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 |《財經 》記者 王延春

編輯 | 蘇琦

1月14日，海關總署公布最新數據，202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9.1萬億元，同比增長21.4%。其中，出口21.73萬億元，同比增長21.2%；進口1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1.5%。以美元計價，進出口規模達到了6.05萬億美元，外貿表現強韌。

2022年能否延續2021年外貿的「高光時刻」？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表示，2022年外貿面臨的不確定、不穩定、不均衡因素增多。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全球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和不確定，國際需求復甦勢頭放緩。再疊加2021年外貿基數較高的因素，2022年外貿運行面臨一定的壓力。

商務部副部長任鴻斌在談到2021年外貿工作時表示，在疫情衝擊下，世界經濟脆弱復甦，外需增長乏力，缺芯、缺櫃、缺工等「三缺」問題和運費、原材料成本、能源資源價格、人民幣匯率上升等「四升」問題直接加重企業負擔。同時，支撐2021年外貿高增長的訂單回流、價格上漲等階段性因素難以持續，疊加2021年超高基數影響，做好2022年穩外貿工作難度前所未有。

美銀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喬虹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預測，由於中國經濟產業鏈韌性比較強，產業鏈完整，配套能力比較強，2022年中國出口仍將具有韌性，但增速可能邊際放緩。再加上2021年外貿進出口的高基數，今年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難度較大。

那麼，2022年中國外貿將如何延續增長勢頭？有哪些問題需要關注？全球產業鏈將發生哪些新變化？RCEP能否拓開貿易新空間？喬虹近日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對此發表了看法。

一

《財經》：2021年中國外貿經歷了一個「高光時刻」。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力。您認為支撐2021年外貿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喬虹：的確。全球貿易經歷了2020年大幅回落，在2020年低基數效應、需求強勁復甦、各國推出經濟刺激方案以及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的影響下，2021年全球貿易實現了強勁復甦。尤其是中國外貿在這樣的環境下更是亮眼，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外貿這「駕馬車」最給力。海關總署1月14日發布最新數據，2021年，以美元計價，中國進出口規模達到了6.05萬億，這一年的外貿增量達到了1.4萬億。

2020年到2021年，支撐中國出口的主要有幾大類產品的出口。

第一，電子類產品。電子類產品裡面以PC機和平板電腦為主，這個方面從疫情開始的2020年二季度就進入一個小高峰，然後到了2020年三季度，又出現第二波高峰，一直到2021年上半年，都維持着較強的增長態勢。尤其是2020年一季度基數非常低， 2021年一季度就顯得增長非常高，這類產品呈現出一個非常奪目的「高光時刻」。這類產品出口旺盛主要是由於疫情下居民在家工作的需求，比如，原來在家不怎麼辦公，現在大家會用到計算機以及相關的電子產品，甚至需要重新設計一套辦公系統。

第二，人們在家待久了，開始想把自己家裡的環境進行美化，這些需求基本涉及中國出口的耐用消費品，特別是家具、燈具等等。在2020年二季度越來越凸顯，這方面的出口增長創了歷年新高，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2021年三季度左右，這類商品的需求持續堅挺的時間挺長。

第三類，主要是與抗疫需求相關。比如：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等醫療設備。這些需求在2020年持續了一年，尤其後三個季度最為強勁，2021年增長依然不錯，但是沒有像2020年一開始幾乎每個家庭都囤積時候的力度那麼大，這類產品出口的需求比剛才說的那兩類表現得稍微弱一點。

所以，上述三類產品是中國過去兩年出口的最主要的驅動力。對於整個宏觀的穩定性帶來支撐。

《財經》：2022年，中國外貿能否延續這樣的增長勢頭？會遇到哪些增長瓶頸？

喬虹：2022年外貿運行的確面臨一定的壓力。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全球疫情形勢依然嚴峻，此外，疊加2021年外貿基數較高等因素，2021年出口的「高光時刻」，在2022年延續看起來比較困難，如果說奧密克戎最後判定並不是一個非常具有破壞力的病毒，不會使得歐美國家大規模封城，導致大家居家上班，無法上學這個狀態，如果開放可以正常化，外需對中國出口的支撐力依舊持續，但可能邊際貢獻會呈現下降。

