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作「三無」？「三無」就是指我們既沒有官方背景，也沒有流量加持，也沒有「金主爸爸」，完全是一個民營個體戶，所以我們經常自嘲是「三無組織」。
「雙打」的意思就是，我們這個劇團裡面既有一些職業做戲的，也有一些和我一樣原先有一份工作，或者是還在讀書的朋友，是一個非職加職業的「雙打」模式。
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麼要搞戲？
我開始做話劇的原因特別簡單，2012年還在學校里，我有一個朋友，就是我用箭頭標出來的這位朋友，那年他報名了北大的一個比賽，叫劇星風采大賽。
我這位朋友擔任的職務是編劇，馬上要交劇本了，他只寫了六行字。然後他就有點慌了，他說，要不你來幫我寫這個劇本吧？從來沒有寫過劇本的我就這樣被抓去，臨陣磨槍上了陣。
當年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原創話劇，所以寫的故事是改編自美國的一個黑白電影叫《十二怒漢》，講的是十二個陪審員，要為一個小男孩的生死做決定。
但是因為劇星風采大賽每個劇目只有四十分鐘的表演時間，所以我要把兩個小時的電影改成一個四十分鐘的劇本。
我就只好把十二個陪審員變成了九個人，這就是我們第一部劇的名字，叫《九人》，也是我們這個劇團名字的由來。
▲ 2012年版《九人》
「九人「這個名字被沿用到了我們後面很多部原創話劇上面，直到2018年，我們才開始給每個作品獨立的名稱。
這就是2012年劇團的開始，它完全是源自替一個朋友幫忙。
2013年，我們在劇星風采大賽里從初賽走到了複賽，複賽的時候我們輸給了那一年總決賽的冠軍隊伍。
▲ 2013年《九人》劇團
大家都很遺憾，也很不舍，一幫二十出頭的好朋友們一起做了一個戲，到複賽的時候折戟了。
於是在吃散夥飯的時候，一群人都喝得有點大，又想到馬上就要畢業了，推杯換盞間就有人說：
「現在我們二十多歲，演這樣一個關於陪審員的戲，演的都是三十多歲的中年人，所以演得不好。要不我們連演十年吧，演到我們都三十來歲，正好是劇裡面人物的年齡，再去演繹哀樂中年。」
已經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最先提出這個提議，因為大家喝得都有點高，就很高興地說「好啊好啊，連演十年」，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
走出北大
到了2014年，我們真的畢業了，走向了各行各業，但是大家還沒有忘記當年在酒桌上說過的胡話。也許是因為說過的話不能不算數，大家又開始聚在一起做戲。
那時候我還是編劇，我又去找了導演莫小巧，導演又去找了燈光，找了道具，我們攢了一個團隊，開始做商演。
這和在學校參加比賽是完全不一樣的，走向社會，公開演出，要有票房，中間涉及到的環節非常多，要找場地、找人員、配演員，要排練，要做道具，還要宣發賣票，很多瑣碎的環節對我們來說都是陌生的。
那一年我們是在北京的蓬蒿劇場演的，只有八十多個座位，就算人都坐滿了，也很難在票房上回本。所以那一年我們大概虧了有三千多塊錢，當然我們的總成本也就六千多塊錢。
這是我們2014年演出的劇照，當時的舞美基本上就只有凳子和桌子。
▲ 2014年版《九人》
這一幕是那一年《九人》的結尾，劇本跟2013年相比稍微做了一點改動，2013年的戲中，主人公一定程度上來說是獲得了正義的。
到2014年的時候，主人公試圖用他的理想主義去打動在場的其他幾個角色，試圖說服他們為一個可能背上了冤假錯案的女性去平反。但最後他一個人坐在桌子中間，所有他試圖想要去影響的人都走了。燈光慢慢暗下去，這一場就結束了。
那天我站在側台，看到結尾的時候，心裡就想，戲劇的魅力還是很值得的。那一年的戲，雖然只演了一場，也虧了錢，但是我們得到了一些觀眾的喜愛。
大家那種真誠的互動，給了我們一點信心，讓我們覺得從學校走出來，真的去面對社會上的觀眾，還是有一點可以做下去的希望的。
雖然這幾年的戲都叫《九人》，但是每一年都會有故事上的改動。2015年我們把它改成了在公交車上發生的九個人的一場爭論，2016年是在一個報社裡的爭論。
這張照片左上角紅色的部分是我們2015年演出時的舞美，我都不好意思說它是舞美，就是用紙糊的一扇窗戶。
▲ 2015年《九人》劇照
第二天要演出了，前一天晚上我們還在糊窗戶。它是用魚線吊在燈杆上的，演出的時候就在肉眼可見地逐漸下墜，最終不負眾望地掉下來了。
