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烏克蘭地處東歐平原，南接黑海，東連俄羅斯，北與白俄羅斯毗鄰，西與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等諸國相連。烏克蘭人口規模為4400萬，主體民族由兩大族群所組成，其中烏克蘭裔約占78%，俄羅斯裔則占17%，俄羅斯裔族群主要集中在東南部近2000km的俄烏邊境線上。烏克蘭礦產資源豐富，鐵礦石和錳礦石儲量位居世界前列，油氣資源相對匱乏，國內所需石油和天然氣的70%依賴進口，烏克蘭地緣戰略地位極為重要，位於歐盟與獨聯體的交界處，為天主教文明和東正教文明的交匯處，是俄羅斯與歐洲之間最重要的能源通道，亦是北約與俄羅斯地緣政治的戰略前沿，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的爆發標誌着俄羅斯與北約的地緣政治競鬥進入更激烈的新階段，而烏克蘭被捲入大國政治的旋渦無疑是悲劇性的結果。

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地緣政治矛盾由來已久，國內外學界從不同角度對其成因進行了詮釋。國際學者對於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地緣環境和地緣關係關注密切，主要集中在地緣政治、文明衝突、歷史關係及能源依賴等方面。布熱津斯基從地緣政治視角對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在歐亞大陸重要的戰略地位和未來俄烏關係走向做了獨到解讀，認為烏克蘭作為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棋盤上的「支軸國家」，對「戰略棋手」俄羅斯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亨廷頓基於文明衝突的視角認為烏克蘭處在歐洲文明的斷裂帶上，未來烏克蘭有可能沿着「文明斷層線」分裂成兩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其東部與俄羅斯融合可行性較大。學者們探討了烏克蘭和俄羅斯複雜的種族和政治關係，認為俄烏存在民族、文化、語言和行為上的親密關係，西方尋求吸納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意圖會惡化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政治與外交關係。俄羅斯長期堅決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外交政策、美國對中東歐地區的外交疏忽，以及西方對普京保守主義價值觀的誤讀是導致烏克蘭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也有學者從美俄和歐俄關係的視角考察了烏克蘭危機的原因和後果，認為俄羅斯富有地緣政治傳統的戰略文化和自身的不安全感是導致烏克蘭危機的主要原因，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地緣政治戰略將重塑歐洲的安全秩序。俄羅斯學者H.Украина認為烏克蘭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其戰略區位決定了烏克蘭位於大國利益的交匯區，在大國夾縫中求生存是烏克蘭不得不面對的地緣政治現實。А Зленко認為俄烏在幾百年的合併歷史中沒有建立平等的關係基礎，蘇聯解體時的財產分割，包括黑海艦隊、克里米亞、塞瓦斯波托波爾的歸屬問題以及俄語的地位問題都是影響俄烏關係的現實因素。與西方國家相比，俄羅斯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特質缺乏對烏克蘭的吸引力，俄羅斯對烏克蘭領土主權的質疑和要求是烏克蘭希冀從美國和歐洲尋求大國保護的主要動因。烏克蘭前總統庫奇馬則認為，烏克蘭選擇西方和面向東方的外交政策之間沒有根本矛盾，選擇一個方向而放棄另一個方向是不理智的，其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要求烏克蘭成為東西方之間交流的媒介和橋樑。能源合作與能源紛爭也是影響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的重要方面，Smith分析了俄烏之間的能源合作與紛爭，認為俄羅斯越來越注重利用其能源壟斷地位影響烏克蘭及歐洲國家，俄羅斯對烏克蘭等鄰國的政策帶有「新殖民主義」色彩，Balmaceda認為在蘇聯解體後能源成為俄羅斯在周邊地區行使權力和影響力的重要槓桿，烏克蘭等國成為嚴重依賴俄羅斯的能源貧乏的獨立實體，歐洲國家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複雜圖景將影響整個歐洲地區的能源安全。Gustafson認為在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後，天然氣成為俄歐關係地緣政治和經濟相互依賴的主線，能源在俄歐日益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中扮演重要的橋樑作用。

