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theLivings - 患癌的我，在餘生中與母親重逢 | 人間 · 故事大爆炸2022－鑽石舞台

我媽剛走的那段時間，她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生病的那幾年，倒經常夢見她。現在病好了，我又夢不到她了。

配圖 |《美國女孩》劇照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圍作品

2012年的夏季燥烈而綿長，大多數時間，我一個人在家。

結腸癌術後腸道造瘺，我的肚子上多了一個用來裝糞便的造口袋，夏日衣服單薄，根本遮不住袋子，出院後我便一直待在家裡。一時間很難適應身體的變化，我搞不清「癌症病人」和「造口病人」哪個身份更慘一點。儘管我的管床醫生俞博士安慰我說「很多人都有造瘺」，但在胃腸外科病房住了1個多月，我也只見到6個——那時我才剛到30歲，是其中年紀最小的一個。「很多人」，也許是對醫生漫長的行醫生涯而言。

「咚咚」的敲門聲響起，我打開門，是門房張阿姨。她扯着大嗓門叫：「什麼東西，糊啦糊啦！」我心裡一頓自罵，趕緊沖回廚房，發現沸騰的中藥正從罐口冒出來，蓋子左右打擺地跳着。

關火、揭蓋，還好沒燒乾，殘留了一口藥。張阿姨見沒事了，就揮舞着一個牛皮紙封面的小本子對我說：「剛才樓下掃地，看到你開窗，才發現你在家——快把水電費交了。」

其實前幾天我就聽到了敲門聲，由於不想見人，就沒有動彈。這次被找上門，我趕緊打開抽屜掏出錢包，只有兩張紅票。

「你看你看，我就預着呢，你張阿姨我什麼都帶了。」張阿姨靠過來，從兜里掏出零角放在桌上，再將200元塞進自己的口袋。一切自然嫻熟，儘管是獨角戲也毫不冷場。

張阿姨是河南人，是我爸單位司機的媳婦，因嫁來武漢多年，她的口音早已混合了漢腔。剛來的時候，單位能幫忙解決家屬工作，就把她安置到了門房。那天，家屬院裡的人都去打量這個秀氣害羞的新媳婦，她低頭紅臉地捋衣角，把糖果塞給竄進竄出的小孩子。後來大院裡流行「交換菜品」，有人說張阿姨廚藝粗糙，土豆絲切得像擀麵杖，菜里又捨不得放油，乾巴巴的。直到那年元旦，我媽叫她去老幹部活動室包餃子，她才慢慢地融入到小媳婦們的群體中。

如今應該是到更年期了，張阿姨變得有點絮叨，她喟嘆道：「人這輩子——」我終於看向她，準備耐心地聽她講完，但她也沒想出來下半句，只好拍拍我的肩膀。她的五根手指粗粗短短，圓潤討喜，但拍下來的力度一點也不小。

「砰」，門又關上了。我人還木木的，肩膀上還殘留着張阿姨手掌的溫度——那年，我們一起目送我媽的遺體進焚化爐，她也是這樣突然拍打我後背，大聲喊：「哭啊，哭出來！」那個手勁兒逼得我的胃酸從腹腔中迸射出來，膝蓋軟趴下來，吐了一地。只是眼睛實在乾澀，一滴淚都沒有。

我剛把中藥灌進胃裡，掛鍾「嘀嗒」的報時聲突兀地響起來，嚇得我一哆嗦。抬頭看向掛鐘的位置，之前那裡掛着我媽的遺照，一下換成了鍾，我還有些不太習慣。

2007年，我去廣州工作，公司人力要求我填寫個人情況表格，其中涉及家庭親屬關係。我仍把我媽的姓名、單位填了上去，末尾寫「退休」。同事閒聊，我也會若無其事地說起她的瑣事。我想，廣州武漢相隔甚遠，只要無人查驗，我便仍可以處於父母健在的家庭狀況中。直到我回武漢治病，並長期待在家休養，才品出我媽的痕跡正在這個家裡慢慢地消散。

我媽33歲那年查出乳腺癌，等她動完手術兩天後，8歲的我走進病房，生平第一次見到留短髮的她。她的臉頰陷進去，顴骨凸出來，我完全認不出她了，就呆呆地站在床尾。她看我半天沒靠過去，「哇」地哭出了聲——她沒有第一時間從我這裡得到安慰，反而從我的眼中感受到了自己憔悴的病容。