那個時候我們也沒有「演出事故」這個概念，也不懂專業的演出是絕對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的。大家就覺得好刺激，做話劇真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這是2016年，當時我們的舞美設計里有一個圓形的掛鍾，演出的時候因為沒有經驗，懸吊它的時候只用了一根線。這個鐘是一個圓形，線又很長，就沒有辦法完全固定。
▲ 2016年《九人》劇照
我們台上一邊演，這個鐘就一邊轉。那一年的戲講的是一個報社的故事，大家從深夜一直討論到黎明，有一些關於公平正義的探討，也有正反兩方的交鋒。
演後談就有觀眾來問，這個掛鐘的設計是不是為了說明時間的流逝，以及是不是當主人公占優勢的時候，這個鐘就轉到了正面，當這個鐘轉到背面的時候，就表示黑暗的力量占上風？
觀眾會非常友善地去做解讀，但這完全就是因為我們當時做得很糙。
那些年確實做得很簡陋，而且演出的場次也挺少的，不像是正經在做戲劇，而是二十多歲的時候，大家想要一起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雖然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但還是可以擠一點業餘時間，請幾天年假，出來做個戲，它更像是老朋友之間的一個約定。
至於這個作品本身的質量怎麼樣，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是不是能夠作為一個立得住的商業作品，當時我們的考慮都是比較膚淺的。
轉型
這些事情後來發生了一些變化，2017年的時候我們演出的作品也叫《九人》，寫的是在一個診所里發生的故事。這個戲講的是什麼已經不重要了，當年我寫的那個本子也非常不好。
但是這個戲的舞美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曾淼做的。大家看這個圖片大概能感受到，在舞台上有五千多個藥瓶，有的是白色，有的是紅色。
▲ 2017年《九人》劇照
如果坐在觀眾席的位置，正面朝舞台，能看到中間紅色的藥瓶鋪成了一個三面展開的十字架。到演出結束的時候，通過某種巧妙的方式，紅色的藥瓶就會全部倒塌，有一種十字架脫落，信仰坍塌的感覺。
聽上去很酷，但因為我們完全是業餘做戲的姿態，請不起舞美工廠，也請不起裝台工人。所以當時做這個舞美，從製作到裝台，全部都是我們劇團的人。
當時我們在北大找了一個地下室，劇團里的幾十個人，不管是演員還是幕後，大家還帶着自己的親屬、男女朋友、志願者、師弟師妹，在這個地下室里幹了四十八個小時。
這個工序非常複雜，要先給藥瓶打孔，往裡面灌紅藥水，然後往瓶子裡穿線，穿完線以後要用熱熔膠固定。最難的是進了劇場以後，要把這五千多個吊瓶掛在一個三米乘七米的大鋼架上。
在地下室里是看不到太陽的，舞台上也是很黑的，大家都在忙碌地裝台。經歷了那四十八個小時後，我當時站在人來人往的舞台上，突然就覺得不能再這麼幹下去了。
大家出於一份愛也好，出於老朋友的情誼也好，我們站在這裡用自己並不專業的技能，時間也並沒有用在最寶貴的地方，去完成一個最後也不是很完美，甚至比較粗糙的作品，我們做它的意義是什麼呢？
從產生這個念頭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新階段。2017年，我們就開始思考怎樣更專業地去做一個作品，怎樣實現商業上的成功——就是作品是可以養活團隊的，或者它至少可以負擔本身的製作經費。
立下這個宏圖大志以後，2018年我們就做了《落梅風》這個作品，成功地虧損了十幾萬，人生故事的起起伏伏就是這樣讓人意想不到。
▲ 2018年《落梅風》劇照
因為覺得要把它做專業，所以我們投入了很大的力氣去做舞美、燈光各方面的東西。
為了台上出現不到一分鐘的打戲，我們請了一個武術指導，我的女演員路雯練了兩三個月，每天身上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這個是她坐在地上快崩潰的樣子。
我們還做了皮影的設計，這個戲裡面所有的蒙太奇都是用皮影來表述的。從設計皮影的花樣到把皮買回來，泡軟，曬乾，然後雕刻，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演出的時候幕後人員需要蹲在後台兩個小時，他們都吐槽我說，為了做這個戲，他們已經快學會一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了。