國內學者從地緣政治經濟、雙邊貿易、相互投資、產業競合及能源關係的角度探討了冷戰結束後的俄烏經濟關係的走向，認為推進獨聯體內部的一體化戰略是俄羅斯重振大國雄心的重要着力點，而烏克蘭則是一體化戰略的核心。宏觀層面未來俄烏的經濟關係會逐漸趨弱，在微觀層面能否妥善處理能源問題是決定俄烏經濟關係好壞的關鍵，在國際層面大國政治經濟關係的調整讓俄烏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多。從地緣文化看，烏克蘭地緣文化存在明顯的空間聚集特徵，在地理空間上可劃分為俄羅斯族聚集的東部地區和烏克蘭族聚集的西部地區，這種地緣文化衍生出來的聚類效應和極化趨勢加大了烏克蘭的社會「裂痕」。從「主體間性」視角看，烏克蘭危機是歐美與俄羅斯兩大地緣體在「主體間性」作用下交互爭奪的必然結果，只要烏克蘭作為獨立國家存在，歐美和俄羅斯對烏克蘭爭奪和博弈就不會停止。俄烏天然氣風波背後折射出的歷史恩怨是影響俄烏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俄羅斯對烏克蘭東部分離主義勢力的支持進一步加快了烏克蘭歐洲甚至北約的步伐。

俄烏衝突是典型的大國影響下的主權國家地緣戰略選擇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衝突問題。俄烏衝突涉及到兩國的地理區位、歷史淵源以及地緣博弈等複雜問題，這正是地緣政治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本文借鑑「戰略三角」理論建立對俄烏衝突的理論分析框架，嘗試對國內外對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地緣政治相關研究進行梳理，釐清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歷史淵源及其變化，探討烏克蘭的地緣環境與地緣戰略選擇的變化，從地緣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融合互鑒的視角闡述俄烏衝突的地緣政治生成邏輯，將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地理、政治、文化等歷史淵源和地緣政治淵源，納入烏克蘭地緣戰略選擇和戰略三角關係的分析中，系統闡述了大國博弈對於小國地緣戰略變化的影響，為大國博弈與小國安全提供新的理論認知。

雖然烏克蘭的領土面積和人口數量不算小，但相對於蘇聯、俄羅斯或歐洲大國的國家規模而言仍屬於「小國」之列。毗鄰強權大國是烏克蘭地緣政治環境的客觀現實，能否處理好與毗鄰大國之間關係悠關烏克蘭的安危。正因如此，在歐洲諸國與俄羅斯強權的夾縫中，周邊地緣環境造就了烏克蘭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和懼怕毗鄰大國的地緣安全心態。為此本文嘗試借鑑「戰略三角」的理論分析框架，闡述小國地緣戰略形成的基本邏輯，並對烏克蘭的三角戰略的選擇、三角戰略關係生成以及關係失衡進行實踐解析。

2.1戰略三角理論的核心內涵

「戰略三角」理論是美國學者羅德明（Lowell Dittme）首先提出並應用於中國、美國和蘇聯之間的三方戰略博弈，後來又被應用於美國與中國海峽兩岸之間的三方互動博弈。所謂「戰略三角」，是指3個國家或者地區之間的相互關係及相互作用會深刻改變全球權力平衡。從形成條件上看，「戰略三角」並非普通的三邊關係，其出現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具體而言，「戰略三角」要求至少要有兩個實力大致相當的全球性大國，且第三個國家必須至少具有足夠的地緣政治分量，並能通過其戰略選擇來改變另外兩個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關係。如果沒有兩個及以上全球性大國的參與，次等級國家之間關係的變化並不會影響全球力量的整體平衡，即便這些國家之間的變化可能會對相關第三國產生重大影響。可見，「戰略三角」有着苛刻的生成條件。

