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長期以來，政治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由於受到線性思維觀的影響，學者們曾把西式自由民主政體設置為單一發展目標，並視「民主化」為政治發展的唯一主題，以至於把相當數量的國家列在「轉型為民主國家」的清單上。而在對中國政治發展與現代國家構建的議題上，也有不少學者以線性發展的思維模式來套用和理解。本文將在對線性發展史觀的反思基礎上，探討研究者應如何具備「複線」的思維，並探討政治發展的複線性特徵，同時結合中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歷史，驗證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復

合路徑。

（一）政治發展理論與「轉型範式」敘事

政治發展理論作為西方政治學的一門重要理論，它試圖提供世界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政治變遷的一般性規律。作為一種極有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其理論興起和演變於20世紀50年代，隨着一大批民族獨立國家的出現，西方學界開始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問題為對象，形成了一個與第三世界新興國家推行現代化趨勢相關的政治發展研究。隨着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政治發展理論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其中以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最具代表性。他從秩序論的政治發展理論轉變為民主論的政治發展理論，其觀點尤其體現在《第三波：20 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這本著作明確政治發展就是實現民主政治。亨廷頓認為，民主會給個人自由和政治秩序帶來積極後果，民主或民主化就是政治發展的代名詞。在他看來，政治發展的目標有五個核心內容：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政治民主、政治秩序和國家自主性。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有30餘個南歐、拉美和東亞國家從非民主政治體制向西式自由民主政體過渡，掀起了亨廷頓所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20世紀90年代初，由於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實行西式民主體制的國家總數超過了威權國家的數量，使得學界對民主轉型的信心達到頂峰，因而產生了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各國政治形式發展的「歷史終結論」。而這一「歷史終結」的自由民主發展路徑就形成了發展中國家的「轉型範式」。自然，這一「轉型範式」也被套用到對中國的政治觀察中，認為「非自由民主」政體將因其內在矛盾而走向衰弱（如所謂的「中國崩潰論」），同時舊有政體崩潰後可以逐漸發展為西式的「鞏固型」民主政體。

事實上，在「歷史終結論」或「轉型範式」的敘事背後，是政治發展的線性觀起着支撐作用，在它的觀照下，西式民主政體被詮釋為唯一可欲且必然可得的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終極目標。這一線性敘事還界定了政治發展論的價值和目的，而一國的資源稟賦、文化傳統、現行政治結構等要素似乎無足輕重，只是歷史向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自由民主」終點的不可逆進程中的註腳。然而，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政治發展顯示，「歷史終結論」與「轉型範式」論者所預想的線性單向演變並未變為現實：世界各國既見證了迥異於西式自由民主道路的「中國模式」的成功，也目睹了東南歐、非洲「轉型國家」長期處於停滯階段和民主倒退的狀況。即使美國和西歐等被認為是老牌的自由民主政體，也面臨着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的衝擊。線性政治發展觀的論者所認定的發展目標「唯一性」和發展過程「持續性」「不可逆性」並不一定非如此不可，特別是中國道路的發展歷程更可讓人洞察政治發展的多重可能。

（二）線性發展史觀及其對政治發展理論的影響

提及線性發展史觀及其對政治發展理論的影響，政治學者如張飛岸、郝詩楠、吳文程以及朱雲漢等已就此議題取得相當有建設性的研究成果，如郝詩楠等指出：「轉型範式所蘊含的樂觀的、線性的歷史觀難以成立，是對歷史與現實的過度扭曲……線性歷史觀之所以是轉型範式的基石，是因為轉型範式乃是源於對『第三波』轉型成功案例的描述與提煉，較少關注甚至直接忽略那些沒有轉型或轉型 『失敗』 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選擇偏差問題。」不過，在他們的論述中並沒有進一步指出線性史觀產生的根源，而其他學科特別是歷史學者已探尋過這個問題的源起。早在1988年，著名歷史學者傅衣凌在他的遺作《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一文中就指出：「過去，由於經典物理學的影響，純然因果決定論在科學認識中占主導地位，人們把五種生產方式線性發展的模式機械地套用各國複雜的社會形態演變過程，是可以理解的。本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由於量子力學的誕生和概率論在科學研究中的廣泛運用，或然的因果決定論和選擇論成為科學領域最重要的思維方式，科學研究更為注重事物發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對性和模糊性，強調共時態的結構性分析……每一位有時代感和學術責任感的史學工作者都有必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思維方式、學術觀點和價值觀念。」文中點出了「線性發展」思維在學界流傳的根源所在。

