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儘管podcast這個媒介早在2019年之前的很多年就已經存在，那個時候大家還習慣於把這類音頻節目稱作「電台」。早在2014年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喜馬拉雅和荔枝fm則是那個時代的主流應用平台。但是，多年以來一直未曾聽說有太多優秀的音頻節目的持續存在，也就使得「電台」這種媒介模式，並未對社會議題產生太大的衝擊與挑戰。

直到在2019年前後，簡中播客世界終於幾檔現象級播客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其中以性別議題：「剩餘價值」（2019），「別任性」（2018），「卡列班與女巫」（2020），「海馬星球」（2018）；

文化類：「忽左忽右」（2018），「聲東擊西」（2016），「不合時宜」（2019）；

人文學術類：「時差」（2020），「例外狀態」（2020），「雙重意識」（2020），「不可理論」（2018），「各站停車」（2021）；

勞工議題：「打工談」（2020）；

城市文化：「城市罐頭」（2020）等。

在這些議題的討論中，最具有影響力的莫過於女性主義和性別的議題，這當然要歸功於中國女性主義運動長久以來的持續努力，在公共討論空間坍塌以後，還能夠作為一個最後的言論陣地。同時也是因為90後一代成長於計劃生育的性別平等話語能夠與女性主義的平權話語進行接合（articulation），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下長期被忽視和壓迫的自身經驗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社會批判所提供的自我反思能夠在這種公共話語空間下進行表達和鬥爭（metoo 運動）有關。但是，這都離不開媒體人與學者在自由派話語空間在公共領域消亡以後，都需要尋找新的喘息和交流的場域有關。「聲東擊西」早期就是由一群駐美記者組成的團體。justpod和「忽左忽右」也是媒體人轉型之後的產物。「剩餘價值」的三位女性主播同時兼有學者與媒體人的雙重角色。「別任性」、「卡列班與女巫」、「海馬星球」則都是由性別研究出身的學者組成。

仿佛我們能夠從這些團體背後看到曾經我們所熟悉的情景，當自由派大v和南方系媒體被作為「赤裸生命」無情獻祭之後。新一代的媒體人與學者聯合起來，在這個遠離主流話語的言論場域裡眾聲喧譁。似乎我們又能看到文學史上那一幕幕學者辦報，作家們基於共同的興趣和立場建立雜誌發表文章的場景。對我來說，這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是，聲音相比於文字，多了許多溫情與陪伴，少了幾分討伐與論戰。也許，「觀念的水位」就是要靠這種潛移默化的沉澱，而非那種高高在上的阿爾都塞式的理論指導。

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一種類似於福柯在《性史》中討論性與權力互動關係的模式，同樣也出現在了這裡。福柯認為，權力非但沒有壓抑性，相反是權力生產了性。在有關性的話語激增的背後，表面上那種壓制性的權力，實際上是一種生產性的權力。因此，在簡中播客的話語激增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權力生產出來的「溫順的」話語（福柯，《規訓與懲罰》）。這樣的話語看起來更加人畜無害，更加不會對社會的制度性改革起到任何作用。相比於曾經自由派的機構化，集團化的作戰能力，如今這種話語更加分散，更加難以聯合。

「剩餘價值」在堅守女性立場之後似乎並沒能夠繼續進行理論更新和議題的推進。性別理論、性少數、酷兒、跨性別、多元成家、開放關係、情慾生活等議題也並沒有隨着女性主義的討論而持續被探討。「忽左忽右」儘管掌握海量資源和流量，但實際上更多的只是提供了一些茶餘飯後的談資。學術類播客只能藉助理論的外衣暗自進行「隱微書寫」。真正有效的公共議題是被禁止談論的，例如關心勞工議題的「打工談」在後社會主義中國被查封。

所以，正如PodFest China上大多數被採訪的主播所言，我認為簡中播客的命運不會比它的媒體前輩們過得太好，最多只能淪為對於我們這些力比多過剩之人在這個高度壓抑的社會背景下重新回到白色恐怖式的戒嚴時期的（後）現代主義創作。今年正好是《台北人》出版的五十周年，也許之後我們還得書寫更多的《北平人》《上海人》《香港人》，直到我們這一代人的終將死去。海子那一代人一定十分遺憾，因為不知道今後還需要寫多少「朦朧的詩」。