「戰略三角」是從三個國家之間的友好或敵對關係來分析其相互關係，「戰略三角」關係存在四種形態（圖1）：①「三邊家族型」：三方皆為友好關係，均扮演着「朋友」的角色。②「羅曼蒂克型」：一方同時與另外兩方保持友好關係，而後者相互間為敵對關係。與另外兩方維持友好關係的國家扮演者「樞紐」的角色，其他兩方則扮演者「側翼」的角色。③「兩邊聯姻型」：三方之中有兩方維持雙邊友好關係，同時與第三方交惡。彼此親善的兩方扮演「夥伴」的角色，而敵對的另一方扮演者「孤離」的角色。④「三邊否決型」：三方都是敵對關係，皆扮演者「敵人」的角色。

在上述四種類型的三角關係中，「羅曼蒂克三角」中的「樞紐」是戰略三角中最為有利的一個角色，它與另外兩個行為體皆維持友好關係，而兩個「側翼」行為體彼此之間確是敵對關係。在地緣政治博弈中，「樞紐」可以周旋於兩個「側翼」之間，是兩個「側翼」爭取的對象，最有利於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需要相當的國家實力和高超的外交手段。如果「樞紐」力量不足或外交手段缺乏彈性，處理不好與另外兩個「側翼」之間的關係，那麼當處於「側翼」的任何一方訴諸武力或者運用經濟制裁施壓時，三角關係的結構就會發生實質性轉變。由此，「羅曼蒂克三角」就會轉化為「兩邊聯姻三角」。而「三邊家族型」和「三邊否決性」，前者三方皆為朋友，後者三方皆為敵人，任何一邊關係都不受其他兩邊關係的影響，以致於無法引導出特定的友好或敵對關係，因而喪失了「戰略三角」博弈的意義。

從理論範式上看，「戰略三角」理論是國際關係學的理論範疇，但同時也帶有濃厚的地緣政治學色彩。地緣政治學是地理學和政治學交叉的研究領域，因而也是政治地理學和國際關係學各自的重要學科分支之一。胡志丁等認為，在學科知識譜系和推動知識生產的發展脈絡上，地緣政治學呈現出地理學和國際關係學兩大學科並行建構的鮮明特徵。「戰略三角」的理論內核突出了兩大要素，一是權力結構要素，二是區位價值要素，而兩者分別屬於國際關係學和地理學研究的核心概念。權力結構要素體現在形成條件上需要至少有兩個全球性主導大國參與，區位價值體現在第三國必須基於其特殊的區位價值而擁有足夠的地緣政治分量。不論是冷戰時期的中美蘇「戰略三角」，還是當前美國操作與中國海峽兩岸關係的「戰略三角」，權力結構要素和區位價值要素都蘊含其中，因而「戰略三角」理論在實質上體現了國際關係學和地緣政治學兩大學科之間的交融互鑒。

2.2小國地緣政治的三角戰略模型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相對權力決定了其國際政治行為。小國在軍事裝備、軍事資源和軍事潛能等方面與大國差距巨大，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實力難以與大國相提並論。在國際安全體系中大國是國際安全的主導性力量，而小國由於軍事資源匱乏、國土狹小、防禦空間侷促而具有「安全脆弱性」和「地緣依附性」特徵。「安全脆弱性」是指小國在面臨內外安全威脅和挑戰時缺乏必要的承受能力、應對能力和恢復能力，難以承受、防範、抵禦和緩解各種風險和威脅。「地緣依賴性」是指小國由於缺乏安全自主性而在安全上依賴於強大的毗鄰國家、域外大國或者大國之間的權力平衡，而外部大國是小國安全的重要依託。在國際關係中，地理區位是影響國家權力的重要因素，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賦予小國特定的戰略價值。在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中，位處全球戰略要衝的小國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戰略價值。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構成了經濟發展的有利催化條件，另一方面也是吸引、利用和影響大國的重要地緣籌碼。