在《牛津大辭典》是這樣定義「線性發展」的，即「認定在一定類型的社會中，只有一種『前進道路』，只要一個具體社會屬於這種類型，它終歸會在某個時候踏上這條道路」。線性發展史觀在中外皆具有悠久傳統，例如中國古代的歷史典籍儘管存在對「治亂循環」的記錄，但在更大程度上需要以「天命論」與「正統論」為歷史書寫所處時代的政權合法性背書。而西方則在猶太—基督教思想影響下產生線性歷史觀（以「上帝造人」為起點，終於「末日審判」或「進入天國」），例如12世紀的經院哲學家菲奧里的約阿希姆即把「聖靈」視為人類歷史的最終階段。而17、18世紀的歐洲啟蒙思想家一方面破除了經院哲學「神性原則」，但另一方面對歷史運動的解釋並未脫離線性歷史觀的框架，而將其視為通過人的主觀理性而不斷上升的過程。到了當代，以福山為代表的西方政治學者，基於西方在與蘇東社會主義集團冷戰中獲勝，而將西式制度視為某種經驗性的創造物，提出「歷史終結於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的線性政治發展觀。

自然科學思想方式也是造成線性歷史觀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牛頓經典力學理論將自然界一切運動都歸結為力學規律的結果，認為一切自然現象都可以在「力」的概念框架中得到解釋。達爾文進化論也指出，自然選擇推動了生物的漸進進化，有方向的自然條件變化從長期來看將使生物向特定（直線）方向的變異不斷積累，最終不斷誕生新物種。19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吸收了上述自然科學理論後，線性歷史觀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即受到社會層面的「力學規律」的支配。持有線性歷史觀的論者更易於將當下社會的一切現象以是否有助於向「特定方向」發展作為評判標準，「特定方向」既可以是那段時期最先進國家或文明的發展成果，也可以是「理想社會」所描繪的未來圖景；而一切與「特定方向」不相符的就被視為逆規律而行的「不適者」，必將受強大規律力量的「矯正」而回到其應有的方向。例如，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通過關於「精神自我意識」的論述，賦予民族國家以摧毀非民族國家的哲學正當性，以至於成為歐美殖民行為的重要觀念依據。而在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發展的近代中國，梁啓超等知識分子在介紹西方啟蒙思想並以此論述中國歷史發展時，其敘事方式也多強調國家向現代性的「進化」，並預設了現代化的「烏托邦」理想。儘管20世紀初由於量子力學的誕生，對前述強調線性因果關係和目的論的牛頓經典科學理論形成挑戰，但線性的思維範式依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影響深遠。而當線性發展史觀與西方政治的某些需求相互作用時，一些「偽規律」便登堂入室，成為某種政治發展線性模型中的動力來源與目的，進而放大了線性發展史觀的誤導性。

結合政治發展理論的歷史來看，政治發展的研究起於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治學界對二戰後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發展道路的研究，這些學者在其分析中習慣性地將政治發展與民主體制的構建或政治現代化相掛鈎。由於民主體制與政治現代化的概念都起源並成熟於西方，因而他們一般就在「西方中心論」思路與相應價值判斷支配下作出分析，並不能完整地對非西方國家的政治事實與趨勢作出合理判斷。在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後，西方作為當時意識形態之爭的勝利者，通過「成者為王」的邏輯，進一步強化了其「民主-非民主」的二元分析法，而政治家則將「建立民主體制」視為政治發展唯一目標，雙方的合力便形成了上述的「民主轉型範式」。然而，此種「線性之觀」不可能真正對推動政治發展進程的各類要素（如宏觀的資源稟賦、文化傳統，中觀的次國家政治結構，微觀的執政者個人立場與思維，以及部分偶然事件的影響）進行客觀且「去除意識形態」的分析，也就無法準確闡釋不同地域的客觀環境和觀念何以會影響政治體系的構建，更無法解釋不同國家在政治發展過程所形成的各異的政治體系。實際上，除了不同地域的環境塑造不同的政治體系，人作為行動者在政治發展中也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主觀能動作用，加上政治發展是一種「改造世界」（即推動政治制度改變）的實踐，其改變過程本身就具有多種可能的後果，而勢必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中徘徊與切換。

