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我以前寫過很多篇"假如某某人在德國"的文章，但經歷都不愉快。因為大部分都被刪了（或標題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假如崔永元、范冰冰、張文宏在德國等。

如果再寫"某某人在德國"的系列文章，是否也會繼續被刪？有點扎心。我真心不願意寫一篇大概率會被刪的文章。我也要尋找新的思路。

對此，我借用一篇我在2015年發表過的關於德國賣淫的文章作為鋪墊。如果要對比，必須事先了解德國的基本狀況，儘可能克服信息不對稱。除了這一篇外，我今天還發表了另外兩篇相關文章，"我在德國妓院做採訪的經歷"以及"專訪德國名妓施樂芙"。

看完這三篇後再回答《假如李雲迪在德國》會怎麼樣？答案或許會更加清晰。

如果讓我來回答《假如李雲迪在德國》會怎麼樣？我的答案很簡單，因為本身就不複雜:

1. 他會受到花邊媒體如《圖片報》短期內的高度關注，嚴肅媒體如《明鏡》和《南德意志報》在一個不起眼的版塊如"社會版"一筆帶過、官方媒體如第一和第二電視台不會報道。然後，沒有然後了。

2. 如果當事人在購買性服務中涉嫌未成年人或吸毒，嚴肅媒體才會給予關注。其中未成年人的問題比吸毒更加嚴重。前者涉及到刑事案件，要麼被判入獄，要麼被罰款，要麼即入獄又罰款。

3.很多德國明星的"醜聞"大多數跟刷存在感或做宣傳有關。因此嚴肅媒體不會關注，不會給予他們更多的流量。嚴肅媒體的讀者也不那麼在意。再說了，藝人，尤其是（搞搖滾）藝人與性醜聞以及各種違規行為似乎已成為一體。可以大膽地說，對不少德國或西方搖滾音樂家來說，沒嫖過娼的搖滾藝人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搞搖滾的。即使有些人的確沒有嫖過娼，也說自己幹過。為什麼？維護自己的形象。聽起來匪夷所思，但我的確看過相關報道。李雲迪不是搖滾樂家。但如果出現德國版李雲迪（合法）嫖娼新聞，我想也不會導致全民關注。

4. 德國真的有類似李雲迪的人物嗎？別說，還真有一位。最接近李雲迪的德國藝人或許就是David Garrett（原名叫David Christian Bongartz，來自亞琛。他跟聯盟黨總理候選人拉舍特是老鄉）。他們兩幾乎同歲，成名早，屬於天才型人物。李雲迪生於1982年，Garrett生於1980年。一個彈鋼琴、一個拉小提琴。一個被譽為"鋼琴王子"，另一個因拉小提琴最快速度而被列入吉尼斯紀錄。2014年，Garrett嫖娼（Escort-Service）。當晚，他對Ashley Youdan一見鍾情，兩人訂婚，在一起兩年，然後不愉快地分手。後面還有很多故事，但這不是重點（我想，我的讀者們對這些花邊新聞也不會感興趣）。現今，Garrett還是那位Garrett，活得好好的，沒有被"社會死"。

左: Ashley Youdan 右: David Garrett

說實話，關於李雲迪此次因嫖娼而被抓所引起的風波與關注度，超出了我的預料。我的朋友圈被刷爆多次。很多文章我都沒看，僅僅看標題就夠夠的了。

據統計，德國每天有100萬到120萬人嫖娼。不對，嫖娼聽起來很貶義，準確地說是購買性服務。德國只有八千萬多一點人口，男女大約各占一半，分別四千萬。減去未成年男性，剩下只有三千萬，但每天有超過100萬人購買性服務。在這一百萬人裡面，大約有一半性服務購買者要麼有女朋友要麼是已婚男士。

為了寫這篇導語，我專門閱讀了一些關於為何已婚男士購買性服務的德語文章。比如對心理學家的採訪。內容五花八門，但有一個因素常常被提到: （已婚）男士購買性服務不都是單純地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望，還包括其他需求。

是不是突然間覺得中國男人比德國男人更清心寡欲，更忠誠？如果不是，那只能說明李雲迪也不可能是個別案例。中國或許也有上千萬，甚至上億個"非法嫖娼"的李雲迪。

中德在這方面的（環境）差距就是那麼大。我沒有說哪個環境更好或哪個更差。

是好是壞需要每個人自己理性地去判斷。

2002年，德國政府放寬有關性交易的法律。隨着性交易的合法化，大批賣淫者從周邊國家湧入德國，德國色情產業越來越發達，成為「歐洲妓院」。據悉，德國境內大約有3500所妓院，僅柏林就有約500家。德國每天有超過百萬次性交易，賣淫已經成為重要產業。

