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大會已經勝利閉幕，一中會也已經結束。但是學習大會報告並沒有結束，裡面有一些重要表述的變化，需要反覆研讀學習，以領悟其中的深意和對未來的影響。

前沿君將部分學習體會分享如下：

1，戰略形勢判斷的變化

前沿君認為，大會報告第一個重要的判斷變化就是對當前形勢的判斷。

中央對於全球格局怎麼看，會極大地影響國內政策的走向。

十九屆的歷次全會，對全球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這個調整頻率也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因為這幾年的形勢確實變化太快了。

從2018年的毛衣戰以來，到2020年的疫情，再到2022年的俄烏衝突，可以說無論是中國直接面對的外部形勢，還是全球局勢，整體上都變得更加動盪。

我們以一張表和一張圖來顯示這些年判斷的變化：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今年中央對世界格局最重要的判斷，其最早出現在2012年外交部副部長的文章中，到了2017年底開始明顯增多，到了2018年開始進入最高層的視野，成為中方會見外賓引用的高頻詞。

前沿君在公號中也專門分析過這個詞彙（見本公號文章《經濟工作會議再解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到底指什麼》）。2018年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首次出現在當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判斷之中。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暗含的是東西方力量對比的變化，中方的實力在上升。

在此之後，中央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又出現了兩次補充性調整。疫情爆發之後，十九屆五中全會開始出現了一個新的表述——動盪變革期。這個「動盪變革期」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的一個小判斷，是對新判斷。

今年1月份最高層在達沃斯論壇的演講中，這個判斷又有所修正，在「動盪變革期」前面加上了「新的」二字，此後「新的動盪變革期」成為會見外賓時所用的高頻詞。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咬文嚼字地來研究形勢判斷呢？因為雖然字少，但代表了中國對全球局勢的基本判斷，對國內政策會產生重要影響。

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有一個重要的判斷就是世界大戰打不起來，或者說世界會處於和平的發展環境。在上世紀80年代，鄧先生在會見外賓時對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有很多次的判斷，到1987年，他會見外賓時說，「對於總的國際局勢，我的看法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不要小看這句話，這是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的前提，如果判斷有世界大戰或中國面臨戰爭的危險，那麼整個國家的戰略都會調整。過去搞「三線建設」，目的也是為了防止戰爭，雖然這樣做並不經濟。

在對全球局勢作出判斷之後，才會對中國的發展戰略進行定性。在大會報告中，對全球環境的判斷，目前仍然是延續今年年初提出的「新的動盪變革期」這個表述：

看似好像對全球環境的判斷沒有發生變化，但這次變的卻在後半部分，即對中國發展環境的判斷。這次會議的表述出現了重大變化：

這是前所未有的表述。結合上下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重要的變化：

第一，過去經常提的「戰略機遇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

「戰略機遇期」是過去長期的基本判斷。比如五中全會有這樣的表述：

今年發布的最高層在五中全會二次全體會議的講話稿中，他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闡述：

他這裡提到的「頭20年」是指2002年十六大的表述：

「必須抓住」、「並且大有作為」這些判斷站在現在20年後的今天來看，判斷是相當準確。應當說那幾年前後的大事也不少，比如使館被炸，撞機事件。

但是隨後發生的911改變了世界格局，美國致力於反kong戰爭，中國又加入世貿，中國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代。

五中全會對於仍處於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應當說經過了仔細斟酌。在五中全會專題研討班上，最高層對這個判斷也作了解釋：

現在的變化在於，沒有否認我們仍然存在「新的戰略機遇」，但是「戰略機遇期」這個的總體判斷沒有了。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後面的表述——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

那麼，什麼是當前的戰略機遇？為什麼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什麼是可能的「黑天鵝」、「灰犀牛」，為什麼說隨時可能發生呢？這值得我們深思，本文不展開分析。

綜上，從大會報告的表述來看，高層對「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已經出現了重大變化，這是攸關全局的大事。下一步需要繼續觀察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明年政府工作報告的相關表述，以及未來外部環境會不會進一步惡化。

但需要注意的是「驚濤駭浪」是從去年年初以來已經出現過很多次的表述，不宜過度解讀。

2，增長的重要性變化

對整個戰略形勢的判斷，會影響到國內工作優先順序的判斷。

在大會召開前，也有各種討論，認為發展優先的戰略會被取代。但大會報告中重申了這樣的表述：

這句話的出現應當說一定程度安撫了許多人的擔憂，一些人認為，這樣表述的出現，說明了我們沒有放棄發展優先的戰略，平息了爭議。

另外一個可以增加印證之處是，這次大會報告重申了2035年的目標，即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台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這是十九大確定的大的戰略方向，即未來分兩步走，2035年和2050年長期的目標。但具體劃定2035年戰略目標是在2020年的五中全會，當時最高層對目標問題作出了說明：