因此，為了推動真正有價值的政治發展研究，避免受線性發展史觀影響而急于歸納「偽規律」，需要有以下的學養和認知：一則需要承認政治發展並不是一個單一路徑、單一目標的過程。在一段時期內，政治發展可能同時指向多個目標（如國家統一、國力提升及國家規範等），這些目標可能對應不同的概念及發展層次，但通向各個目標的不同發展邏輯線索之間並不一定因層次的差異而在時序上呈現嚴格的先後關係，而是可能在特定時間交叉聯繫並相互作用，形成政治發展的「複線性」。根據時間與空間的變化，每種邏輯線索都有可能在某一階段成為政治發展的主導邏輯；在特定情況下，發展主導邏輯可能在少數邏輯線索之間會出現往復循環現象。二是即使在政治環境的行動者確立了目標的情況下，政治發展過程也不一定會持續朝着目標前進。由於現代國家構建過程的龐大性、複雜性與斷裂性等特點，特別是一些超大規模現代國家建構要件未必能夠連貫呈現，而存在該國不同區域出現「部分呈現」或「呈現後消失」等不確定的可能。對於這些遭遇斷裂情境的國家而言，其現代國家構建有可能出現「逆襲」情況。三是國家建構並不是線性發展史觀持有者眼中的「單行道」，「一旦民主國家在一些條件上越過臨界值，民主制度將永久存在」的假定並不能成立。四是需要認識到，在必然性和歷時性之外，偶然性與共時性同樣是歷史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偶然性因素可能在特定狀況下產生較結構性因素更為重要的影響。政治發展的各類結構性因素往往是政治發展真正產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即並非有了相應的結構就一定有政治變革與發展的產生。回溯歷史可見，特定時刻的「臨門一腳」往往對政治發展最終方向的變化造成重大影響。為什麼同樣的政治變革政策能在部分國家成功卻在另外一些國家失敗，很可能還必須從對偶然性因素的分析中尋找答案。

綜上所述，通過線性類政治發展理論的反思可知，政治發展方向的不固定與目標的多樣性決定了政治發展不是單線程的由此及彼，而是一個具有複線性的複雜過程；而現代國家構建在具有多重目標的情況下，必然是在複合路徑上行進的，且這一行進過程不排除特定環境下的循環往復；除卻結構性因素外，部分偶然因素（如自然災害、執政者個人狀況等）可能在特定的時間對政治發展的方向與速度產生巨大影響。以下將以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現代國家構建為例，對此一論斷進行驗證。

筆者之所以將現代國家構建作為檢視與反思既有的政治發展理論，其原因在於：首先，現代國家構建的核心內容就是政治發展，即政治權力的分配或現代制度的設置涉及政府與政黨、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社會、政治與民族，這些都屬於政治發展理論需要觀照的內容。其次，國家構建涉及國家自主性、科層製成長、國家能力建設等議題，對於現代國家構建的研究也可進一步豐富和深化政治發展研究的內涵和外延。最後，與政治發展一樣，現代國家理論也內含普適性的現代性特徵和價值，並以西方現代國家構建作為經驗基礎，這與既有政治發展的使命、路徑和內涵是一致的，因而有進一步反思和完善之處。

（一）「早熟」的中國傳統國家及其向現代國家轉型

由於現代國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空間場域進行，其面積相當於整個歐洲，而現代國家構建前夕的歐洲大陸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也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性：它們都匯聚了許多封建小諸侯國，而諸侯國之間也是頻繁不斷的戰爭，其都先後經歷了封建制的垮台和官僚科層制的形成，最終歐洲大陸形成以德、法為代表的中型國家以及眾多小國的局面，而中國卻走向了統一的國家。與歐洲大陸相比，中國的國家有一種「早熟」傾向。這種「早熟」體現為政治機器先於公民社會完善和強大起來，具有了近現代民族國家的一些重要特徵。公元前221年秦國統一六國，標誌這種「早熟」國家制度的開始。之後，秦漢兩朝先後建立了一系列旨在維護中央集權的制度，如郡縣制、度量衡的統一、全國道路的整建、統一的法律、國家常備軍的設置以及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體系。而在歐洲大陸是直至十六世紀進入到絕對主義國家以及民族-國家構建進程中，才有這些措施或現象。秦漢之後的各朝繼續在加強中央控制力方面進行不同的制度創新，使政治力量全面滲入社會經濟之中，並形成了體系完善的意識形態，為權力提供了有效的認知辯護。制度的早熟雖然利於中國的長期統一，但卻是以市民社會未獲得相應充分發展為代價的。政治權力的發展遠遠壓倒了社會權力，這是中國傳統國家的主要特徵。　　　

