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世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關於國家性質問題，有來自不同角度的概括。馬克思主義將階級性視為國家的根本屬性，因此有所謂奴隸制國家、封建國家等說法；也有人從統治方式的角度加以概括，有集權國家、民主國家、君主制國家的說法；還有人從國家的構成方式上，當然也是從統治方式上概括，又有帝國、民族國家的說法。當然這些指稱也互有重疊，比如在狹義上，「帝國」多為君主制國家，而君主制國家中又包括近代的立憲君主制國家，只不過後者強調的是政體，而「帝國」這個概念更側重指統治方式或治理方式。必須說明，無論「清朝」還是「清代」，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名(雖然「清朝」常常被拿來當作國名使用)，只是一個叫做大清的國家進行統治的王朝或者時代，因此無法討論其「國家性質」。在像《大清會典》或《大清律》這類具有法典意義的文獻中，也沒有像近代憲法那樣具有對國家性質的表述，因此，當我們企圖用一個近代以來的政治學或法學概念來討論前現代中國的主要政權的性質時，這二者之間的張力是顯而易見的。當時的人們看待過往的政權，比如明朝人或清朝人看待夏商周三代，只是不同的王朝或朝代，並不認為其具有「國家性質」或「國體」意義上的區別。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有學者採用「王朝國家」的說法的緣故，他們大概以為，這個概念把中國傳統的政治語彙與近代西方的政治語彙結合在了一起。雖然組織者並未明示，但參與筆談的學者大多敏銳地意識到，之所以討論這個問題，大概還是與「新清史」提出的挑戰有關，以至包括本文在內的一些文章都或多或少地對此進行回應。雖然我的看法與強調「內亞性」的美國同行頗有差異，但如此一來，似乎造成了某種「集體批判」的效應，這又是我不願意看到的一種可能溢出學術範圍的方式。事實上，無論對所謂清朝「內亞性」承認與否，對於採用不同角度概括國家性質的人來說，似乎都不影響對大清國或「清王朝」國家性質的判斷，比如說，我們的美國同行還是大多稱其為「帝國」。另外，如果是從「內亞性」來討論這個問題，那麼對十六國、北魏到隋唐，再到遼金元，都存在同樣的所謂「漢化」還是「胡化」的問題，為什麼獨獨把清代中國拿出來討論呢?在我看來，答案並不複雜，原因就在於在中古中國，哪怕是在唐代，哪裡有人會否認「胡化」，也即「內亞化」?哪裡有人認為承認了這一點就否認唐朝是中國的一個王朝?那麼，為什麼到了清朝，這個問題就觸動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經?當然，這並非是說討論清代中國的國家性質沒有意義，因為我們的學者往往脫離具體的學術語境和學術史脈絡來使用某些概念，比如有的學者既不同意清朝「內亞性」的說法，但同時又不經意地使用「帝國」的概念來指稱清代中國，並未意識到這是矛盾的表述，大概是因為他們以為皇帝統治的國家就可以被稱為「帝國」。但「帝國」之類概念畢竟是西方人發明的，無論是使用或者改造，必須先要回到人家的本意那裡。王柯的《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一書，使用了「『天下』國家」這個概念，可以說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也是試圖把中國古代獨特的天下觀置於國家性質的表述框架內，與近代「民族國家」相區隔。但是，他同時又把秦朝至清朝的中國稱為「帝國」，在書中各章的標題上，他沒有再使用「『天下』國家」這個概念，而不斷使用「中華帝國」「多重帝國」「多元帝國」「大一統帝國」這些概念，似乎說明「帝國」這個西方概念更易清晰表達中國歷代王朝的國家性質。由此，似乎體現出作者在使用本土概念和外來概念之間的搖擺不定。《劍橋中國史》第9卷即《清代》下卷的編者裴德生也感到了清史研究中呈現出的這一複雜性和多義性。他所寫的導論標題就是《清朝、清帝國以及大清的統一版圖》。在這篇文字中，儘管他也指出「天下」這個概念對於理解清代中國的重要性，但同時也說，「『帝國』是個引起質疑、頗具爭議的字眼。