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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人口普查，徐州沒有對得上「小花梅」身份信息的記錄。

2021年，徐州以8117億元的GDP排名中國內地第28位，在它身後，還有三百多個地級行政區。

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中，徐州屬於二線城市，是僅次於4座一線城市和15座新一線城市的第三檔，不是什麼蠻荒落後的法外之地。

豐縣之於徐州，看起來並不特殊。徐州之於全國，看起來也不特殊。但是眼下，把這塊拼圖放進我們對於21世紀中國的認知地圖裡，就會產生巨大的不協調。

豐縣，究竟是異常值，還是平均值？是房間裡一件忘記清掃的陳年家具，還是一扇我們從未打開過的門？

帶着這樣的疑問，我們翻開了《江蘇省徐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想看看那片土地的整體面貌。

按性別分的省外人口

人口普查不會記錄每一個人在哪裡出生長大，它探查人口遷移的方式，是通過統計常住在一地而戶口在另一地的那部分人（「流動人口」）。

2010年，共有123364人常住徐州但戶籍在江蘇省外（「跨省流動人口」），其中61878名男性，61486名女性——男女數量基本平衡。

這很不正常。

當年，全國共有跨省流動人口8587.6萬人，其中男性4835.7萬人，女性3751.9萬人，男性比女性高出近三成。

當年，江蘇共有省外戶籍人口737.9萬人，其中男性405.6人，女性332.4萬人，男性比女性高出兩成多。（數據來源：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1-4表）

因為跨省流動多為外出務工，向來以男性居多。

在徐州的市區和鎮上（務工主要地點），省外戶籍人口也是男多女少。問題出在鄉村。

例如豐縣，共有7774名省外戶籍人口，其中男性3372人，女性4402人，男女比例43∶57。

豐縣可以分為鎮和鄉村，鎮上有2862名省外戶籍男性，2032名女性；鄉村有510名省外戶籍男性，2370名女性，男女比例18∶82。

豐縣鄉村的情況，在徐州各縣、縣級市中並不特殊。

徐州鄉村的情況，在蘇北各縣、縣級市乃至城區中也不特殊，而且更有甚者。例如宿遷市沭陽縣的鄉村，有省外戶籍男性293人，女性3527人，相差12倍。（數據來源：江蘇省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1-4c表）

通過圖表，我們可以更直觀地感受到壓倒性的比例：

但是，如果你就此以為這是全國的普遍情況——城鎮裡的跨省流動人口男多女少，而鄉村女多男少——那就猜錯了。江蘇乃至全國的鄉村並非如此。

全江蘇的鄉村地區，有省外戶籍男性108.9萬人，女性94.5萬人，硬是把蘇北的比例扳了回來。

全國所有的鄉村地區，居住着戶口不在本省（區市）的男性818.8萬人，女性609.9萬人，男女比例57∶43。（數據來源：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1-4c表）

那為什麼徐州乃至蘇北的鄉村，省外戶籍女性如此之多？是當地有什麼格外適合女性勞動者的鄉鎮企業，還是有大量的婚姻遷移？不必猜測，人口普查統計了遷移原因。

豐縣鄉村的2370名省外戶籍女性中，2013人（85%）的遷移原因是「婚姻嫁娶」。其餘「務工經商」「工作調動」「學習培訓」「投靠親友」等各種原因加在一起只占15%。

類似的比例出現在徐州各縣、縣級市，以及蘇北另外幾座城市的鄉村地區，但是與其他江蘇城市截然不同。

江蘇民間有「蘇北五虎」「蘇中三傑」「蘇南四少」的說法，在這張圖表上體現得格外清楚。

背後原因也很容易理解，蘇北的鄉村湧入了大量婚姻遷移的女性，她們拉高了上一張圖表里的女性比例，也拉高了這一張圖表里「婚姻嫁娶」的比例。

至於她們的婚姻遷移是出於自願還是人口拐賣，這不是人口普查能夠回答的問題。

一般來說，婚姻嫁娶是長期的，往往對應着「常住且已落戶」的情況。「常住卻未落戶」對應的才是短期原因，工作或學習——從全江蘇（包括城市、鎮和鄉村）來看，75%的省外戶籍女性都是因「務工經商」而來。

蘇北為何顛倒？為何那麼多女性因婚姻來到蘇北，戶口卻沒有隨之遷移？我們不得而知。

無論如何，請記得，以上數據只體現了截至2010年11月1日尚未在當地落戶的那一部分人。

還有另外四張長表（整體、城市、鎮、鄉村各一張），跨越幾十頁，將省外戶籍人口按照戶口登記地進行區分，告訴了我們，人從何處來。篇幅所限，我們只看徐州鄉村的數據。

徐州位於江蘇、山東、安徽三省交界，與河南也只隔着一個碭山縣，來自鄰省的人多，尚屬自然。至於來自雲貴川的人這麼多，而且男女比例在1∶7—1∶9之間，實際反映出了另一條更重要的婚姻嫁娶流向。

看完來處，再看去處。

當時常住徐州的雲南戶籍人口只有1946人，其中1576名是女性，這些女性中，166人住在城市，309人住在鎮上，1101人（70%）住在鄉村。

這一點，與貴州、四川來的女性情況一致，而與安徽、山東、河南來人很不相同。

從上圖不難看出，從安徽、山東、河南這三個臨近省份來的女性雖多，但她們大多數去向城鎮地區，而雲貴川來人，卻扎堆（50%—70%）去往徐州鄉村。

蘇北其他城市情況相似，不再逐一列舉。

我們不知道這數以千計（整個蘇北則是數以萬計）女性是否自主決定了自己的婚姻，如果是的話，不嫁在蘇南更發達的城市而嫁在蘇北，不嫁在蘇北城鎮而嫁在蘇北鄉村，實在是一種神奇的巧合。