如果說再加一點，還須關注到中國出口的競爭優勢不再那麼明顯。比如2021年，很多業界人士講，出口不會好太久，因為其他國家隨着疫情好轉都追上來了，沒想到又來了德爾塔病毒這一波，尤其是東南亞受損比較嚴重，和我們製造業出口競爭的優勢仍然拉得比較開。但是從2021年年底到現在來看，很多新興市場國家一波承接復工復產的動能正在衝上來，比如越南，對於很多國際品牌來說，越南成了中國製造之後的第一生產基地。越南2021年四季度出口超增長，主要是靠製造業的出口拉動，遠超出原來的預期。現在看到東南亞國家經濟逐漸恢復，歐美的訂單開始增加。當然這還需要看奧密克戎病毒的影響情況，如果奧密克戎目前的狀態不會導致一個全球性的大規模的災難性的停工停產，我覺得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競爭優勢可能不會那麼明顯。

《財經》：您剛才提到東南亞國家和越南的製造能力問題。我了解2020年因為疫情暴發，東南亞、越南等地區和國家疫情嚴重，有部分製造業訂單又回流到中國內地。如果隨着疫情減弱，經濟逐步恢復，中國部分製造業繼續外遷，這是不是一個影響中國貿易的長期因素？

喬虹：到現在為止，這兩年全球供應鏈的變動可能既是一個結構性的，也是一個周期性的變動趨勢。這種供應鏈擾動，企業家也可能不好判斷，因為計劃趕不上變化。企業本來計劃從中國東南沿海搬遷到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國家的時候，他想的是中國國內勞動力太貴，到那邊便宜一些，而且政策更優惠，土地也便宜，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成本最低化，肯定有充分的搬遷原因。過去兩年可以看到，東南亞在地理位置上，更明顯的優勢是向歐美出口，這些因素都使得大家在短期之內加速了製造業轉移的速度。企業以為這是一個長期性的結構性的趨勢，但是疫情打亂了這樣的計劃，疫情一來，這些國家和地區對疫情的防控情況，以及疫情之下對於整個供應鏈上下游產品的調派，都缺乏大的群聚效應。更關鍵的是越南、柬埔寨等國家人口的數量有限，雖然能夠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但是大量生產的產品只有銷售出去，才能夠實現價值變現。本地市場嚴重不足，東西都指望外銷，運輸能力成為很大的掣肘，這就形成了短期的致命性打擊。去年這一波過來，東南亞以及主要的新興市場幾乎無一倖免，出現大規模的停工停產狀態，整個經濟經受了非常大的打擊，使得很多供應鏈短期受到衝擊，使一些決定搬遷或者已經搬遷的企業不得不再重新考慮。

我們的研究顯示，未來或許是一個常態，如果說在疫情之下，運輸受到影響，人流、物流都有限制的話，可能出現供應鏈更加明顯地向大規模的市場周圍聚集的趨勢。比如，中國有巨大的市場，很多的供應鏈就走不掉，它需要在這個地方生產，供本地消費。因此，我覺得中國基本上不用擔心供應鏈轉移出國，因為中國市場這麼大，在目前全球人流、物流都進出不易的時候，不可能有企業願意放棄這麼大的市場，搬到其他地方去。

《財經》：的確，2021年有一些搬遷到越南的企業發現供應鏈配套不足，生產所需原材料的儲量不能滿足企業的需求，物流成本也不小，又搬回中國內地的案例。加上中國供應鏈、產業鏈的恢復，原來流失到越南、印度和東南亞的訂單又流回中國。

喬虹：當然，美國市場也很大，中美這兩大市場都能保證製造業的產品落地，尤其中國有製造業的基礎，維持這個供應鏈在中國國內是最合適的一個環境，因為沒有那麼多的地緣政治衝擊，不然，即便你搬遷到柬埔寨、老撾、越南，如何保證政策一直穩定，外貿順暢，產品想什麼時候運，就什麼時候運。

所以，這是在疫情假設下的一個基本情況。如果說疫情在未來能夠出現明顯的好轉，人流和物流得到充分恢復，從分布的業態角度來看，可能企業的製造業布局就會有更多的自由度。但即使是流通更暢，我覺得在中美「貿易戰」這種環境下，全球化的環境相對以前來說更加惡化，因此，也不會有那麼多企業單純為了考慮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不考慮其他綜合因素。企業會綜合考慮一些因素，均衡選擇。

2021年有過類似應對危機的壓力測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實驗，當時中國大陸有廠、波蘭有廠、墨西哥有廠，分別供應中美歐三大市場的汽車零部件的製造商，最後發現只能把訂單完全轉回中國。這個時候大家看到，即使疫情過去，也仍然有必要維持產業鏈保持一定的分散化、多元化趨勢，防止出現斷鏈風險。

