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Zoltan 「Bretton Woods III」系列之2,Money, Commodities, and Bretton Woods III,Credit Suisse,31 March;系列1:Zoltan P.,2022a,Bretton Woods III,Credit Suisse,7 March.(中譯文:全球貨幣新秩序的誕生——俄烏戰爭催生布雷頓森林體系3.0版本)作者:左丹·波扎(Zoltan Pozsar),Credit Suisse瑞士信貸的研究一直以思想領導力而自豪。在當今的全球環境中,我們必須應對大國之間的衝突和正在上演的大宗商品危機,思想引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目前的環境可能比1997年、2008年或2020年的危機更為複雜,因為問題不僅出現在名義價格上(比如:掛鈎匯率、票面價值或巨額透支),而且是實實在在的:商品是真實的資源(食品、能源、金屬),資源不平等不能通過量化寬鬆來解決。你可以印錢,但不能印石油或小麥。戰爭顛覆了貨幣的主導權,並充當了新貨幣體系誕生的助產者。就像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的布雷頓森林體系II (Bretton Woods II)框架之於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就像QE(量化寬鬆)和巴塞爾協議III之於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後次貸危機時代),我們相信,布雷頓森林體系III框架將持續到新世紀的第三個十年,甚至更久。我們的框架將是思考未來幾年如何交易利率的正確框架:通脹將更高;利率也將提高;對大宗商品的儲備需求將上升,這自然會取代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美國國債和G7國家國債);隨着其他交易的貨幣增多,對美元的需求也會下降;從結構上講,負的跨貨幣利差(the negative cross-currency basis ,即美元溢價)將自然消失,而正的跨貨幣利差(the positive cross-currency basis)將浮出水面。首先我們得擴展Perry Mehrling的「四種貨幣價格」框架。我們在3月7日的報告中使用了這個框架,表明自1997年以來的每一次重大危機中,四種貨幣價格之一都會發揮作用,因此,每一場重大危機也是一場貨幣危機。在Mehrling的「四種貨幣價格」框架中,四種貨幣價格分別是:按票面價格等價交換是不同類型貨幣之間一對一交換的價格:對於銀行來說,外匯儲備可以按面值兌換成貨幣;對所有非銀行機構而言,在一家銀行的存款可按面值兌換為另一家銀行的存款;而銀行存款都可以按面值兌換成貨幣。確保交易在今天無縫進行。這些貨幣形式之間按面值平價互換,確保市場交易能夠無縫地進行。然而平價在2008年被打破。如果美聯儲沒有介入,我們就不可能進行正常的交易。利息是貨幣的未來價格(明天的錢vs今天的錢)。利息是你在一段時間內放棄使用金錢的價格,即你放棄流動性的價格。根據你放款的對象不同,利率也隨之不同:(在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是銀行間貸款的利率,回購利率是相對於抵押品的貸款利率,外匯掉期的隱含收益率是涉及兩種不同貨幣互換的貸款利率。利率水平取決於交易的性質(無擔保或有擔保)、貸款人的質量和貸款的期限。隔夜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EFFR)總是其他貨幣價格之錨,一個與隔夜利率之錨掛鈎的掉期曲線 (即隔夜指數掉期OIS曲線)是所有其他利率之間形成的利差(回購利率的EFFR- SOFR利差和外匯掉期利率的OIS-OIS利差)。利息是借貸產生的,借貸需要資產負債表,而資產負債表的成本以及貸款類型決定了利率基數。利率基本上由隔夜指數掉期OIS的部分和OIS之上的基礎層組成——眾所周知的貨幣市場蛋糕模型(下面是蛋糕,上面是奶油)。 STIR(short-term interest rate)交易員要麼交易OIS曲線(上漲或下跌的次數),要麼交易基於一次性事件推動的OIS的利差,這些一次性事件可以是貨幣市場基金改革、企業稅制改革等事件,還有像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發等突發事件。如果美聯儲沒有在2020年3月介入市場,企業就不能利用他們的信貸額度,而財政部也無法為自己提供資金。匯率是外國貨幣的價格——比如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價格。匯率可以是浮動的或固定的,或者介於兩者之間。1997年,固定匯率制在東南亞幾個國家崩潰。如果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介入,紐約可能會發生一場銀行業危機。