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國家科學院院士，當代少數幾位探究人類社會與文明的思想家之一。當我在 1959 年首次到訪芬蘭時，我對芬蘭和蘇聯之間兩次戰爭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當時，我問在芬蘭的幾位房東，芬蘭為什麼要實行那些政策，為什麼要進口那些質量不那麼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車，為什麼那麼害怕與蘇聯發生衝突。我告訴他們，倘若芬蘭真的與蘇聯發生衝突，美國肯定會幫助芬蘭的。現在回想起來，再沒有比這更讓芬蘭人感到殘忍、無知以及無禮的話了。在芬蘭的國家記憶里，充斥着這麼一種難以言說的苦痛：在 1939 年芬蘭與蘇聯戰爭爆發之際，無論是美國、瑞典、德國、英國還是法國，都沒有對芬蘭伸出援手。這段歷史告誡芬蘭人，芬蘭的存亡和獨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僅如此，只有當蘇聯感覺安全並對芬蘭委以信任時，才是芬蘭可以心安的時候。
許多非芬蘭人本應比我了解得更多，卻也抱着我當時的那種無知的態度，他們給芬蘭的這種政策取了個貶義的代名詞，叫作「芬蘭化」。《紐約時報》在 1979 年是這樣解釋芬蘭化的：「在一種可悲的狀態下，一個弱小的國家屈服於強大的鄰國，對自己的主權自由做出可恥的、令人尷尬的讓步。」那些斥責芬蘭化的人認為，芬蘭的政策實質上就是懦夫之舉。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
[美] 賈雷德·戴蒙德 著
曾楚媛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1月
確實，芬蘭的很多舉動嚇壞了西歐和美國的一眾觀察者。在美國或德國，絕對不會出現僅僅為了避免惹怒蘇聯而推遲總統選舉或總統候選人退出競選這樣的事情。這些行為似乎違背了民主國家賦予其公民的行動自由權。在這裡，我再次引用吉科寧總統的話：「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並非是絕對的……無須屈服於歷史必然性的國家是不存在的。」 芬蘭需要比美國或德國更屈從於歷史的必然性，理由很明顯：芬蘭是個小國，與俄羅斯共享邊界，而無論是美國還是德國都沒有這些掣肘。那些對芬蘭化政策嗤之以鼻的人，你們覺得芬蘭應該怎樣做，是不是應該不顧忌蘇聯的反應，再次承擔與蘇軍發生衝突的風險呢？那些反對芬蘭化的人心裡存在這樣一種恐懼：他們害怕蘇聯會打起自己國家的主意。不過，其他的西歐國家和美國的地緣政治環境與芬蘭完全不一樣，它們無須面對芬蘭的地緣政治困境。吉科寧對芬蘭外交政策的辯護濃縮成一句話就是：「芬蘭化不供輸出。」實際上，芬蘭對蘇聯實行的外交政策必然是錯綜複雜的。這種政策產生的最終結果是，在二戰結束後的 70年裡，芬蘭並沒有變成蘇聯或者（現在的）俄羅斯的附庸。相反，芬蘭成功地在和西方加強聯繫的同時，與蘇聯保持了良好的關係。與此同時，芬蘭人深知，際遇無常，因此芬蘭要求該國男性義務服兵役，女性可自願入伍。芬蘭人在服兵役時要接受最長一年的嚴格的軍事訓練，因為芬蘭的期望是，每一個芬蘭人都具備上戰場的能力。經過一年的訓練後，芬蘭人在 30～35歲之前每隔幾年就會被召集起來服預備役。芬蘭的預備軍人數占該國總人口的 15%，倘若這一比例放在美國，那就相當於擁有一支 5000 萬人的預備軍。現在，我們就芬蘭的這段歷史，類比影響個人危機結果的因素（見表 1.1），分析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因素（見表 1.2）。在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眾多因素當中，有 7 項因素有助於解決芬蘭國家危機；有 1 項因素在開始阻礙了危機的解決，但後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外 3 項因素的缺失，導致芬蘭難以解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來自強大鄰國的威脅。（表1.1 影響個人危機結果的因素）