從19世紀中期開始，延續了1800多年的中國傳統國家官僚政治在西方現代國家的挑戰下出現首次重大制度危機，由此引發了國家轉型。事實上，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全盤西化」，其目標都在於構建一個類似或等同於西方（無論是在結構還是功能上）的現代意義的國家，使之能夠對內獲得新的合法性來協調日益激烈的社會矛盾，對外以更強大的國家制度抗衡西方。因此，中國在清朝晚期啟動了由傳統國家邁向現代國家的進程。

（二）中國現代國家面臨的挑戰及本土獨特實踐

在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我們注意到經常把歐洲國家建設經驗理想化和普遍化而忽視中國本土國家發展獨特性的現象。

如前所述，中國的現代國家轉型是出現在政治、社會發展極不平衡的遼闊國土上的。由於受到自然環境差異和生態平衡改變、歷史上開發時間先後、人口的流動和增減以及經濟重心轉移等因素的影響，各個地區的生產技術水平、生產方式、社會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萬別，而且還隨着歷史的發展出現周期性和不規則的變化。這種情況使得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呈現更為複合樣態。

作為現代化和市場化的後發者，中國在現代國家構建中所遭遇到的壓力與歐洲國家有着明顯的差別。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現代化和市場化產生的問題基本上並不是歷時性，即依次遞進的，而是呈現為並起性，遇到的問題多為時序錯位，共時態和複線性顯著。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困難。二是由於在現代國家構建的時間和發展基礎方面相距甚遠，所以在中國現代國家發軔時呈現出壓倒性地向西方學習的態勢，一度將歐洲國家視為本國的樣本和首要參照系。這就在理論意義上直接決定了民族-國家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的基本分析單位，然而，以歐洲經驗為單一基礎、把歐洲經驗理想化和普遍化了的做法，卻忽視了中國國家發展的本土獨特性。

1911 年，中國現代國家轉型取得第一次里程碑意義上的成就是中華民國登上了歷史舞台，中國開始了從傳統政治向現代政治、由民族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南北雙方就仿效西式民主共和國國體達成共識，北京中央政府構建初具規模。但不久之後，政治發展的複雜性和多面性就被充分展現出來：中央與地方權力配置關係的權重如何劃分，中央與各省關係以及地方政府權層級與權限如何厘定，如何規劃新的國家建制，在國權本位與民權至上、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分權上是否也要貫穿西式理念以及正式憲法的制定，成為民國北京政府需要面對的問題。於是，人們看到在1911年至1917年的民國初年的歷史場景轉換中，中國並沒有進一步實現「民主鞏固」，而是倒退回袁世凱的「洪憲帝制」。

對於當時國家構建的實踐者來說，實際上面臨兩種抉擇方案：一種是國家主義的方案，國家主義方案強調國家高於民權的做法，在具體的現代國家結構制度設計上實施中央集權，強調中央政府的核心地位和權威；另外一種是民權主義的方案。

從現實狀況來看，在清朝體制覆滅後，權力中心、整合中樞、文化象徵出現真空，新民國面臨的頭等任務就是如何防止國家陷入分裂的危險。此時，英、俄等外國列強蓄意侵入，蒙古、西藏、新疆等邊疆省份由於失去原來的清朝制度維繫，離心因素驟然增加，加上民國初年地方主義開始興起，南方各省都督均在轄區內設官分職，並自行擁有財政和人事任免這兩項重大權力，顯露出濃郁的「半獨立」的色彩。1912年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有明顯限制中央集權的意圖，如學習西方的責任內閣、規定議員的彈劾權，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權，甚至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國家元首還未被賦予解散議會的權力。在這種背景下，國家主義方案成為國家構建實踐的現實選擇方案，加上中國有着深厚的集權傳統，社會普遍嚮往統一而排斥分裂，這就在客觀上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實現和完成國家構建。但在1914年通過的《中華民國約法》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總統被賦予了巨大權力，在制定官制、宣戰、媾和、締結條約等方面都無需徵得國會同意，總統還可以發布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的緊急命令，因此最後走向「洪憲帝制」的國家復辟道路。

