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反而會同中國的供應鏈形成一種相互嵌套的關係
2020年，東南亞國家越南以近3%的GDP增速一躍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儘管近月來越南股市出現大幅波動，但在外界看來，具備政局相對穩定、積極謀求對外開放、勞動力成本低廉且民眾追求世俗成功等要素的越南，大有成為下一個國際產業轉移目的地的潛力。自19世紀以來，全球產業轉移經歷了多個階段。作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是世界上首個「世界工廠」。後來伴隨着比較優勢的變化，「世界工廠」先後轉移到美國、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和新加坡）」，21世紀以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如今，承接部分中國產業轉移的越南，能否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製造業向中國的轉移，在可預見的未來是終局性的，換言之，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可能是終局性的。這是由於大量中低端製造業在轉移到中國之後，在企業組織形態上發生了一些非常深刻的變化，使得中國的供應鏈兼具效率和彈性。這在過剩經濟時代尤為重要。施展認為，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反而會同中國的供應鏈形成一種相互嵌套的關係。來源：中新視頻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國際產業轉移多次發生，「世界工廠」的頭銜也多次易主。但您在代表作《樞紐》一書中提出，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可能是終局性的，為什麼？施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大量的中低端製造業，從美國、歐洲、日本等地轉移到中國之後，在企業組織形態上發生了一些非常深刻的變化。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過去生產一個複雜產品，總共100道工序，其中可能有70道工序都在同一家工廠的70個車間中完成。但到了中國之後，這70個車間獨立出來成了70個工廠，這就帶來生產流程的變化。被分解出來的企業極度專業化。在東南沿海調研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企業專業化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中出現了大量「隱形冠軍」。比如：有個企業只生產釣魚竿上的釣魚鈎。專業化的同時，多個企業彼此間互為配套關係，且不斷動態重組，這就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基於這一供應鏈網絡，效率和彈性可兼得，這在過去企業生產組織機制中是無法實現的。只有在企業組織形態發生深刻變化後，才能夠確保彈性和效率兼得。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變量是供應鏈網絡規模。網絡規模越大，其中作為節點的那些中小企業數量越多，他們分工的深度就越深，專業化就可達到更高的程度，效率更高。同時，小企業越多，它們相互間互為配套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彈性也越好。這跟時代背景有關。在匱乏經濟時代，人們有的用就行了。市場需求主要集中在大批量的均質化產品上，生產這些產品，有效率就夠了。過去從歐美到日本再到亞洲的產業轉移發生時，世界還大致處於這樣一個匱乏經濟時代。但今天已經是過剩經濟時代，人們要求商品足夠個性化。當市場需求超級多樣化，對創新迭代效率要求特別高時，為滿足新的需求，倒逼生產環節的供應鏈需要兼具彈性和效率。此外，當供應鏈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時，有可能會突破一個門檻，導致生產環節中的綜合成本控制要點發生變化。實際上中國已經突破了這個門檻。過去對成本的控制主要在勞動力、土地、資本這三大生產要素上。供應鏈網絡本身運轉的效率，我稱之為一種交易成本，在成本控制中所占比重較低。但在供應鏈網絡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之後，這種廣義的交易成本在綜合成本中占比大幅上升。成本控制結構變了，產業轉移就不那麼容易了。所以，當考慮製造業是否會從中國向外轉移時，需看到它所面臨的一系列背景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全都不一樣了，過去的歷史就未必會重演。中新社記者：有人認為全球化出現「拐點」，您認為，未來全球化會如何演進？施展：當下的全球化，我認為會是一種「精神分裂」的全球化。一方面，各國在經濟上彼此依賴的狀況不會出現實質性逆轉。新冠疫情暴發後，確實有一些與安全相關的(生產)環節，歐美國家試圖搬回國內。但在整體製造業的大盤子裡，它的占比較小，更大部分是轉移不回去的。不是說西方做不了，而是這樣做不划算。這樣，中國同西方國家，在經濟生產層面上仍有着很深的相互依賴關係。過去我們說的「美國創新、中國生產、全球銷售」這樣一個大格局，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出現實質性逆轉。但另一方面，中美在政治層面相互不信任。經濟相互依賴，政治互不信任，於是只能來回拉扯，出現類似「精神分裂」的狀態。