雖然那一年虧損得很嚴重，但是2018年的戲從成色上來說進步了許多，也得到了很多觀眾的認可。
其實原先有很多觀眾來看九人的戲，多多少少是出於情懷。大家覺得有一個劇團，一點都不商業，很純粹，不是為了圈錢，也不是為了「割韭菜」，真的是為了做戲在做戲。雖然演得不是很好，但是還是要支持一下。
但是從2018年開始，我們就開始出現了一些真正的話劇觀眾，會覺得這個戲從呈現上來說，是可以買賬的。雖然虧了很多錢，但我們的製作人自我安慰說，這叫戰略投入。
2018年也是我第一年做導演，要做一出好的戲，有很多環節對我來說是完全未知的。之前我只會做編劇，那一年開始因為做了很多文本以外的嘗試，讓我覺得在一條很長的路上，似乎找到了一點點方法。
摸到一點門路之後，我就更加堅定了想繼續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的信念。於是我們就迎來了2019年，2019年我們做的原創作品叫《四張機》，這也是劇團第八年時的作品。
▲ 2019年《四張機》
它是我們第一次嘗試民國題材，這個戲講的是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老北大的幾個教授——有的是保守派，有的是求新派，還有的是騎牆派，幾個教授在評判四張卷子，為了決定一個錄取名額，在會議室里吵了一整晚。
那一年也是我們第一次用民國的戲去表達更多對於現代社會的思考，比如教育公平，比如為什麼要有大學，或者在大學應該怎樣兼容並包，求同存異。
《四張機》這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更多觀眾的認可，給了我們很多信心。這裡有一個小視頻，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戲的內容。
這個作品在創作上面也很有趣，和我一起做編劇的是我的好朋友葉紫鈴。我們寫《四張機》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創作者自覺。
那一年我們一開始設計九個人物的時候，有兩個考生的家長，一個是四個考生中比較貧苦出身的張九倫的家長，一開始我們寫的是張奶奶。張九倫的奶奶提着一籃子雞蛋到北大門口，試圖把雞蛋送給教授，希望給孫子爭取一個進校的機會。
還有一個是考生關瀝海的母親，當時我們其實寫的是關瀝海的父親，一個軍閥，帶着槍，帶着手底下的幾個兵痞，大鬧教員會議室。
我們這個劇本成稿非常快，2018年就寫好了。劇本寫完一個月左右，演員的招募信息已經發出去了，要開始演員面試了。我和紫鈴兩個人在一遍一遍地捋這個劇本，就覺得哪裡不對。
後來想一想，我們覺得自己落入了一個刻板印象當中。為什麼那種含辛茹苦地賣雞蛋讓孫子上學的就一定是個年老的奶奶？為什麼那種很有官威，大鬧教員會議室的就一定是個男性？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在創作過程中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我們就把張奶奶改成了張爺爺，把關瀝海的父親改成了他的姨太太，姨太太帶着手底下的幾個狗腿子上來鬧場。
《四張機》的舞台上有一個燈箱，平常不亮燈的時候看起來像一個窗戶。亮燈的時候，可以顯示不同的字，形成一個拼圖一樣的線索，作為幕和幕之間的分隔。
結局的時候，整面牆都亮了，是清代黃景仁的一首詩，「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作為整個劇的題眼。
這個燈箱雖然看起來很炫酷，但是它的背面是這樣的。
大家乍看一眼，可能認不出來這是什麼，這其實就是從淘寶上買的可以摺疊的鞋盒。這個鞋盒一共花了六十塊錢，在它背後糊上紙，穿上LED燈條，做成串聯並聯各種線路，然後它就可以在演出的時候呈現出劇照上的效果，很不可思議。
當時我們的燈光師是老范，老范在做LED燈條的時候，有一天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導演，這個LED燈效果不是特別好，可能不能達到原先預想的呈現。
