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最近，Nature連發兩篇文章，揭露美國的博後被導師PUA的內幕。來自國外的博後，就更慘了。降薪、威脅不給簽證都是小意思，有的還被辱罵、欺凌。可以，但你需要接受比美國同事們更少的工資，更多的工作，外加「花樣百出」的人身攻擊。8月10日，Nature連發兩篇文章，揭露來自外國的研究人員在導師手下可能受到的辱罵、威脅，以及工作時長和經濟上的剝削。文章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142-8文章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155-3Nature的研究發現：在美國學術圈，外來國家的研究人員正在成為被霸凌的對象。初級科學家的生活可能很艱難，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我們早就知道，糟糕的工作保障、低工資和對終身教職的激烈競爭，讓這條路困難重重。但初級科學家面對的，還有更大的問題——遭遇霸凌。Nature曾於2019年對全球的博士研究生展開調查，結果顯示，有五分之一表示他們曾經歷過欺凌，並且在國外工作的學生比在自己國家工作的學生更容易受到欺凌。文章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459-7
後來又有一項研究，對2000多名（大部分是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員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受訪者都目睹或經歷過來自權威學者的欺凌，來自國外的研究人員受到的霸凌比他們的本地同事更為嚴重。大多數被欺凌的研究人員，都不敢把自己的經歷說出去，因為害怕報復。而對於來自國外的研究人員，風險就更高了。如果公然投訴自己的導師，可能損害自己的學術前景，甚至影響自己的居住權。所以，絕大多數遭受了霸凌的人，都選擇不去聲張，沉默着吞下苦水。最近，Nature採訪了5位來自美國以外國家的青年科研人員，他們都曾遭遇不同程度上的霸凌，比如被威脅，被辱罵，工作時間過長，或經濟上被剝削。這5位被採訪者均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因為擔心職業生涯受損，或遭到導師的報復。權力集中在實驗室負責人手中，會使學術研究領域成為濫用權力的溫床。
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納米科學家Mahmoudi和Moss是學術平等運動（APM）的聯合創始人，該運動旨在反對學術界的欺凌行為。2021年10月，他們發布了一項針對2000多名研究人員的全球調查。調查顯示，只有29%的被霸凌的研究人員會向所在機構上報；61%的人沒有上報，因為他們害怕遭到報復。他們發現， 首席研究員（PI）和早期職業研究人員之間，存在着巨大的權力鴻溝。調查顯示，國際研究人員和導師之間的權力差異要大於本國研究人員和導師之間的權力差異。所有的研究人員都會遭遇一些問題，但外來的研究人員遇到的問題會更嚴重。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也發現，大學的管理層主要由PI和前PI組成。在這種機制下，對於PI的監督非常少。管理層也沒有任何動機去系統地觀察在實驗室里發生了什麼，青年研究人員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對待。Mahmoudi和Moss的調查顯示，國際研究人員還會面臨其他嚴重的危機，比如被侵犯知識產權、被威脅開除以及在未經確認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數據。32%的人提到曾被威脅取消簽證。「國內的學生和學者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沒有語言障礙，了解文化，更有可能制定B計劃，」Mahmoudi 說。「如果你是國際人士，情況就不是這樣了，你的簽證取決於你所在的機構。你只能被迫容忍欺凌行為。」有一位博後在調查中說：「我的導師批准了我的簽證延期，但是告訴我，我的工資比起之前說好的數要降70%。我問他這是否符合規定，他就反問我對工作的態度認真嗎。」另一位被調查者說：「我們的PI把我們的實驗室里變成一個高壓鍋。你可以看到外國的博士後睡在實驗室的地板上，每周工作100多個小時。這些PI都知道，他們就是在利用我們。」調查顯示，國際研究人員比本國研究人員遭遇的霸凌要多得多「簽證就是外國人的『命門」，掌握簽證的教授也因此有了對學生的絕對控制權，可以要求他們做任何事。」接受Nature採訪的五位研究人員表示，他們在導師那裡遭受了各種辱罵、欺凌、威脅和經濟剝削卻仍然不敢投訴的原因，就是害怕自己的臨時簽證不被續簽。一位中東的研究人員，就講述了博導如何利用自己的移民身份而霸凌自己。「他知道我們持有的是單次入境的F-1 簽證，這就意味着直到我們畢業，或者獲得永居綠卡，我們必須在他的手下老老實實地待着。他很清楚他可以隨意擺布我們，我們必須比實驗室里的其他人更努力，才能留下來。」在Mahmoudi和Moss的學術霸凌調查中，只有29%的人敢於承認自己被霸凌的細節，絕大部分人更是不敢投訴。「一個機構的投訴過程通常需要幾個月的時間，」Mahmoudi說。「如果你失去了工作，你幾乎沒有時間去找新工作，在投訴結果出來之前，你很可能就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霸凌者時常利用取消簽證的威脅，來讓他們手下的學生保持沉默。」2010年，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研究院對來自美國和英國的四所大學的49名博士後和導師進行了一系列深入訪談。訪談中他們發現，一些資深學者早就明白——聘用亞洲博士後是一筆 「穩賺不賠」的買賣。首先，大部分亞洲博後都是拿的臨時簽證。其次，他們表現得並不會那麼「要求晉升機會」。甚至，亞洲博後還會因為不想辜負亞洲人很「努力」的刻板印象，而接受種種歧視性的工作條件。調查顯示：「國際博後，尤其是來自亞洲的博後，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更多。」由於簽證的限制，外國研究人員的薪資待遇也往往被拿捏得死死的。而在這其中，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博士後，卻幾乎永遠都在最底端。