……帝國之間的相同之處寥寥無幾。對於如何將『帝國』分類，或是應用什麼標準來運用或是堅持帝國這個標籤，並不存在共識」。他還指出了「王朝」這個詞有4種含義，一是表明一個時間段，即一姓的統治起訖；二是指宗室皇族；三是指朝廷或國家，即作為國號；四是指統治地域。雖然他按照劍橋中國史的慣例以及本書作者各自文章使用的語彙，仍然不得不使用「帝國」這個概念，但對之卻是充滿質疑的，而且似乎是更傾向使用dynasty這個概念。吳莉葦對耶穌會士繪製中國地圖時顯示出的將清朝視為殖民帝國的傾向提出了質疑。她認為，耶穌會士依據歐洲領主政治的概念和新起的民族國家觀念，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與中央朝廷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誤判，而且這種看法又成為當代西方學者視清朝為殖民帝國的觀點的濫觴。李懷印從地緣政治和財政構造的角度出發，拒絕認為清朝是一個可與奧斯曼帝國等類比的近代財政軍事國家，進而質疑西方學術界將「帝國」與「民族國家」截然二分且後者是前者的線性進化的認知模式。其理據在於清朝的地緣政治格局及其獲取資源的模式是與歐亞帝國不同的。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一種常見的兩難困境：一方面是學者們大都認識到，必須要在中國歷史自身的傳統包括政治理念、治理方式和特定情境下對相關史事加以理解並做出表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採用共通的社會科學概念，特別是主要沿着由西方社會科學開闢的問題脈絡來進行討論，否則就無法在同一個平台上交流，陷入自說自話的窘境。在大清的「國家性質」問題上的對立意見，除了一些具體的判斷上的分歧之外，在相當程度上便來自於此。即如大衛·羅賓遜(David Robinson)的新著《明代中國及其盟友——歐亞大陸的大明王權》，表明大明國由於承繼了大元國的傳統而同樣具有「內亞性」，因而與大清國並無本質差異。雖然觀點迥異，但還是沿着與「新清史」同樣的問題脈絡。據此，假如大清國是個「帝國」的話，大明國自然也是個「帝國」。因此，他的看法是明代中國與清代中國相比不是是否「帝國」的問題，而是是否只有清代中國具有「內亞性」的問題。對這種兩難困境，我們可以溯源到梁啓超批評舊史學的「四弊二病」，其中第一弊就是傳統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梁啓超批評的是所謂「家天下」的歷史，從而引進了西方的近代「國家」概念，即包括了全體國民的歷史，而不是「二十四姓之家史」。西方的政體和國體，是梁啓超在流亡日本後特別關注的問題，這一關注幾乎是與他的《新史學》同時的。在今天看來，這一批評在當時的積極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他批評的是舊史學的主導性敘事，但並不表明他不知道舊史學中並非沒有近代「國家」意義上的相關內容。因此，當我們今天使用「王朝」這個概念的時候，並不意味着我們回到「王朝史觀」或者梁啓超批評的「家天下」那裡去，也不意味着使用「王朝」這個概念必然會與使用「國家」概念截然對立，反而可能為討論中國的前現代歷史提供更大的空間，這可能就是有些學者願意使用「王朝國家」這個詞的原因所在。我們也注意到李懷印提出了一個替代性概念，即19世紀以前的清代中國是「早期近代疆域國家」(較完整的表達是「一個建立在地緣政治和財政構造雙重低度平衡基礎上的早期近代疆域國家」)，雖然沒有詳細論說，但顯然是針對不具穩定邊界的帝國而言的。這向我們提出以下問題：第一，對大清國或清代中國國家性質的判定，是否不得不以具有某種性質和特徵的國家類型為參照來進行呢?第二，如果不是如此，我們應該以何種原則或立場來定義清代中國的國家性質呢?第三，我們是否只可以有一種原則和立場嗎?我想學者們所討論的，也許並不是對各自國家性質的定義，而是比較政治學意義上或文明類型學意義上的國家治理體系。