我說，那有什麼其它的解決思路嗎？他說，也不是沒有，就是會太貴。我就問他，要貴多少？他說，每串燈條貴十塊錢。這樣的對話是過去在我們團隊裡經常會發生的對話。
我們確實是在沒有辦法做特別華麗的大製作的時候，用了很多小心思去完成了一些大家在現場看起來還是會為你會心一笑的設計。
三個少數派的故事
《四張機》是2019年「五四」左右的時候首演的，演到第三場的時候就開始一票難求了，後面基本上每一場都是滿座。
我當時就受到了一定的鼓勵，劇團走到了第八年，這是不是老天爺給了我一個信號，告訴我終於可以全職出來做這件事情了。之前我們團隊裡，包括我在內，所有人都是百分之百兼職。
我之前在滴滴和騰訊都工作過，做的是戰略諮詢，就是飛來飛去，給客戶做上市計劃、產品定位等等，聽上去很高大上的工作。
我每天晚上加班到一兩點，下班回到家還要再寫劇本寫到三點，早上還要很早起來跟團隊開方案會。
這個模式其實是很累的，我想既然《四張機》這麼受歡迎，票房又很好，一定有希望可以成為未來養活這個劇團的拳頭產品。
於是，2019年的年底我就辭職了。大家不要鼓掌鼓得太開心，因為你們捋一下人類歷史的時間線，就會發現2019年年底11月我辭職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個月以後疫情爆發，全國的演出場所紛紛關停，持續了大概半年左右。2020年春天，我們本來安排好的《四張機》全國巡演，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取消。
於是，我蹲在家裡，又繼續開始寫劇本，所以就有了《春逝》。
▲2020年《春逝》
本來我們是先寫了一個戲叫《對稱性破缺》，「對稱性破缺」是一個物理名詞。我們之所以寫那部戲，是因為寫完《四張機》以後想寫一個科幻戲。
但是那個科幻戲的劇本寫得實在是太爛了，我跟紫鈴兩個人都覺得不能忍受，就退而求其次，從科幻變成了物理題材。最後又從物理題材變成了民國物理題材，莫名其妙地寫了民國的幾個物理學家的故事。
其中有一個角色的原型是吳健雄，作為一位亞裔女性，她曾經做過美國物理學會的會長，也幫助研發原子彈，驗證「宇稱不守恆」原理，是一個非常有成就的實驗物理學家。
《對稱性破缺》就是以她為原型的一個故事，路雯在這個戲裡演以吳健雄為原型的角色瞿健雄，路雯就是剛才那個蹲在地上練打戲練得很崩潰的女演員。
雖然《對稱性破缺》只排了三天就因為疫情爆發而叫停，但是在排的過程中路雯問我，瞿健雄後半生的功成名就我都了解了，史書有很多記載，但是她年輕的時候是怎麼成長成瞿健雄的，她的年輕時代好像從來沒有人提及過。
我為了和她一起捋這個人物的線索，我們倆就一來一往，一問一答，去思考瞿健雄的青年時代。我們就設計構想了瞿健雄二十多歲初出茅廬的時候，還沒有任何名氣，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和她的指導老師顧靜薇發生的一個故事。
當時這個故事就是一個人物小傳，後來越寫越長，就變成了《春逝》。
▲《春逝》宣傳片
《春逝》寫的是1935年，三個物理學人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一起度過的一年的時光。這三個人除了大家剛看到的瞿健雄和顧靜薇以外，另外還有一個是當時物理所的所長丁奚林。
我去研究那一段歷史的時候發現那一年的所長正好是丁西林。我之前了解他是因為他是一個劇作家，寫過《酒後》《一隻馬蜂》《壓迫》等等，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原來他還是一個物理學家。
當時，那麼大的物理所里幾乎全是男性，只有瞿健雄和顧靜薇兩個女性惺惺相惜，相扶相持，她們作為性別上的少數派，需要去應對很多的困境，甚至連上廁所的問題都要自己想辦法解決。
顧靜薇受的苦也一點不比瞿健雄少，出國留學的時候，她走的那條路是更少有人走的路，但是她依然保持着樂觀的精神。
丁奚林作為一個斜槓青年，他也要去應對社會輿論對他的壓力。同時他們作為理論物理的研究人員，需要去應對很多科研上的難題、經費上的難題，因為在抗日戰爭期間理論物理是非常不受重視的。
所以這是一個少數派抱團取暖的故事，也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故事，它總是在深夜的時候能給我很多療愈。
之前我也跟大家說過，我們每一年都在探索怎樣才能把一個戲打磨得更精細。從《春逝》開始，我們也建立了很多和之前不一樣的方法論。我們會更多地把這個東西做得非常實，甚至在觀眾看不見的地方也是。
