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某色拉博住在懸崖上。每下一次山——這個垂直距離大約是800米，他需要扶着一條天然藤梯徒步下行，沒有任何保護措施，呼嘯的風直直地刮在背上。路途並不順利，有時候，樹木就這樣從峭壁上的大石塊中鑽出來，某色拉博要注意突然橫出的樹枝，更不用說從高處跌落的滾石。

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阿土勒爾村，這樣的藤梯有17條。村莊坐落在海拔1400-1600米的山坳中，從遠處看，像懸在半空。只要某色拉博往下俯瞰，就能看到山腳的勒爾小學。過去，阿土勒爾村的所有孩子都需要藉助藤梯往返於村校之間。

饒是某色拉博這樣身手敏捷的彝族漢子，往返都需要兩小時，更別說孩子。護送孩子上學是村裡的一件大事。2016年，村裡有15個上小學的適齡孩子，他們住在學校，每月回家兩趟，每次上下山，都會有三位家長輪流接送，一個引路、一個在中間、一個在最後護着孩子們。遠遠望去，藤條和懸崖幾乎融為一體，大人和孩子由上至下組成的隊伍連成一線，貼在懸崖上緩緩移動。

同年，這樣的照片被拍下來了。阿土勒爾村也有了一個新名字，外界喊它「懸崖村」。

懸崖村一夜成名。在城市，縱橫交錯的天橋與公路如同毛細血管般細密，人們已經難以想象，懸崖村的村民只能倚靠一根藤梯出行。在報道後的不久，2016年底，鋼梯取代了懸崖村的老舊藤梯，村里也通了4G網絡。

鋼梯讓某色拉博上下山的速度更快了，現在他一小時不到就可以完成一趟往返。但另一把「天梯」才真正改變了他的生活。2018年，某色拉博看到一位遊客手中的短視頻，他瞬間被吸引，感覺「很好看，很吸引人」。

某色拉博註冊了一個抖音賬號，開始頻繁更新自己往返鋼梯的路途、彝族村民的習俗以及自己的日常。很快，在短視頻上，「懸崖飛人拉博」迅速成為村裡的名人。此後的日子裡，某色拉博上過中央電視台，在電影頻道和周迅一起做評論，甚至當上了微電影男主角。

類似的故事也在湖北省泰山村發生。香菇妹妹直播的第三天，直播間就來了個大人物。

起初她不知道，只是看着長長一串的英文名發愣，「這得咋念」，她想，最後只能笨拙地說了一句「晚上好啊」。這位來自北京的網友待了一會，給她送了一杯價值166點券的奶茶，隨後又有幾位北京的網友進來，下單了兩份農產品。

香菇妹妹高興壞了。早上四點多，她急忙撥通呂凱的電話，顧不上對方還在休息：「呂老師，昨天有個叫做Allen Zhang的人給我送了奶茶，你認識嗎？」呂凱是她的直播培訓老師，遇上任何問題，香菇妹妹都會第一時間向呂凱發問。只是這回，在講述上都遇到了困難，「Allen」這個單詞，香菇妹妹不會念，她就挨個字母磕磕巴巴地報給呂凱聽。

後來她才知道這個「Allen Zhang」真名叫做張小龍。對這個中文名字，香菇妹妹依舊陌生，還是呂凱提醒她，「你現在用的微信就是他發明的」。

這也成了香菇妹妹反覆提及的一個故事，在後來的直播里，她經常眉飛色舞地向直播間的人描述這段經歷。算起來，香菇妹妹已經在視頻號上玩了2年的直播，她今年55歲了，本名叫吳聖翠，用她的話說，自己就是「湖北一位60後農民」。

直播的時候，她喜歡穿玫紅色的棉衣，戴上白方巾，還有一副細框紅邊眼鏡。有兩個本子她一定要隨身帶着，一本是藍皮的電商結業證書，還有一本紅皮的培訓榮譽證書。「我考了證」，她經常強調。她的直播間粉絲並不多，每當有人進來，她會第一時間歡迎對方，「晚上好朋友」。如果這位朋友恰巧和她一樣，來自湖北，她會興奮起來，迅速報出自己家的位置，「那你家在哪兒呢？」

