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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理查，bananafish，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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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Luna
視生物學為創造多樣性的
像社會建構論者的方法論在社會科學中碩果纍纍一樣，還原論者的方法論也曾經在自然科學中取得同樣的成績。然而，這些方法都有相應的代價：社會構建論者越來越在本體論上傾向於相信性別是社會化生產出的；而還原論者則在本體論上傾向於相信性別是生物學的產物。而且在不同領域中，這樣的思路還往往會遭到束縛，比如社會構建論面對不同的生物性質時，還原論面對複雜的系統時。
這種範式轉變還尚未完成，還原論者和整體論者關於人類發展的辯論從70年代—— Dawkins 對陣 Gould——起就十分激烈，而如今仍有很多支持單邊因果論的學者。範式轉變在生物學的性和性別研究者中可能比在心理學的研究者中更加深刻【11】。比方說，當我在攻讀基因學的本科和榮譽學士階段時，老師會講到人類進化過程中偶然性的關鍵作用，基因突變的結果也會因其他基因和環境等因素而千變萬化，基因與環境的聯繫幾乎是無所不在的。基因學的課堂上會仔細地駁斥基因與人類行為的簡單因果關係論，然而行為神經學的課上卻仍然會採用基因決定論的觀點。進化生物學的學者們仍在持續地辯論：應當承認還是壓制多元性 (Roughfarden 2004, 15)；從基因表型，到生態學對詳細性狀的描述和基因競爭 (201) 所引發的「顛覆性的哲學轉變」(200)；「超級基因」概念對井噴式發展的作用與機體控制技術下「基因委員會」的對立 (205) 等問題。這種新範式在分析複雜系統時是極有力的，並且在最近數十年間創造了多個跨學科領域的理論，比如系統發展理論 (Oyama 1985; Fausto-Sterling 2000, 25-27)、複雜性理論，以及非線性動力學【12】。「在複雜系統中，『整體大於部分之和』。而且這些系統具有生成性，包容性和自行組織性 (Bonchev and Rouvray 2005, vi)。」包含了大量非線性變量的生物系統計算機模型「是對個人身上造成結果多樣可能性的具有隨機性、偶然性和非線性的複雜過程的模仿」(Levin et al. 1997, 334)。相比起線性數據模型持續或不變的增長或下降，我們現在有了非線性的模型來研究周期循環或混亂的發展。這種對生物發展的非線性、動態性以及對偶然性理解似乎已經被很多社會分析學者所接受。跨性 / 跨性別研究將從延續女性主義者與生物學相聯繫的學術道路中獲益，而且二者都將在學習進步的過程中對這一新範式提供活力，動力並貢獻新的發展。
無論是 Bagemihl 的 Biological Exuberance (1999) 還是 Roughgarden 的Evolution’s Rainbow (2004) 都為人類和其他動物的性別多樣性作了分析。這是女性主義和跨性 / 跨性別重構「固定的性和可變的性別」這組二元論的潛在資源。Bagemihl 指出生物的發展是十分野蠻多樣的，多樣性總是在每個縫隙湧出。生物多樣性有利於任何生態系統的活力和穩定性。「包括同性戀在內，行為可塑性的能力可能會增強物種對（不斷改變的）世界的『創造性』回應」(Bagemihl 1999, 251)。關於適應性，功能性的異性戀性 / 性別「規範」的觀點以及對異類們的病理化、非適應化和非功能化正在被複雜的異質連續性理論 (heterogeneous continuum)所取代。大量同性戀、雙性戀、丁克異性戀、跨性 (transsexual) 和跨性別(transgendered) 行為都被人們發現同樣存在於300多種動物身上，這摧毀了所謂只有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戀才是「自然」情況的論調。
Evolution’s Rainbow 封面/圖源: Amazon