比如在她們的辦公桌上，是有當時的實驗報告的，封面是完全按照當年的制式做的，裡面也確實就是實驗記錄。
我們的道具組人員參照1935年做的物理實驗手抄的實驗報告，還看了人物原型當年做的論文，把她們可能的研究記錄都抄在了上面。
作為物理所的兩個女研究員的辦公桌，上面除了有書本、紙筆、尺子、便攜傾角儀等等東西之外，還會有護手霜這種上海女性可能會用的東西。我們買了一個護手霜的盒子，重新做了標籤，寫的是當年比較流行的雙妹牌。
很有可能那個護手霜藏在辦公桌上，觀眾根本看不清楚，但是劇團的工作人員會把每一個細節都做好。
技術上的問題我們也在逐步探索，比如演員的麥不好，我們就給它配機櫃，如果信號不好會掉頻，我們就配信號放大器，一路上也做了很多技術上新的嘗試。
我們會租錄音棚錄歌，我們的民國知識分子系列話劇每一部都會有一首主題歌。
▲ 點擊收聽《春逝》主題曲
而且我們現在還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復盤文化，像之前我們可能窗戶掉了，掉了就掉了。但現在舞台上出現的任何一個不盡如人意的細節，每一場結束以後都是一定要復盤的，還會形成一個責任到人的復盤報告。
我本來寫了幾頁PPT，非常詳細地介紹了我們劇團是如何運作的，包括我們的組織結構、復盤精神、工業文化等等，但一席的工作人員說這個看起來太像一個行業報告了，於是我們就把它刪掉了，換成了幾張生動一點的照片。
非職 ≠ 不專業
然後就是2021年的《雙枰記》，這是我們第十年推出來的一個大戲，也是民國系列的。
▲ 2021年《雙枰記》
它更像是《四張機》的姊妹篇，但寫的是知識分子的中年，很多書生意氣都已經蛻去，到了他們的生活有很多不如意的階段。
三個進步青年，二十多歲一起打拼，一起辦報辦學，但是到了二十年以後，大家因為政治理念不同或者學術理念不同分道揚鑣。其中一個青年坐了牢，另外兩個好朋友忘記了過去的恩仇，不遠千里過來營救他。
這個故事是在我們第十年的時候創作的，不管是在劇本打磨還是舞台呈現上面，我們都做了更多的突破性嘗試。
枰的意思是棋盤，雙枰就是兩個棋盤，整個劇是以下棋為線索，串聯起劇中人物從青年到中年的二十年恩仇。
這個戲是今年九月份剛剛演完的，《雙枰記》的五個演員沒有一位是戲劇科班出身，用現在的定義來說，都是非職的演員，上班請假過來演出的。
在演到第十年的時候，我有一個非常深的感觸，就是非職並不等於不專業。《雙枰記》首演期間，有一件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我們一般是晚上七點半演出，按照工作流程，演員只要在六點半之前化好妝，換好衣服，來試麥就可以，並不需要早到。演員如果早來了，很多都會習慣於打打遊戲，睡會兒覺，或者大家聊聊天。
那天我從外場穿進來的時候，就聽見舞台上有聲音。我走過去一看，在一個黑漆漆的舞台上面，站了兩個演員，是演郎世颻的張巍和演邵玉箏的葉蓁。這是首演當天我拍下的一張照片。
他們兩個就在那默戲，站得筆筆直，從神情和眼神來看，肯定是在戲裡的。他們在把這個戲裡所有的詞從頭到尾地默一遍，舞台是很黑的，沒有燈光，也沒有觀眾，他們就在那裡一默默了一兩個小時。
那一刻非常觸動我，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職業演員一定比非職演員演得好，就像職業戲劇人做得一定比非職戲劇人更好一樣。
但其實很多說這樣話的人會忘記一件事情，就是初衷是多麼重要。我們的這些演員站在台上，不管他們是職業的還是非職的，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極其珍惜這個舞台。
我們九月份是《四張機》《春逝》《雙枰記》三戲連演，效果都還不錯。我們這三部戲的豆瓣評分分別是8.6、8.7和9.0。
雖然我覺得《雙枰記》還有很多需要打磨的空間，分數有虛高的成分，但是從這個結果上來看，我們還是得到了很多觀眾的鼓勵。
未來我們還會有更多的計劃，比如做音樂劇等等，不管怎麼樣，我們做戲的原則都沒有變過，那就是「觀眾看得見」。
這是我們團隊內部很流行的一句話，有時候我們為了自我安慰這個東西沒有白做，我們就會拍一拍對方的肩膀說，觀眾看得見。
看過我們戲的觀眾可能會知道，九人的場刊向來都做得比較用心，而且都是免費的。