學者們或者認為，由皇帝統治的古代中國不同於西方學者所說的「帝國」，當然更不是「民族國家」，就需要為「帝制中國」下一個非西方的定義；或者採用「王朝國家」的說法並對其加以定義，然後再討論作為王朝國家的清代中國，與此前的明代、元代，甚至宋代中國相比是否存在本質上的差異。不過，使用這個概念的中國學者大多沒有注意到，「王朝國家」(dynastic state)也是一個西方概念，歷史學家也將法國波旁王朝，甚至15世紀的勃艮第大公國、17世紀的巴伐利亞公國這類稱為「王朝國家」：在舊制度時期的歐洲，儘管威尼斯之類共和國依然存在，選帝侯君主國、神聖羅馬帝國(直到1806年)、教皇國，以及波蘭—立陶宛(直到1795年)也同時並存，但王朝國家作為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形式達到其頂峰。為繼承原則確定的王國體制反過來產生了獨特的政治特徵，這涉及到王朝的統治基礎、繼位方式、國王權力範圍，以及此類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互動方式。那麼，用這個概念來描述秦代以來的中國的話，是否也有諸多不合，或者更需要重新定義呢?李鴻賓在一篇相關的文章中，藉助李宏圖的研究，意識到「王朝國家」是一個西方概念。但他認為，這個概念及其向「民族國家」的轉變過程「同樣適用於理解中國王朝國家」。他概括傳統王朝國家有三個特徵：一是其統治思想是政權建立者的合法性與天象的合理性結合一體；二是其統治對象既有政權依靠的本土部民，還有征服的部落群體，政權基礎與統轄對象呈分明狀態；三是王朝疆域呈不確定性和模糊狀態。這樣的概括脫離了西方學者使用這個概念時的本義，而且使「王朝國家」與「帝國」看起來並無二致。而在歐洲史的語境下，「在前現代歐洲國家中，世襲權力是來源於封建制權力的具有界定意義的特徵。在特定的一些王朝國家，國王的最高統治權的集中與滲透並非來自於他們所缺乏的實力，而是來自於政治經濟利益在各個不同群體中的彌散，這些群體由此向國王們存在個人義務，但可能依然保有與國王相衝突的利益，也產生利益之爭」。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國，只有商周時期、特別是西周的情況與之相似。在《牛津現代世界簡史》叢書中，有一部《1494-1660年的歐洲王朝國家》。該書是描述宗教改革以後歐洲大陸國家的歷史，主要涉及哈布斯堡王朝、奧地利及其法國對手瓦盧瓦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間對歐洲統治權的爭奪。雖然也論及有關波羅的海世界、波蘭和俄羅斯等斯拉夫地區以及奧斯曼帝國在東南歐統治區的事務，但其中的「歐洲王朝國家的結構」部分主要敘述的是歐洲大陸各國這一時期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乃至經濟與文化。可以確定，該書將這170年左右的時間內歐洲大陸主要國家概括為「王朝國家」，而且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至少是類型意義的概念。當然這個概念也不僅用來描述歐洲早期現代的政權，也有學者用以研究西亞，如2016年的新書《札剌亦兒王朝——蒙古統治中東時期王朝國家的形成》。不僅如此，由於札剌亦兒王朝的存在時期是從14世紀30年代到15世紀30年代，所以這個概念也用於比早期現代歐洲更早的時期。札剌亦兒王朝是伊兒汗國解體時從其西部分裂出來的一個政權，根據該書的描述，這是一個由成吉思汗的後裔在元代中國、察哈台汗國和伊兒汗國消失後出現的「世襲王朝」(hereditary dynasty)，其蘇丹不再是部落酋長，這個王朝是「將其結構和等級制歸諸伊兒汗國王朝的軍事精英製造出來的」，該書就是要討論各個部落與王朝國家形成的關係。從以上兩部以「王朝國家」冠名的著作來看，這個概念的得名不僅與內部的最高統治權的獲得方式與特徵有關，即是否世襲和是否絕對權力，也與其處理外部關係或國際關係的方式有關。就後者而言，「王朝國家使得國家間關係個人化，作為國王野心的一種表達，而且當他們試圖獲得領土作為收入來源，部分地滿足國內各利益群體的時候，還會使這種關係咄咄逼人。當然，王朝國家塑造了一種獨特的國際關係路徑，國王們傾向於避免在沒有法律正當性幫助的情況下獲取領土，而這些基於王朝原則的正當性始終是最強大的。