在大國對立、對峙或對抗的地緣安全格局下，小國面臨的外部安全環境充滿了不確定性，總體上不利於小國的生存與發展，但這也為小國利用大國之間矛盾尋求發展提供了機遇。小國雖然面臨潛在的安全風險，但因其自身的戰略價值被放大而擁有了獲得大國援助、支持和承諾的潛在機遇。若小國身處於兩個大國或大國集團兩極對峙的中間地帶，又恰好具有特殊地緣戰略位置，那么小國就可能成為大國競逐或爭奪的對象。如果戰爭爆發的風險越大，那麼大國之間爭取小國支持的地緣政治競爭就會越激烈。

大國競爭的國際態勢既給小國提供了周旋於大國之間的戰略契機，同時也大幅壓縮了小國選擇「中立」戰略的操作空間。總體來看，在能力相對有限的條件下，處於大國夾縫中的小國保持「永久中立」殊為不易，在對外安全戰略上往往選擇「聯盟」（alliance）或「平衡」（balance of power）策略。「聯盟」策略即選邊站隊、投靠強者，旨在通過搭便車獲得巨大政治和軍事支持；「平衡」即力量制衡或權力均勢，是小國為了維護並增強自身利益而周旋於微妙的大國關係之中的重要手段。然而，平衡策略對小國的外交技巧和領導人的個人魅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操作難度很大。在地緣政治實踐中，追隨強者是小國普遍使用的策略選擇。傳統地緣政治理論認為，與毗鄰大國和睦相處是小國至關重要的生存之道。故而，在政治安全方面追隨毗鄰大國是諸多小國的理性選擇。地理鄰近度是衡量威脅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由於軍事力量的投射能力隨着距離的增加而減弱，所以毗鄰大國造成的安全威脅要比域外大國大得多。然而，在小國與毗鄰大國在領土主權、跨境民族等問題上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時，小國往往會選擇追隨域外大國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

對於處於兩極對峙夾縫中的特定小國而言，小國與兩個全球性主導大國（集團）之間構成了一個「戰略三角」關係。楊在月等認為，小國的地緣戰略區位價值具有鮮明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即其戰略區位價值受到大國博弈互動（即主體之間的內在關係）影響而呈現出「抬升」或「降低」的趨勢。究其原因，是由於小國與大國在「自我」和「他者」關係的塑造中受到大國間「交互式」爭奪的影響而導致其區位價值發生變化。因而，小國的地緣戰略選擇必然會受到對峙大國「主體間」互動關係的影響。

3.1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政治文化淵源

俄烏之間具有深遠地緣政治與文化淵源，在俄烏地緣關係演變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烏克蘭一詞在古俄語中的字面含義是「邊陲之地」，長久以來它就是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邊境之地。烏克蘭是中世紀東斯拉夫人文化的發源地，首都基輔曾是俄羅斯文明的發源地，素有「俄羅斯城市之母」之稱。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同屬斯拉夫民族，興起於「基輔羅斯」（Kievan Rus）古國。自14世紀起，國力一度強盛的基輔羅斯先後為金帳汗國、波蘭王國以及立陶宛大公國所統治。俄羅斯在隨後幾百年中逐漸走上獨立和統一的道路，而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也已逐步完成現代民族形態的創建。17世紀之後，烏克蘭進入了國家命運與俄羅斯緊密相連的歷史發展進程。為抵抗波蘭統治所帶來的天主教化威脅，多數信仰東正教的烏克蘭人開始與俄羅斯人結盟，1654年《佩列亞斯拉夫和約》的簽訂將第聶伯河以東地區的烏克蘭土地納入俄羅斯的統治疆域，東烏克蘭正式合併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18世紀初彼得大帝領軍打敗北方強敵瑞典的北方戰爭，烏克蘭的民族認同越來越親近俄羅斯，讓烏克蘭全境納入了俄羅斯版圖，接受俄羅斯沙皇的統治。直至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烏克蘭東部成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於1922年加入新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西烏克蘭則被波蘭占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政治版圖再次重新洗牌。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烏克蘭全境被德國占領。1944年蘇軍解放了烏克蘭全境，並將原屬波蘭領土的西烏克蘭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54年，蘇聯中央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將克里米亞半島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組成了現代烏克蘭的疆域。積怨已久的民族矛盾，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開始尖銳化，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邁出了獨立建國的重要一步，烏克蘭議會於1990年7月通過《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並於1991年8月宣布脫離蘇聯獨立，正式結束與俄羅斯長達337年的結盟史。縱觀歷史可見，烏克蘭與俄羅斯一直被看作是同根同源的鄰邦。