一位來自中國的生物醫學化學家表示，在他做博士後研究的大學裡，來自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薪水普遍更低。「我的朋友也是一名來自中國的化學博士後，工資是28000美元。而美國同事們的工資，最少也是39000到40000美元。」時間回到2012年，當時，這位生物醫學化學家所在的小組資金已經見底，而他所持的還是J-1交流訪問簽證。這也就意味着，如果他不在一個月內找到新的工作，就必須回國。於是，他選擇到另一所大學從事第二份博士後研究，負責開發癌症診斷的成像方法。然而這次的「跳槽」，不僅沒有改善此前46000美元的薪資，甚至還少了1萬美元，原因其實很簡單，新的實驗室負責人當時承諾，只要你接受降薪，我就答應在之後給你更安全的H-1B簽證。但等到2014年，他的J-1簽證馬上就要到期時，負責人卻反悔了。他並不想為這位這位生物醫學化學家支付新簽證所需的68000美元的最低工資。「像所有博士後一樣，我想成為一名教授，但我改變了主意。」這位生物醫學化學家說。「如果當教授就意味着要讓學生也經歷這些，我不想當。」最終，他在美國一個州政府組織里找了一份技術員的工作。除了上述這些「潛規則式」的剝削，外國研究人員還要面對的，就是「字面意思」上的欺凌了 。「你昨天給我發了什麼亂七八糟的電子郵件？你瘋了嗎？你想讓我開除你嗎？」美國一所大學化學工程實驗室的負責人正在對自己手下來自中東的博士生大肆辱罵，批評他的工作計劃不夠詳細。然後，這位導師給他共享屏幕，開始寫郵件要把他開了，以及他進入實驗室的權限。有一天，當她正在看朋友發來的信息時，導師悄悄走到她身後，指責她工作效率低。「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語氣，以及他是如何從背後沖我大喊大叫的，」她在提交給大學的一份投訴中寫道。「從那天起，當他在身邊時，我就會非常焦慮、壓力和害怕，擔心他會跳進實驗室或辦公室，指責我不努力工作、不與人交談或看手機。」兩位中東的研究人員說，他們不得不長時間工作，而且在很早或很晚的時間參加會議，通常是在周末，而且是被臨時通知，而一位美國同事如果拒絕在合同規定的時間以外工作或參加周末會議，沒有任何後果。這位博士生說，導師「威脅要終止我們的合同」。「他知道我們持有單次入境簽證，如果我們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就無法再回來。」在另一段視頻中，導師威脅要削減男研究員的薪水，因為他們在爭論誰該為備份實驗室數據的設備買單。這位研究員表示，當攻讀博士學位時，他在工作日通常需要持續工作13-14個小時。除了文獻檢索、項目規劃和實驗室工作外，導師還會讓他搭建貨架、進行實驗室盤點，並且做清潔工作。作為一個新來的人，他起初認為這很正常。幾個月後，他開始懷疑他的導師在虐待自己。「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訓斥了我2個小時，」他說。「那天晚些時候，他又罵了我和另一名外國博士生2個小時，然後又罵了2個小時。這次是說實驗室不整潔，讓我們更新化學品清單，盤點壁櫥和儲藏室。他還說要延長我的工作時間，在周末也要做更多工作，因為我的進展太緩慢了。到最後，我覺得我的頭要爆炸了。」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們與在學術界研究欺凌的研究人員一起分享了關於欺凌發生的原因、被欺負的研究人員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保護自己以及如何解決對在國外工作的科學家的剝削問題的看法。在研究生院或學院網站上以及就業合同中，就會有包括諸如工作時間、假期、博士生的里程碑以及學生在研究項目中的選擇等方面的信息。在調查過程中，有不少遭遇霸凌的學生表示，沒有投訴的原因是擔心自己不會被相信。對此，你需要做的其實也很簡單，比如將往來的郵件轉發給自己的私人郵箱或保存到硬盤上，以及把線上的會議錄製下來等等。近年來，機構在打擊欺凌和騷擾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進展。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規定，如果一名高級科學家因為調查被團隊除名，大學必須通知NIH。對肇事者的懲罰包括被排除在同行評議小組之外，暫停待批撥款，以及在他們更換工作時拒絕將資金轉移到其他機構的請求。然而，Hayter認為，這種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畢竟，讓大學通報自己的案件，顯然不符合他們的利益。結果不出所料，一份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研究院2018年的報告顯示，儘管引入了監管，但在過去30年裡，針對女性研究人員的性騷擾案件的比率並沒有下降。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表示，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評估和激勵高級科學家的方式，欺凌和剝削外國研究人員的行為將繼續下去。這也是那位中國生物學家感同身受的，他說：「評判教授的標準是他們發表了多少論文，影響因子和他們為其機構爭取到多少資金。也許還應該根據他們在教學方面的能力，以及他們是否真的在培養下一代科學家來進行評價。」最後，那兩位在同事面前屢屢被罵得狗血臨頭的中東研究人員怎樣了？有趣的是，他們被疫情「救了」。如果他們的導師繼續在網上辱罵和欺負他們，他們就可以錄下來，發給大學管理部門。後來，經過調查，大學為他們分配了一位新的博士生導師。當他們畢業後，放棄了學術抱負，現在在工業界工作。他們成了夫妻，正在從被虐待的經歷中慢慢恢復。當高級同事要求例行會議時，他們仍會感到壓力。聽到別人提起導師的名字時，他們的心跳仍然會加速。「我仍然做噩夢，但現在不那麼頻繁了，」中東女研究員說。此前，導師的欺凌讓他們長期焦慮，經常做噩夢、驚恐發作。去年，在美國一家資助機構授予他一筆巨額贈款後，該大學在其網站上向他表示了祝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155-3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142-8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2/8/485197.shtm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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