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現代國家又處於構建「聯邦制」的實踐之中。在中國向歐美學習現代國家模本時，美國1787年憲法運用主權共和國組織政府並在歷史上第一次將邦聯改造成了聯邦——聯合而成的國家，因此成為20世紀時空背景下中國向西方取經的一個樣板。1920年9月張繼提出「聯省自治」，即通過各省自己制定省憲，組織聯省會議，制定聯省憲法，進而建立聯邦制國家。這一方案得到了一些政治家和地方實力派的認同。湖南成為第一個響應的省份，1920年7月22日譚延闓發表「湘人自治」通電，而後又進一步發表通電提出聯省自治。1922年1月《湖南省憲法》公布，先後得到四川、雲南、貴州、兩廣、浙江和奉天等省區地方軍閥的響應。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如胡適、章太炎、張東蓀等人也支持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建立聯邦制國家，包括李大釗、毛澤東等共產主義者都曾提出「聯省自治」和地方自治，以及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構想。然而，這一解構國家治理「大一統」的聯邦制很快就被廢棄，「大一統」的國家治理思想重新上升為設計現代國家制度的主流敘事，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一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極不平衡的遼闊國土上從事現代國家構建存在各種不確立因素。

上述民國時期現代國家構建的兩個案例表明，中國的政治發展必須處理好歷史文化遺產、國際情勢、領導者個人等多方面的問題，因為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是在一個充滿矛盾的、非邏輯的、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的背景下展開的。各種線索交織在一起,體現為複線性特徵，並在時空上出現疊加,不同地區因發展差異分別「占據」着不同的「歷史」（前朝專制遺產、現代共和觀念）,政治發展在中國場域下呈現並起狀態而非線性式繼起；加上中國與西方當年現代國家構建所處時代環境和條件的不同，往往導致後來的實踐超出了人們的判斷與認知。

當歷史進入新中國再推進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這之後的 40 多年可以被認為是近代以來最為全面和深刻的現代國家構建時期。黨和國家重整了社會經濟結構, 培育和發展市場經濟和社會力量，並創造有利的國際國內環境條件, 但同時又因經濟社會前所未有的變動帶來的眾多新問題而不斷調整角色和定位。改革開放後的國家構建不僅是整體性的(集中體現在中央層面上), 而且更是分散的(省以下的各級政府越來越具有能動性和相對獨立性)。根據中國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的不同特點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978年至1989年；第二個時期——1989年至2012年；第三個時期——2012年以後。而中國現代國家的政治發展道路表現為通過中國式的國家合法化系統、官員選拔系統和政治決策系統，實現了協商民主、賢能選用與政治統一，完成了對現代國家的「輻輳性整合」。

但這一期間的國家構建也充滿着曲折, 呈波浪型和複線式發展，並不按照西式的歐洲國家構建路徑前行。肖濱曾提出現代國家構建的「三級台階」論，即第一級台階主要是暴力壟斷、現代財稅制建立和國家官僚體系建設，第二級台階主要任務是公民同質化、國家一體化和國族認同，第三級台階主要任務是「憲制性議程」問題。而我們看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實踐，其第一階段的主要內容反而更多圍繞「憲制性議程」問題展開，如提出「黨政分開」。在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第五部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行黨政分開」一節中提出：「政府各部門現有的黨組……不利於政府工作的統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銷。」不過在1989年後，國家構建內容又重提強化「黨的領導」，恢復了被取消的政府黨組制度，而國家建構的核心任務轉為現代國家財稅制和國家官僚體系建設（公務員制）、國家一體化和民族認同。因此，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在實踐上並沒有依「三個台階」論在時序上依次展開，而是呈現為獨特的中國路徑：

