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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本來想寫成1949年以來稿費趣談，後來感覺到這個東西實在沒趣，就定下了目前這個題目。我為什麼要說是民間記憶呢？因為這東西得不到官方證實的，大量關於稿費的文件到哪裡去翻？而且落實下來，可能又因人而異，所以，我電話微信採訪了幾位朋友，所以只能算民間記憶。一個感覺：稿費多少以及有無，是報刊雜誌書籍是否走市場經濟道路的晴雨表。一、1949年新政建立後，稿費還帶有舊政的「餘溫」辛亥革命之後，書籍、報刊作為商品進入了文化市場，出版者發行書報可以賺錢，作者按勞取酬，獲得版稅或稿酬，更是理所當然。魯迅的稿酬可以養家買大房子，沈從文靠一支筆在北京活了下來並且成為著名京派作家，靠稿費買大房子的作家不少。那時的報刊和書商都是私營，走的是市場經濟的路子，報刊和書商賺了錢，理應給作者們稿酬。那時給出版社寄書稿，如果沒有採用，據說退稿時還寄退稿費若干。文化部1958年10月10日發出《關於降低稿酬標準的通報》，通報說，鑑於「過高的稿酬標準，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脫離工農群眾，對於繁榮創作並不有利」，所以希望各地報刊、出版社將稿酬按當時標準降低一半。到底是多少呢？「著作稿降為每千字2-8元，翻譯稿每千字1-5元。」報紙稿酬大體與書稿相當。
三、文革中，稿費是「電話通知」、稿紙、毛主席著作等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出版社報社都被紅衛兵占領了，後來又逐漸恢復了。以報紙為例，日報每天4版，其中一個副刊版。如果在新聞版發了消息，或者在副刊版發了文學作品，是沒有人民幣作為稿酬的。或者給作者寄一本稿紙，或者寄一本紅寶書，還有的報社寄一個採訪本，作者們接到這些「稿酬」，還是喜出望外。戴建業同學是文革期間就公開發表過詩作的，我問他當年的稿酬怎麼樣。他說，沒有稿酬，能發表就歡天喜地。著名作家趙金禾老先生，在《紅旗》雜誌連發兩篇文章，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發稿酬，那是個不小的數字，因為紅旗雜誌每個單位都訂。我問他得了多少稿酬，他說沒有，就是由雜誌社打電話到安陸縣宣傳部，宣傳部敲鑼打鼓送給他本人喜訊，再就是在櫥窗里做一個紅旗雜誌的模型，把文章貼在上面，供路人閱讀。1978年，作家陳大超當鐵道兵，他在鐵道報發表一篇新聞作品130多字，鐵道報打來電話，讓他去連隊賬務室領取稿費1元。看來，那時許多行業報刊雜誌都把稿費轉嫁到作者所在單位了。1986年後，我就時常有稿費了。我記得我在大眾媒體上發的第一篇文章，是300多字的言論，言論文章的稿費向來高於其它文章，我收到的稿費是8塊。1992年前後，出版業進入了電腦照排時代，技術的更新使得新聞出版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報紙開始擴版，從當初的4版到8版再到12版16版，特殊日子100多版。報紙吃稿量大，廣告也多，收入也多，稿酬發放也大方多了。那時一篇300字的小言論已經可以得到50元錢的稿費，千字可以100元。1998年左右，報紙整版大特寫故事很吸引讀者，我們記者職務作品，偶爾選擇吸引人的，偷偷用郵件發到外地報刊，有一個原則，就是本報必須先發，否則違規。記得3000字的大特寫，可以收到稿費800元。一個月在外地發兩篇，就比工資高。雜誌的稿費，《知音》推出了千字千元的稿酬吸引好稿，也就是說，每一個標點，都是一塊錢。南方周末的稿費是很高的，一篇千字言論，可以收到500到800元稿費。最屁是北京的報刊雜誌，稿費很低。所以有人說，養名投北京，養命投南方。六、2005年之後，稿費逐漸減少，今天基本不寫報刊文章這個時間記得不准，2005年剛好是我從媒體內退，之所有內退，也是一個報刊滑坡的信號。從那時起，我就沒有關注報刊雜誌的稿酬。後來，很多報紙停刊，城市報紙版面萎縮，他們自己都吃不飽，哪來的稿費給作者？於是，報刊雜誌與作者，相忘於江湖。當年的寫手，要麼放棄了寫作，要麼改行寫公號文章。公號文章有打賞功能，但如果粉絲少，掙的打賞和流量主（小廣告提成）連家裡買菜都不夠，所以，我不主張誰丟下手頭工作寫公號文章，賺不了錢的。不知何時起，論文要收高額版面費，奇了。這幾天不是都在關注福建莆田市嗎？當年，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訴說孩子下鄉的苦難。毛澤東收到信之後，給李慶霖回了親筆信，那內容當時家喻戶曉：「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那年月，毛主席著作各種版本大量發行，據說他老人家的稿費可觀。知青苦不苦，李慶霖的信沒有撒謊，量他也不敢。那些高叫青春無悔的當年知青們，請讀這封信，看能不能找到一點共鳴。李慶霖後來坐了17年牢，說起來很複雜，且與本文無關。
附：李慶霖給毛主席的信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的頭十一個月里，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 ，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鑑，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裡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鍊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事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
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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