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中國收入分配

三大差距的經驗考察

1.收入差距維持高位但穩中有降

在評估社會的收入差距大小時，國際上的通行做法是以基尼係數進行衡量。如果基尼係數越趨近於0，表明收入差距越小或收入分配越平等；如果基尼係數越趨近於1，則表明收入差距越大或收入分配越不平等。雖然目前仍然沒有基尼係數的最優標準，但是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組織的建議，通常以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當基尼係數在0.3—0.39之間時表明收入分配相對合理，0.4—0.59則表明差距較大，而當基尼係數大於0.6時則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懸殊。

由於樣本選擇和測度方法的差異，不同機構對基尼係數的測算結果通常存在一定的差異。圖2列示了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WID）和國家統計局對中國基尼係數的測算結果。根據WID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尼係數呈現出明顯的兩個階段，分別是從1978—2004年和2005—2019年。在第一階段，中國基尼係數基本處於上升趨勢中，從1978年的0.380上升到2004年的0.546，1985年時跨越國際警戒線；在第二階段，基尼係數基本維持在0.55—0.57的區間內波動。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係數時間序列相對較短，2003—2019年間基本維持在0.47—0.49的區間內波動，並且近幾年來從2008年的0.491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0.465。綜合來看，WID的測算結果相對國家統計局的較高，這可能是因為WID是以稅前收入為基礎；無論是基於WID或是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基尼係數都高於0.4的國際警戒線水平，處於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階段，但是近幾年來略有好轉。

除了對基尼係數進行分析之外，還可以通過對勞動報酬份額的考察來檢驗國民收入在勞動、資本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分配。如圖3所示，中國的勞動報酬隨GDP的增長而同步增長，從1978年的1723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402439億元，同期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化卻呈現出先上升後下降再上升的三階段特徵。第一階段是1978—1984年的上升時期，勞動報酬份額從49.76%上升到53.77%；第二階段是1985—2007年的下降時期，勞動報酬份額從52.98%下降到39.74%；第三階段是2008—2017年的再度上升時期，勞動報酬份額從43.18%再次回升至47.51%。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勞動報酬份額先經歷了短暫的優化時期，但是此後經歷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惡化階段，直到國際金融危機以後這一惡化現象才開始逐漸得到扭轉。

比較印證圖2—圖3的數據，可以發現，中國的基尼係數隨着勞動報酬份額的下降而升高，隨着勞動報酬份額的上升而降低。繪製基尼係數與勞動報酬份額之間的關係圖，如圖4所示，中國基尼係數與勞動報酬份額之間存在着較為穩定的反向關係，這就說明，在收入分配中，提高勞動報酬份額將有助於降低收入分配差距。

2.城鄉差距逐步縮小

我們以城鄉收入比、城鄉消費比和城鄉收入消費比三個指標來考察城鄉差距的變化。公式如下：

城鄉收入比衡量城鄉之間人均收入的相對差距，城鄉收入比越高，說明城鄉收入差距越大。

城鄉消費比衡量城鄉之間人均消費的相對差距，城鄉消費比越高，說明城鄉消費差距越大。

城鄉收入消費比衡量城鄉之間單位收入的消費意願的相對差異，城鄉收入消費比越高，說明城鄉消費意願差距越小。

三個指標均以1為分界線。當城鄉收入比或城鄉消費比大於1時，說明城鎮居民的收入或消費水平高於農村居民；反之，則說明城鎮居民的收入或消費水平低於農村居民。城鄉收入消費比則略有差異，雖然該指標也以1位分界線，但是當城鄉收入消費比大於1時，說明農村居民的單位收入的消費意願高於城鎮居民；反之，則說明城鎮居民的單位收入的消費意願高於農村居民。

如圖5所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城鄉差距經歷了波動起伏的變化。從消費差距的角度來看，中國城鄉差距經歷了兩個完整的先上升後下降再上升的周期性變化。第一個周期是1952—1977年，中國城鄉消費比先是從1952年的3.29倍擴大到1959年的4.32倍，隨後又下降到1971年的2.38倍，此後又逐步擴大到1977年的2.90倍。第二個周期是1978—2020年，城鄉收入比先是從1978年的2.83倍下降到1983年的2.17倍，此後又擴大到2000年的3.64倍，隨後下降到2020年的2.12倍。

城鄉收入差距和城鄉消費收入對比也都經歷一個先下降後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性變化過程。具體而言，城鄉收入比先是從1978年的2.56倍下降到1983年1.82倍，此後又逐步上升至2003年的3.12倍，然後下降到2020年的2.56倍；城鄉收入消費對比也從1978年的0.91下降到1984年的0.83，隨後短暫上升至1989年的1.00，然後又逐步下降至1999年的0.75，此後逐漸上升至2020年的1.21。

綜合城鄉差距的三個指標來看，第一，城鄉消費比和城鄉收入比仍然高於臨界值1，表明城鎮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仍然高於農村。第二，城鄉消費比和城鄉收入比分別在2001年和2008年開始逐步下降，表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逐步減小，尤其是城鄉消費比在2020年下降到2.12的歷史最低水平。第三，城鄉收入消費對比從2011開始逐步回升，並且在2016年超過臨界值1，表明農村居民單位收入的消費意願明顯高於城鎮居民，再次驗證了城鄉之間收入和消費差距的同步縮小。

