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俄羅斯依賴自然資源形成全球能源霸權既是一個超級優勢，也是一個巨大的劣勢。周期性的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可以影響2/3的政府收入——這種經濟的脆弱性，自然逃脫不了全球經濟貨幣周期的安排——無法脫離美聯儲的影響。

許多國家都削減了對俄羅斯的出口，但土耳其的出口卻激增了60%。受制裁限制的西方公司正在利用土耳其作為中間人向俄羅斯出口。儘管土耳其國內通脹飆升到了80%，但土耳其央行仍將利率從14%下調至13%——似乎任何經濟學理論來到土耳其之後都失效了，繞過美國制裁的貿易圈和瘋狂的貨幣政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土耳其奇怪的貨幣政策和對俄羅斯現金的追捧令經濟學家們着迷。

日本央行數十年來，將短期利率維持在接近於零的水平，同時通過長期多輪購買債券來控制收益率曲線，保持長期利率處於低位。日本通過在提高增值稅的同時，保持社會養老金和醫療保健支出增長的低水平，避免了財政危機。如果日本的利率路徑發生變化，利息成本將迅速上升——當日本面臨超級緊縮周期之時，沒有任何選擇權。

儘管世界格局在緊縮周期發生大變，各有各的問題，但貨幣政策作用的主線發展依然不變，它們的邏輯都是相通的。任何長期影響事件的衝擊，都可以放在貨幣體系的觀點下來審視。

再看歐洲和美國，他們的通脹水平相當，但美國通脹更多來自勞動力市場過熱，這也是美聯儲劍指失業率的重要原因。OPEC減產將會維持石油高價格不會大跌，但衰退預期下的需求變化和投機流動性的缺失，油價也不太可能會大漲。

歐元區則不同，那裡要面臨高昂的天然氣價格和電力成本，並可能產生嚴重的流動性危機，收入分配問題和政治動盪也可能隨之而來，當然，也有好消息（如果非要找的話）——肉眼可見的，需求將會很快得到抑制，從而自我實現地壓制通脹，與此同時，效力低下的企業也會完成出清。

此外，歐洲央行可能不會像美國那樣，大幅提高利率。歐洲央行可能還記得2008年秋天的情形——因能源價格上漲而提高利率——這被廣泛批評為一個錯誤，並確保不再重演。而美國壓制勞動力通脹則剛需的多，因此，美元相對歐元的升值也幾乎是必然的路徑。

歐洲在天然氣高價格的現實下，可能會選擇配給制，超過配給用量的消耗將付出真實市場價格的代價——但這很難實現公平。政府更好的選擇，是有選擇的補貼，減稅，及設置價格上限——但問題是，這些措施在削弱需求的方面可能彈性不足。

因此，配給制仍然可能是最終的出路。對經濟運行來說，減少消費需求，力保生產可能是最好的選擇。但在操作層面上，阻力更小的方向，或許必須反過來做：限制工業需求，保證居民用量——這將意味着供應鏈的再次斷裂。

儘管能源短缺和經歷新冠疫情大不相同，但歐洲人民仍然記得新冠時期供應鏈斷裂對經濟的破壞作用。相似的經歷帶來了悲觀的預測：關於經濟的增長率預測，經合組織的數據，德國為-7.7%，而德意志銀行的數據，德國為-3.5%。

綜上，幾乎可以有把握地假設，歐洲的工業生產會獨立於貨幣政策而下降——這意味着失業率可能會上升，以及給工資通脹帶來下行壓力——諷刺的是，這恰恰是美聯儲做夢都希望在美國發生的事情。

美國人的難題在於，勞動力的通脹還會反映在二次價格上——勞動者為應對通脹的現實和預期，將試圖從工資中收回缺失的購買力。為此，美國的工資水平持續保持強勁——這仍然是美聯儲對抗通脹的最大挑戰——美國的基本需求仍然強勁，這與歐洲能源高價格自發的需求抑制不同，需要付出長期的努力。

美聯儲還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因為持久的通貨膨脹會讓人們質疑貨幣政策的有效程度和央行恢復通脹目標的承諾，如果人們抓住這種質疑，必將陷入英國特拉斯式的鬧劇——但目前來看，美國的強硬態度還是令人信服的——暫時不會導致預期自我實現的通脹螺旋上升。