而如果她們的婚姻並非自願，甚至她們的遷移、生育都並非自願，那麼需要詳查的，就遠不止一位八孩母親。

按性別、民族區分的人口

根據公眾號「阜成門六號院」引述的《徐州市志》，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徐州市只有18個少數民族。

而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徐州已有47個少數民族。考慮到不同少數民族在我國的不均勻分布，這同樣是一個觀察徐州人口流入情況的好視角。

2010年，徐州市常住人口8583106人，其中漢族8570793人，少數民族12313人（這一數字相比「五普」時期減少四成，原因不詳）。

1.2萬少數民族人口中，6939人在城市區域，3390人在鎮上，1984人在鄉村。

我們直接看鄉村這近兩千人，其中535名少數民族男性，1449名少數民族女性。

至於豐縣鄉村，有111名少數民族男性，222名少數民族女性，恰為1∶2——這一比例放在徐州各縣、縣級市中仍然毫不特別。（數據來源：江蘇省徐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1-6c表）

再來看看，哪些少數民族的男女比例格外懸殊。

只列出了在徐州鄉村人數＞10

且男女比例＜1∶3的少數民族

徐州鄉村裡的另外幾大少數民族——回族、滿族、維吾爾族、藏族、蒙古族也都是女多男少，只是比例不算過分誇張。比例明顯異常的，還是那些聚居地在雲貴川的少數民族。

這一數據和上一節的「80%以上的省外戶籍女性因婚姻遷移」「從雲貴川流入的女性比例畸高」等結論相呼應。

至於少數民族女性流入是出於自願還是人口拐賣，同樣不是人口普查能回答的問題。盼望相關部門調查。

可供參考的是，學者陳業強在《怒江傈僳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一書中記錄：

（2010年福貢縣常住人口98616人，其中女性48075人）

超過四成的婦女外流是「被拐賣」，還沒有包含書中提到了另一種「被（外地人憑藉一份彩禮）討走」的情況，這兩種情況之外，才是鳳毛麟角的「自由戀愛」。

傈僳族在徐州只有27人，2男25女，全部居住在鄉村地區。

豐縣沒有傈僳族人。

而怒族，全徐州共有31人，16男15女，鄉村地區1男5女。其中豐縣鄉村有1名怒族女性。

徐州發布的調查進展中寫道：「楊某俠原名為小花梅（父母已故），雲南省福貢縣亞谷村人。」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貢縣子里甲鄉亞古村是一個傈僳族村落，很多人由此認為小花梅是傈僳族人。

但亞古村也有怒族和漢族居民。根據丁香醫生《偶爾治癒》對亞古村的走訪：「亞谷村多位村民回憶，小花梅和媽媽都是怒族。」

那麼，「八孩母親」就是2010年人口普查記錄的唯一一名豐縣怒族女性嗎？

還有另一張表格可以驗證。

前調查記者鄧飛公布了「小花梅」的結婚證照片，上面顯示：揚慶俠，出生日期1969年6月6日。據此推算，在2010年11月1日人口普查標準時點，她應該是41歲。

以及，發證日期1998年8月2日，那麼她應該在此之前就已來到豐縣。

但是根據《江蘇省徐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2-1 全市各民族分年齡、性別的人口」，31名在徐州的怒族人里，40—44歲年齡段無人。

也就是說，至少2010年人口普查里，徐州市沒有對得上小花梅身份信息的記錄。

互斥的信息只有兩種可能，要麼是人口普查在此處出現了漏報瞞報，要麼是徐州的現有調查結果有待江蘇省進一步核實。

按性別分的5—14歲人口

2010年，徐州市常住人口性別比為101.2（女性=100）。

不過，女性的長壽影響了老年人口性別比，頻繁的跨區域流動又影響了青壯年人口性別比，使得整體性別比的參考價值不大。

更值得留意的是少年兒童的性別比，受人口流動和自然死亡的影響較小，既能反映出過去數年的新生兒性別比，又預示着未來數年適婚年齡男女的性別比。

考慮到0—4歲的嬰幼兒漏報瞞報的情況相對多發，我們重點觀察當年5—14歲的人群，大約就是1995年—2005年生人。

2010年，徐州市5—14歲人口性別比為132.3，相當於每7個孩子中，4男3女。各區縣的性別比在這一數字上下浮動，豐縣最高，5—14歲人口性別比達到146.8，近乎於每5個孩子中，3男2女。

這個數字放在蘇北各區縣裡，也算極高的。

但是放到全國來看，排不進前十名。

到2022年，當年的孩子就17—26歲了，他們又將如何婚戀、滿足長輩重男輕女的觀念繼續「傳宗接代」呢？人口普查回答不了。

人口普查只能告訴我們已經發生的現實。例如2010年，徐州15歲以上未婚人口，男性比女性多出26%，連雲港多出23%，淮安多出24%，鹽城多出43%，宿遷多出20%。（數據來源：江蘇省徐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5-1表）

這還是存在着許多的小花梅「被遷來此地」「被婚配」之後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