……聯姻往往是其獲得領土的常用手段」。因此，和西方學者使用「帝國」和「民族國家」一樣，他們往往非常重視這樣的政治體如何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也必須在一個國際關係的框架中對這些概念加以定義。而中國學者對王朝歷史的討論中，除了戰國、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和遼、宋、夏、金時期外，中原王朝幾乎是一個同質化的政治體，被邊緣化的「民族關係」和「對外關係」並未成為判斷國家性質或形成概念的關鍵要素。即使是上述時期，也往往被視為大一統王朝的暫時分裂，並不會認為在這些時期這些政治體的性質可能發生了改變。概括說來，西方學者筆下的充斥歐亞大陸的大大小小的王朝國家，是以世襲制為主要特徵的，無論其歷史基礎是歐洲中世紀的蠻族國家，還是像蒙古帝國下面那種部落組織，都與封建制或分封制有關。由於他們的民族、邊界等因素，使其有可能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直接基礎。歐洲的王朝國家是一種「統治階級之間爭鬥(inter-ruling-class ravalries)的表現，它先於現代官僚制和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甚至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後繼續塑造着國家制度」。「王朝國家」着重強調的是某種統治權特徵，即世襲制和絕對王權(如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所表明的)，換言之，當「帝國」崩解之後，在原有的王朝國家基礎上誕生了民族國家，但這並不意味着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後的特定時期內，民族國家完全替代了王朝國家。帝國、王朝國家雖與民族國家在時間上均有接續關係，但從繼承關係上看，民族國家似與王朝國家更為直接。如果我們認為，到20世紀的中華民國肇建，中國才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話，那麼前現代的清代中國究竟應該被視為「帝國」還是「王朝國家」呢?或兩者都不是?我認為，首先，以西方概念而論，李懷印對清代中國是一個「帝國」的質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與藩國之間的關係。本來帝制中國的確具備一些「帝國」的特徵，即具有跨文明區域的特徵，但朝貢體制下的藩國並不是資源掠奪的對象，而且隨着「改土歸流」和漢文化的擴展，這種跨文明區域的特徵開始淡化。其次，同樣以西方概念而論，李鴻賓認為清代乃至整個帝制時期的中國是一個「王朝國家」，但中國的世襲制從傳說中的夏朝就開始了，至晚從有文字記載的殷商時期就是如此，與類似歐洲封建制的西周並沒有直接關係。歐亞大陸歷史上的「王朝國家」沒有中國這樣的朝貢體制，也即沒有中國這樣的跨文明特徵。再次，雖然我認同杜贊奇對清末民國以來歷史編纂學中的民族主義話語的反思和對複線歷史的倡導，但也必須承認存在着從前現代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無論民族國家是不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這樣，作為現代國家形成前的清代中國，甚至包括明代中國，必然處在一個轉型期內；在邏輯上說，它既應具有前現代國家的特徵，也應具有現代國家特徵。歐洲史的學者也注意到了現代國家轉型的問題。在一篇研究15世紀勃艮第的王朝國家的博士論文中，作者認為，「有一種強烈的、合情合理的趨向，按照幾個熟悉的範疇去觀察歐洲的治國理政和中世紀晚期-現代早期的國家發展。因此，在考察官僚體制發展的時候，韋伯式的那些類型常常會在討論中占支配地位。國家作為一種強制性工具，在面對地緣政治壓力的時候用來滿足軍事需求，則是這一時期關於國家形成的另一個熟悉的主題」。