某色拉博和吳聖翠從未想過，自己距離外面的世界會如此之近，此前，他們一個從未踏出過村子，一個則沒出過省。時空的阻隔，就這樣被一根網線所打破。

但要串起一根網線十分不易。任杭第一次在深圳接觸二維碼的時候，這個黑色的小方塊迅速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要輕輕一掃，一個全新的網頁或者應用就迅速蹦了出來。他問黃岡老家的朋友，「知道二維碼嗎」，對方一頭霧水。

他決定把這個小方塊推廣下去，回到武漢，帶着一台電腦，任杭一個人每天能跑一百多家商鋪。但要改變人們的支付習慣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尤其在那個現金和POS機遍布的年代。最灰心的時候，任杭和朋友站在地鐵口，在地鐵的播報聲中總結一天的成果。「你多少個？」3個人同時問彼此，最後願意用二維碼支付的商家僅僅只有一兩家，幾個年輕人又面面相覷。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野生碼農也在試圖拼接一根根網線。這些年輕人扎堆在廣州、深圳，他們有些並非「職業兵」，只是陰差陽錯入了行，有些則在互聯網公司碰壁後選擇獨自創業。從自己購買的第一台電腦，再到幾個人的團隊，他們作為散兵游勇的外包公司，從鍵盤中逸出的代碼，正在為互聯網大廈的構築打下地基。

可這根網線面臨的，還不僅僅是接入困難。在吳聖翠生活的農村里，人們起初並不習慣互聯網，甚至有些抗拒。培訓了一個月後，吳聖翠終於學會了視頻號、直播、支付的操作。但是更大的煩惱也來了，有些村民知道吳聖翠在做直播後，悄悄議論她「丟人現眼」。

其中甚至包括她的丈夫。丈夫常年在安徽的一家鍋爐廠工作，只有農忙時才回家，平時吳聖翠就一個人待在農村，輾轉於菜地、魚塘和雞舍中。在丈夫看來，直播就是「拋頭露面」和「不務正業」。這種不滿隱藏在生活的細枝末節中，一次，吳聖翠顧着看視頻號里的留言，忘記做飯，丈夫喊了幾回，她都沒聽見，突然，丈夫猛地衝過來，一把搶過手機，狠狠摔在地上。

吳聖翠覺得自己的膽量和那部手機一樣，被摔碎了。後來有村民問起，「你一早出去幹啥去呢？」她總是謊稱自己去市里買菜。事實上，為了去40公里外的當陽市區上培訓課，吳聖翠早上五點多就得起床，割草、餵魚、餵雞、撿雞蛋、備柴火，終於忙完後，再騎摩托車去鎮上的汽車站趕每早六點半的班車。

這樣的誤解，呂凱的感受也頗深。「直播培訓剛進村子的時候，很多村民覺得我們是傳銷。」剛開始，直播基本沒人參加。有村民家的冬桃滯銷，成片成片地癱在地里，吳聖翠主動鼓勵他嘗試直播賣貨，對方很牴觸，「我才不像你一樣搞傳銷」。

呂凱曾經想在湖北市孝昌縣的某個村子，打造一個鄉村網紅團隊，叫「七仙女」。在農村，尋找形象好、表達能力好的女性已經有難度，何況當時村民對直播的認可度並不高。報名時，許多寶媽是「瞞着家裡人來的」。好不容易湊夠人，呂凱為「七仙女」準備了漢服，教她們唱歌跳舞，但有一天，「七仙女」被迫解散了，原因是一位寶媽被家裡人發現後，將她關在家中，「不許她再接觸直播」。

觀念不容易改變，但也有些人面臨「想用不會用」的困難。無錫市新吳區太湖花園第二社區，設施條件很好，也有着豐富的文體活動，但社區裡的老年人們依舊在學習使用手機這件事上有不少煩惱：有人搞不清微信和支付寶的「掃碼」，經常掃出一行亂碼；有人不會網上購票，每次出行都要子女來代買；有人總是下載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手機很卡，或者內存不夠，最後連微信都打不開，自己也不會清理。