芬蘭在解決國家危機時明顯體現出以下 7 項因素的作用：主動承擔責任（因素 2）、劃清界限（因素 3）、強大的國家認同（因素 6）、誠實的自我評估（因素 7）、應對國家失敗的耐心（因素 9）、特定情況下的靈活性（因素 10）以及國家核心價值觀（因素 11）。首先，在本書的國家樣本之中，芬蘭是主動承擔責任並做出誠實、實際的自我評估的典範。進行這種評估對芬蘭來說尤其痛苦，因為經歷過戰爭的芬蘭，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至親，或賴以生存的家園。芬蘭必須保持清醒，避免落入自我憐憫和仇恨的陷阱，進而破壞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不過，芬蘭人最終認清了現實：我們是一個小國；我們和蘇聯共有漫長的邊界；我們不能指望盟友提供有效的支持；我們國家的生死存亡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我們可以暫時抵抗住蘇聯軍隊的進攻，使蘇聯戰線進展緩慢、代價沉重並且痛苦不堪，但我們無法長期與其對抗。芬蘭人從戰前的外交政策中吸取了教訓，最終接受了現實：贏得蘇聯的信任是保持芬蘭政治獨立的唯一途徑。
芬蘭的案例充分展現了本書選擇性變革和劃清界限（因素3）的主題。在與蘇聯的最後一次對抗中（1944年 9月之後），芬蘭改變了自己以往的政策，打破了忽視蘇聯、不與蘇聯打交道 的傳統。芬蘭採取了一種新政策，與蘇聯進行經濟合作並開展密 切的政治互動。不過，這些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選擇性，因為 芬蘭保持了獨立自治，而且依然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這兩種看似互相衝突的身份—未變革的舊芬蘭和已發生變革的新芬蘭，卻能夠共存。這讓很多非芬蘭人既疑惑又氣憤。於是，他們創造 了「芬蘭化」這樣一種輕蔑的說法，以暗示芬蘭當時其實可以也 應該做出不同的選擇。
芬蘭人展現出的強烈的國家認同（因素 6）讓人驚嘆——不了解芬蘭的人大概不會料到，這么小的一個國家竟然具有如此強烈的國家認同，畢竟從其他方面來看，它只是一個典型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芬蘭人的國家認同和對自己國家獨特性的堅定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優美、獨特又高深的芬蘭語，沒有多少非芬蘭人有膽量去學這種語言，還源於以芬蘭語創作的口傳史詩《卡勒瓦拉》，以及在沙俄統治下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獨立自治歷 史，彼時芬蘭就已擁有自己的政府、貨幣和議會。進一步強化了 芬蘭人的國家認同的，是世界人民對芬蘭的音樂家、田徑運動員、建築師以及設計師的認可。如今，芬蘭人的國家認同還與該國在 冬季戰爭中取得的軍事成就緊密相連。芬蘭人以自己在二戰中的 成就為傲，這種自豪感要遠遠強於其他國家的國民，僅次於英國。在 2017 年的芬蘭獨立百年慶祝活動中，芬蘭人對其在二戰中取得的成就的重視程度不亞於對 1917 年取得國家獨立的重視：就如同在美國，獨立日（7 月 4 日）慶祝的焦點是美國在二戰中取得的勝利，而不是 1776 年發表的《獨立宣言》。
芬蘭展示了一個國家如何耐心地應對最初的失敗，並堅持不懈地探尋可能的危機解決方案，直到找到有效的路徑（因素 9）。當蘇聯於 1939 年 10 月對芬蘭提出領土要求時，芬蘭沒有主動提出開展經濟合作和政治互動，這是芬蘭後來才提出的。即使當時芬蘭主動提出這些建議，斯大林也很有可能會拒絕。是芬蘭在冬季戰爭中的頑強抗爭讓斯大林確信，使芬蘭保持獨立才是正確的選擇。從 1944 年開始，芬蘭意識到自己在戰前忽視蘇聯的政策和戰時訴諸軍事手段的政策均已失敗，為了保持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獨立，同時與蘇聯保持良好的關係，芬蘭歷經了漫長且持續的試驗階段。
芬蘭展現出一國在特定情況下的靈活性（因素 10）。面對蘇聯的擔憂和敏感，芬蘭做出了任何其他民主國家都難以想象的事：通過追溯法，對自己國家的戰時領導者進行審判，議會通過緊急法令推遲原定的總統選舉，等等。其他民主國家可能會對這些措施不以為然，而在芬蘭身上我們能看到由此反映出來的靈活性：犧牲部分原則來獲取最不可侵犯的政治獨立。再次引用扎洛加在曼納林的傳記中使用的一句話：芬蘭人出色地「在幾個糟糕的選項里選擇了最不糟糕的一項」。
芬蘭的歷史展現了這個國家的一項不容置疑的核心價值觀（因素 11），那就是捍衛國家獨立，保衛國家不被他國侵占。芬蘭人做好了為這一核心價值觀而戰的準備，哪怕他們當中的許多 人會因此失去自己的生命。不幸中的萬幸，芬蘭人挺過來了，捍衛了國家的獨立。針對芬蘭所處的兩難境地，本來就沒有什麼絕對正確的解決路徑。1939 年的波蘭和 1941 年的南斯拉夫在面對 德國的要求時，均表示拒絕並為國家的獨立而戰，可它們沒有芬 蘭那麼幸運：這兩個國家都輸了，並被侵占或繼續被侵占，受盡寄人籬下的恥辱。與之相對的是，因為判斷出自己和對方的軍事實力懸殊，193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39 年的波羅的海三國 和 1945 年 8月的日本分別接受了德國、蘇聯和美國的最後通牒。如此想來，捷克斯洛伐克當時的情況未必全然無望，但我們如今也無從得知真相。