《四張機》講的是一個老北大的故事，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北京大學日刊，和1919年的時候一模一樣的制式。場刊上還有很多老北大的趣聞軼事，方便大家進劇場的時候提前了解人物。
《春逝》講的是物理所的故事，我們就把場刊做成了物理所叢刊。
《雙枰記》講的是南京江寧地區監獄裡的故事，所以我們的場刊就做成了南京的老地圖。我托我一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朋友，找來了故事發生那一年南京的真實地圖，上面的每一條河、每一條街、每一條鐵路，都是我們的設計師親手畫上去的。
我們做了很多類似這樣的工作，包括觀眾從進場聽到的每一首背景音樂都是和劇中的年代以及人物是有關係的，入場須知也都是演員們以角色的口吻去錄的。
我們這幾個戲口碑還算比較好，票房也還可以，就有一些朋友，還有若干的同行，非常興奮地找到我說，想請教一下，你們這個團隊是怎麼把戲賣到那麼好的。
我也很認真地把我剛才說過的這些，給人家講了一兩個小時，說了很多里里外外的台上的台下的，最後發現人家只是想問我，哪裡可以買到高質量的水軍，這就很傷感。
十年
這是剛才大家已經看過的，2012年我們第一次登台時候的照片。
這是現在的我們的每一場演出以後和觀眾照的合影，我們登上了更大的舞台，有更多的觀眾知道了我們。
但是，我今年過得其實格外難熬，常常在疲倦，有時想放棄，想起2012年立下「十年之約」時的快樂勇猛，總覺惘惘如夢。
走到第十年的時候，有很多成就感的來源已經被複製過了。第一次滿場，我很興奮，第一次豆瓣上8.0，我也很興奮。
但是後來再繼續往下做的時候，幸福感的閾值在不斷提升。回顧這過去的十年，竟不知我是得多一點還是失多一點，是非常複雜的。這是2012年，劇團成立那一年我的照片。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文藝女青年，覺得只需要把才華像星火一樣撒在舞台上，它就會自然而然地長出很多參天大樹來，不需要我們做太多的功課。
這是現在的我，這是劇團朋友給我拍的。
今年九月份的時候我就在猶豫，這十年走完了，當年還沒有畢業的時候答應老朋友們要做的這件事情，我已經做到了，接下來我還要不要繼續走這條路？
當我陷入這樣一個自我拷問的時候，那一天我們正好在排《春逝》。我在排練廳里，兩位女演員排到了兩個人物在討論要不要做粒子物理。
瞿健雄在顧靜薇的指導下做的是光譜學的實驗，但是她自己生發出了對於粒子物理的愛好。
了解物理的朋友可能知道，像後來的「宇稱不守恆」「曼哈頓計劃」等都是和粒子物理有關係的，這也是後來她成為核物理女王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九三幾年的時候，國內的環境是沒有人知道粒子物理能做成什麼樣的，連物理學界對它了解的人都很少。所以顧靜薇就反對，不希望瞿健雄去吃這份苦。
顧靜薇拉着瞿健雄的手，勸她不要去做艱難的選擇：「一個人的天賦不是無窮無盡的，漫長的時間會消磨掉你，消磨一天和消磨十年，不是一個概念！」
然後瞿健雄就很冷靜沉着地回答說：「十年對一個人很長，但是放在整個人類歷史或者學科的歷史上就是短短的一瞬，十年我能做的事情或許是結束了，但是物理的盛宴才剛剛開始。」
▲ 《春逝》結尾
我當時正在想十年結束了，我還要不要繼續往下做，她們倆在排練廳里就在演這一段戲。瞿健雄的眼裡閃着光，那是淚光，顧靜薇在說服她，而瞿健雄沒有被說服。
最後她們是怎麼結束的這一段對話，我來念一下。顧靜薇說：「沒有老師，沒有戰友，也沒有戰壕，你還是要做這件事情嗎？」瞿健雄說：「我還是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就是九人十年來走到那樣一個關口的時候，發生在我身上的，我從來沒有想象過會發生的最好的互文。
它是戲裡戲外的一個奇妙的互文，那一刻窗外下着大雨，她們在排練廳說着這段對話，回答了我心裏面那個沒有向任何人提出過的疑問。
在我們十周年戲劇月期間，有很多觀眾會在留言牆上給我們寫留言，其中有兩句話我覺得寫得非常好，我想用來作為今天整個演講的結束。它是：
「九人不止九人，十年還有十年。」
謝謝大家。
策劃丨瓜西西
剪輯丨FH
設計丨撓撓、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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