2017年，社區辦起了智能手機教學班，雖然報名的老年人很多，但經常找不到合適的老師來上課。他們請過電信公司的職員做講座，一個小時的課有一半都在賣手機，後來還是一位80歲的老人自己邊學邊教。

▲圖 / 無錫市科學技術協會

其他狀況也頻發。社區副主任華燚去上過一節課，結果老人們排隊找他修手機。「這個手機課它持續不了，一持續就會出現很多問題，直接把你淹掉。」華燚很無奈。儘管互聯網在建立起更多的連接，但一條數字鴻溝仍然橫亘在城鄉之間、代際之間。

「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數字平權的過程。老人用不來手機並不是笨拙，而是數字使用習慣的問題。但這種不平等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我們的縣域裡，只是這些問題轉換了面貌而已。」哈爾濱工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肅然說。

當越來越多的群體、地域被同一根網線連接起來，數字原野的版圖不斷擴張，機會和衝突也在不斷發生。

懸崖村火了以後，家住附近村莊的彝族姑娘阿西迅速成為短視頻平台上的「頭部」女主播。她平時會在家附近一個破舊的生產房工作，裡頭圈養了豬、羊和牛，「打蕎麥也在這裡」。阿西的直播內容就是一家人的勞動，同時兜售涼山的土特產。她從早上八九點開始直播，期間要不斷重複地回答網友問題，忙的時候，她會把鏡頭對準妹妹，讓妹妹接替她一會。

「這是她的日常，這就是她的生活。」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講師姬廣緒在大涼山調研時，接觸了阿西。在懸崖村曾經的貧困與落後被所有人看見後，人們陸陸續續擠進了阿西的直播間，並發出驚嘆：「現在還有這麼窮的地方嗎？」

事實上，阿西已經儘量避開多數與貧困掛鈎的意象——比如她平時工作的生產用房。她儘量將直播鏡頭對準身後的大山，但這樣的評價依舊源源不斷。

之所以這樣敏感，因為阿西發現當地的一些村民已經開始配合外界對大涼山「貧困」的想象。「在直播的過程中，一些主播通常刻意表現出生活的艱辛和生活條件的艱苦。」姬廣緒說。有的主播會蹲在戶外，直接將地里種的圓根拔起來，簡單擦拭兩下就大口吃起來，有的主播則把方便麵倒在髒兮兮的臉盆里，餵給自己年幼的弟妹。

「粉絲們觀看這種『貧困』，收穫了一種心理上的爽感。主播則通過差異化的生活方式，將注意力轉化為流量變現。」姬廣緒表示。

而將真實生活直播給他人的村民們，也開始懷疑，他們究竟要給對方呈現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懸崖村村民陳東感覺自己現在的一舉一動都變得「小心翼翼」了。陳東家庭條件不好，兩個女兒放假後經常要在鋼梯上賣水給來往的遊客。懸崖村獲得關注後，吸引了大量外人來村，一位記者把陳東女兒賣水的畫面拍下來，發在了網上，並配了一些扭曲真相的文字，這給陳東帶來了極大的困擾。

從那以後，陳東對任何外來者都報以警惕，包括自稱「粉絲」的人。姬廣緒第一次遇見陳東時，他正在直播，姬廣緒準備拍攝一張他正在工作的圖片，卻被喝止。姬廣緒後來解釋稱自己也是他短視頻平台上的一名粉絲，但陳東依舊憤怒，「你可以取關我」。

而阿西也經常遭受網絡上的話語暴力，一些抹黑她的謠言從未停止。直到現在說起，她依舊會崩潰大哭，「我到底傷害了誰？」他們被捲入兩個世界的碰撞與摺疊，真實和虛擬的邊界同時讓阿西和陳東困惑，到底是他們主動分享了自己，還是在被觀看者規訓？