《財經》：就像當年日本提出的「1+N」策略，未來供應鏈可能沒有過去那麼長了，它可能是一種分散化、區域化和短期化的趨勢。是不是由於全球化受阻，全球貿易投資減速，尤其以中間品為主的貿易結構在不斷下降。供應鏈這種變化是一個結構性、周期性的長變量？

喬虹：因為都不知道疫情是結構性的還是周期性的，所以取決於我們環境的變化，才能夠知道最近做出的安排是不是可以被永久地固定下來。

正像你說的，供應鏈有變短的趨勢，可能只適用於一些大國，有勞動力、有資本的大國才具備這個能力。像柬埔寨或者老撾，雖然土地便宜，勞動力便宜，政策優惠，但是，它能夠承載多少數量的產品？尤其是電子產品，有一定製造技術層面的需要，不是隨便搭個廠子，找些人，培訓幾個禮拜就能上崗。所以就整個鏈條而言，產業轉移壓力的釋放需要一個過程，這為中國進行產業鞏固提供了時間窗口，中國市場對全球企業的吸引力提升仍然大有空間，如果中國能提升營商環境，仍將在全球供應鏈中保持着最為重要的地位。

從全球跨國公司的視角來看，疫情衝擊後，供應鏈的管理戰略將走向多元化，供應鏈的布局取向，將轉向效率與風險的綜合平衡。在多元化的全球化路徑下，可能會導致一定程度的產業外移，但這與純粹的產業外移不同。將來的全球供應鏈布局，要通過多元化進行風險管理。

《財經》：談到供應鏈問題，顯然需要提及2021年全球貿易大堵塞，運費暴漲，航運不暢，供應鏈受阻，「一箱難求」「貨值抵不過運價」。很多外貿企業反映看上去訂單不少，但不賺錢。這種情況在2022年會不會有所改善？

喬虹：航運變數比較難判斷。但是我覺得航運可能不會出現2021年9月開始，一直延續到四季度這樣的嚴峻情況。因為很多遠程運輸，還是會打提前量，一般來說，船期和船位對於比較大的供應商來講，它的可預見性是比較強的，比如沃爾瑪、蘋果這類企業，沃爾瑪可能半年前就把整個航線甚至碼頭包下來，所以他其實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但是那些比如賣聖誕裝飾品、小飾品的，或者家具等等，這樣的運輸成本就會出現大幅度上揚。

因為中國這邊的運力跟美國和歐洲港口的接納和處理能力關係密切，相關度比較高。比如說中國到美國的航運，我們的研究報告就發現主要還是因為美國碼頭工人緊缺。在美國機場和美國航空公司也是由於人手短缺造成的航運堵塞。

客觀看，2022年的航運情況。一方面，可能還是要看疫情對供應鏈的影響；另一方面，可能也要看到大家預期如果能有所調整，可能在需求方面也不會像現在這麼強。2021年需求為什麼這麼強？是因為美國政府發了很多補助，直接發放現金到個人手上，大家買東西的熱情非常高漲，需求也特別旺盛。目前這一部分的刺激力度已經基本過了，錢花得也差不多了，2022年如果大家沒有這麼強的需求，訂單也沒有那麼多的話，可能不會像2021年那麼突出。

《財經》：剛剛我們主要談論了貨物貿易的情況，您認為2022年服務貿易會發生什麼變化？

喬虹：如果你是專指中國服務貿易的話，中國的服務貿易這幾年的情況還挺有意思，在旅遊服務貿易這個大項，跨境旅遊在過去兩年基本歸零的前提下，我們其他的服務業進口明顯發力，比如說軟件業，比如說發明創造的專利，還有知識產權的專利，中國在服務業進口方面，基本增長不錯。尤其是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在內的服務貿易趨穩向好的總體態勢沒有改變。近年來，中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保持穩定增長態勢，2021年1月-11月進出口總額20428億元，同比增長13.5%。其中，出口增長18.1%，進口增長8.3%。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保持穩定增長。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催生了大量數字化需求。視聽服務、醫療、教育、網上零售等在線提供與線上消費大幅增長。