無數人就被迫困在了這片土地上，無法認同的原鄉，無處可去的離散。這實際上就是許多人生活的真實寫照，不論是在「車間裡」，「格子間裡」，或是被迫生活在這個真理政權（the regime of truth）的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里。

因此，借用福柯的「異托邦」heterotopia概念，嘗試從文學和想象的空間裡尋找一些喘息的可能。華語語系的異托邦是那些被主流壓抑的、排斥的，尚未存在但可能存在，或尚未消失但總是已經消失的，異質的，他者的，混雜的，模稜兩可的，曖昧不清的文學空間。在駱以軍《西夏旅館》、黃錦樹《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董啟章《地圖集》《V城繁盛錄》等華語語系的作品中，作者嘗試運用後現代，後殖民，後設語言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技巧。利用異托邦的想像打破歷史與現實的邊界，擾亂了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對主流空間的治安秩序（the police order）進行感性的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以政治（the political）的平等感性來重新書寫，想像，彌補歷史的傷痛，現實的殘酷，以及同質性的暴政。

那麼在原鄉離散者的自我書寫和談論里，是否也可以構造出一系列的異托邦空間?在原鄉與離散的辯證下，離散者（diaspora）的原鄉（homeland）總是已經（always already）被錯置（displaced）和被替換（substituted）。離散者回望的故土也並非現實生活中實際生活的歷史時空，而是一種抽象的非原鄉的混雜空間。正如朱天心《古都》當中的主角，手裡拿着殖民時期的台北地圖，來到後現代的台北進行後殖民的文化懷舊。那早已分不清的古都，究竟是京都還是台北，仿佛也就不太重要了。

我更加期待在播客里聽到眾生喧譁（heteroglossia）的吵鬧，更加希望能夠聽到更多具有在地視角和在地議題的討論。相較於線上錄音的便捷性，我更喜歡線下交流的臨場與氛圍。也許這樣能夠讓我們的討論更多的落地，進行一種反離散的在地實踐。線上的交流固然打破的地理空間的局限，但是卻很容易陷於過於抽象或玄思的探討，這種去脈絡化和去歷史化的言說方式，極易讓人們失去對於「附近」的感知。換言之，在地議題面對的是在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生產，因此也能夠帶出一些列在地的身份認同與歷史經驗。倘若有關原鄉的言說是被迫禁止的，那麼我們是否依然有能力去關心遠方的他鄉呢？

正如在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里，在60年代的中國鄉下，人們依然還會關心保加利亞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三世界的反帝鬥爭。那麼非洲和東南亞的後殖民運動，今天是否對中國有着同樣的啟示和意義？在世界文學都在反思和批判民族國家話語的霸權和虛構性的時候，亞洲現代性會否重蹈帝國主義的覆轍？在大麻，性工作，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背後，究竟是被如何論證和支持的？批判理論的發展與旅行究竟如何幫助我們審現代性與資本主義？我想這些複雜多元的議題，應當由我們這群全球在地化的知識分子進行梳理和探討，來為簡中輿論場中注入一些新鮮且多元的視角。這也將會是「例外狀態」今後的發展方向。

文化學術類播客「例外狀態」（https://anchor.fm/lwzt） 目前誠招新的「在地主播」加入，目前我們已經建立的base有巴黎，紐約，香港，溫哥華，上海，北京。目前還希望能夠在台北和倫敦建立新的團隊。我們是一群主要以人文學科（哲學、文學、文化研究、電影研究、精神分析、當代藝術）的postgraduates組成的團隊，以探討批判理論、文化現象、當代藝術、電影文學批評、以及相關的社會議題的播客組織。

我們嘗試以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雙重意識來突破討論議題的局限性，即保留對在地的關注，同時秉持全球性的視角，揚棄單一話語的霸權主導機制，提倡眾聲喧嘩的多重可能。嘗試以理論視角對社會的批判性介入，同時也強調理論背後的歷史化生成過程。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穿梭，棲息於中心之外的邊緣地帶。

若有對加入我們團隊感興趣的朋友，請聯繫播客主理人「詭譎子」或在公眾號「表徵與擬像」後台進行聯繫。「在地主播」的基本要求為相關人文學科MA及以上背景，能夠對社會議題和學術議題進行理論化的探討，從而為公共討論提供更多的思考路徑。

「表徵與擬像」

一個有關懷的批判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