1959年10月，耶魯大學的一名教授坐在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面前，平靜地宣布布雷頓森林體系註定要失敗。如果不要求美國出現不斷增長的赤字，美元就無法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生存——這位令人沮喪的科學家，就是出生於比利時的羅伯特·特里芬。

他的說法是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於1971年崩潰瓦解。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元都是全球首選的貨幣。央行和投資者都購買美元作為外匯儲備持有，這是有充分理由的。美國的政治穩定，沒有像歐洲那樣經歷世界大戰的蹂躪，經濟穩步增長，足以吸收經濟的衝擊。時至今日，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作用，使美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是世界上最多的。

這就引發了特里芬悖論：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同時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時，有可能造成國內短期經濟目標和國際長期經濟目標的利益衝突。

具體來說，為了讓全球經濟繼續蓬勃發展，美國就必須注入大量貨幣獲得流動性，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推高國內通脹。因為與其他貨幣相比，儲備貨幣更受歡迎，因此其匯率就越高，最終國內出口行業的競爭力就越低。

於是，這給貨幣發行國造成了貿易赤字的問題，但世界都會感到高興。反過來，如果儲備貨幣國——美國反而決定專注於國內貨幣政策，不發行更多貨幣，那麼全世界就會變得痛苦——這就是我們今日正在經歷的現狀。

美元作為儲備貨幣，通常是霸道的：開始升值時引爆國外的金融危機，大肆收購優質資源；開始貶值時再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再大開印鈔機，從經濟繁榮中獲利。

然而，美元霸權仍然是存在局限性的——某種程度上來說，貨幣周期里的通脹危機不單純是美國單方面一廂情願去製造的。美國在特里芬兩難的選擇面前，必須優先考慮國內主要矛盾。

儲備貨幣過希望通過向外國政府出售貨幣來產生「無息」貸款，由於對儲備貨幣計價債券的需求很高，他們能夠快速籌集資金。與此同時，他們希望能夠利用資本和貨幣政策來確保國內產業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競爭力，並確保國內經濟健康，不會出現巨額貿易赤字。

但不幸的是，這兩個想法——廉價的資本來源和積極的貿易平衡——通常不能同時發生。

發行儲備貨幣意味着貨幣政策不再是僅限國內的問題，而是國際性的。各國政府必須在保持低失業率和穩定經濟增長的願望與做出有利於其他國家的貨幣決定的責任之間取得平衡。因此，儲備貨幣地位可以看作是對國家主權的威脅。

儘管美元地位遭受挑戰，但不得不承認，在短期內，其它儲備貨幣取代美元的前景微乎其微。儘管美國面臨經濟和政治問題，但其「避險」的作用很難被擊敗——特別是考慮到歐元的困境。

更重要的事，如果美元真的被另一種貨幣超越，我們幾乎沒有任何認知——不知道這到底會發生什麼——世界會變得更加動盪嗎？這是一個過於宏大的主題，幾乎沒有人能夠真正做出合理和精確的預測。

我們假設，如果人民幣取而代之，成為世界首選儲備貨幣。

美元就不會想現在一樣走強——而是像日元歐元一樣，相對於其他貨幣貶值，積極的一面，這會提振出口並降低貿易赤字。然而，更大的問題是，隨着對持續美元流動的需求逐漸減少，借貸成本將持續增加，這可能會嚴重影響美國償還債務或為國內項目提供資金的能力。

對中國來說，這樣的挑戰似乎更大——中國將不得不迅速實現金融體系的現代化，對人民幣兌換性的需求意味着，央行將不得不放鬆與人民幣債券有關的監管——這是可以做到的嗎？

當然還有更加激進的替代方案，比如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這種可能性要建立特別提款權——一種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全球機構持有的儲備資產——雖然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貨幣，但它確實代表了另一個國家的外匯資產。

再激進一些，就是創建一種全球性貨幣——這也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推動的方向——貨幣的價值要麼基於黃金，要麼基於「全球中央央行」。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負面影響可能會更明顯——這涉及有關國家主權、公平性穩定性和行政有關的具體問題。一個無解的核心問題就是：你如何讓一個自願者組織承擔全球所有的經濟責任呢？