所以十四五規劃中提到2035年目標是這樣表述的：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台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但官方智囊和市場的解讀都是按照翻番的目標來測算，即大約年均需要4.7%的增速才可以達到。現在的問題在於，既然外部戰略環境發生了變化，那麼這個翻番的目標到底還要不要？

這就有不同的解讀，一種解讀認為仍然是要堅持的。一些官方智囊解讀認為，人均GDP翻番，就意味着年均增速要達到4.7-4.8%之間。

但另外一種解讀認為，在這幾年疫情反覆衝擊之下 ，經濟增長已經低於潛在增速，未來要實現翻番的目標是有難度的。

他們注意到一個和五中全會表述的細微變化：五中全會的「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台階」，這個表述在這次大會中已經去掉了「經濟總量」，剩下了後面的目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台階」。

也就是說，五中全會雖然沒有設置特別死的翻番目標，但是定性上還是對經濟總量提出了上台階的要求，這次直接將「經濟總量」上台階的定性目標也刪除了。

與此相關，這次會議上再次重申了一個表述「量的合理增長」。我們對這個詞源進行了檢索分析：

「量的合理增長」相關表述

時間

場合

表述

2019年12月

經濟工作會議

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持續用力，確保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要繼續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2020年6月

寧夏考察

……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經濟發展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

2021年12月

經濟工作會議

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全黨都要聚精會神貫徹執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2022年10月

本屆大會

……着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從上表可以看出：「量的合理增長」是和「質的穩步（有效）提升」對應出現的，在2019年和2020年「量的合理增長」排在前面，但到了2021年底，「質的穩步提升」排在前面，這次繼續將質排在量前面，而且質的要求是「有效」提升，顯得更為迫切。

雖然這不是新提法，但是作為五年一度的黨代會再次重申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這個方向，可見，質和量的這個關係定位，是要管未來若干年的。

量的重要性下降，質的重要性上升。如果結合對上海的「四個論英雄」來看，抓經濟質量是未來主要方向。我們周報中進行了相關分析，此處省略。

而且，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部分也提到，「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對於投資的作用不是片面地穩增長，而是發揮優化供給結構的作用，這個提法也是再次得到重申。

同時，市場對於增長的關注在於相較於的安全的重視程度，我們也檢索了「統籌發展和安全」的表述，這個表述早在2018年就出現，五中全會也出現了，這次大會同樣也出現，但是並沒有突出強調。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安全問題在這次大會報告中得到突出強調，相比十九大報告，這次報告新增的一個小節——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其中提到這樣的表述「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

如果一定要問發展更需要，還是安全更重要，就等於是根基重要，還是第一要務更重要，你們說呢？

對於與經濟安全相關的政策主線分析，我們在周報中進行了分析，這裡就不展開。

3，中國式現代化

這屆大會最重要的主題詞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這其實是關係到在當前的戰略形勢下，中國要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舉什麼旗、走什麼路，這從來都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選擇問題。與形勢判斷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但到底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以及對未來的政策方向意味着什麼，卻並不容易。

因為在這個概念之下，有些問題是很清晰的，有些問題卻仍是有一些爭議的。

先說這個概念本身，這並不是一個新的名詞，而是鄧先生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的概念。

1979年3月份，鄧先生在會見外賓時說：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我們為什麼叫「中國式現代化」，因為我們定的本世紀末要達到的現代化水平還很低，相當於發達國家上世紀50年代或70年代的水平。

到了當年底，鄧先生在會見日本外賓時進一步解釋了四個現代化：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當時鄧先生提出的「小康」目標本身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也就是比西方發達國家要低得多的目標。但目標仍然是對標西方現代化的基本量化目標，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三步走的思路，將GDP或人均GDP的目標定出來了。

那麼，今年為什麼又要提「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呢？這同樣是在鄧先生規劃的三步走概念下的安排：

即，今年是「三步走」進入第三步的第一次黨代會，所以對於實現小康之後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怎麼走，要指出一個道路，一個方法論。這個方法論就是中國式現代化。