——在政治發展層面，黨政分開在1989年之前談論較多，但之後更多地是強調「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並將其作為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制度要求之一，在國家構建的運行中具有濃厚的黨義治國、黨組治國、黨紀治國、黨首治國、黨員治國的特質。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現代國家是一個「黨領導國家」體制，一種全新的現代國家政治發展模式。

——在經濟發展層面，中國採取了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做法，並未建構「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是通過「反向運動」。實施強力的財政政策。雖然市場經濟仍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但國家通過再分配的方式在民生服務等領域進行了「去市場化」和「去商品化」。

——在社會發展層面，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也非常有獨特性和本土性。黨的全面領導並不意味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呈現「強政府性」和「國家性」色彩，相反呈現多彩的面貌，並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強社會」狀態。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沒有此消彼長，而呈現為共生共榮。

由於中國社會快速變遷與政治急劇轉型，傳統與現代和後現代、西方與東方、世界與本土這些複合概念與現象是同時並起而非先後繼起, 這種複線式狀態使得許多已經被提煉得很精緻的理論無所適從。我們可以把中國現代國家構建活動看作一個量子場的運動，裡面有彼此聯繫的能量場，至少有五對的 「量子式」 糾纏，即地方自主性與國家統一性、快速城市化與鄉村社會的變遷、合法性基礎的轉變與意識形態的張力、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支持力與壓力、國家構建中的制度化與民主化等。根據量子糾纏理論，每一對量子糾纏的兩個量子都處於一種關聯狀態，如果其中一個量子狀態發生改變，另一個量子的狀態也會發生變化。中國現代國家構建中的「量子式」糾纏也正是如此，它提示了政治發展過程的曲折性、複雜性與緊張性，在未來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大多數時間內，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改革發展的紛繁複雜，因此仍將處於多重變化的疊加中。　

從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經驗來看，政治發展的「轉型範式」其實在一些國家並沒有得到實證支撐。與其說政治發展是一種線性的過程，不如說它是一幅具有多重主題的圖景。20世紀80年代吉列爾莫·奧唐奈和菲利普·施密特在《威權統治的轉型：關於不確定民主的試探性結論》中就提出民主政體轉型的複雜性，但他們的相關論述仍存在政治化民主轉型論的預設，如轉向「多元民主」的其他西式政體。因此，需要我們在經驗解構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反思，從而認識政治發展的 「多主題性」，亦即政治發展的複線性。

再深入分析可以發現，西方全球性制度的擴散與移植主要原因在於：一是由於西歐與北美是現代化的先行者和成功者，為了追趕它們，後發國家採取制度移植的政治選擇策略。二是西方國家「主動傾銷」。早在20世紀的殖民時期，西方殖民者常常有計劃地將本國制度移植到殖民地上，特別是二戰結束後，部分西方殖民帝國基於與社會主義國家競爭並延續其利益的需要，實施了一波西方民主制度的傾銷。　　

然而，當我們觀察這一政治發展與政治選擇時，不能無視政治制度背後的傳統社會基礎。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背景本來就會發展出不同的政治制度結果，西方式民主的力量源於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的自由選擇命運的機會與空間，其緣起最早來自古希臘時期對於奴隸制的反對，其後隨基督教觀念傳播至整個西方，並通過新教改革逐步形塑和強化為人人有自由選擇命運的理念。這套民主制度的確立原是歐洲國家為解決自身問題而根據其特殊文化背景而量身定做的制度設計，但問題是其他地區是否也可同樣複製。在中國，儒家傳統重視既存社會秩序，把家庭視為社會體系的核心，認為個人應當接受自己被設定的角色，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壓縮個人選擇。中華文明的「大一統」觀念也一直深刻影響着中國現代國家構建，我們可以此理解20世紀20年代一度喧囂的「聯省自治」運動為何無疾而終，事實上正是由於中國政治傳統與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存在的相互排斥，使其最終走向中國式道路。同樣地，對於這類「文明衝突」的分析也可比照用於其他非西方國家政治發展研究之中。　　　