價格水平是指商品的貨幣價格。商品包括化石燃料、金屬、穀物、稀土以及通過這些商品所有你能想到的東西的價格。大宗商品價格決定着食品和能源的通脹以及其他核心商品的通脹。在過去的25年裡,商品價格水平一直是次要考慮的問題。與平價、利率(基數)或外匯匯率相關的危機不同,在過去25年裡沒有發生與商品價格水平相關的重大危機。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就是持續的低通脹,各國央行曾非常努力地通過積極的資產負債表政策(QE)來應對這一問題,但收效甚微。現在要考慮的是:對於像美聯儲(或任何其他主要中央銀行)這樣的央行來說,監管平價、利率、匯率等貨幣的名目價格問題,還是比較容易的——如果發生銀行擠兌,平價兌換崩潰,央行就會化身為陷入困境銀行的最後貸款人;如果拋補利率平價(covered interest parity,CIP)崩潰,央行就會成為陷入困境的交叉配對貨幣的最後做市商;如果外匯匯率發生問題,央行還是在現貨外匯市場上扮演最後做市商,並根據需要進行量化寬鬆或量化緊縮。中央銀行很容易管理貨幣的名目價格問題,但要管理商品的真實價格就沒有那麼容易了,特別是當壓力不是來自需求,而是來自供給的時候;一旦對於某種特定商品的需求崩潰而引起供給側衝擊,比如俄羅斯的商品(由於擔心未來的制裁,市場會自我監管),那麼情況就將更加糟糕。央行擅長抑制需求,而不擅長創造供給。幾乎所有東西都需要能源和商品,而俄羅斯出口所有東西。與1973年不同的是,這次不僅僅是石油的價格,而是所有東西的價格都在激增。於是,第四種貨幣價格問題,即商品價格問題,在沉寂了幾十年之後,又在大幅上漲。貨幣的票面價格、基差價格和外匯交易相關價格都處於休眠狀態,但目前的商品價格水平即將變得非常不穩定,市場在試圖為未來的貨幣價格(OIS)來定價,也就是數次加息和調整最終利率水平,以此來應對戰爭和制裁造成的新的價格水平形成機制。一旦你離開名目價格領域進入真實商品價格領域,問題就變得很複雜了。我們必須要擴大四種貨幣價格的框架:前四項都是名目問題——貨幣的四種價格,都是貨幣及貨幣交易機構的領域:貨幣交易商、銀行與中央銀行。後三項都是實際問題——商品物流的基礎設施和經營商品的機構:商品貿易商、為商品貿易商提供信貸融資的銀行、和國家的外交政策和軍事力量提供法律和軍事手段保護的資產,這些資產包括礦產、領土、管道、船舶、航線和海峽等等。銀行發放貸款並創造存款,而貸款是用來購買東西的,這些東西可以是實物資產,也可以是金融資產。在當前的背景下,我們關注的是實物資產——大宗商品。像任何事情一樣,商品的價格取決於需求與供給,而需求與供給總是由銀行提供資金的。商品貿易的實物方面通常是事後才能想到的,就像在2008年金融危機、平價交換崩潰之前,央行放水只是一個事後手段。我們之前曾寫過商品交易的金融通道風險,今天我們將着重探討支撐實物商品交易的真正的通道風險。我們考慮這一切的切入點是觀察商品的價格水平,從這裡開始我們要構造一個分析框架,使貨幣的其他三種價格中都有相應的對應物存在於實物商品貿易領域。我們認為:為了價格穩定,我們需要在名目價格和實物商品價格這兩個領域中都實現結構性穩定——當需求得不到資金支持時,就會發生結構性通縮;相反,當供應因戰爭和其他事件擾亂時,就會發生結構性通脹。從概念上講,各種貨幣價格與商品交易之間的聯繫如下: 外國貨物在概念上相當於外匯。外國貨物中的「外國」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對商品的需求大多來自發達國家,但供應大多來自發展中國家。世界上的大宗商品領域,需求側主導着支付方式——美元,石油美元,歐洲美元——如果你賬上有美元,就不必操心匯率的問題,但其實又是存在「匯率」問題的,因為你是在用美元交換外國貨物。航運是利率(OIS和利差)概念上的對等物。國外貨物從A港運到B港需要時間,在這段時間裡,商品交易商需要租船。商品交易商用借來的錢租船,也用借來的錢支付外國貨物裝船費用。船舶租賃和裝船費用的貸款期限為從甲地運達乙地所需時間的函數——即金錢的時間價 值耦合將外國貨物從A港裝運到B港所需要的時間。就像貸款拖累資產負債表那樣,租船、貨物裝船以及航行,都會妨礙運力。此外,就像有一個「基礎」利率(EFFR和OIS曲線由此產生) 在基準利率和其他利率之間也有利差一樣,同類商品(比如西德州中級原油、北海布倫特原油和烏拉爾原油)的不同來源之間也有價格差異;而且就像使用資產負債表的能力在貨幣市場上融資一樣,使用「航運資產負債表容量」(船舶運力) 來獲取商品。 安全在概念上與平價相對應。當你決定從活期存款賬戶中取錢的時候,你期望得到與存入本金相同的金額。當你將外國貨物從A港運往B港時,你期望在B港卸貨和你裝載的貨物數量一樣多。大多數時候,銀行都能按照存款票面價值來支付提款;否則,央行就會介入並出手相助。大多數情況下,商品交易商可以將外國貨物從A港運到B港,但當做不到時,國家就會再次干預:不是使用貨幣政策干預,而是使用國家的軍事力量。中央銀行在保護銀行按票面金額兌付的承諾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就是軍事部門為了保護貨物而發揮的作用:外國貨物需要在海上航行,通過像霍爾木茲海峽這樣的咽喉要道,「par」(平價兌付)在這裡的意思能夠自由、安全地從這裡航行,不會出現不必要的延遲。