Roughgarden 也強調性別和性別多樣性，但將其置於主流進化理論之中，認為異性戀和同性戀行為具有利於物種健康的適應功能。她抨擊達爾文關於「羞怯的雌性和熱切的雄性」的性選擇的觀點，認為這與大多數物種無關。社會進化是一個混亂的、非線性的過程，它產生了有性化的身體和有性別的行為的多重、穩定進化的組合 (Roughgarden 2004, 177)【13】。Roughgarden 還強烈批評進化心理學基於教條而非證據，並將強姦等不公正行為自然化，此外，她批評一些社會學家「違背了 Ta 們記錄的基本敘述」，不相信「跨性別者的敘述」（382-84）中提到的 Ta 們的跨性別（或者是我所說的（譯註6）「跨性」）身份具有的生物學基礎。生物學和進化拋出了一個多樣性的彩虹，它不能「被塞進性別和性這兩個小類別」——「彩虹的顏色總是比社會分類更多。」社會科學家卻有相反的觀點——「社會使在生理上相同的人之間產生差異」(396)。
在這些方法中，生物學在非線性、混亂、動態和不確定的過程中產生性和性別多樣性。這種範式削弱了社會生物學和進化心理學的決定論，為女權主義和跨性 / 跨性別分析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類似於被女同性戀和跨性 / 跨性別歷史學家揭示的人類「隱藏的歷史」，生物科學中的異性戀規範和性別歧視假設隱藏了動物的性和性別多樣性。我們看到的不是人類與動物、自然與文化之間的根本分裂，而是連續性：有自己文化的動物；作為自然生物的人類。生物因素不再被認為是一種約束，而是一種能力。大自然是活躍和動態的，用格羅茨的話來說，「文化是大自然的禮物。」自然不限制文化——它通過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和解決方案來激發和煽動文化 (Grosz 2005, 47-49)。
重審關於跨性別的生物研究
目前沒有公認的病因學範式可以討論跨性 / 跨性別問題。當下最具影響力的是「腦-性」理論，該理論研究了大腦中的性別認同網絡 (Zhou et al. 1995; Reed 2006)。混合理論是最常見的——在文化下特定的（跨性別）身份表達範圍的影響下，某種生物傾向與嬰兒期、青春期和成年期的觸發相互作用。跨性 / 跨性別女性生物學家 Serano 和 Roughgarden、跨性 / 跨性別男性社會學家 Devor 和積極支持跨性 / 跨性別運動的性學家 Diamond 的觀點在這裡似乎大體兼容。發展心理學的方法並不一定要與某種程度的生物傾向相牴觸。它考慮的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具有特定生理性別的身體（包括潛在的大腦）的人是如何實現 (achieve) 性別的。出生後的頭幾年是性別習得最強烈的時期，這也是大腦快速發育和形成永久性神經模式的時期 (Devor 1989, 30)。雖然「至少在某些人身上可能有跨性 (transsexualism) 的生物學基礎」(Devor 1997, 66)，但跨性有多重因素，而且最可靠的猜測是「跨性存在是因為自然界熱愛多樣性」(67)。和許多跨性 / 跨性別者一樣，Serano 本人也被腦-性假說所吸引，因為這最好地解釋了她自己的經歷 (Serano 2007, 81)。然而，她利用自己作為遺傳學家的學術文章辯稱，生物學和社會影響不能完全分開 (324)，任何支持純生物學病因學的研究都是「推測而不是科學」(325)。相反，生物學產生了與性別多樣性兼容的廣泛的潛在行為。性別認同就像一個認知稜鏡——一個作為嬰兒關注的對象的導師——「跨性別認同的程度，以及普遍的性別差異，反映了在選擇導師性別時不同程度的專一性」(245)。普遍的認同既取決於大腦狀態，也取決於出生後的早期經歷。找到與某些性性別差異相對應的有機對應物 (organic counterpart) 是有價值的，但正如 Roughgarden 所問的那樣：「為什麼一旦有機對應物變得明顯，人們就會覺得我們更可信?」(Roughgarden 2004, 243)。這些方法概述了生物和社會在產生性別差異作為多樣性時的相互作用。
Are the Brains of Transgender Peopl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isgender People?