關於德國性交易的大部分數據是估計出來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據統計，德國每天有120萬到150萬人購買性服務，其中有60萬是已婚男性。這個數據當然也包括了所有到德國的國外遊客。據一份1994年的調查顯示，有18%的15歲到74歲的德國人經常光顧妓院（這組數據放到今天也沒有發生太大變化）。這說明，德國的色情業在《色情交易法》出台之前也已是普遍現象。

對於性工作者的數量，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10萬到20萬人，一說40萬人，還有一種說法是75萬人。大部分德媒和聯邦統計局都採用40萬人的說法。而這個數據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出現，並且一直延用到今天。同時，他們也稱這只是一個加引號的估計數字，並不是確切統計。據2008年數據顯示，女性性工作者占90%，男性占7%，變性人占3% 。65%到80%的性服務者來自東歐，其中以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烏克蘭、波蘭和俄羅斯人為主。50%的性工作者家裡有孩子。她們自己在童年或成長期間受到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比例比其他行業的人要高。街頭賣淫人數占總數的10%到20%。大部分賣淫者並不是職業，而是兼職。80%到90%的性工作者賣淫原因是出於貧困，尤其是那些東歐人。

《世界報》同時算了一筆賬。如果按照這一比例來算，德國最多只有20萬名性工作者。

但另外一份數據顯示，僅柏林就擁有3.4萬名性工作者和500家小型性服務場所。

同時，人口不到一百萬的薩爾州擁有270家小型妓院。在下薩克森州人口只有18萬的奧斯納布呂肯有將近70家妓院。這些數據是否可靠說不好，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們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無固定住處。

性工作者普遍的流動性，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如何繳稅？說到稅收，必須要提到「杜塞爾多夫模式」（Düsseldorfer Verfahren）。1966年杜塞爾多夫財政局頒布了一份專門向妓院性工作者徵稅的行政文件。它的主要內容是，妓院經營者和財政局達成協議，先由經營者向每位性工作者每個工作日徵收固定數額的稅，然後再轉交給當地財政局。否則，財政局有可能常來妓院檢查。為了避免財政局的騷擾，很多妓院都選擇與其合作。起初只收6個西德馬克，現在已漲到平均25歐元。柏林市收得最多，30歐元，因此也遭到各界的批評。

由於它不是全國性的有效法律，而只是一項地區性的行政文件，因此每個州政府確定的徵稅額度也不一樣。比如波恩，在2011年引入了所謂的 「性交易稅自動機」（Sexsteuerautomat）。在某些指定的場所，設有自動售稅票機，每位性工作者的工作時間規定在晚上8點到凌晨6點，每人每晚交6歐元。波恩這種制度不普遍。由於「杜塞多爾夫模式」簡單，因此被很多州政府採納。

「杜塞多爾夫模式」對地方政府的稅收有幫助，但對性工作者本身來說卻沒有太大好處。為什麼這麼說？

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上文已提到，超過50%的性工作者時常換住處和工作地點。假如她們一年換多個不同州的城市，那麼年終應去哪個財政局結算個人所得稅？她們之所以常換住處也和經濟利益有關，每當換工作地點時，都會自稱自己是「新人」，從而向客人收取更高的性服務費。所謂的「新人」，在行業內被稱之為「小鮮肉」，德文即Frischfleisch。所以「小鮮肉」一詞，要慎用。

第二、很多性工作者向妓院繳稅時, 常常上報自己的「藝名」，而非真名。這樣，財政局也無法精確統計，到底是誰繳的稅。為什麼不報真名？歸根結底是因為她們也不想公開自己的身份，更不用說那些來自東歐的性工作者，她們當中也許有很多人甚至沒有合法居留或工作許可。雖然40萬性工作者的數字觸目驚心，然而只有少數是專職人員，更多的是兼職或臨時工。很多人出於經濟原因，意圖通過性交易增加收入，其中有很多是大學生和單身母親，很多人根本沒打算長期從事性工作。既然這樣，出於長遠的考慮，她們便不以性工作者身份買保險。簡單講，這筆錢是白送給財政局的。這種稅在民間被稱為「性稅」，即Sexsteuer。很多人也諷刺地說，性工作者每晚在妓院的第一筆生意，都貢獻給了當地的財政局。

大部分的妓院性服務人員都是自主職業者（selbständig），而且在每個工作日都要向妓院老闆租一個「工作房間」，一個房間的租金平均在每晚150歐元左右，某些妓院甚至還向性工作者額外收取門票 （註：所有大妓院都向客人收取門票，門票的價格在50歐元到80歐元之間） ，再加上繳納給當地財政局25歐元的 「性稅」，每位性工作者每晚的開支平均175歐元。妓院本身的絕大部分收入來自性工作者交的「房租」和客人們買的門票。此外，妓院提供所有人免費的無酒精飲料和食品，但靠高價出售含酒精飲料，還可以有一筆收入。