前幾年，中國消費者滿世界跑、全球消費、全球旅遊，疫情來襲，突然一下大家都不能出國了，理論上來講應該是服務貿易大幅下降，應該使得服務貿易增長低迷。但是，服務貿易進出口情況總還不錯。我們研究發現，雖然大家不出去旅遊了，但是最近可能因為高新技術等相關製造產業的發展，或者對外的一些知識產權執行的完善，所以這方面的軟件業和無形資產的進口，這種服務類的進口還可以。

對於2022年來講，我認為服務貿易這種增長態勢不會改變。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夠得以抑制，各國逐漸對局部地區開關，到最後整體開關，能夠對於服務業貿易進一步地推動。首先，我們比較關注什麼時候中國內地能對香港開關，然後再看能不能對其他地區的人進行開關。香港封關已經一年多，對不少需要頻繁往來內地和香港的跨境人士及業界造成極大影響，不少人都盼望著兩地能夠早日恢復正常通關。目前香港特首表態2022年3月底可能開關，這是北京冬奧會結束的月份，也可能是通關的日子。一些企業客戶也在詢問我，什麼時候中國能對日本開關，讓中國旅遊者能夠來日本解救他們的旅遊業。這個可能還是要等待一個過程。

《財經》：說到開關問題，歐洲有國家計劃2022年開關，如果奧密克戎的危害性或者殺傷力沒有那麼強的話，一些國家會相互開關。如果中國不能開關，經濟會不會被邊緣化？

喬虹：可以預見，隨着疫苗的普及，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下降，預計有更多經濟體重啟經濟、開放邊境、選擇與疫情共存的模式。醫療專家張文宏還有其他專家可能也都提過這樣的可能性，如果全球很多國家都互相開關，只把我們留下的話，我們會面臨這個問題。但是現在其實開關不開關的一個潛在的問題是在於說，是不是隔離就能解決問題。現在我們除了隔離，還加了像簽證等等其他方面的管控措施。什麼時候能放開管控措施，人們起碼想來往，願意隔離還是讓他隔離。所以可能要等到起碼2022年冬奧會等一些大事辦完，條件成熟了會逐漸放鬆管控措施。

《財經》：2022年國家出口增速可能會面臨哪些回落的壓力？

喬虹：我覺得2021年真是一個多事之秋。海運壓力，拉閘限電，還有競爭對手對我們的影響，多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壓力。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風險可控，尤其是剛才所說的PPI的膨脹，拉閘限電和運輸所有帶來的這種壓力風險有限。其實我覺得最壞的時間，尤其這三點風險可能已經過去。但是還有沒有什麼新的下行風險，可能還在路上。我覺得目前，可能更擔心的還是從外需的角度來講。如果美國進入加息之後，美國自己本身的需求能夠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上，我們認為是可以，但是對於新興市場來講，每一次的美國加息都會導致資本流動的一個無序的變化，會不會對於我們的出口有一定的影響，這個我覺得也是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其他我覺得還好，剛才講的2021年看到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是說最壞的時間過去了。

《財經》：RCEP1月1日生效，這對中國貿易帶來新的增長空間？

喬虹：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已於1月1日正式生效。我覺得政治效益和經濟效應都挺大。我們之前曾經寫過一篇報告，在去年的時候，把亞洲區域內部整體的貿易變化量進行總結和歸納。我們發現，以前其實美國和歐洲是中國的出口最大國，尤其是在2020年上半年以來，突然一下東盟國家突然變成了出口最大國。這一點上，雖然後來我們看到美國和歐洲又起來了，但是即使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也讓我們看到了一點曙光，東方不亮西方不亮，現在是西方不亮東方亮。所以當時我們看到我們周圍的經濟體雖然跟美歐單獨來相比的話，體量比較小，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吸納量還是在逐年增加，尤其是因為供應鏈的一些布局的變化，特別是對於柬埔寨和越南等國家，大量的都是電子產品在邊境兩邊反覆。這個尤其在疫情一開始的時候，當時還有比較明顯的運貨量在發生。能看到的是，在區域內部，由於經濟合作和跨境生產線布局的變化和發展，實際上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這個貿易鏈。你說RCEP對地區影響意義在什麼地方？它可能會更大程度上加強區域合作，在以後貿易往來可能會變得更加方便。在市場互相認證的情況下，一個產品在一個國家生產到另外一個國家加工，再回到這個國家售賣，或者再到第三個國家去，就會簡單便捷。

