供的「面對面」,微信視頻電話、直播所帶來的逼真「零距離」「現場感」,也極大稀釋了無法在線下見面的遺憾。但即便如此,這些手段和路徑也無法代替「在一起生活」。
儘管「在家鄉打工」成為一種流行,但毫無疑問,走出深山,走出田野,到一個個高樓林立的異鄉去追求自我生活品質的提高,並改善家庭成員的境遇,依然是更多務工者的理性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幫助打工人,使留守兒童也能跟隨打工的父母,踏過城市門檻,成為城市裡擁有某些資格的孩子,是不能迴避的現實要求。
客觀上說,如今在很多城市,打工人確實也勉力帶着孩子在異鄉打拼。我的樓下門面房,來自福建的小老闆夫妻便帶着父母和子女一起過活。他們是幸運的:父母還能幫助打下手、做飯、照顧小孩;而小孩也在所在城市的公立學校擁有了上學的資格。這種來自城市的接納和包容,使得這個特別的家庭保持了某種平衡和張力。
當然,在打工人和城市政策之間,橫亘着需要付出巨大代價才能消解的「門檻」,譬如,有的人為了讓孩子進入打工城市的學校,而不得不掏出很高的費用。一位理髮店小老闆便掏了幾萬元,解決了孩子就地入讀民辦學校的問題。這筆錢,得理多少個頭才能掙出來?
總的來說,來到城市的「留守兒童」還面臨着難以融入城市的難題。幾年前,有人驚呼:打工子弟學校正在逐漸消失,隨遷子女上學成難題。而如今,這個問題依然存在。不久前,我在南京隔壁的一個城市,聽一家飯店的老闆說起,因為兒子的上學問題無法解決,他打算賣掉去年剛剛精裝修、住進去的新房子和生意興隆的商鋪,回到故鄉。他感慨於人到四十好不容易安定了,卻又要重新動盪。而他首要的任務是賣掉這個來之不易的家。
在一些外來人口數量非常多的城市,「打工人」被寫上「新市民」的標籤,並享受本地市民的一些權利,體現了進步。保障隨遷子女的落戶、就學權利,是大勢所趨,也是城市提高吸引力的關鍵所在,無法繞過。開闊胸懷、降低門檻、盤活資源,歡迎更多隨遷子女在城市一隅享有「陽光燦爛的日子」,體現的是一個城市的心腸。
什麼時候,隨遷子女的平等入學乃至落戶不再成為一個問題,什麼時候,隔着攝像頭嬉笑、落淚的場景才會少一點,而異地牽掛的悲歡才會少一些「扎心」。
(作者系媒體人)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