/圖源: ScientistMagazine
神經學教授 Dick Swabb 在阿姆斯特丹的實驗室發表了被引用最多的關於跨性的神經學基礎的研究。這兩篇論文是關於下丘腦 (BSTc) 的一部分 (Zhou et al. 1995; Kruijver et al. 2000)，樣本中只用了6到8名跨性別者，而且目前還沒有被複製。基於非跨人群的更大樣本，Ta 們令人信服地顯示了強烈的性別二態性——成年男性的 BSTc 比成年女性大30-40%，擁有更多的神經元，並只有一小部分重疊。而這兩篇論文顯示出跨性 / 跨性別者表現出強烈的性反轉模式。然而，研究人員驚訝地發現，BSTc 中的性差異直到青春期後才發生，Ta 們承認，這為性別認同形成決定BSTc 的發展，而不是反過來，打開了可能性 (Chung, De Vries, and Swaab 2002)。儘管缺乏明確的因果關係，一些活動家利用這項研究來論證 Ta 們有一種醫學狀況（中性大腦) 而不是精神疾病。這為治療和身份的改變提供了合法性：不再是精神疾病；治療時使用的是公共還是私人醫療保險；以及法律上的性別改變。這種對本質主義論點的部署在政治上可能是相當有問題的，因為它給跨性別者 / 跨性者的二分法提供了支持。這些活動家有時會以一種二元的方式使用它——那些「全程」進行生殖器手術的人，以及那些被視為擁有一個性別顛倒的大腦的人，是有特權的【14】。
然而，這些證據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讀【15】。在互動主義的方法中，許多因素產生了連續的性和性別上的效應。它不是加法性的（x%基因 + y%宮內激素體驗 + z%早期社會心理體驗），而是轉化性的。不同因素以一種複雜的非線性、偶發的方式相互作用，產生了性化的身體和大腦、性別認同，以及主體間認同性的社會關係。最優秀的生物學和神經學研究人員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一般以去歷史的方式描述這種生物學傾向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發揮不同的作用——印度人的海吉拉 (hijra) (譯註7)，北美原住民中的雙靈人 (two-spirit people)，以及西方的跨性 / 跨性別人。例如，Swabb 在公開演講和論文中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相對線性的生物決定論者，但在一次採訪 (Swaab 2007) 中，他完全不同，他說 BSTc 不是一個性別認同中心，但很可能是大腦中性別認同網絡的一部分。他提出了性別量表的概念，就像金賽量表，不是男女的二分法和一些性別互換的人，而是一個連續統一體，所有人都分布在這個量表上。在性別認同網絡的不同點上都可能存在腦 - 性逆轉。這些不同的組合可能與各種各樣的跨性 / 跨性別生活經歷有關，也與那些自認為非跨性別人有關，但與非跨性別的性別身份的聯繫較弱。這種方法與那些將 Swabb 的研究作為基於生物學的跨性別 / 跨性二元性的證據的活動家相矛盾。它仍然可以是生物決定論的一種變體，但其形式不同於簡單的線性還原論。Swaab 還強調，在他的大腦發育過程觀念中，沒有先天 / 後天或基因 / 環境的劃分，因為大腦總是在互動中發育。所有腦功能都是在大腦發育過程中通過神經元生長形成的，而這種生長來自於生物體的基因的控制作用對經驗刺激的響應。神經元生長過程（延伸）與其他神經元形成突觸，死亡，並在偶然、經驗和基因的複雜漩渦中重組。所以沒有簡單的方法來設定因果關係。我曾經詢問為什麼同卵雙胞胎在性取向或性別認同上並不相同——同性戀或跨性別者的同卵雙胞胎中，最多只有一半也是同性戀或跨性別。
（Swaab的回答是：）（Ta 們）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經有了明顯的形態差異，這意味着遺傳信息只是導致大腦結構的信息的一小部分。(Swaab 2007)
Phrenological Chart of the Faculties/圖源: S&FOnline
這種回答將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原因定位於大腦結構，但大腦結構也是在發展過程中受到社會影響的產物。這種神經元的延伸能力比之前認為的要強得多，例如在成人截肢後神經元表徵的快速呈現。對 BSTc 的研究並不一定要關於跨性背後的一個簡單的生物學原因：它可以是關於神經發育如何既是社會身份的原因，也被社會身份的影響。當我們疊加性化和性別化的其他方面——性取向、性別表達和角色——時，我們開始看到一個豐富而複雜的生物-心理-社會互動系統。