3.區域差距呈縮小態勢

衡量區域差距通常採用區域經濟占比和泰爾指數的指標。我們通過將中國大陸的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劃分為四大地區[2]，包括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考察中國經濟的區域差距演變情況。

其中，TL表示泰爾指數，y表示產值，以GDP衡量；p表示人口，以年末總人口衡量；i表示第i地區。當泰爾指數等於0時，表明經濟處於均衡狀態，區域差距最小；如果泰爾指數不為0，表明區域經濟偏離了均衡狀態，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區域差距。因此，泰爾指數是一個反向指標，數值越低表明區域經濟差距越小。

新中國成立後的70多年來，隨着區域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我國各大地區經濟總量不斷攀升。1952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生產總值僅分別為257億元、146億元、127億元和84億元。經過70多年的發展，到2020年時分別增加至525752億元、222246億元、213292億元、51125億元。圖6展示了四大地區GDP占全國GDP的比重與基尼係數的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東部地區GDP所占比重經歷了先上升後下降的過程，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GDP所占比重則先下降後上升，時間拐點出現在2006年左右。東北地區相對特殊一點，雖然也呈現出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但是時間拐點較早地出現在1974年左右。

對泰爾指數的考察表明，中國區域經濟差距經歷了先縮小後擴大再縮小的過程。其中，第一階段為1952—1961年，泰爾指數整體上呈波動下降的特徵，從1952年的0.0432下降到1961年的0.0214，表明中國的區域經濟差距逐步縮小。第二階段為1962—2003年，這一時期的泰爾指數整體呈波動上升的趨勢，從1962年的0.0309上升至2003年的0.0826，表明中國的區域經濟差距逐步擴大。第三階段為2004—2020年，泰爾指數從2004年的0.0806穩定下降至2020年的0.0298，表明區域經濟差距再度縮小。

收入差距與區域差距的國際比較

1.世界主要國家的收入分配呈分化特徵

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僅是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也是世界主要國家面臨的重要挑戰。圖7展示了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ID）提供的1980年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成人稅前收入基尼係數，從中可以發現，第一，雖然世界平均水平的基尼係數從1980年的0.74下降到2019年的0.67，但是應當注意到，無論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上還是從各主要國家來看，基尼係數均高於0.4的國際警戒線水平，這表明在世界範圍內收入分配仍然存在較大差距。第二，世界主要國家的基尼係數在1980年以後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升，比如歐盟從0.41上升到0.46，美國從0.47上升到0.58，日本從0.45上升到0.52，韓國從0.41上升到0.53，中國也從0.38上升到0.56。第三，近十年來世界主要國家的基尼係數基本保持穩定，部分國家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如歐盟和中國等。第四，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相比，中國的基尼係數高於歐盟、日本和韓國，但是低於美國和印度，同時也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第五，以歐盟和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現出一定的分化特徵，兩者間的差距正在逐步擴大。

美國勞動報酬及其占GDP比重（即勞動報酬份額）在相同的時期內呈現出與中國相似的變化趨勢。如圖8所示，在1987—1997年間，勞動報酬份額呈現出波動下降趨勢，從56.10%下降到54.95%，基尼係數則從0.51上升到0.55；中國同期的勞動報酬份額則是從52.10%下降到51.03%，基尼係數從0.42上升到0.47。在2012—2019年間，勞動報酬份額呈現出緩慢上升的特徵，從52.94%上升到53.40%，基尼係數維持在0.58—0.59之間；中國同期的勞動報酬份額則是從45.59%上升到47.51%（2017年數據），基尼係數則維持在0.55—0.56之間。但是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勞動報酬份額在考察年份高於中國，表明美國的GDP分配給勞動力要素的份額要高於中國；但同時也發現，美國的稅前基尼係數同樣高於中國，這可能是由於美國的勞動報酬分配時更集中的原因所致。如圖9所示，繪製了1978—2019年間中美兩國頂層10%人口稅前收入所占份額的演變趨勢，由此可見美國的稅前勞動收入分配給頂層10%人口的份額遠高於中國，這表明美國的勞動收入分配更加集中於富人群體，這可能就是雖然美國勞動分配份額高於中國，但同時其基尼係數也高於中國的原因。

2.世界區域不平等程度正在逐漸降低

延續對中國四大地區經濟差距的分析方法，同樣利用泰爾指數考察世界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差距。根據世界銀行的收入劃分標準，將世界各國劃分為高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四大類型，如圖10所示，展示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和泰爾指數。世界區域不平等發展經歷了先持續擴大後維持基本穩定再逐漸下降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60—1992年差距擴大時期，高收入國家的GDP所占比重持續擴大，從1960年的76.53%上升到84.97%；而中高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GDP所占比重則不斷降低，分別從1960年的17.08%和6.38%下降到1992年的10.62%和4.04%。在這一時期，泰爾指數也隨着高收入國家GDP比重的上升以及中高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GDP比重的下降而持續上升，從1960年的0.57增長到1992年的1.05。

第二階段是1993—2003年的差距穩定時期，高收入國家GDP所占比重從1993年的84.24%輕微下降至2003年82.23%，中高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GDP所占比重則分別從11.39%和4.01%略微上升至12.56%和4.85，但是仍低於1960年時的水平。同期內，泰爾指數也基本維持在1.00—1.04的區間範圍內波動，世界經濟差距保持基本穩定。