如果說，過去很多年，我們都是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現代化標準，現在我們要樹立一套中國特色的標準，自己評判自己。

這與部分西方社會近些年出現的嚴重問題有關，貧富分化、民粹主義等等。中國式現代化試圖摒棄這些問題，走一條特色的道路。

這條路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第二條，「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可是，在外部動盪、內部人口老齡化加速，再加上高質量發展的各種要求下，現在這個時期將共同富裕作為重要的目標，這是一個極其挑戰性的事。

去年，因為共同富裕這個詞彙過熱，引起了社會廣泛的擔憂。於是，官方在解釋這個詞彙時，反覆糾偏稱，不是殺富濟貧。（對共同富裕的深度分析，見本公號文章《學習講話：一個重大方向變化》）

那麼，今年大會的報告如何看待共同富裕問題？

首先是理解的問題。到底通過什麼途徑實現共同富裕，過去一般的討論是分蛋糕還是做大蛋糕的問題。

但是從昨天的官方解讀來提到一個突出的特徵：

這裡衍生了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如何看待資本？如何看待西方的現代化以資本為中心？我們現在要重新認識和評價資本嗎？如果要實現共同富裕，靠約束資本可以實現嗎？

這同樣是一個攸關全局的重大問題，今年4月29日的集體學習也是專門研究資本的問題。近年來，對互聯網、教育培訓行業的一系列政策，應當說都具有約束資本的傾向。

改革開放數十年，在如何對待資本的問題上確實是一路跌跌撞撞，過去肯定做得不夠好。

中國的當下確實既存在行政管制審批過多、資本不夠自由的問題（所以反覆提取消下放行政審批、實行負面清單管理、鼓勵民間投資等），但同時也存在資本擴張過快、公平關注不足的問題（比如dk公寓的模式），兩者的問題都可以說是一抓一大把，問題都不少。

但政府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取決於如何看這個問題，如果認為行政審批過多，那麼就要繼續改革，縮小政府權力。如果認為行政監管嚴重不足，那麼就要繼續擴張政府權力，加強對資本的管制。當然，這可能也不一定是二選一的問題，但在戰略方向上需要清晰。

現在有一種解讀認為，西方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我們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那麼，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資本到底是中性的，還是將資本作為批判對象？

對於共同富裕相關的政策，我們詳細閱讀了報告相關內容，有一些比較清晰的判斷：

第一，強調共同富裕「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認為，這是對運動式、口號式推動共同富裕的一個糾偏。就好比2013年對城鎮化熱潮的糾偏，當年的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了「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也是對這項工作的糾偏。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得到更多重視。收入分配問題一般放在黨代會報告的民生部分，從過去歷屆的對比來看，今年把這個問題專門提到最前面，而且從就業問題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小點。

歷屆大會報告民生部分排序

17

教育- 就業 - 收入分配 - 社會保障 - 健康 - 社會管理

18

教育 - 就業 - 居民收入 - 社會保障 - 健康 - 社會管理

19

教育 - 就業和居民收入 - 社會保障 - 脫貧 - 健康 - 社會治理 - 國家安全

20

完善分配製度 - 就業 - 社會保障 - 健康

但同時，分配製度的重視也不能高估，因為如果十分重要可能會如安全問題一樣，設置專門的小節。上屆大會報告安全問題是放在民生部分，但這次大會單獨設立了一個小節。這也說明，分配製度肯定不如安全問題更重要。

第三，規範財富積累機制是重大變化。我們以圖來顯示這個問題：

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對於農民而言，多年來都是鼓勵增加其財產性收入的，因為土地和房屋都不能交易，不像城市居民買房可以享受升值帶來的財富增長。但現在要規範財富積累機制，到底如何規範，如何規範錢生錢的問題？

另外，10月16日的簡版中起初沒有金融相關的內容，引起了很多討論。對於金融在整個全局中的位置、金融和實體的關係、以及未來的方向，我們在周報中有詳細的分析，這裡就不累贅，要注意的是大會報告提了很多強國，但沒有金融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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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到年末宏觀政策討論例行的活躍期，對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宏觀政策如何定位，已經有不少的聲音，未來一個月將會更多。這也是為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準備。同時，今年還有很多不同，宏觀部門的負責人都面臨更新。前沿君團隊每周每天都在緊密追蹤和前瞻研判經濟戰略、宏觀金融政策等方面走向。如有需求，歡迎諮詢了解，見《我們專注於政策趨勢分析》、《我們正在過大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