3.2烏克蘭的地緣環境與地緣戰略選擇

現代地緣政治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麥金德（Halford H Mackinder）認為，統治東歐是主宰「心臟地帶」進而主宰「世界島」的關鍵，而烏克蘭恰好就處在「心臟地帶」的中心位置。蘇聯時期，烏克蘭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連接歐洲和抗衡北約的門戶地位。冷戰期間，蘇聯時期國防力量的三分之一部署在烏克蘭，折射出烏克蘭在蘇聯戰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但彼時烏克蘭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不具備在歐亞大陸扮演地緣政治「支軸國家」角色的資格和條件。

烏克蘭獨立是二戰後歐洲地緣政治版圖最重要的變化之一，蘇聯解體充分釋放了烏克蘭的地緣政治潛力，成為連接俄羅斯與歐洲的「地緣樞紐」。地緣環境的變化使烏克蘭在維護國家利益上獲得了更多的資本，也給烏克蘭地緣戰略選擇提供了「聯盟」和「平衡」兩種策略。在「聯盟」的方向上，向西它可以加入歐盟和北約，選擇西方的民主價值理念，實現「脫俄入歐」；向東它可以選擇融入獨聯體的一體化，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一起維護斯拉夫聯盟，也即「棄歐投俄」。除了「一邊倒」之外，烏克蘭還可選擇「平衡」東西方的均勢策略。可以說，烏克蘭的地緣戰略選擇對周邊局勢的發展有着關鍵的塑造作用，其地緣動向成為關係到中東歐地區是否穩定的關鍵。

在地緣戰略的實踐選擇中，烏克蘭逐步放棄了的「平衡」東西方的均勢策略，進而選擇了西向的「聯盟」策略。自獨立以來，烏克蘭一直致力於整合與歐美之間的關係，以緩解和對衝來自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壓力。烏克蘭是俄羅斯的傳統地緣利益範圍，與俄羅斯為鄰的不安全感，促使烏克蘭必須要選擇一個戰略平衡策略，而歐盟和北約則是烏克蘭的不二選擇。在烏克蘭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民主國家過程中，美國希望烏克蘭能儘快整合至歐洲與大西洋的民主價值體系之中，進而加入北約陣營。歐洲的民主觀念、市場、資金、技術等是烏克蘭轉型發展所要借鑑和依賴的，因此長期以來烏克蘭一直尋求成為歐盟的成員國。儘管烏克蘭因為經濟改革等問題尚未成為歐盟的一員，但已經在2009年加入歐盟東擴的「東部夥伴關係倡議」，旨在推進與歐盟之間的政治經濟合作，為加入歐盟奠定基礎。與此同時，作為冷戰遺產的北約非但沒有解散，反而對俄羅斯採取地緣擠壓和遏制的政策，藉機將中東歐國家納入北約陣營，不斷擴展北約的東部勢力範圍。自1999年以來，北約東擴拉開了歐洲「新冷戰」鐵幕，五輪東擴將北約成員國從16個擴展到30個，順勢將北約的東部安全防線向西推進超過1000km。在北約繼續謀求東擴的態勢下，烏克蘭成為俄羅斯與北約戰略對峙的「地緣主戰場」，出於維護自身地緣安全需要俄羅斯主動採取反制措施以阻止烏克蘭加入北約。雖然烏克蘭自獨立以來與西方拓展地緣政治關係的步調十分迅速，但也誘發了國內親俄與親西方兩派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烏克蘭近代歷史上主要國家利益的維護均依賴於其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但在蘇聯解體後雙方關係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時常展現出來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被烏克蘭視為威脅國家安全的地緣風險。為此，烏克蘭在1997年與格魯吉亞等四國組建了「古阿姆集團」（GUUAM），旨在減少對俄的戰略依賴，加強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社會及安全合作。2004年烏克蘭舉行第四次總統大選，反對派領袖尤先科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發動「橙色革命」，成功當選總統。尤先科實行激進的親西方政策，對內實施激進的「去俄羅斯化」進程，對外加快烏克蘭融入歐洲和北約的步伐。這些政策的實施打破了俄烏之間的地緣平衡關係，致使兩國關係不斷惡化，並於2006年引發了俄烏天然氣危機。2008年初，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向北約申請加入「北約成員國行動計劃」，這無疑對俄羅斯的安全構成了直接威脅。隨後，在2008年8月的俄格衝突中，烏克蘭公開支持格魯吉亞致使俄烏關係跌入谷底，並最終於2009年誘發震驚歐洲的第二次俄烏天然氣之爭。2014年，在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後，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係完全破裂。此後，俄羅斯加大了對烏蘭東部盧甘斯克、頓涅茨克等州的武裝勢力支持，俄烏雙邊關係急轉直下，美國和歐盟則對俄羅斯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