第三階段是2004年至今，隨着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與崛起，中高收入國家的GDP所占比重大幅提升，中低收入國家GDP所占比重也略有上升，分別從2004年的13.37%和4.99%上升至2020年的27.43%和8.70%，而高收入國家的GDP所占比重則從81.27%下降至63.22%。伴隨着世界經濟分配份額的變化，泰爾指數也開始出現同步下降，從2004年的1.02下降至2020年的0.68，世界經濟差距逐漸縮小。

泰爾指數通過將國家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關聯起來建立了衡量世界區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簡明指標，除此之外，Gwartney et al（2018）[3]從經濟增長與人口變化的角度在更長的歷史時期中，解釋了世界範圍內不平等的變化。他們將國家經濟增長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包括馬爾薩斯階段、初始增長階段、生產率提高階段和增長衰退階段。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漫長時間裡，整個世界都處於馬爾薩斯階段。工業革命爆發後，尤其是在1820—1950年期間，大約有20個國家（主要位於西歐、北美和大洋洲）走出第一階段並開始更快地增長；但是，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繼續停滯不前，全球收入不平等在工業革命之後至少持續了150年。20世紀中期以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達到或高於高收入國家，開始擺脫馬爾薩斯陷阱並進入第二階段，從而減緩了不平等的加劇。到2000—2015年，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處於發展的第二階段或第三階段，而大多數高收入國家正進入第四階段，從而導致全球收入不平等急劇減少。同時，他們認為與高收入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中更有利的人口變化仍在繼續，近期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減少可能會在短期內繼續下去（Gwartney et al，2018）[4]。1960年以來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人口數量及其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如圖11—圖12所示。

世界貧困人口所占比重也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世界不平等的演變趨勢。如圖13所示，採用世界銀行的貧困人口比例（按2011年國際價格計算，每天生活費低於1.9美元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表明，雖然世界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比重已經顯著下降，但是與高收入和中高等收入甚至中低等收入國家相比，低收入國家所遭受的貧困程度要高出很多，國家之間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平等（聯合國貿發會議，2021）。從世界平均水平來看，貧困人口比重已經從1981年的42.7%下降到2017年的9.3%。分不同國家類型來看，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貧困人口比重越低，而且除高收入國家的貧困人口比重變化不大之外，中高等收入國家、中低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貧困人口比重均出現大幅下降。具體來看，中高等收入國家的貧困人口比重從1981年的55.4%下降至2019年的1.4%，中低等收入國家的貧困人口比重從1981年的51.5%下降至2018年的12.8%，低收入國家的貧困人口比重則從1995年的65.5%下降至2017年的46.8%，至於高收入國家的貧困人口比重則長期維持在1%的水平以下。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無論是以基尼係數、泰爾指數或貧困程度等指標衡量的全球不平等程度都顯著的縮小了，這可能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不平等程度的首次下降；但是同時各國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逐漸擴大，這種矛盾的現象不僅發生在發達國家，而且也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國家之間貧富差距的縮小並不能掩蓋國家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只有各國的平均收入繼續趨同，而且已經很高的國內不平等得到有效控制，全球不平等的下降才能持續下去。這也正是世界銀行政策研究工作論文（2012）[5]和聯合國貿發會議（2021）所重點強調的內容。

庫茲涅茨曲線與恩格斯停滯

在現代經濟學發展史中，庫茲涅茨（1955）[6]開啟了對收入分配研究的先河，並提出了後來被總結為「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理論觀點，該觀點認為不平等與工業化（及其所代表的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着倒U型關係，即不平等程度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處於較低的水平，但是會隨着經濟增長進程而逐步加劇，在達到頂峰後會隨着經濟的進一步增長而逐漸下降。

庫茲涅茨曲線一經提出，便引發眾多學者對其進行驗證或批駁，這不可避免地涉及兩個至關重要的基本問題：（1）現代經濟增長會不可避免地加劇不平等嗎？（2）不平等對增長有利還是不利？（Lindert，Williamson，2016）[7]。如果我們把目光推向更深一層，現代經濟增長始於18世紀中後期的英國工業革命，那麼首先，該如何看待技術變革與不平等之間的關係？其次，數字技術將會對不平等產生什麼影響？再次，不平等是否有機會在數字時代得到緩解？

1.增長的引擎與失落的地主

經濟理論已經毫無爭議地承認，技術變革是增長的引擎，而技術變革帶來經濟增長的成果是為所有群體所共享，還是只有少數人實現了財富增長？在眾多試圖通過對英國工業革命進行研究來為這一問題提供答案的學者中，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羅伯特·艾倫（Allen，2018）[8]是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Allen（2018）對英國工業革命前後要素收入分配份額的研究成果如下表1所示，工業革命爆發在1960年前後，隨着工業革命的持續展開，勞動和土地的報酬份額不斷下降，而資本的報酬份額持續上升；進一步比較收入分配在各要素之間的變化可以發現，勞動報酬份額僅從1759年工業革命爆發伊始的59.1%下降至55.1%，而土地報酬份額則從26.6%下降至6.3%，因此可以認為資本要素報酬份額的增長主要來自土地要素，少量來自勞動要素。