我媽49歲離世，還不到一年，就冒出幾個人給我爸介紹對象。我姐電話叮囑我：「這很正常，你爸還年輕，你心裡不要抗拒。」我說不會，我媽生病時間太長，她已經幫我做了「預演」。

我爸確實是別人眼中不錯的再婚對象。儘管他和我媽也為錢爭吵過，但在我媽漫長的就醫問診中，他承擔了許多，也付出了許多。一個夏日，他騎自行車去東湖邊給我媽買藥，途中差點遭遇車禍。回家後，他對我說：「幸虧我腳尖及時頂住地，不然你就見不到我了。」

我爸的再婚對象羅阿姨是我媽的前同事，只比我媽小一歲，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朋友介紹她和我爸相親，他們再婚後，關係也很鬆散。我做手術前，羅阿姨從荊州趕到武漢探望，手術結束，她又要回荊州了。據說她女兒的身體也出了問題，她就和我爸商量，說在我化療的那周再來幫忙做飯。

我已有兩周沒出門了，想到這些瑣事，突然就不想待在家裡了，於是抓上零錢套上鞋出門。晌晴，外面的地跟烤過一樣，熱氣透過鞋底，源源不斷地在我體內蒸騰。門房裡，張阿姨正抱着碗對着電視撥飯，她隔着紗窗對我喊：「那個——你搞麼斯（什麼事）？」

我揮揮手，說去菜場，意識到聲音有點小，就嚷道：「買菜去——」

「早克（去）早回啊！」她也嚷。

菜場無人搭理我，反而自在。提着菜回家不久，我就聽到鑰匙在鎖眼裡扭動的摩擦聲、放鑰匙的金屬撞擊聲、脫衣服的窸窸窣窣聲、翻塑料袋的「嘩嘩」聲。然後是我爸的說話聲：「哦，你出門了嗎？」他有點驚訝，嘴微咧着。我點點頭，發現他眼袋泛青，還有點腫，遠遠看着，眼袋竟比眼睛還要大兩圈。

隨後我爸鑽進廚房，在砧板上剁土豆，「咚咚」作響。以前他根本不會做飯，做西紅柿蛋湯能把整顆西紅柿放進水裡煮，被媽嘲笑是「少爺身子」。現在強多了，兩菜一湯很快就擺上了桌。

吃飯時，我爸擺出一副莊重的訓話樣子：「你改個名字吧，現在的名字太剛強了，剛者易折。你媽也埋怨過我，說取太大的名字是要吃苦頭的。」

我不答應，他就用筷子重重地戳着碗底，說：「你在廣州，我管不了，但在這裡，就要聽我的。明天我去問問怎麼改，先叫你的小名吧。」

我嘴角發酸，正要開口反駁他習慣性的大包大攬，抬頭卻看到他的眼底有紅血絲蔓延，眼球也在往外鼓動。

我媽曾懷疑他有甲亢，但檢查過沒有。高血壓、糖尿病他倒是有的。我媽去世前交代過，讓我不要惹他生氣。

我媽少女時期在衛校讀書，畢業後分配到荊州醫院，在高幹病房做護士。因為長得漂亮、性格開朗，常有住院療養的老幹部想給她介紹對象。

她素來是愛美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荊州沒什麼時髦衣服，她就自己選布，找裁縫依着電視劇和雜誌里的樣子打版裁衣。

她說有一塊綠色米花、上有黑線勾勒出弧形的線條的布料，適合做荷葉裙，裁縫不知道什麼是荷葉裙，她就細細地介紹：領口這裡加一個寬寬的像斗篷一樣的布，垂下來能遮住手臂；腰掐得緊緊的；裙擺做到膝蓋處，再縫上一個和肩部同寬、用點褶皺讓擺幅更大的邊……

她也給我做了一件小的荷葉裙，我們母女一起穿出去，一走動，一大一小，一上一下的兩塊圓形的花邊起伏蕩漾，真如輕風掠過荷葉一般靈動，沿路吸引了不少目光。

我媽年輕時向來是習慣、享受被人注視的。直到她確診乳腺癌，失去了一邊乳房。

1991年，我們離開荊州來到武漢，住進了我爸單位分的「團結戶」里。那個兩室一廳的房子，我家三口人只用了其中的一室，客廳和廚衛是和一個獨身女人共用的。

因為早一步住進來，那個女人把洗手間和廚房擺得滿滿當當，矛盾在所難免。但上學的我很少能看見爭吵的場面，只是在回家後能聽到那個女人重重地摔打物品，表達震懾。

切掉一邊乳房後，我媽最大的改變是不想去公共浴室洗澡了，我爸只好領我去澡堂，把我託付給臉熟的女鄰居。進了女浴室，我任由溫水沖刷身體，然後就聽到女鄰居在和其他人說我媽的壞話。我換衣服的時候，還有人問我：「你像你爸還是你媽？你媽好拐（壞）的哦。」