2017年特朗普政府執政後，奉行「美國優先」的對外政策，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大幅削減，烏克蘭政府未對烏東頓巴斯地區實施大規模軍事行動。2021年拜登政府執政後秉持冷戰思維，將俄羅斯視為首要戰略敵人，試圖以烏克蘭為籌碼遏制和打壓俄羅斯。在拜登政府的策動下，烏克蘭於2022年伊始主動挑起烏東衝突，藉機對「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親俄民間武裝組織進行打壓，希冀能夠得到北約的軍事支持。對俄羅斯而言，北約東擴至烏克蘭將嚴重威脅俄羅斯的地緣安全，是關乎國家生存的重大安全問題，而烏軍以武力解決烏東兩個州意味着《明斯克協議》被徹底撕毀。為此，俄羅斯在俄烏邊境部署了超過10萬人的軍力，籌謀預防性軍事打擊行動。2022年2月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命令承認烏東兩個共和國的獨立地位，並下令在頓巴斯地區發起特別軍事行動，這標誌着醞釀已久的俄烏地緣政治矛盾徹底爆發。

3.3俄烏美「戰略三角」關係及其變化的內外因解析

烏克蘭作為處於俄羅斯與歐洲夾縫中的地緣政治小國，其國家規模和地理位置決定了國家特性具有「安全脆弱性」和「地緣依附性」的鮮明特徵。從地緣結構上看，烏克蘭與俄羅斯、北約及歐盟構成一個「戰略三角」關係，一側是地緣直接毗鄰的大國俄羅斯，另一側是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集團和由歐洲大國主導的歐盟。其中，歐美認為烏克蘭是圍堵俄羅斯的「戰略支軸」，而俄則認為烏克蘭是維繫自身安全的戰略緩衝地帶，而在「主體間性」下烏克蘭的地緣戰略區位價值由於大國「交互式」爭奪而被大幅抬升。

在這個「戰略三角」中，任何一方都能自主地與另外兩個行為體進行合作或對抗，因此三角關係的形態始終處於動態變化之中。「戰略三角」關係中任何一個雙邊關係的變化，都將產生「三重反應」（triadic response），即帶動另外兩個雙邊關係的變化。因此基於理性選擇，處於三角關係中的各行為體在滿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通過調整與另外兩個行為體之間的雙邊關係，來獲得利益的最大化。相應地，為因應其中一組雙邊關係的變化，另外兩方的行為體勢必會採取相對應的行動，藉以獲得最大化收益。