所以，在國際地緣政治變得複雜和不確定的背景下，RCEP這樣一個區域性的貿易協定，對中國和周邊貿易有好處，但是也應該意識到一定的風險，尤其是我們周邊的一些國家，他自己本身市場沒有那麼大，但是他們本身有製造加工能力，對於我們來說，有產業轉移等一些風險。

二

《財經》：美聯儲已經釋放2022年的加息信號，貨幣政策有一定收縮。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外貿會有怎樣的影響？

喬虹：匯率這方面當然和外貿是互成因果關係的。從外貿角度看，還是要看實際匯率，而不是名義匯率。目前來看，影響外貿的因素主要是以上我們分析的基本面的因素。2021年，中國出口金額達到3.36萬億美元，全年增速達30%，無論是絕對規模，還是增速，成績都不錯。如果是這樣的一個貿易增長狀態，對於人民幣應該是有支撐的，因為貿易均衡的順差還是比去年有所擴大。同時，在當前世界供應鏈相對緊張的情況下，大宗商品價格維持高位，同時對於中國的商品製造更加依賴，導致中國出口旺盛，大量美元湧入中國，中國貿易商的結匯等是導致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主要原因。

2021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在波動中仍保持升值趨勢。4月至5月及10月至12月初，先後上演兩輪較為明顯的升值行情。2021年12月9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更是升值至6.3498，創下三年多以來新高。我們美國銀行證券部預測， 2022年底人民幣會小幅貶值到對美元6.6的水平。

當然，不光是剛才說的貿易基本面，可能還要看貨幣政策相對緊縮程度的變化。美聯儲2022年加息，貨幣政策會越來越緊。中國人民銀行這邊預測是繼續放鬆，在2021年降息、降准之後，我認為2022年還會進一步降息、降准。可以說中美貨幣政策一個向左、一個向右，美聯儲和中國人民銀行所預期的貨幣政策的變化方向會發生一定背離，我們看到一般來說，這種背離會影響外匯市場預期，造成貨幣政策緊縮之國的貨幣相對於貨幣政策放鬆之國的貨幣升值，也就是說2022年人民幣會小幅貶值。

《財經》：感覺中國和美國在貨幣操作上，或者宏觀調控方面，有一個政策錯配？

喬虹：也不能說是錯配，各有各的煩惱。美國的貨幣政策應該更早進行緊縮，中國則應該更早放鬆。這個時間點確實就像沒有經過調節，沒有兩個人商量好一樣，好像發生的時點不太湊巧。但是我覺得，中國、美國都是大國，美國貨幣政策只看國內，同樣，中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也不看美國的臉色，歸到根本上，我認為中國還是具有貨幣政策相對獨立性，我可以不用像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樣，天天看着美國的臉色去說話、去做事。2021年美國和世界其他主要市場有一個共性，就是在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之後，整體經濟偏軟，供給受到疫情的打擊情況比較嚴重。但是需求整體來說，由於財政貨幣的刺激政策作用，維持在比較好的恢復狀態，所以對於這些國家和地區來說，美國、歐洲、澳大利亞，還有一些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呈現明顯的通脹壓力，供給受限，需求強盛。實際上，並不是需求太強了，而是供給太弱了，這樣形成了比較固定的自我實現性的膨脹預期，甚至這個膨脹預期進入了勞動力成本上升預期的時候，就需要貨幣政策干預，美聯儲需要出手做事。比如2022年3月開始加息，一年加幾次，連續兩年，第三年再加息1次-2次。後續，美聯儲可能會升息與縮表「雙管齊下」。

中國這邊其實主要的貨幣政策和宏觀政策的焦點，應該還是穩需求。相對於中國有強韌性的供給側來講，我們控制疫情也比較有效，整體來說供應鏈也比較強大。相對我們的需求比較弱，無論是投資需求，比如房地產基建，還是消費需求，都出現了比較低迷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政策主要從刺激需求的角度上考量，貨幣、財政、信貸相對寬鬆。

《財經》：說到通脹問題，我們需要密切關注全球通脹走勢，警惕輸入性通脹對中國經濟的潛在影響。2021年能源供應不足，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明年這個情況可能會有所好轉？

喬虹：2021年那種壓力偏大的狀態可能不復存在了，那個時候已經過去了。今年我覺得應該會明顯下行。當然，不確定性主要是在於能源價格。能源只是一個小部分，其他的原材料的價格其實已經有降了，大部分的金屬中國的消費量占全球50%以上，如果消費需求不足，怎麼可能漲得上去？所以我覺得PPI的通脹壓力2022年會明顯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