要素報酬份額的這種轉變表明，工業革命使財富收入由地主轉向資本家。統一增長模型為工業革命前後要素報酬份額的變化提供了一種理論解釋，人口增長在其中具有核心地位。工業革命之前的時期通常被學者們稱為馬爾薩斯陷阱階段，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徵就是經濟幾乎處於停滯狀態，人口的增長快於收入的增長，這降低了勞動相對於土地的邊際報酬，從而使收入僅能維持基本的生存需求。

根據統一增長理論，馬爾薩斯陷阱階段的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土地產權制度和技術進步方向造成的。在土地產權制度方面，土地所有權是由地主掌握的，而且土地所有權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不變，從而使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保持相對的穩定（Chu，Peretto，2019）[9]。在技術進步方向方面，前工業化時期的技術變革是一種土地偏向性技術進步，不僅通過偏向於土地生產而使地主直接受益，而且還通過增加人口密度的方式使地主間接受益，而勞動工人則不會享受到這種技術變革的好處（Madsena，Strulik，2020）[10]。

然而，工業革命最終引發了生育轉型。一方面，市場規模因人口增長而擴大，技術創新開始在經濟中湧現，產出增長率隨之上升，經濟增長跳出馬爾薩斯陷阱，勞動與資本之間收入不平等也隨之加劇。另一方面，生育率隨技術變革和經濟增長開始逐漸下降，這種反向響應使得勞動力和土地的替代彈性大於1，打破了地主工人之間的不平等路徑，地主和工人之間的不平等性隨着人口增長而下降（Madsena，Strulik，2020）。

2.偏向性技術進步與技能溢價

工業革命不僅將資本要素引入生產函數，而且還推動了技術變革的方向由土地偏向性技術進步轉向技能偏向性或其他類型的技術進步，工業革命以來收入分配的變化多與此有關。Goos（2018）[11]總結了不同類型技術變革影響勞動工資收入的主流理論，包括技能偏向性技術變革、資本-技能互補性技術變革、常規偏向性技術變革等三種理論。

其一，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理論提供了一個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的競爭性框架，這一理論認為技能變革對熟練工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於對非熟練工人，從而使對熟練工人的勞動需求擴張大於非熟練工人，導致的結果就是熟練工人相對於非熟練工人更高的技能溢價；但是，當熟練工人相對於非熟練工人的供給速度加快時，技能溢價也會隨之下降。Goldin and Katz（2009）[12]利用美國1890—2005年的長期歷史數據研究發現，對熟練工人的相對需求的長期強勁增長，以及相對技能供給增長的波動，可以較好地解釋美國工資差異的長期演變；Haines（2019）[13]也利用美國和歐洲五國9個行業的調查數據證明，非熟練工人的工資顯著低於半熟練工人、熟練工人與工匠等。這些研究成果都為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提供了證據。

其二，資本—技能互補性技術進步理論同樣使用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的供求框架，但是放棄了技術變革對不同類型工人勞動生產率影響差異的假設，而是把資本投入視作除了兩類工人之外的第三種生產要素。該理論認為，資本和熟練勞動力之間的替代性小於資本和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替代性，資本價格下降則是技術進步的最佳體現，因此當資本價格下降引致資本深化時，資本積累過程將傾向於增加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從而提高熟練勞動力的技能溢價。

其三，常規偏向性技術進步理論則將工作類型為簡單、常規和複雜三種類型，而具有不同技能水平的的工人（低技能、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則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對工作類型進行選擇。在均衡情況下，低技能工人與最簡單的任務匹配，中等技能工人與常規任務匹配，高技能工人則與最複雜的任務匹配。以數字科技為代表的技術變革在常規任務方面更具比較優勢，可以用軟件語言編碼，因此數字技術變革更多地取代了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結果就是導致就業崗位的兩級分化。職業極化的過程表明，隨着時間的推移，不同職業類型的就業份額與按受教育程度排列的技能等級之間存在着一種U型關係。Acemoglu and Autor（2011）[14]利用美國數據證實了這一理論觀察，即高技能高收入工作和低技能低收入工作的就業份額都在上升，而中等技能常規工作的就業份額卻在下降。Alderson and Doran（2010）[15]也證實了家庭財富正在向收入分配的兩極移動，而且還發現這種職業極化現象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之間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在美國、英國、捷克、波蘭和俄羅斯等國家，更傾向於向高技能側移動，而在斯洛伐克、中國台灣、瑞典和德國，向低技能側移動則占主導地位。

正是這種具有偏向性的技術進步，使得機器替代勞動，導致特定類型的產業工人的失業增加，這也是很多人擔心新興的數字技術變革將會造成大規模失業並加劇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凱恩斯（1930）[16]將這種因技術變革導致的失業稱之為「技術性失業」，他寫道：「我們正在遭受一種新疾病的折磨，有些讀者可能還沒有聽說過它的名字，但在未來幾年裡，他們將聽到很多關於它的消息，即技術性失業。這意味着，我們發現了節省使用勞動力的方法，但是發現勞動力新用途的速度卻跟不上，因此出現了失業。但這只是一個暫時的不適應階段……如果一個人相信生活的真正價值，那麼這種前景至少打開了獲益的可能性。」因此，在凱恩斯看來，技術性失業只是一種暫時現象，從長遠來看，收入的增加將會通過收入效應使人們增加休閒時間等「真正的生活價值」，勞動供給曲線向後彎曲，初始的失業率上升將因勞動力供給下降而得到緩解（Goos，2018）。