妓院裡的性工作者向客人的收費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按網上所公開的「價格表」，普遍以30分鐘50歐元為標準，特殊服務另計，另一種是客人和性工作者私下交易。

街頭賣淫收費要低很多，據Knobel-Ulrich女士拍的一部紀錄片對德國街頭賣淫市場的報道，一位在瑞典的保加利亞性工作者這樣回答：「Who fucks for 20 Euro?」（「誰會為20歐元干？」）

如果以這一標準價計算，一名性工作者每晚必須接待3.5位客人，才夠支付當晚的「工作成本」。每晚工作時間按8小時計算，除去洗澡、整理房間、拉客人所需要的時間，最終只剩下大約6個小時的實際工作時間。滿打滿算每晚可收入600歐元，減去175歐元的開支，最後剩下425歐元，淨入自己腰包。當然，這只是估算。

據柏林《每日鏡報》（Tagesspiegel）稱，德國性工作者平均每個工作日的收入是250歐元。與其他人一樣，收入這一話題永遠是「禁區」，沒有一位性工作者願意透露自己的真實收入。

2009年爆出了一則驚人新聞。那年年初斯圖加特附近費爾巴赫市有一個名叫 「Pussy Club」的妓院搞了一個「促銷」活動：無限性交！（Flatrate Sex，類似妓院也被稱為Flatrate Bordell）。每位客人白天只要花70歐元、晚上100歐元的門票，便可以無限制和任何一位在場的性工作者性交，所有性工作者不允許拒絕任何客人的要求。據說當晚來了約1700名客人，而性工作者卻不到70人。客人數量遠遠高於妓院整體容量，因此在妓院門口排起了長隊。事發後，這種妓院遭到社會各界的痛罵，巴符州司法部長戈爾稱此類妓院「有損人權」，費爾巴赫市長也支持禁止類似妓院。

同年7月，有關當局以查偷漏稅為由，出動了700名警察，對4家這類妓院（費爾巴赫、海德堡、烏帕塔爾和柏林）進行了大規模搜查。據多家媒體2009年的報道，德國當時有40家這種類型的妓院。

賣淫在德國一直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在此必須要提及兩個人：愛莉絲.施瓦茨和施樂芙。前者是德國最知名的女權人士，她在1977年創辦的婦女雜誌《艾瑪》（Emma），成為德國女權運動的旗幟。後者則是德國知名度最高的性工作者，16歲第一次出道，40歲開了一家妓院（德國唯一一位妓院女老闆），43歲和柏林城區政府打官司獲勝，那場官司間接導致了德國首部《色情交易法》的頒布。她們兩人相互博弈多年，在賣淫問題上正反立場鮮明。愛莉絲.施瓦茨

施樂芙

施瓦茨主張禁止性交易。她認為所有出於經濟原因而從事賣淫的人，都屬於被強迫賣淫者。嫖客更要受到嚴厲的懲罰。她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名叫《賣淫–德國的醜聞》的書，書中提到，德國其實有75萬性工作者，其中有90%都是被強迫賣淫者。這個數據後來遭到很多人的質疑和反駁。

施樂芙認為，避免強迫賣淫的前提是讓它合法化。她支持「我的身體由我自己做主」的口號。雖然她不否定在德國有人口販賣和強迫賣淫的問題存在，但這隻占極少數，絕不是普遍現象。通過禁止賣淫是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的。她直接指責施瓦茨故意造假數據製造恐慌，扭曲現實。雙方都自稱向有關部門，比如刑警諮詢過，然而得出的數據卻是截然不同。

在同年的11月，施瓦茨在給自己新書作介紹活動時，有一批性工作者闖入大廳，打着「我的身體屬於我自己！」的標語來抗議。幾乎在同一時間，施樂芙也舉辦了一個關於性交易的討論會。她邀請了8名專業人士，其中一位就是當年柏林行政法院法官麥克利恩，另外一位是知名的犯罪學家莫妮卡。普夫勞門女士。他們都反對施瓦茨的主張，一致認為賣淫和人口販賣不能劃等號，懲罰嫖客在法律上很難站住腳。人口販賣在德國本來就是非法的，而德國也有相應的刑法，因此不需要禁止賣淫。

除此之外，2002 年起生效的《色情交易法》還起到了哪些效果？據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德國梅毒患者每年都在急速上升。同時此機構在另外一份調查中得出結論，梅毒患者在所有行業中的比例都差不多，性工作者中的患者比例不比其他行業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