這跟當年美蘇對抗截然不同。從長期來看，這種狀態是不可持續的，兩方面中的某一方面最終會發生變化。回顧歷史會發現，最後變化的一定是政治層面。人類的全球化從來都是基於經濟這個最底層的驅動力，由經濟倒逼出其他領域的全球化。我看不出今天在這個方向上有跟歷史不同的可能性。中新社記者：您提出未來會出現一種全球經貿「雙循環」的趨勢，可否解釋一下？施展：我所謂的「雙循環」是在兩個層面上，一個是就實體經濟而言，大量中低端製造業向中國轉移，西方國家進入一種去工業化的節奏，留在其國內的大多是廣義的第三產業。而以非洲為代表的不發達國家，其比較優勢主要集中在原材料產業上。這樣，中國和非洲形成一個一二產業的循環，西方和中國形成一個二三產業的循環，但西方和非洲無法直接循環，全球經貿循環想要運轉必須以中國為中介，這就形成了一個類似阿拉伯數字「8」的循環結構。中國成為全球雙循環中的樞紐，也就具備了一種特殊的、結構性的力量。要注意，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就成為世界中心了。在實體經濟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全球資本循環，資本循環是由美國所主導的，實體經濟的運轉也從屬於資本循環。在全球資本循環當中，中國仍處於一個從屬性的位置，這也是我們必須看到的現實。資料圖：江蘇一公司萬餘平的生產車間內，近500台各式織機一字排開。劉林 攝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目前部分中低端產業從中國轉向越南等國家？施展：前些年，有人開始擔憂越南會不會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所以，我在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時候到越南去做了比較深入的調研。結論是這並非產業轉移，而是一種「溢出」。在談到產業轉移時，我們要問哪些環節轉移去了越南？實際上就是最終的組裝環節。原因很簡單，組裝環節之後，就是終端產品，終端產品是直接要賣給消費者的，其中很多直接出口到美國，直面關稅衝擊。所以它們轉到越南去，貿易條件好。但上游供應鏈環節生產的是中間產品，並不直接出口，也就不需要轉到越南去。過去，中間產品從武漢賣到東莞或者惠州後，組裝出口，那麼現在工廠從東莞或者惠州遷到越南，就從武漢賣到越南，組裝出口。所謂的轉移，基本上就是這個意義上的。這種轉移很引人注目，因為轉走的那些是終端環節，終端環節是「to C」的，品牌為人們所熟知；而留下的中間環節是「to B」的，人們本就不熟悉。所以新聞傳播效應導致人們出現了某種認知偏差。這些供應鏈環節向東南亞溢出，某種意義上意味着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網絡規模變得更大了。與此同時，整個東亞供應鏈網絡的生產效率和彈性也越強。所以在沒有出現實質性技術躍遷的前提下，我仍然認為中低端製造業向中國的轉移是終局性的。資料圖：福建一展會上展示的巨型製鞋機械設備。中新社記者 呂明 攝施展：第一個原因是越南的經濟規模太小。如果把越南全國的GDP總量放在中國城市GDP的排行中，只能排在第八，介於蘇州和成都之間。蘇州能夠替代整個中國嗎？2019年越南總人口超過9600萬，人口總量比廣東少不了多少。它是否有機會成為另一個廣東？在我看來，難度仍然很大。原因在於，想替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就必須得有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擁有獨立的重化工業。但重化工業的產業特徵和後發國家的比較優勢正好相反。重化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但是後發國家資本匱乏。而後發國家勞動力富餘，但重化工業又有低就業的特點。重化工業的投資規模，與它所能創造的就業規模不成比例。因此，在後發國家要想建設自己的重化工業，純靠市場過程是沒有機會的，必須靠國家不惜代價地投入大量資本、花大力氣去扶持。東亞的韓國、日本、中國等都是以這種方式把重化工業發展起來的。但越南很難用這種方式來扶持重化工業。我去越南河內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參觀時發現，越南歷史上對自我身份的識別和定義都是以中國為對象的。也就是說，在越南的國民意識中，由於巨大體量的差異，對來自北方威脅的安全焦慮是持續存在的，必須找到另外一個大國來與之結盟。早期這個結盟對象是蘇聯，今天是美國。但如今越南想要與美國結盟，就必須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但這就意味着無法用國家的力量來扶持重化工業。有人會說，韓國當年也跟美國結盟，仍然靠國家資本主義，以財閥來發展重化工業。但時代不一樣了，韓國發展起來的時代是冷戰時代，政治價值取向是第一位的。如今已是後冷戰時代，經濟上如何選擇也意味着政治上如何站隊。當然，這不代表越南發展不起來。越南仍然有機會，前提是它的經濟跟另外一個有重化工業的國家之間能形成一種相互契合的關係，這個國家就是中國。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我認為越南跟中國(在供應和產業鏈上)仍然會是這樣一種相互嵌套的關係。施展，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外交學院教授，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樞紐》《溢出》《破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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