他說，儘管大多數討論從封建制起源的現代國家興起到當下的歷史敘事，都忽略了勃艮第的情況，但15-16世紀勃艮第的政治發展史還是顯示了上述模式和理論框架設想的那些特徵。他的結論是，「努力創造一個統一的、穩定的政治實體，使其具有一個不同於15世紀勃艮第瓦盧瓦諸王各個世襲領地的清晰的權力中心，給王朝國家帶來了實際的基礎」。由於這篇論文的題目是關於「王朝國家」在15世紀勃艮第的「發明」，所以其啟示是，「王朝國家」是一個主要用來討論歐洲現代國家轉型路徑的概念，我們是否也可以找到一個新的概念工具。一、在清代，雖然沒有像歐洲那樣具有日益清晰的法理說明，傳統的天下觀依然強大，但隨着歐洲傳教士的世界地圖繪製，海上貿易的擴展，天下觀已經開始具有破除的跡象。《史記》以來的正史中的「四夷傳」已經被《明史》的「外國傳」取代；在清代前期，東北和北部邊疆具有了明確的邊界；理藩院的職能與傳統上將處理外部事務歸於禮部的意義完全不同。二、在清代，朝貢體制依然存在，但已在程度上大為削弱。與明朝相比，許多以往的土司、土官地區要麼在「改流」後進入化內，要麼成為外國，像緬甸、泰國的部分地區，越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從晚明開始，包括「隆慶和議」「隆慶開海」以及對兩廣瑤區、川南、川黔滇界鄰地區、滇緬界鄰地區的用兵，不僅表明朝廷對邊疆的重新認識，也使「內邊」日漸消融。三、在清代，君主世襲的等級制沒有發生改變，但與國家治理直接相關的財政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如劉志偉所說從「納糧當差」到「完納錢糧」，既從隨時派徵到財政預算，納稅人的負擔從各種人力物力支應到單一的錢或物，稅收對象從編戶到法人，稅收量從根據納稅人能力到根據法人資產，後者基本上是現代財政的概念。對此，他認為是明清國家轉型的「一大關鍵」。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與晚明到清前期的軍事財政有關。四、在清代，通常會說皇權強化，並可與歐洲王朝國家的絕對王權相提並論。但隨着上述變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實際上更為鬆弛，人口流動性加大了，糧戶歸宗和順莊編里使納稅人口不必固着在土地上，識字率提高和書籍的流通擴大，使思想變得不易控制，中原人口向邊疆地區大量流動，這些都加大了與皇權強化之間的張力，而在歐洲的絕對王權時代，情況也是頗為相似的。總之，雖然我無力對清代中國的國家性質給出獨特的定義，但至少可以說，在清代，準確地說從明代中後期開始，直到以中華民國為代表的民族國家形成，以往的「帝國」特徵開始淡化甚至消散，「王朝國家」的特徵開始增加。或者說，如果我們和西方學者在同一個平台進行討論，中國歷史上的歷代王朝從一開始就兼具「帝國」和「王朝國家」的部分特徵，同時又具有頗多差異，但到清代，這二者的比重已然發生置換。十幾年前，岸本美緒曾提出「後16世紀問題」。她認為，16世紀後出現的變化「不僅僅是東亞範圍內的共同問題，而可以說是全世界近世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這表明她將清朝置於一個全球史的框架中加以觀察，強調早期現代國家轉型的共性，這一看法與更早的傅禮初的觀點完全一致。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既不應無視中國歷史自身發展特點而不加甄別地套用「帝國」或「王朝國家」這些概念，也未必需要斷然拒絕這樣的比較政治學和文明類型學意義上的概念工具，就像今天我們仍然使用「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國家」這些西方概念一樣。本文來源於《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需完整版請查閱原刊物。該選文只做推薦書目的內容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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