縱觀歷史，技術變革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機制是複雜的，一方面，新技術的使用允許更大程度的自動化，導致部分產業部門的就業崗位的消失，在短期內對就業市場造成巨大的衝擊；但是另一方面，新技術創造了新的產品和市場，在長期內創造更多新的就業機會，從而擴大對勞動力的總體需求。如Mokyr et al（2015）[17]指出，在使用機器越來越多的行業中，就業增長得最快；Stewart et al（2015）[18]也發現，在過去的144年裡，技術變革創造的就業機會多於它摧毀的就業機會；在經過技術的就業破壞效應占主導地位的階段之後，總是會出現大規模就業創造機會的時期，因此不必對因技術創新導致大規模失業而過度焦慮（Bruckner et al，2017）[19]

3.恩格斯停滯

認為技術變革是加劇不平等的動力來源的觀點，都存在一個暗含的意思，即技術變革推動了經濟增長與生產率提升，但是同時導致了收入不平等，這實際上又回到了庫茲涅茨對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最初討論。在近期的文獻中，經濟學家發現英國和美國的不平等都存在兩個階段的演變過程，其中人均產出持續增加或勞動生產率穩定上升而實際工資停滯不前的階段，被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Allen（2009）[20]稱之為「恩格斯停滯」。Allen（2009）利用英國1760—1913年間的宏觀經濟數據研究發現，英國在19世紀中期以前處於恩格斯停滯階段，利潤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擴大是以犧牲勞動和土地報酬為代價，而在19世紀中葉以後，世紀工資開始與生產率同步增長，利潤和要素份額趨於穩定，不平等程度降低。

無獨有偶，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PI）對美國1948—2019年間勞動生產率與工人薪酬的研究也發現，戰後美國經濟中同樣存在恩格斯停滯階段。具體而言，如圖14所示，美國在1948—1979年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率108.1%，工人實際每小時薪酬增長了95.0%，兩者基本同步；但是情況在7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在1979—2019年間，勞動生產率增長了72.2%，而典型工人的時薪基本上停滯不前，40年的時間裡僅增長了17.2%，生產率增長是工資的4倍。這意味着，儘管美國工人的工作效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但他們的勞動成果主要歸於企業高管和企業利潤（EPI，2021）[21]。結合前文圖7可以發現，美國的恩格斯停滯階段與基尼係數的持續上升基本是同步發生的，但是同期內美國勞動生產率與人均產出穩定上升，收入不平等不僅未能隨經濟增長而緩解，反而不斷擴大。因此皮凱蒂（2013）[22]批評庫茲涅茨誤將1930—1950年不平等程度的降低視為終點，類似的趨勢在歐洲也有發生。

如果我們將時間窗口進一步延長至19世紀中後期，觀察歷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國家——英國、德國、美國，以頂層10%人口的稅前收入所占份額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如圖15所示，可以發現不平等與技術變革之間似乎存在着一個百年周期。德國具有最長的時間序列數據，1871年時頂層10%人群占有的收入份額為32.99%，此時正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爆發期，核心國家由英國、德國和美國共同構成，在1917年時達到41.42%的最高點，此時正值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到中期，此後隨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持續演進，頂層10%人口收入所占份額逐漸下降，到1971年時下降到27.93%，已低於一百年前的水平。英國和美國的時間序列數據比德國的要短一些，美國在1913時頂層10%人口的收入份額是43.30%，此後隨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演進以及美國對德國經濟的追趕，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到1940年時達到49.18%的最大值，並在此後的30年裡迅速下降，到1971年時已下降到34.33%的歷史低位。

英國的情形與美國類似，1918時頂層10%人口的收入份額是35.16%，然後從30年代末的歷史高位開始迅速下降，到1971年時已下降到27.93%。此外，雖然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頂層10%人口的稅前收入所占份額數據無法獲得，但是Allen（2018）提供了英國1688—1867年間的基尼係數數據。根據他的測算結果，英國在前工業革命的馬爾薩斯陷阱時期1688年的基尼係數為0.54，到1759年英國工業革命爆發前後，基尼係數為0.53，此後隨着工業革命的演進，基尼係數躍升至0.60，到1846年時仍然維持在0.58的高位，但是到1867年第一次工業革命接近尾聲時，基尼係數下降至0.48。20世紀70年代後，以信息技術變革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以美國為核心國家，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興起，英國、德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頂層10%人口的收入份額也隨之而同步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再次加劇，各國的不平等程度達到或接近歷史最高水平。

綜合這些數據可以發現，恩格斯停滯與不平等加劇主要發生在以百年為周期的產業變革的左半段，而在產業變革的右半段中則會隨之下降。以此看來，恩格斯停滯的交替出現與不平等程度的周期性變化，似乎與產業變革的演進規律相一致。在產業變革爆發的早期階段，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對較低，但是技術變革增加了對資本的需求，引領產業變革的核心產業的利潤率上升並提高資本收入份額，同時利潤的增加通過資本積累為工業革命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但是隨着產業變革的持續演進，引發產業變革的通用目的技術變革逐漸擴散到整個經濟體中，利潤率逐漸下降，資本積累已逐步滿足技術變革的需求，勞動報酬也隨着生產率提升而上漲，不平等程度開始逐漸下降。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一個完整的產業變革百年周期內，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條倒U型的庫茲涅茨曲線，而恩格斯停滯則可以看做是庫茲涅茨曲線的左半段。