唯一能確定的是，這是數字技術帶給他們的意外與風險。「所以我們現在會討論數字技術與社會福祉的關聯，先賦條件不同的人在利用數字技術時，產生的結果也不同。」姬廣緒認為，像阿西和陳東這樣處於數字劣勢的人，他們尚未總結出一套與技術磨合的方式，對技術應用的不成熟，也增加了他們與技術打交道的風險。

但阿西已經想不了太多，她現在已經有296萬粉絲，全家人的開銷都由她負責。她在短視頻平台上賣花椒，賣一袋500克的花椒可以賺8塊錢，每天直播四五個小時，好的時候一天可以賣出2000單左右的花椒，每個月的平均收入能有三四萬塊。

這些錢都被阿西用來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她給家裡買了100隻羊、10頭牛。如今她最慶幸的是，她不再需要外出務工。阿西對打工已經有了陰影，她16歲就被同鄉帶到青島，因為身材矮小，工廠擔心她被一眼看出是童工，沒有錄用她。隨後的兩年裡，她又輾轉到其他地方打工，但還是每晚睡不着覺，做不了幾天工，就被送回家裡。直播至少讓她有了更加穩定的生活。

數字生活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它把外界的流量焦慮帶到人跡罕至的大涼山內，又給予了大涼山村民努力的回報。但硬幣不只有「規訓」和「賺錢」兩面，更早受到算法訓練的一幫人，比如城市裡的外賣騎手，已經開始在數字系統的夾縫中尋找規則的漏洞，用取巧的方式換取一種更加舒適的生存狀態。

社會學博士周南曾經加入了深圳華強路的一個外賣配送站，在這裡，她切身感受到，在看似自由的表象背後，在「弱契約」「強監管」屬性下，平台對騎手施加的更深層次的控制。但另一面，送餐過程中的所有不確定性都是由騎手買單，他們穿行於城市治理的毛細血管，和各種規則角力，這種複雜性在中國社會比比皆是，卻在系統規定的送餐路線中幾乎沒有顯示。

騎手們也有很多辦法和系統「博弈」，比如專送騎手用「釣魚」的方式把順路單轉給沒活的同事，或者和站長搞好關係解決一些異常單，最不是辦法的辦法還有闖紅燈、抄近路，在夾隙之間，他們不斷揣摩系統，避免被平台套路。

而這種相互嵌套的影響和塑造，發生在數字社會的方方面面。

家人們都發現，吳聖翠變得自信了。每次直播前，她會化妝、塗口紅，梳好頭髮，確保自己衣着得體後才開始直播。她在直播間說，自己因為「不甘落後」才來直播。過去她躲着藏着，一個人在臥室里播，現在她會主動把直播鏈接發給村民，要是在直播間看到熟人，她還會熱情地打招呼，「沒什麼好丟人的」。

香菇妹妹這個名字，曾經是呂凱幫忙取的。呂凱之所以對吳聖翠有印象，「是因為她從不缺席任何一堂課」。一堂培訓課上，在談到如何給自己的視頻號取名時，呂凱告訴大家，取名字「要讓別人一眼知道你是幹嘛的」。當時吳聖翠的姐姐也在現場，她賣冬桃，呂凱就給她取了個名，叫「冬桃大姐」。

「那我要叫香菇妹妹。」吳聖翠告訴呂凱。她興奮地打開手機，輸入暱稱卻發現已經被註冊，隨即在ID背後加了一個小寫的「w」，代表着她的姓。

▲‍‍‍‍‍‍‍‍‍‍‍‍‍‍‍‍‍‍‍‍‍‍‍‍‍‍圖 / 湖北香菇妹妹的視頻主頁

最近，在香菇妹妹的賬號外，她又開了一個新賬號，取了個新名字，叫「湖北香菇妹妹」，用來更新自己平時唱歌跳舞的片段。從謀生的手段到自我展現的平台，互聯網對吳聖翠而言，早已以一種更隱秘深入的方式影響着她的生活。

家人對她的誤解也逐漸消散，他們終於開始理解吳聖翠「到底在做什麼」。但去年直播時，吳聖翠出了一次小事故，因為前一晚直播到一兩點，第二天她起晚了，沒來得及給後山的魚塘打氧氣，一大片的魚苗烏泱泱死了一片。