對烏克蘭而言，基於普京2000年執政後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的對峙態勢，利用其地緣要衝的戰略地位實施「平衡」東西方的地緣策略，更利於維護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在此種情景下，烏克蘭與俄羅斯、北約及歐盟之間形成「羅曼蒂克型」戰略三角。藉助其所扮演的「樞紐」角色，烏克蘭處於在兩個大國之間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既可降低來自毗鄰大國俄羅斯的地緣政治風險，又可獲取來自歐美國家的資本、市場及技術支持，無疑是其最優的戰略選擇。在烏克蘭總統庫馬奇執政的10年中，烏克蘭選擇了「平衡」東西方的均勢策略，但2004年「橙色革命」的爆發中斷了這種三角關係。此後，基於內外情勢的變化，烏克蘭放棄了「平衡」策略，轉向「聯盟」策略。在新的三角關係中，烏克蘭有兩個選擇，一是投靠毗鄰大國俄羅斯，二是追隨北約及歐盟。傳統地緣政治理論認為，追隨強者是小國普遍使用的地緣安全策略，但與毗鄰大國和睦相處是小國至關重要的生存之道。然而，如果小國與毗鄰大國之間存在價值觀念、主權領土、跨境民族等方面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時，小國往往會傾向於追隨域外大國而捨棄毗鄰大國。基於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領土及民族歷史糾葛問題，以及對蘇式價值觀和發展模式的負面認知，烏克蘭在2004年「橙色革命」後做出了追隨美國的戰略選擇，形成了「兩邊聯姻型」的「戰略三角」關係（表1）。

在「戰略三角」關係中，任何兩個行為體之間關係的變化，都是由內因與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的徹底破裂，既有來自烏克蘭的內部原因，也有來自北約東擴的外部原因。

從內部原因看，基督教文明與東正教文明的「斷層線」一直貫穿於烏克蘭領土之中，獨立後的烏克蘭實際上是一個具有兩種文化的分裂國家」。這種分裂突出的體現在東部與西部的民族和文化認同之中。以第聶伯河為界，烏克蘭東部地區是俄羅斯族的聚集地，居民多信奉東正教、講俄語，注重與俄羅斯保持在歷史、種族和文化上的傳統聯繫；而西部地區是烏克蘭族的聚集地，在歷史上曾數次隸屬于波蘭-立陶宛王國或奧匈帝國，居民多信奉天主教、講烏克蘭語，認同西方價值觀念，具有強烈的烏克蘭民族覺醒意識。此外，在獨立後政治經濟轉軌中，寡頭集團與政治精英建立起密切的網絡關係，寡頭集團通過控制大眾媒體、操縱政治決策以尋求尋租機會，阻礙了國家的經濟改革和民主發展進程，導致國家陷入破產和分裂的邊緣，為外部大國干涉國內事務提供契機，並最終捲入大國政治的悲劇旋渦。

從外部原因看，北約東擴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戰略威脅，俄美矛盾進入無法調和的衝突軌道。一方面，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使俄羅斯喪失了第一道戰略防線，波羅的海國家加入北約使俄羅斯的第二道戰略防線變得支離破碎，因而烏克蘭成為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的關鍵地緣緩衝區。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認為，任何俄羅斯領導人都不可能容許屬於俄羅斯核心利益的烏克蘭落入西方手中。另一方面，烏克蘭是俄羅斯整合獨聯體的關鍵着力點。在獨聯體內，烏克蘭是僅次於俄羅斯的大國，因而被俄羅斯視為是推進獨聯體一體化的核心夥伴。俄烏關係的前景直接決定着獨聯體能否作為歐亞地緣政治實體在歐亞及全球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事關俄羅斯的大國復興未來。烏克蘭脫離俄羅斯勢力範圍，使俄羅斯回到17世紀上半葉的地緣政治空間，失去了穩定的周邊。對此，布熱津斯基曾斷言，「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將不再是一個歐亞帝國」。