卡爾·馬克思認為，我們可以建設一個沒有金融市場的理想的共產主義國家。但他大概率是錯了——儘管金融市場充滿了動盪和系統性缺陷，但我們不能沒有它——如果沒有金融市場，就不會有企業家精神，企業的管理就會顯得非常盲目——我們看不到方向，因為這種情況下沒有價格，我們不會知道一個東西值多少錢。

市場行為無關於主義，引入定價機制如此的重要，因此我們的生存依賴於金融市場的存在。

羅伯特·席勒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中寫道：金融應該幫助我們減少生活的隨機性——而不是增加隨機性。為了使金融體系運轉的更好，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其內在邏輯，以及金融在獨立自由的人之間撮合交易的能力——這些交易能使大家的生活過得更好。

金融是有用且必要的認知。

然而，真正地理解經濟和金融的運作卻很難。斯諾曾提過一個現象，現代史學家普遍認為，工業革命是劃分時代的分水嶺，但身處那個時代的古典經濟學家們的感受並不比歷史學家們強烈。

李嘉圖認為地租上升會吸收掉所有生產率的增長；馬爾薩斯預言人口增長會讓工資達不到最低生活水準；馬克思預言工人處境不可能得到改善。

遺憾的是，他們的預言都失敗了。

經濟的周期性運行是常態，結構和範式的轉變也是常態，大多數的預測大都被時代和經驗的局限性約束，在後世都被證偽了，因此，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也不應該帶來情緒的大起大落，時而樂觀時而悲觀。德意志銀行2020年的研究報告說，未來的幾十年將是一個無序的時代，超級大國互相衝突，社會不平等加劇，經濟發展緩慢，世代爭吵，生態系統惡化，大量人口生活艱難。

可這也太悲觀了——按照這樣的預測，我們仿佛又回到了李嘉圖，馬爾薩斯，馬克思的時代——在他們的時代里，經濟不增長是常態。

亞當·斯密支持自由放任，從一開始就為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引入歧途埋下了伏筆——李嘉圖和其它英國的繼承者們選擇性發展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和對地主的批判，並以此創立了階級鬥爭模型——這些為馬克思的再分配和國有中央計劃主義提供了機會。

就在資本論大行其道的時候，產業革命卻將西方世界帶入了一個資本財富的新世界，而且，各個階級包括工人階級都在成長和壯大。正如熊彼特所說，儘管資本會製造危機，但資本最擅長的也是促進徹底的經濟變革。資本提供了一種財務的機制，使充滿活力的領導者能夠開拓資源，並成功地為民眾帶來更大的繁榮。

此後，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和維也納學派的施瓦茨，用大量的事實表明了，是政府的貨幣政策，而不是自由市場引起了經濟周期。同時，是美聯儲不斷地犯下錯誤——這同樣是政府的行為，導致了30年代銀行體系和經濟體系的崩潰。

弗里德曼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貨幣政策無論在擴張還是在緊縮時期都是有效的。正如弗里德曼所闡述的那樣：

應當感謝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所做的，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工作，從此以後，教科書在論述大蕭條原因的部分里逐漸用「政府失敗」代替了「市場失敗」。到了70年代後期，弗里德曼已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關於貨幣政策作用力的理論和關於財政政策脆弱性的觀點，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

如今，凱恩斯主義代表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第16版中，還能看到這段文字：「財政政策不再是美國主要的穩定經濟的政策工具，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穩定政策將主要是貨幣政策——這掌握在美聯儲的手裡。」

這個表達依舊存在於最近的《經濟學》教科書版本中——而諷刺的是，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承認了凱恩斯主義的失敗。

與此同時，奧地利學派也不甘示弱，在1972年第二版的《美國大蕭條》中，羅斯伯德創造性地給出了闡釋通脹性蕭條的新解釋——他認為只有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理論對滯脹給出了清哳的解釋——該理論認為消費價格的上漲是「經濟衰退中一般的普遍的趨勢」。

縱觀經濟學過去數百年的發展歷程，幾乎所有的重要經濟學流派，都逐漸走向了同樣的認知——通脹越來越被看作是一種常態的可控的普遍的經濟現象——而不是罕見和惡性的危機——這裡無關主義與意識形態，無關宏大敘事，無關市場的失敗。

在應對通脹時，貨幣政策的成功或失敗至關重要——這一認知越發強化了美聯儲這類機構存在的積極意義。正如弗里德曼的那句名言所說：

「通貨膨漲無論如何都是一種貨幣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