那個一開始阻礙了芬蘭危機的解決，卻在後來起到積極作用的因素是對危機的舉國共識（因素 1）。芬蘭國民一開始缺乏對國家陷入危機的共識，但最終達成了這一共識。在整個 20 世紀 30 年代，大部分芬蘭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和蘇聯之間迫在眉睫的危機，在 1939 年，他們又錯誤地判斷斯大林提出的要求僅僅是虛張聲勢。從 1944 年起，芬蘭國民開始達成共識， 制定了巴錫基維 – 吉科寧路線，芬蘭政府領導者與蘇聯政府領導者密切對話，並學習從蘇聯的角度看問題。
芬蘭明顯缺乏的三項有助於化解危機的因素分別是：來自盟友的援助（因素 4）、可供借鑑的榜樣（因素 5），以及不受地緣政治約束的選擇自由（因素 12）。本書討論到的國家當中，芬蘭得到的來自盟友的援助最少：在冬季戰爭中，芬蘭所有的傳統友國和潛在盟友都拒絕為它提供所需的實質性幫助。（瑞典提供了一點兒非政府性質的協助，包括派出 8 000 名志願兵，並接收了芬蘭的難民兒童；德國在繼續戰爭中也的確提供了必要的軍事及經濟援助。）芬蘭找不到任何一個弱國成功對抗蘇聯或者納粹勢力的案例：其他歐洲國家要麼接受對方的要求（比如波羅的海三國），要麼負隅頑抗並被殘暴地征服（比如波蘭和南斯拉夫），要麼以自己（遠強於芬蘭）的軍事實力成功抵抗（只有英國），要麼做出適度的讓步以換取國家獨立（比如對德國做出讓步的瑞士和瑞典）。反過來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像芬蘭那樣，成功地處理與蘇聯的微妙關係（即「芬蘭化不供輸出）。因為和強大的鄰國蘇聯之間共享漫長的邊界，芬蘭的選擇自由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嚴重製約。芬蘭這種因受強大鄰國掣肘而無法自由選擇的狀態，恐怕只有二戰後的德國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感同身受。
僅針對國家危機而非個人危機的影響因素中，有兩個因素體現在芬蘭的案例里：領導者的力量和衝突後的和解。無論是在二戰期間還是二戰結束之後，芬蘭都受益於卓越的軍事及政治領導者的力量。作為軍事領導者，曼納林將軍是一位分配稀缺資源的能手，他善於分析判斷蘇聯在不同戰線上對芬蘭構成的威脅，在危急時刻依舊能保持沉着冷靜和清晰的思路，並能鼓舞士氣。曾任總理一職的芬蘭前總統尤霍·巴錫基維和他的繼任者烏爾 霍· 吉科寧均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在和斯大林的談判中雖處於 弱勢，卻能以圓融的技巧獲得並且維持斯大林對自己的信任，還使斯大林相信，讓芬蘭保持獨立是對蘇聯有利的政策（想象一下，假如你是 1944 年 9 月的巴錫基維，曾在 1940 年 3 月為結束冬季戰爭而飛去莫斯科進行和平談判，後來芬蘭撕毀合約並於 1941 年夏與德國合作並收復卡累利阿，此時的你正要為了終止繼續戰爭而飛去莫斯科和斯大林見面進行和談。你會對 1944 年的斯大林說些什麼？——「相信我，這一次我值得你的信任」？）話說回來，曼納林、巴錫基維和吉科寧作為領導者的影響力不應被過分誇大，因為他們的目標和策略實際上和其他傑出的芬蘭將軍及政治家很相像，只不過他們展現出更為出色的技巧。
另外一項僅針對國家危機的影響因素便是激烈的內部衝突或內戰之後的和解。芬蘭在 1918 年內戰結束以後的和解比起智利在皮諾切特結束軍事獨裁後的和解要迅速且徹底得多。與之相比，印度尼西亞在經歷了 1965年由軍隊煽動而起的種族大屠殺之後，沒有做太多和解的工作。一方面的解釋是，這些國家和解程度的不同與國內軍隊力量的強弱以及其能否對從前的敵人構成威脅有關係。1965年後，印度尼西亞軍方繼續執掌大權；智利軍方則甚至在皮諾切特下台後仍舊很囂張且極具威脅性；芬蘭的軍隊則在內戰後逐漸隱居幕後，變得低調。另外一方面的解釋是，芬蘭人對芬蘭的獨特性抱有共識：芬蘭內戰中的勝方和敗方都沿襲了相同的平等主義傳統，都因為使用芬蘭語而有別於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傳誦着《卡勒瓦拉》，都是讓·西貝柳斯和帕沃·魯米的同胞。
本書中談及的因突如其來的外部衝擊而陷入危機的兩個國家中，芬蘭是第一例。在下一章中，我會討論明治時代的日本，這是另一個擁有強烈的國家認同和獨特語言的國家，這個國家的文化比芬蘭更具特色，它經歷了更為激烈的選擇性變革，和芬蘭一樣具備顯著的現實主義色彩。但是，日本截然不同的地緣政治條件使它可以追求一種比芬蘭更加獨立的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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