在內外部形勢的變化下，烏克蘭的政治傾嚮導致其「戰略三角」關係持續失衡，尤其是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烏克蘭加快了加入北約的步伐，「兩邊聯姻型」的三角關係不斷被強化。但烏克蘭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在「兩邊聯姻型」中，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實質性影響能力要遠高於其試圖與美國和歐洲建立的域外大國夥伴關係。2019年2月，烏克蘭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把「烏克蘭加入北約」作為國家基本方針寫入憲法，此舉無疑碰觸了俄羅斯的戰略底線。2019年5月澤連斯基執政後奉行親美的對外政策，2021年9月在出訪美國期間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並簽署《關於美烏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聲明稱美烏已敲定戰略防禦框架，美國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出於維護俄羅斯核心安全利益的需要，最終俄烏衝突於2022年2月24日爆發。在本質上，俄烏衝突是一場國際政治防守方發起的「預防性戰爭」，旨在阻斷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步伐，其政治目的則是扭轉俄羅斯在北約東擴態勢上的被動局面。從歷史經驗看，與毗鄰大國交惡者可能會帶來短期利益，但長遠來看，它必定會付出更為慘痛的地緣政治代價。通過政治和談修復與俄羅斯的根本性利益衝突，逐步回到「羅曼蒂克型」的三角關係，是烏克蘭最理性的地緣戰略選擇。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地緣政治問題始終是國際地緣政治、國際關係學者關注的熱點區域，該區域的地緣政治問題不僅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地緣安全問題，同時也會影響到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和形勢的變化。俄烏衝突是典型的大國影響下的主權國家地緣戰略選擇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衝突問題。本文聚焦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地緣政治淵源和地緣戰略邏輯，系統梳理了俄烏之間的政治關係、文化淵源，探討了烏克蘭的地緣環境與地緣戰略選擇的變化。在此基礎上，借鑑「戰略三角」理論建立對俄烏衝突的理論分析框架，從地緣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融合互鑒的視角闡述俄烏衝突的地緣政治生成邏輯。俄烏之間具有深遠的地緣政治與文化淵源，烏克蘭的地緣環境決定了其地緣戰略選擇需要充分考慮「聯盟」與「平衡」策略之間的權衡。若權衡得當，則能夠為烏克蘭在大國博弈之中獲得自身發展利益的最大化，並對區域穩定起到重要的緩衝作用。若權衡不當，則將導致烏克蘭陷入到大國博弈的漩渦。在理論上來看，烏克蘭與俄羅斯、北約及歐盟構成一個「戰略三角」關係，理想的戰略選擇應為「羅曼蒂克型」三角關係，從尤先科政府之後，顯然烏克蘭在「戰略三角」上的失衡導致了其地緣政治的被動局面。對於烏克蘭未來地緣政治形勢來看，若能通過與美國和歐盟的周旋、與俄羅斯的談判，重新回到「羅曼蒂克型」的「戰略三角」，是烏克蘭理性的戰略選擇，既為自身發展謀求更多的戰略空間，同時對於平衡俄、歐、美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也將起到重要作用。

在當今世界地緣政治關係中，位處全球戰略要衝的小國，在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中往往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域外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不僅體現在俄烏衝突中，同時在東南亞、中亞、中東、非洲等地區也廣泛存在，尤其是阿富汗戰爭、中亞「顏色革命」、中國南海問題、印巴衝突、中東數次戰爭、馬六甲海峽安全問題等都是大國與小國地緣政治關係塑造的典型案例。通過「戰略三角」的理論，將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理論納入域外大國博弈和小國地緣戰略選擇中，闡述小國的歷史淵源、地緣環境變化、小國和主導性大國的關係塑造導致的地緣政治衝突的生成邏輯，剖析大國戰略博弈下的小國地緣安全問題，能夠為理解和認識區域衝突提供新的理論認知，為小國地緣安全和地緣戰略提供借鑑。

文章來源：

《地理研究》2022年第41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