我猜，她們大概是聽信了那個獨身女人傳出去的八卦，譬如說我媽霸道又小氣地搶地盤……我心中忿忿，但只能沉默、窩囊地從小木櫃裡取出衣服給自己套上，再提着小桶出去，和洗得熱氣騰騰、臉頰紅撲撲的爸爸匯合。

那天推開家門，我發現媽媽正躬着身體，畏畏縮縮地在檯燈底下揮舞剪刀，試圖把一塊方形海綿一點點地削成圓錐形。海綿條一絲絲的、慢慢滑落到她的膝蓋上、再滑落到地上。

我知道，她是故意趁我們不在家才做的。這塊海綿將會被她縫入胸衣，彌補她身體上被割掉的一塊。我愣愣地站在那裡，好像有一塊重物憑空而來，壓住了我的喉嚨。

一年後，那個獨居女人升了官，分到了一套三房一廳的大房子就搬走了。我媽這才漸漸恢復了些精神，有時在廚房做飯，喉嚨里會淌出些無名小調。她居家穿衣服也不再那麼拘謹了，偶爾穿戴整齊，她還會笑眯眯地問我：「對稱嗎？」

有時走在路上，我會側頭打量一下她的胸部，小聲告訴她「那邊高了」。她嘻嘻一笑，說那畢竟是假的，一動就會往上跑。然後她用背包擋住自己的前胸，伸手進去把胸衣往下拽一拽。

作為剛到武漢的外鄉人，我爸媽的手頭並不寬裕，我媽很久都沒給自己購置新裝了。某天吃晚飯時，她興沖沖地說，大成路菜場來了一批從海外淘來的舊衣服，「有個外套，娃娃領，小短款，摸着還是羊毛的，才100塊」。

我爸說那些衣服指不定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可能還有傳染病。我媽點頭說對。結果只隔了一天，她還是把那件外套買了回來——那時的她已接受了身體的殘缺，衣服的美麗雖然浮於表面，但也是她竭盡所能，能夠到的最好的東西了。

她先用熱水燙，再用84消毒，透乾淨之後又在陽光下曬了老久，那衣服居然沒有變形。她把衣服套在身上，對着鏡子顧盼神飛，好像又恢復了往日的光彩。

當我們以為生活會溫和地順流而下時，滔天巨浪又猝不及防地出現在眼前。我讀初二那年，媽媽體內的癌細胞轉移了，她另一側的乳房也被切除了。

看着自己平坦、斑駁的胸口，她問我：「我看上去是不是像個男的？」

接下來是放療，她術後還沒癒合的胸部皮膚又被灼傷，結了黑色的痂。睡覺前，她要我把她的手捆住，防止在睡夢中摳撓，「又痛又癢，好想去摳，但結痂就表示細胞正在修復痊癒，人的身體比想象中的更強大」。

那段時間，我媽的身體十分虛弱，下樓梯要扶着扶手、側身一點點往下挪。有時她停在半道，靠牆站着或半坐在樓梯上，沖我擺擺手。我懂這個手勢的意思——她想歇一會兒，但沒力氣說話。

可是，只要一推開樓棟的鐵門，我媽就會挺直腰杆，臉上還會掛出一絲微笑。她想給我樹立一個堅韌的榜樣，還教育我：「可憐樣太過了就不會被同情，只能讓人看輕。」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堅強可能只是痛苦的伴生物。

我也要化療了，羅阿姨提前來到武漢，一見面就誇我面色紅潤了。確實，我剛出院時才86斤，現在已經恢復到92斤了。我點點頭、咧開嘴笑，做出一副很欣喜的樣子。

羅阿姨一來，家裡的氣氛就鬆快些。看着她進進出出的身影，我想，倘若我媽還在，大概也會遵循這樣的生活規律：早上去菜場撿選些新鮮菜，中午做一頓簡單但搭配適宜的家常菜，下午約幾個牌搭子打麻將，晚飯後去附近的公園散步。可我媽走得太早了，她去世時，還有幾天才到她50歲的生日。