因而，我們認為，政治發展理論是一個帶有歷史性的政治過程的議題討論，特別是研究像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文化的「轉型國家」時，其政治發展進程都與長時段的歷史結構相關聯，它是一種長期延續性的存在，能對政治發展起到支持或阻礙作用，而只有在長時段中才能把握和認知。因此，要特別重視處理好政治發展研究中「經」和「史」的關係，充分認識理想模型與經驗事實之間的差異。即在套用政治發展理論時，不能迴避具體的歷史經驗問題，也就是不能超越歷史經驗、文明、傳統而奢談理論。在這樣的視角下，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以西方「代議民主制」為主題的政治發展模式，也可以有巴厘島式「劇場國家」為主題的政治發展路徑，還可以有以「中國模式」為主題的政治發展路徑，這就構成了現在政治發展多主題化的實踐，它們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呈現，是由具體的人在具體情勢下的政治發展實踐，而這應該成為我們思考政治發展動力和內在邏輯的出發點，並以此為基點來研究現代國家構建。

長期以來，在分析非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發展時，人們往往戴上有色眼鏡去審視，結果常常賦予其太多的負面含義。然而深入研究可以發現，很多非西方國家中的非自由民主政體也是相當制度化、運轉良好的，也能產出績效與合法性。之所以如此，其問題的根源主要是由線性思維造成的。事實上，各國的政治發展在具體的場域中既呈現不同的治理邏輯，相互之間又存在交叉、重合，並在時空中疊加展開。非西方民主國家由於後發因素，其政治發展往往可能經歷傳統、現代和後現代等不同發展「時間段」的考驗，在時間坐標上出現階段形態的疊加。因此，選擇不同的時間尺度評價一國政治發展的成就，其標準是不一樣的。　　　

要做到這點，就需要研究者不斷擴充自己的心量,體察蘊含在政治發展中不同的時間尺度，更重要的是「思維」的轉向，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研究者的學養。迄今為止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思維範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7世紀以來形成的近代經典物理學的哲學思維為前提，這一前提的核心是事物應具有確定性、實在性和定域性。與經典物理學不同的是，20 世紀量子力學的誕生和概率論已在科學研究中被廣泛運用，科學研究更加注重事物發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對性和模糊性。在微觀世界裡，非確定性、主觀性和瞬時超距作用是其主要特徵。從根本上講，只有以概率的規律而非「普遍規律」才能理解事物發展過程中多目標性而不是確定性的意義，如波特指出的人類社會現象的波動性、周期性、躍遷性、疊加性等特性。在政治發展實踐上，西式國家的政治發展曾起到榜樣作用，結果卻在一些國家推廣後制度出現逆轉，從而迫使這些國家尋求新的替代性方案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自從20世紀90年代蘇東劇變後，各國的政治發展就不斷地在一個充滿矛盾的、非邏輯的、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的世界中展開，它不是由單維度因果關系所決定，故不能用線性發展思維模式來套用，而應當由多維度的因果關係共同構成各國政治發展的圖景。　　　

因此，從這一新的政治發展觀出發，同樣需要我們以新的思維方式來觀察和把握中國現代國家的複合性特徵。　　　

第一，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存在多條的複合線索，包括國家與政黨、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國家與軍隊、政黨與軍隊、國內與國際、中央與地方、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等多重關係。在這些交織的線索中，國家與社會、國內與國際、中央與地方等重要關係都還處於重構過程之中，有的尚未穩定，因此隱含着潛在的制度風險。在中國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制度構建與制度消解往往同時進行。一些方面的制度得到優先設計而得以有效處理和強化，如政黨與軍隊、國家與市場；而有些制度則在重構之中，如中央與地方關係。這些關係體現了多種政治與社會力量的角力和相互作用，而某些偶然因素或關鍵時間節點的轉折則可能導致走向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正是這種複合式發展的特徵，決定了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充滿曲折、呈波浪狀和複線式發展」。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不可知論或歷史虛無主義，而是說要以開放的視野面向未來。中國擁有960多萬平方公里的陸地國土面積，東、中、西三個地區在地理氣候條件、交通位置、經濟基礎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差異懸殊，由此決定了中國在統領、管理、整合其管轄領土以及生活於其上的民眾的空間巨大。現代的、傳統的、本土的、西方的都集於同一國家，這使得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存在「共時性」，即共同存在於同一國家轄域之中，而共時性導致國家構建的高度複合性。　　　