身體意象 (body image)、幻肢和「失認症」引起了女權主義者和跨性別理論家的興趣。在 Merleau-Ponty 的女權主義和跨性 / 跨性別理論中，身體意象在身體 / 大腦、身體 / 心靈和自我 / 他者的二元論之間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譯註8）。在這個觀點中，意識總是通過身體來表達。研究生物學、神經學和心理學在構建性身體意象時的複雜相互作用，有可能使跨性和身體性的、生活經驗穩定下來，而不會陷入簡單的生物決定論。Grosz 將身體意象解讀為「生物和心理因素中激進的不可分離性」(Grosz 1994, 85)，特別是她對幻肢（截肢後感覺肢體依舊存在）和失認症（「忘記」身體的某個部分）的治療，對跨性 / 跨性別作家產生了影響 (Prosser 1998; Rubin 1998)，儘管 Grosz 將 MTF 跨性體驗描述為（最多只不過是）「對女性氣質的幻想」(Grosz 1994, 207)。然而，Grosz 沒有考慮神經學方面的文獻，而 Merleau-Ponty 顯然密切關注着當前的科學文獻。最近的幻肢神經學 (Ramachandran and Hirstein, 1998) 提出了一個多因素理論，在這個理論中，大腦從多個來源權衡證據：殘肢神經元、重定位、運動放電、遺傳先天性身體形象和生動的軀體記憶。當這些因素不能相互強化時，患者可能會出現幻肢現象。遺傳因素、子宮內因素、生命歷程因素和經驗因素之間存在複雜的相互作用。
用失認症的或幻肢的感覺去理解跨性者的身體 (Prosser 1998, 78-85) 對於理解許多跨性者對身體改變的急切需求是很重要的。身體意象是身體對主體的心理表徵。身體意向和肉體上的身體或許是有區別的，但我們在世界上是基於身體意向行事的。這種分裂對許多跨性者來說是存在的，而且 Ta 們感到感覺的身體比被看見的身體更重要 (Rubin 1998, 270)。這幾乎反映在所有女跨男的體驗中，即在青春期感覺自己「被自己的身體背叛了」(Rubin 2003, 93)。最近的神經生物學研究提出，在一些跨性者中，與性化身體脫節的感覺與神經學有明確的關聯 (Ramachandra 2008)。研究表明，跨性別女性在生殖器移植手術 (GRS) 後出現幻肢陰莖的比例 (30%) 遠低於因癌症切除陰莖的男性 (60%)。令人吃驚的是，60%的跨性別男性在 GRS 之前有過幻肢陰莖，而在 GRS 之後只有10%的跨性別男性有過幻肢乳房，而在因乳腺癌接受乳房切除術後的女性中，這一比例為30%。Ramachandra 將此解讀為一個強有力的證據，證明了先天的、遺傳的或激素決定的、「硬件的」大腦基礎，決定了性的身體形象和性別認同——字面意義上的，「女人的身體裡有一個男人的大腦」，反之亦然。和 Diamond 和 Swaab 一樣，Ramachandra 認為跨性 / 跨性別者並不是不正常的，而是人類性別差異的自然範圍的一部分，在這一點上，他顯然是非典型性別者反病態化的盟友。我認為有可能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這項研究。有證據表明，在形成獨特的性別認同的過程中，生物因素肯定在複雜的相互作用中發揮了作用。然而從神經學的角度我們也可以對該研究提出批評——例如，樣本量，以及 GRS 包含其他不同於陰莖或乳房切除的手術。也許從性別多樣性的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的跨性者——更別說所有的非典型性別者——都會經歷幻肢或失認症，因此，性別失調的身體形象與 GRS 並沒有簡單的對應關係。然而，這項研究為尊重跨性別者的生活經驗的現象學解讀提供了有價值的潛在依據。
結論
許多女權主義和跨性 / 跨性別理論將社會建構主義的性別分析與拒絕生物學論點的社會化理論等同起來，並將生物學論點視為必然反動的本質主義。這導致了顛覆性跨性別和保守的跨性的錯誤二分法，展示了兩張有缺陷的面孔——一種是以那些能正常生活的人為代價來鼓吹性別叛逆者；另一種則將合法權利僅限在了那些已經對身體進行了不可逆的改造的人上。女權主義理論家如 Haraway, Grosz 和 Hird 提供了新的概念策略，破壞了二元論分化的自然 / 文化和物質性 / 建構的概念。強調非線性、偶然性、多樣性和開放性的「新唯物主義」生物學允許將性別發展理解為一個生物和社會因素交織在一起的轉變過程。這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跨性 / 跨性別者打開了道路——把所有性別差異視為人類差異的健康部分，而不是病理或失調。
重新理解關於跨性別的生物學研究，可能意味着將改變有性別身體的動力視作與神經科學現象密切關聯，但這種關聯不是二分的，而是多樣的。這樣一個框架可以促進跨性 / 跨性別政治作為一個聯盟，為所有非典型性別的人提供社會和法律上的承認，並糾正關於身體的理論的不足。/
9. 原作者對 Butler 和 Diamond 觀點衝突的評價可能不完全準確，一些「比較不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是 Butler 討論的核心問題。讀者應該審慎地看待原作者的論述，即使這一點不會過多妨礙原作者的核心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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