那天晚上臨睡前，我爸和羅阿姨的爭吵聲從隔壁房間飄了過來，我起床去聽，原來是羅阿姨想從他們的共同賬戶中取走2萬元——他們剛結婚那會兒設立了一個共同賬戶，打算等哪一方身體不好時拿出來用。起先一人存了2萬，但之後幾年只有我爸一個人在陸續往裡存錢了。

羅阿姨解釋說，她要取錢是因為她女兒的血象已經接近白血病的狀態，要長期服用一種進口藥物。我爸大聲喊：「我和吳祖英（我媽的名字）一輩子辛苦攢錢，你就只用不存。」

「那吳祖英現在還能從墳墓里爬出來給你送錢嗎？」羅阿姨生氣地回。

我打開房門，羅阿姨也出來了，她坐到我的床邊，說跟我爸吵得腦殼疼時，想着一個人過也挺好。我解釋說我爸這人節省慣了，一家人確實不該分那麼清，也沒法分清楚。

我爸隔着一面牆繼續嚷：「她要回就回吧，我自己過也挺好，還可以省點錢。」

第二天我要住院化療，羅阿姨沒走，留在家裡做飯。我爸送我去醫院，我問他錢的事跟羅阿姨說好了沒？他就往大方向上扯：「我同意了，也是她自己的錢，現在關鍵還是得團結。」

入夜，值晚班的俞博士出現在走廊上，挨個詢問自己負責的病人「感覺怎麼樣」。我說自己胃口還好，造口排得也順暢，他就拍拍床板，示意我躺下檢查。

走廊的加床周圍沒有掛帘子，我略有點遲疑，護工十分貼心地幫我遮擋。俞博士並不在意，他掀起我的衣角，查看傷口，又用指腹按壓了幾下我的肚子，認可地說：「可以可以。」

我微笑着目送他離開，隨後就翻出了一本《哈利·波特》，將自己暫時安放於魔法世界。但聽覺是無法關閉的，沒多久，一個女人就問我的護工：「這是你姑娘麼？」

「我哪兒來這麼大的姑娘？」

我沒有抬頭。書中正講到攝魂怪，它披着一件斗篷，凡是經過之地，所有快樂都會被它吸去，靈魂也是。對着宿命之敵也不畏懼的哈利·波特，反而害怕攝魂怪，因為他聽到了他母親死去時的慘叫聲。得病後，我也像被攝魂怪襲擊了，只有腦子和軀幹在工作，不再有喜樂。

到了夜裡，走廊里的護士鈴、說話聲和走動聲從不間斷，深夜也睡不安穩。有時我會夢到我媽，她的面孔神情又一次清晰，仿佛活了過來。但夢中我也知道是夢，所以媽媽又死了一次，讓我痛苦不堪。

化療期間，張阿姨和幾個鄰居相約來醫院看我，她們和我媽年齡相仿，是我媽生前的「閨蜜團」。護工看到她們很高興，說正巧她兒子在醫院附近，既然有人看針，她想出去見兒子一趟，等吃完午飯再回。

我同意了，護工就走了，我告訴幾個阿姨，其實這個護工幹活兒還挺精細。阿姨們七嘴八舌地說，還是得警覺點，如果孤苦伶仃的，護工也會欺負人。張阿姨還說，她有個侄子得了胰腺癌，專門從河南老家來武漢看病，「那邊的醫生也說武漢的治療環境強些，所以這兒在全國都算得上數的，你來了就安心，莫想別的」。

在此之前，「癌症」是個需要避諱的字眼，但自從我得病後，來探望的人會絞盡腦汁地從身邊的親朋里找出案例，然後告訴我，誰得了癌，怎麼治的——當然，那些案例的結局無一例外都是好的。

阿姨們走後，護工還沒回來，我給她發短信也沒答覆。頭頂上的鈎子還掛着3袋藥劑，我提神盯着針管，無法忍住尿意，只好用一隻手撐着床沿慢慢起身，再去夠鈎子上的藥劑。

我的血管非常細，之前試過留置管，但沒管到一天就報廢了。護士每天早上總是避開我手臂上的青色，用最細的針頭打，但還是無法避免血管腫掉。這麼一夠，還是扯到了我那隻進針的手臂，疼得我雙肩往裡縮了縮。我僵在那裡，想緩一緩。