她打電話和呂凱哭訴，好在後來丈夫和孩子並沒有多加責怪。呂凱告訴她，不要因為直播而耽誤了本職工作。呂凱的直播學員基本都是中年女性，在農村，稍微具有勞動力的男性都早早外出打工，獨留女性在家忙農活、帶孩子。「這些女性的求知慾望尤其強烈，她們渴望外界的認同。」

我們在改造互聯網，互聯網也在改造着我們。強烈的劇變將每個人從過去的生活中剝離出來，但在數字社會的構建中，一些東西卻無法被改變。

在大理州石龍村家裡，李根繁正架着手機唱歌。這是石龍村最有名的白族調，講究的是在18種腔調的基礎上，將日常生活內容以歌詞形式表達出來。

白族調講究的是一問一答，以前村民們只能在見面、聚會時才有機會和對方唱起白族調。村子接入互聯網後，李根繁開始用微信和大家語音對唱，他有七十多個微信群，心情好了，便會突發奇想往裡頭丟一句語音，「誰來唱一句」，等着感興趣的村民接歌。

李根繁同樣在短視頻上直播唱歌，這吸引了許多粉絲觀看。他最喜歡PK榜這個功能，甚至有不少外地主播點名要和他對歌，儘管這是一門晦澀難懂的少數民族語言。有時，他在教視頻另一頭的主播如何用白族調對歌，粉絲會在底下留言，「李老師，我兒子滿月了，你唱個歌吧」。他哈哈一笑，用白族調唱了一段祝福語。

白族調的少數民族文化在互聯網上得以傳播，在過去李根繁和村民們只能用紙筆記錄下白族語的發音，並用同音詞代替，一代傳一代，如今網絡取代了過去的記錄方式，甚至將歌聲傳播得更遠。

而歌聲所維繫的代際聯結，同樣不會變。偶爾李根繁也會在PK榜遇到在外地打工的同鄉，他們會用白族調對歌，同鄉問，「我家裡的老父親母親還好嗎？」李根繁用白族調回答，安慰他不要多擔心，自己會常去照看。

一根網線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數字技術已經無處不在，我們生活在流動的互聯網中，它既帶來了紅利，也放大了社會的邊角。但我們也看到，一些中國社會存在的代際關係、數字鴻溝等問題並不會被掩蓋，反而更加凸顯——比如老人二維碼擺攤賣菜，子女家中收錢這樣的例子，既有着計劃生育、高房價等時代烙印，也是中國人的「恩往下流」在互聯網裡的體現。

但數字化是一個宏大命題，這超出了我們常規的經驗和範疇。「整個社會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這個世界正在被數字化所改變』，但對於這種改變，普通人卻很不容易建立起『體感』，很多人只是被善於從概念說起的知識界告知了這樣的概念。」著名「三農」學者溫鐵軍說。

懸崖村村民某色拉博、湖北農民吳聖翠、彝族姑娘阿西等人沿着網線，發現另一個巨大而真實的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他們有人找到了自我，有人獲得了經濟來源，也有人為之困擾。文中的這些故事，都記錄在《有數》里。

我們如何去感受數字化的脈動，數字對個體造成了什麼影響，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數字？實際上，這些議題距離我們並不遙遠，《有數》通過對許多普通人生活的描繪，用一次次面對面的交談和記錄，讓普通中國人的數字生活故事具有真實可感的結構。

從這些故事裡，許多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們生活在數字世界中，同時也是具體的人，《有數》展現了這些普通中國人的數字生活，嚴肅且生動地點出微觀故事背後一個複雜多元、多變豐富與數字化共振的「非典型」中國。

「僅有數字經濟發展實際是不夠的，數字社會需要同步發展。」這個過程伴隨着紅利，也潛藏着矛盾和問題，緩解數字分化、推動數字公平，讓每個普通人都能從數字發展中分享紅利，政府、互聯網公司和我們，還有許多事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