數字經濟與收入分配差距

數字技術變革在全球範圍內的蓬勃興起再度引發人們對於大規模技術性失業的焦慮，不過有一點需要明確的是，所謂的數字變革或第四次工業革命並不是獨立存在的，數字技術變革實際上是對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信息技術變革的繼承，數字技術（即新一代信息技術）引發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信息通信技術引發的第三次產業變革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嚴謹的說，應該是信息技術變革與數字技術變革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第三次產業變革，如此，便可將1970年以後世界範圍內觀察到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視作產業變革前半段時期內不平等加劇的歷程；同時可以預測，隨着數字技術的持續擴散與國家治理能力的不斷提升，未來不平等程度繼續加劇的空間有限，當前可能正處在由不平等加劇轉向共同富裕的時代節點上。因此，劉誠和夏傑長（2021）[23]撰文指出，中國努力進入共同富裕的時代正好與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相吻合，推進共同富裕需要嵌入和依託於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可以帶動均衡共享式增長，促進區域協調、城鄉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從而推動共同富裕。

1.數字經濟與收入差距

有學者擔心，數字經濟發展會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對機器人的分配效應的研究發現，機器人所產生的增長效應並不會均等地惠及所有要素，機器人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幅度遠大於勞動工資率的提升幅度，即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未能實現同步，機器人的使用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余玲錚等，2019[24]，程虹等，2021[25]），而且程虹等（2021）[26]發現企業使用機器導致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約為4%。對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如鈔小靜和周文慧（2021）發現，人工智能在短期內不利於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並且這種抑制作用在第一產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但是也有很多學者樂觀地認為，互聯網、人工智能、數字普惠金融等數字經濟的發展會降低不平等。一方面，數字技術的使用能夠明顯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如申廣軍和劉超（2018）[27]發現，信息技術不僅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而且更快地提高了企業的平均勞動報酬，與不使用信息技術的企業相比，使用信息技術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高0.5—0.9個百分點，使初次分配更偏向勞動。金陳飛等（2020）[28]也指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通過勞動增進效應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能夠顯著提高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平均而言可以提高1.4—1.7個百分點。溫湖煒等（2021）[29]也認為智能製造對勞動收入份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另一方面，互聯網與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減貧脫貧等具有顯著作用。實證研究發現，互聯網普及率的提高顯著縮小了中國的收入差距，降低了城鄉居民的貧困可能性（孫一平，徐英博，2021）[30]；而且當高—中技能勞動替代彈性大於高—低技能勞動替代彈性時，產業智能化的新工作創造效應和生產率效應對益貧式發展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楊飛，范從來，2020）[31]。

此外，還有大量文獻從數字普惠金融這一數字技術應用的具體業態方面，研究數字技術發展對減貧脫貧影響的文獻。研究表明，無論是以日人均消費支出1.9美元（3.1美元）的靜態貧困指標還是貧困脆弱性這一動態指標衡量，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均能顯著降低居民貧困的發生（周利等，2021）[32]。劉魏等（2021）[33]則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每增加1%，客觀相對貧困的發生概率下降2.12%，主觀相對貧困的發生概率下降0.96%，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效緩解了城鄉居民的相對貧困狀況。數字普惠金融的這種減貧脫貧作用主要是通過增加信貸可得性（周利等，2021），降低信貸成本（劉魏等，2021），促進居民創業（張勳等，2019[34]，張呈磊等，2021[35]）機制實現的。

2.數字經濟與城鄉差距

我們利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省份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為城鄉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標，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之比作為城鄉消費差距的比較，結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歷年《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公布的各省份互聯網普及率數據，可以直觀地觀察互聯網發展與城鄉差距演變的關係。

如圖16—圖17所示，無論是城鄉收入差距，還是城鄉消費差距，都隨着互聯網普及率的提高呈現穩定的下降趨勢。互聯網普及率與城鄉差距之間的這一關係也得到學術界的實證檢驗，例如程名望和張家平（2019）[36]研究發現：互聯網普及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呈現先增加後降低的「倒U型」趨勢，互聯網普及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在2009年左右已經越過拐點，表明互聯網技術給縮小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帶來了重要的機遇，其直接原因在於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的收入效應要大於城鎮居民。

隨着數字技術的普及擴散，數字普惠金融成為一種新型的數字經濟業態，其對城鄉差距的作用也引起學者們的重視。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居民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對農村居民的收入效應更大，從而有助於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張碧瓊，吳琬婷，2021）[37]。不過也有學者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這種縮小城鄉差距的作用呈現出一定的異質性，即在高經濟水平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有顯著的線性影響；在低經濟水平地區， 數字普惠金融在低水平時，其發展會進一步拉大城鄉收入差距，在高水平時對城鄉收入差距縮小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趙丙奇，2020）[38]。李牧辰和封思賢（2020）[39]則總結了數字普惠金融對縮小城鄉差距的作用路徑與機制，在路徑方面，主要體現在傳統普惠金融的數字化和數字金融的普惠性；在機制方面，則主要包括數字普惠金融不但突破了地理和時間等方面的限制，讓金融更容易走進農村地區，緩解了農村金融排斥，而且降低了金融服務成本，改善了信息不對稱，進而通過刺激消費、促進就業、緩解信貸約束、改善人力資本等機制顯著收斂了城鄉收入差距。