這時，坐在前方床位的一個捲髮阿姨走過來，幫我把針劑從鈎子上取下來，並叮囑道：「你和我姑娘差不多大，有需要的話，就叫我一聲。」聽聲音，我感覺她就是那個昨夜跟護工搭話的女人。

旁邊病房的門長期闔着，好像生怕被走廊上加床的病人打擾。我只好推着鐵架子，往走廊盡頭的洗手間跑。洗手間裡有一扇門是壞的，通常我會讓護工在門口守着，再入廁小便、更換造口袋、擦拭造口周圍的皮膚。整個過程漫長而又尷尬。但這次沒人照應，我只能迅速小便，再偷偷地給造口袋放氣，試圖讓它變癟一點，不至於爆炸。

回到病床，捲髮阿姨又托舉着一個紅薯走過來，想坐我的椅子。她說女兒要她隔遠點吃，不然她想吃又不能吃，聞着還想嘔吐，實在難受。她邊吃邊說話，每個音都顯得窒悶，我額頭冒虛汗，腦子也懵，一切都聽不真切，只有一絲嫉妒和酸楚莫名地冒出來。我想，這也算是一種女兒對母親、帶着病人「特權」式的撒嬌吧——而我早已失去了這種「特權」。

那個女孩似乎已經到了化療中後期，開始掉發，一直戴着一頂毛線帽不肯脫。她總是背對着我坐，如果不說，根本分不清男女。就像很多化療病人，我們身上的各種「標籤」、個性都會逐漸褪去，直至模糊成一團。

化療頭一天的注射物中含有毒性較大的藥劑，後四天則是各種營養補充劑。我通常會從第一天吐到最後一天，期間還發燒，頭和腹部都痛得厲害。可身體被造口袋和針管束縛着，連做點大動作緩解不適都成了一種奢望。

等針劑全部打完，針頭從身體中拔出的那一剎，我才有了一絲解脫感。倘若精神還好，我會偷溜出醫院透氣。我在人群中低着頭、快速、小步地穿插，即使帶着造口袋也覺得鬆快了許多。

果然，幸福有時是比較出來的。

第一期化療結束，我回到大院，路過門房，看到有個男人在沙發上躺着。他的臉朝向內側，兩條褲子癟癟地攤着，整個身體都瘦得沒了曲線。我猜，他可能就是張阿姨患癌的侄子了。

後來再見，他大多時候還是蔫蔫的，偶爾站在門房口曬個太陽，也是兩眼茫然。倒是張阿姨熱心地跟我打聽，問有沒有熟練的男護工推薦，又該怎麼結算工錢。

等我做了三期化療，他也手術出院了。這次，他眯眼躺在門房的沙發上，朝我「哎」了一聲。顯然，他也提前知道了我的事。他向我解釋，說自己只能躺着，因為坐起來太累。我則腰杆筆挺地擱了一半屁股在木頭椅子上，說自己的肚子上有個袋子，不能大動，怕脫落或漏膠導致異味溢出。

我給他演示了一下自己如何側身：用手掌撐着，肚子儘量平展地、一點點往上抬；蹲下也是，儘量不要摺疊肚子。他也細聲細氣地說自己右臂腋下的一點會疼，「像蜘蛛一直在織網，蔓延到背部和肚子」。他查過了，胰腺癌的死亡率很高，「像你的結腸癌就好一點」。

因為這邊的消費太貴，他不準備在武漢接受後續治療了，打算回老家吃點中藥算了。我說我也在吃中藥，但俞博士說沒什麼用，我爸卻堅持認為西醫和中醫不一樣，「關鍵時刻得一起上」。

我們對視着，同時停頓下來，空當被默契填滿，也不覺尷尬。

過了幾天，他就消失了。

在困境中，人讓自己好受的方法之一就是發現有人比自己更慘，或者差不多。

我曾把別人告訴我的、得癌後轉好的眾多例子給張阿姨的侄子轉述了一遍，也許等我說完，他會好受點。而在我獨自疼痛的那些時刻，我常會想起我媽的痛苦，那些往事早已如釘子般鍥入我的記憶了。

熬過數次手術、化療和放療後，我媽以為她已經很強悍了，但真正的難處是從生活中一點點浮出水面的。因為胸部沒有肌肉，她去菜場變得異常艱難——因為如果不小心買多了，她就會突然發現自己拎不回來。