第二，現代國家構建中的結構性因素與偶發性因素。以往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敘事突出表現為線性發展，即連續、一維、單向地進化發展。這樣的研究路數雖有利於尋求更一般化、更具有推廣性的解釋，但從國家構建的歷史事件本身來說，越是深入細節，就越會發現其中的偶發性事件。以中國早期現代國家構建為例，眾所周知，現代財政國家往往是那些能夠更好地實現對間接稅開展徵收以及發行國家信用工具（一般是紙幣）的政府，且前者構成後者的資金擔保。在中國現代國家轉型中，晚清政府本來很有希望走向一個現代財政國家。因為晚清具有間接稅徵收歷史（鹽鐵），還有高流通的國內市場、複本位貨幣體系與地方化的財政體系，加上中國歷史上還曾有過紙幣發行的經歷（明朝），所以當年晚清政府決定進行改革，制定可兌換的紙幣流通方式，並發行以白銀為基準的戶部官票和以銅錢為基準的大清寶鈔（白銀儲備和稅源擔保），結果太平天國運動打亂了晚清政府原本計劃推行的紙幣計劃。因此，政治發展並不是說只要具備某些條件，最終事情就一定會發生。改變這種結構-功能式路數來分析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路徑，則會獲得很多啟示。再如，1946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史稱「舊政協」）後，絕大多數人認為中國會走向西式議會制政治發展道路，而走社會主義道路在當時來說並不是「必然」。中國現代國家構建一百多年來的事實表明，一些歷史事件偶然性的成分相當多，關鍵在於還原特定歷史時空的國內外背景，將原先主流力量構成的線性歷史敘事切換到被壓抑的小寫歷史，調整由意識形態所加上的「不可避免的結局」的形而上學歷史觀，就可以讓被湮沒的其他多重線索重新呈現，並重啟我們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學理性關懷。　　　

第三，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必須放置在世界、中國、地方和個體的不同時間背景下進行考察。西方的國家構建基本是在無外力干擾下有序進行的，帶有突出的線性特徵。而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則充斥着斷裂、錯序、疊加、反轉、分層，它是在世界時間序列中展開的。從1840 年以來，中國就開啟了「趕超」式現代化進程。新中國成立後，「只爭朝夕」的趕超觀更為強烈，不過，由於社會個體的利益和價值判斷不同，以各自的理想來憧憬政治發展，反而拉大了政治現實與政治理想之間的差距，造成了政治發展和制度建設之間的張力。對於一些社會群體來說，他們覺得政治發展似乎總是「滯後」於預期，自然會對中國取得的政治發展與制度成就存在心理落差。而對於改革開放後出生的「90後」「00後」群體來說，物質充裕、互聯網普及、中國崛起是這些群體成長的基本背景，他們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的成就感的認識與「50後」和「60後」群體相比也有很不同的觀感。因此，正確了解中國現代國家構建所處的歷史方位，需要我們結合適當的世界、中國、地方和個體的時間背景進行考察。

第四，中國現代國家構建中制度遺產的疊加性。現代國家的目標之一是建構穩定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中國的政治發展過程中，仍有大量的規矩慣例影響着人們的政治行為和思維方式。這些規矩慣例，有的來自中國傳統社會，有的傳承於革命年代，還有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計劃經濟時期所形成的，它們疊加在一起，往往會與40多年來所形成的現代制度互相衝突，從而影響中國現代國家的構建，並使其產生多樣性和複合性。　　　

第五，我們在反思歐洲現代國家構建經驗局限性的同時，並不等於放棄把歐洲作為參照系之一而否定歐洲經驗中的某些普遍性特徵，而是要把它作為認知的比較坐標加以審視,通過相互比對來理解現代國家構建的本土化軌跡。　

當前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與不變同步交織、相互激盪，預示着這個時代政治發展的量子式特徵一一不穩定、不確定、複雜性和模糊性，而這種混沌的狀態必須有一個中心來牽引。在中國，面對變幻的世界政治經濟環境，必須要有一個強大政黨的「領導力」來推動和形成強大的政治勢能，使之成為複合型政治發展和現代國家構建的強大支撐力。

既有研究多以「歷史終結論」或「轉型範式」等線性思維模式來套用和理解中國的政治發展與現代國家構建。本文對此展開了質疑與批判，發現政治發展是一個具有複線性的複雜過程，是由多維因果關係決定的。這種思維方式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研究具有借鑑意義。(政治學人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