3.數字經濟與區域差距

目前，學術界對於數字經濟是否能縮小區域差距尚未取得較為一致的意見。部分學者認為，數字經濟在整體上能夠顯著且穩健地促進區域經濟增長，但是卻在省級層面表現為對發達地區的促進作用更強，對落後地區的促進作用較弱（楊文溥，2021）[40]；在城市層面表現為，經濟發達地區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這類中心城市從數字化當中獲益更大（柳卸林等，2021）[41]；上述結論意味着數字經濟擴大了區域差距。

但是，也有部分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促進了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雖然中西部地區的融合程度仍遠低於東部地區的融合程度，但是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作用更明顯（惠寧，陳錦強，2020）[42]。不僅如此，學者們還發現，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但較之高生產率地區和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低生產率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作用更大（楊慧梅，江璐，2021[43]；邱子迅，周亞虹，2021[44]）；這些結論都說明數字經濟發展將會縮小區域差距。

學術界對於數字經濟是否能夠縮小區域差距的爭議，既有樣本選擇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的原因。但是，正如圖18所示，利用1997年以來互聯網普及率與表徵區域差距的泰爾指數繪製散點圖及其擬合線和置信區間可以發現，泰爾指數隨着互聯網普及率的逐步提高呈現出較為穩定的下降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數字經濟發展將縮小區域差距的結論。

再分配政策優化與數字社會創新

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收入與財富實現了爆炸式的增長，但是收入分配與不平等卻呈現出近似的「鐘擺運動」，不過鐘擺的兩端相距約百年的歷史。在如此之長的時間區間內，重新考慮技術變革、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係，可以發現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卻不是事先確定的。

總體而言，技術創新是生產率增長的主要引擎，但也可能是破壞的主要力量，正確的政策組合和制度安排可以確保創新收益的廣泛分享，這是由國家、區域甚至全球層面的政策決定的（Bruckner et al，2017）[45]。蔡萌和岳希明（2016）[46]也證明了制度安排對於收入分配的決定性影響，他們通過比較中國與發達國家間的市場收入基尼係數和可支配收入基尼係數發現，中國與發達國家間的市場收入基尼係數的差距並不大，而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效果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因此進一步優化再分配政策對於解決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至關重要。

1.處理好效率與公平、創新與治理的關係

歷次技術變革浪潮的大推進時期，隨着通用技術的應用範圍越來越廣泛，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會對技術的恐懼，比如1811—1816年在英國爆發的盧德運動，此時距離1770年前後爆發的英國工業革命已有四十多年的時間。當時由於紡織機械的廣泛被使用，這些機械可以由廉價僱傭而沒有技術的非熟練勞動工人操作，從而造成大量有技術的紡織業者失業，因此他們聚集起來搗毀機器並燒毀工廠。後來，這種反對現代技術的思想被稱之為「盧德主義」以及隨後發展出來的「新盧德主義」。如果是盧德主義是一個極端思潮，那麼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另一個相反的極端，即主張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觀點來解釋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如收入不平等這樣的社會問題，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和資本家的差別是生存競爭的結果，社會不平等是一種自然狀態，是文明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興起，再次引發國際社會對算法黑箱等技術問題以及可能由此導致的技術性失業、收入不平等、大數據殺熟等社會問題的關注，當前距離1970年前後爆發的信息技術變革（數字技術變革的前身）也已經過50年左右的時間。

在當前的時代發展階段下，我們需要的共同富裕應當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因此，高質量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礎，沒有扎紮實實的發展成果，共同富裕就無從談起；只有生產力高度發展了，物質財富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更好地分配，也更有分配調整的迴旋餘地（張占斌，2021）[47]。數字技術作為新的通用目的技術，在推動長期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資源配置優化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時技術也有其兩面性，數字技術變革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勞動市場的波動和收入分配的重構，數字技術作為一種突破性技術創新，必然具有熊彼特式「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這就需要處理好兩對關係：即創新與治理的關係，效率與公平的關係。

正如前面講到的，技術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到學界的一致認可，但是對於收入分配的影響卻不是事先確定的，這就為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又分好「蛋糕」提供了契機。因此，在對待新興的數字技術與產品時，既不能抱着保守的盧德主義不放，也不能把激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奉為圭臬，而是需要採取一種包容的態度，既要正視數字技術變革所引發的社會挑戰，又要重視數字技術變革對經濟發展的潛在力量。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糾結於「效率與公平權衡」的辯論，無益於推動高質量發展中的共同富裕。美國兩位著名經濟史學家林德特和威廉姆森（Lindert & Williamson，2016）就指出，收入增長與收入平等之間不存在必然的衝突，歷史數據並為證實效率與公平之間存在權衡取捨，因此我們需要清除政策無法同時促進增長和平等的陳舊觀點。Zia（2019）[48]也強調，關於效率與公平之間存在衝突的陳腐辯論是一種錯誤的二分法，將會使改革行動陷入癱瘓。