有時，好心的鄰居會幫她拎一路，或是喊我去路上接她。很多次，我順着去菜場的路去尋她。我媽愛乾淨，不到處亂坐，通常就蹲在路邊等。她看到我，就先遞來一隻手，另一隻手撐着自己的膝蓋，再緩緩起身。有一次我去接她晚了，她半天都沒能站起來。我正對着她的後腦勺感到愧疚，她突然對我尖聲吼起來，然後不顧腳邊的菜，徑直走了。想着自己還未做完的作業，我也感到委屈。在路人的打量下，我拎起菜，邊走邊哭。回到家，我發現我媽的眼睛也是紅的，料想她也哭過一場了。

我媽最後一次住院，只能保守治療了。我摸她的手臂，那覆在骨骼上的皮膚薄薄的，且不平整。她的小腹陷進去，兩側的胯骨凸出來，幾乎沒有肉。她說想換一條扁平橡皮筋的內褲穿，「不要細圓的，勒得太疼了」。

姨媽專程從老家跑來盡力地照顧我媽，她們姐妹的感情一直很好。但那次，我媽卻對她發了脾氣，把她新買的細圓皮筋的內褲丟在被子上，「怎麼就不會買？」說完，我媽就哭了。

姨媽愣住了，我卻很清楚，我媽的突然崩潰並不是因為內褲。但我還是馬上跑到最近的商場買了幾條寬橡皮筋的內褲送回醫院。洗水後，用衣架子最寬的兩邊撐住橡皮筋，試圖把腰口撐得更松一點。我媽誇張地表揚我：「還是你有辦法。」

沒想到，多年以後，我也會有挑剔內褲的這一天。因為造口位置靠近腰窩，我要選偏低腰的內褲，腰口最好在造口袋黏貼處的邊緣下方，或者略微壓着一點也行。

那家老商場早已倒閉，但醫院門口多了幾家內衣店。我鑽進一家，尋到了一條無痕的莫代爾面料的內褲，摸着它薄且平滑的褲腰，我突然想：這比我給我媽買的那條舒服多了，可惜——

那一刻，我突然喘不上氣來，拉開更衣室的布帘子鑽進去，蹲在牆角哭了起來，任由眼淚滾落到嘴裡。外面的女老闆正在看網劇，男聲女聲在交替着、痛心疾首地吼叫着。

做完六期化療，我休息了一個月，又做了造口還納術，就是把腸管放回到腹腔中，恢復了肛門排泄的功能。造口的部位還沒癒合，就被紗布覆蓋着，時而抽痛。它和其他幾次手術的縫合傷痕混在一起，密密麻麻地在我的身上蔓延，如同蜘蛛結的網。

術後回家，2013年的春節也近了，羅阿姨已經回到荊州準備和她女兒一起過節。我爸說羅阿姨走時買了好多肉放冰箱，還請人做了清潔，換了被套。他說話時一直在側瞄我，像是怕我對羅阿姨有意見，又像是在等待我的檢視。我在他期待的目光中大致看了看家裡的環境，然後點了點頭。

年夜飯，我準備做一個簡單的火鍋。化療讓白細胞下降，儘管我打了升白針、白蛋白，但仍會頭暈。我拿起菜刀剁了兩下，就有點把持不住了，菜刀順着滑溜溜的藕片落到砧板的邊角。我去拿，但那塊鋼片好像粘在了砧板上，似有千斤重。

家裡的這把菜刀，自從我們住進來就一直沒換過，我媽在世的時候，也一直用它。我想，也許對我媽來說，這把刀更沉，她不自覺地克服、承擔了許多生活中貌似細末微小的不適。

屋裡的水蒸氣使玻璃窗朦朧起來，整個房間暈染出橘色的光。我爸倒了杯紅酒，幾口下去，面色紅潤起來。興致來了，他說：「等會吃完，要給你姑媽、五伯打電話了，還有你外婆那邊。」他說話總像是在布置工作，我以前會嗆他幾下，但現在只是點點頭。

我爸又說，張阿姨的侄子回老家後沒多久就去世了，手術前他不想告訴我這個消息，是怕我會想太多。我生咽下一口飯，緩了緩說：「他說過的，存活率不高。」

洗完碗，我給外婆打電話，沙啞的聲音從話筒那邊傳來，我眼皮一沉，突然又想哭。外婆喊我「乖乖」，說想來武漢看我，但姨媽舅舅們不讓。我不知道她是否聽說了我得病的事，但大概率長輩們是不會告訴她的。

我咽下啜泣，儘量保持平穩的口氣說：「是的，你要聽話啊。我現在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她掛掉了電話。

我媽去世後，外婆曾鬧着要來武漢掃墓，但姨媽、舅舅們不許，怕她年紀大了受不了刺激。有次，外婆在車站徘徊，想偷摸買票來武漢，但無奈身上錢大都被大舅提前收走了。車站的工作人員又是二姨父的熟人，於是電話通知了他，兩邊連哄帶騙，總算勸住了一大把年紀的外婆。

我媽葬禮後的一個月，我接過幾次姨媽們的電話。電話那頭先是關切地問我最近怎樣，但往往還沒說幾句，就傳來壓制不住的抽噎聲。有時，我還能聽到一旁的男聲勸慰，隨後就是電話掛掉的長音。我拿着話筒，獨自坐着，守着這個長音，直到長音也消失。

我媽沒了，但姨媽們的生活還在繼續。有時，我看到她們曬旅遊、孫子、美食的照片，其樂融融，就會忍不住忿忿地划過。

春節後休整了兩個月，我就要返回廣州工作了。我和我爸保證沒有問題，但實際上，我並沒有做好重新投入社會的準備。

因為病情，我想自己未來可能會遭遇異樣的眼光。其實我也已經感受到了一些朋友的疏遠，比如：他們會在微信上刻意跳過我的點讚和留言，公事公辦的簡短回復。我還從蛛絲馬跡中捕捉到的，一些人屏蔽了我，哪怕我並沒有說什麼——想想，也可以理解，普通人是害怕疾病的，也難免會連帶着害怕生病的人。

臨走前清理行李，我打開臥室的櫥櫃，手停在一件衣服上，突然有些恍神。

2005年的一天，院子裡的人說寶姿在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辦特惠場，我媽就和張阿姨等幾個人專門打車跑過去看。回來時，她拎了一個黑色金字的紙袋，內里的衣服還是用防塵袋包裹的，看着就很高級。她累得癱軟在椅子上，頭擱在椅背上，但眼睛亮晶晶的，嘴裡叨叨着：「好貴好貴，打完折也要600多。」

經歷了手術、放療和化療的磋磨，我媽早已放棄打扮那副病容了，穿着也越來越素簡。我好奇地接過袋子，發現裡面是一件黑棕米混色格子的西服，就問：「你這能啥時候穿啊？」

「給你買的，你要找工作了，面試得穿得體面些。」

我覺得這衣服太花哨了，有點嫌棄，畢竟我在銀行或證券公司實習的時候，見過那裡的員工基本都穿白襯衣配黑或藏藍的西裝，顯得高級。可我媽不管，她輕輕撫過那衣料，微笑着喃喃自語：「羊毛混紡，還沒看過這質地的，大牌子真的不一樣。」

隨後，她兩隻手像鳥展翅般向後打開伸展，意思是讓我幫她試穿。我拎起西服，把她的兩隻手臂套入袖筒，再一直提到肩膀處。因為我的碼數小，她穿肩位還行，但前面扣不起來。但她仍對着鏡子，挺胸抬頭，正身側身地打量。

我伸手把窩在裡頭的後領子翻過來，勸她：「你穿嘛，去換大一碼的。」

她抖一下，堅決地把西服從身上剝下來，讓我把它掛好，然後嘆息：「我要穿什麼好衣服呢？沒有必要。」

直到我媽走後的第三個月——2007年年初，我才真正穿上這套衣服。那時我開始找工作，突然發現她買的這件西服真的很特別，只要配上白襯衫、黑褲、黑鞋，就沒那麼高調了，反而會讓個子嬌小的我很顯眼。跑到北方面試的時候，我再在外面套上黑色呢子大衣，露出格子的邊緣，也很好看。我意識到，我媽的品味一直很好，她也足夠了解我。

後來我變胖了，扣不上扣子，這件西服就一直掛在老家的櫥櫃裡。術後的我瘦回之前的體重，於是我走到鏡子前，順利地套上這件西服，精氣神好像魔法般瞬間聚攏到了我的體內。

「好！」我的心裡支棱出一個小人，給我鼓掌喝彩，好像她正準備目送我摩拳擦掌地再次進入職場，在社會上謀求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