2.重塑勞動要素的供給模式

如前所述，數字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對勞動技能類型的需求，並且導致不同技能類型之間的工資溢價。在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本投資是利用技術創新促進普遍繁榮的唯一途徑（Augustine，Papanyan，2016），因此，長期和短期的教育培訓政策框架都應進行相應的調整。一方面，要增加對高科技教育的投資，尤其是需要進行早期教育和學前教育方案改革，以實現教育機會和教育質量的均等化，擴大高技能工人的供給規模，將在整體層面抑制技能溢價和工資不平等性的上升（Goos，2018）。目前來看，智慧教育將在教育均等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Liu and Grusky（2013）發現[49]，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是工作技能回報率變化的結果，而不是通常所認為的學校學習的教育技能回報率的變化，工資溢價的主要來源是在工作場所中所學習到的技能的差異，收入越來越多地流向具有批判性思維、解決問題和演繹推理能力等分析技能和管理技能的人群，並進一步指出，導致技能報酬差異的主要力量並非具有技能偏向性的技術變遷，而是具有技能偏向性的制度變遷。因此，在職業技能培訓方面，需要進一步增加對數字時代更加重要的分析技能與管理技能等的預防性和救濟性培訓。

一個可以嘗試的思路是，將技能培訓納入「自動穩定器」的作用機制中。所謂自動穩定器，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政府通過向申報失業登記的工人自動發放失業救濟金，以儘量減輕因工人失業導致收入降低從而引發有效需求不足與經濟波動風險；而當失業工人重新回到工作崗位時，則停止向其發放失業救濟金。現在，我們可以設計一種類似的機制，對因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導致的技術性失業以及由此引發的收入不平等，進行跨周期的動態干預。

在預防性技能培訓方面，目前學術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預測因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興起，受到失業衝擊最嚴重的行業與崗位分布。政府當局可以通過向具有高失業風險的特定工作崗位在職人員發放「預防性技能培訓券」，在職人員可以通過學習新的分析技能、管理技能、數字技能等，降低失業的風險或提高再就業的概率。

在救濟性技能培訓方面，當工人向政府當局申報失業登記時，在向其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同時，可以附帶發放「救濟性技能培訓券」，尤其是數字技能培訓券，讓失業者有能力接受市場需求較高的數字技能和工作的再培訓，而非需求較低的常規技能的培訓；當失業者通過數字技能學習，重新找到工作回到工作場所後，在停止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同時，也停止向其發放「救濟性技能培訓券」。

3.深化數字紅利的普惠共享

數字紅利的普惠共享不僅體現在以數字普惠金融對個體消費者的影響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通過推動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擴散與融合，使數字技術更加有效地服務中小企業發展。劉鶴副總理在主持召開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時指出，「我國中小企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徵，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50]，因此，推動數字紅利在中小企業間的普惠共享，對於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在這一過程中，數字生態系統將發揮重要作用。無論是數字產業或傳統產業里的中小企業或初創企業，都可以作為互補者加入數字生態系統，通過實施平台鑲嵌戰略在現有的數字生態中鑲嵌一個共生子平台，從而實現與現有生態的互補共生並獲得快速成長（王節祥等，2021）[51]。例如，紅杉中國創始人沈南鵬在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時就指出，繁榮SaaS（軟件即服務）生態是推進中小企業數字化水平，解決數字化產品「用不起」和「不共享」兩大現實問題，推動中小企業共享數字紅利的關鍵途徑。因此，需要通過鼓勵數字生態系統的建設與發展，推動數字技術創新的產生、應用與擴散。

一方面，對於數字企業而言，需要鼓勵大型數字企業向中小企業、初創企業、獨角獸企業等進行市場、金融、技術、品牌、標準、人才等方面的賦能，促進數據要素在不同類型企業間的流通、共享與交易。例如騰訊始終堅持「生態共建」的原則，分別在2019年和2020年推出「千帆計劃」和「行業共創營」等行動方案，聚焦行業SaaS、智慧城市、交通出行等細分領域，推動與合夥夥伴共創共建數字產業新生態。

另一方面，對於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可以通過實施數字生態系統建設的專項行動計劃，組織大型企業發布實施數字生態系統建設行動方案，支持中小企業、初創企業、獨角獸企業積極參與，在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能製造、智慧文旅、智慧零售等重要場景和重點領域實施數字生態系統建設試點項目，監測數字生態系統的運行狀況，遴選數字產業細分領域的典型企業。

4.推動數字社會創新

共同富裕實際上不只是收入分配差距，社會公眾感受更多的可能還是教育、醫療、交通出行等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關鍵是要解決社會問題。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帶來了生產效率提升和社會進步，但同時也產生了數字鴻溝等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最近十年一個快速興起並持續受到廣泛關注的趨勢是用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社會問題新挑戰，學術界將其總結為「數字社會創新（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所謂數字社會創新，是指創新者、用戶和社區利用數字技術共同創造知識和解決方案以滿足廣泛的社會需求的社會協作創新[52]。數字技術的去中心化屬性和網絡效應使其能夠廣泛適用於應對工業時代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包括以更低的成本重塑公共服務，以改變人們的合作方式重塑社會，以更符合人類需求的方式重塑商業[53]。

目前世界各國政府和臉書、亞馬遜、谷歌、微軟等科技公司都在逐步推動數字社會創新的發展。騰訊於2021年4月19日啟動了新一輪戰略進化，將騰訊公益平台與企業社會責任部進行升級，並設立「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推動戰略落地。科技公司需要通過將社會價值深刻嵌入核心業務部門，將社會責任融入數字產品與服務之中，在教育創新、鄉村振興、碳中和、FEW（食物、能源與水）等領域提供更多的數字解決方案，助力共同富裕和可持續發展。這是「科技向善」願景的具體落地，是社會進步的方向，也是值得所有人為之努力、熱切期待的美好未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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