安全措施的應用範圍更廣。不僅僅是航運,還有礦業和油田利益、輸油管道等等,保護資產不僅僅需要軍事手段,還需要法律和外交工具。平價(名目上的)對應安全(實際上的);利率(名目上的)對應航運(實際上的);資產負債表(名目上的)對應船舶運力(實際上的);匯率(名目上的)對應外國貨物(實際上的);物價水平(名目上的)對應商品價格(實際上的)。我們需要了解商品交易的細節,因為遊戲規則正在發生變化,這些規則變化將影響物價水平、利率水平(OIS)、匯率水平以及隔夜指數掉期利差(OIS-OIS bases)。情況是這樣的:外國貨物曾經以美元計價(天然氣則以歐元計價),但現在外國貨物的生產地正在改變他們要求和喜歡的付款方式:俄羅斯現在正在以盧布而不是美元或歐元向「不友好」國家出口商品,而沙特阿拉伯也對中國用人民幣購買石油持開放態度。過去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而現在則是「我們的商品,你們的問題」。過去,航運的目的是儘量減少將貨物從生產者運輸到消費者的時間。航運時間是由海上航線決定的,而不同海上航線對應着不同類型的船隻。以石油為例,主要有三種類型的船舶:VLCC、Suezmax和Aframax。VLCC(超大型油輪)可裝載200萬桶原油,用於長途航行。全世界大概有800艘VLCC(超級油輪)。「Suezmax」(蘇伊士級遊輪)是指能夠在滿載情況下通過蘇伊士運河的油輪。全世界總共有700艘Suezmax油輪,每艘Suezmax在長途航行中可以裝載了100萬桶石油。相比之下,Aframax船是「快船」,能運送60萬桶石油從事短途運輸。世界上大約有600艘Aframax。在石油——尤其是俄羅斯石油的流動被中斷的時候,知道所有這些細節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從事短期利率交易並關心貨幣基金改革,你也需要跟上「石油流動改革」的步伐(儘管這一改革是由制裁、而不是證監會監管措施所引起的)。超級油輪與銀行最低適宜準備金要求(LCLoR,lowest comfortable level of reserves)是互相聯繫的。正如下文所說的:來自俄羅斯(烏拉爾)的石油在Primorsk港或Ust Luga港被裝載到Aframax運輸船上,然後短程穿梭往來於Hamburg和Rotterdam。但是如果歐洲抵制俄羅斯的石油,俄羅斯不得不通過效率低得多的航運路線將其石油運往亞洲。石油必須被開採,油田經不起開開關關的折騰,而且沒有新的石油管道通往亞洲。儲存能力可以暫時容納俄羅斯一段時間的過剩產能,但是,當儲油設施裝滿時,石油將不得不轉移。如果沒有輸油管道,俄羅斯將石油輸送到中國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航運,這下情況就變得複雜了:通過Aframax級快速輕型油輪長途運送原油,在成本上非常不經濟。如果歐洲不再需要俄羅斯的石油,俄羅斯的石油總得需要一個出口,而這個出口就是中國買家;於是,中國將需要更多的超級油輪從Primorsk和Ust Luga兩個港口運回石油。現在來看看細節:大約有130萬桶石油從Primorsk和Ust Luga港通過Aframax級輕型快速油輪運往歐洲,這些航程通常需要一到兩周的時間才能完成。如果俄羅斯現在需要把同樣數量的石油運到中國而不是歐洲,它面臨的第一個後勤問題是,它無法將烏拉爾原油裝載到超級油輪上,因為Primorsk或Ust Luga港都不夠深,無法停靠大型油輪。俄羅斯首先得將Aframax船開到一個港口進行船對船原油轉運(ship-to-ship crude transfer)到超級油輪VLCC上。而船對船原油轉運通常需要耗時數周,待移交完成後,VLCC將向東航行兩個月、卸貨、然後回到波羅的海,這也需要兩個月的時間。俄羅斯原油出口原本只要運輸一到兩周(Aframax從Primorsk港駛往Hamburg的時間)就能刺激本國經濟活動,現在它至少要在四個月才能為經濟活動提供動力。更糟的是,不僅僅是抵達終端市場的時間越來越糟,最終還將導致船舶短缺和相應的運價飆升。考慮到我們仍在使用和以前一樣數量的Aframax級輕型快速油輪,但現在物流中介鏈(船對船原油轉移)越來越長,還需要80艘超級油輪VLCC才能將石油運往中國。80艘超級油輪基本上是通往中國之新航線的產物,其邏輯是:以往只要一周左右就能將石油運送給消費者,而現在至少需要120天。因此,130萬桶/天(相當於超級油輪裝載量的75%) 乘以120天, 那麼運載量超過200萬桶的78艘超級油輪VLCC就會投入永久性使用!全球即將短缺80艘超級油輪VLCC,約占全球超級油輪總量的10%,其中包括50艘懸掛伊朗國旗的超級油輪(NIOC),目前正被用於浮動存儲,因此俄羅斯原油輸送路線重組將占據全球超級油輪運力的10%以上。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了。考慮到廉價的俄羅斯石油被轉移到中國,中國將會減少從中東進口石油,然後中東的石油將不得不通過船運運往歐洲,而這就像把波羅的海石油運往中國一樣低效。記住,Suezmax級油輪之所以被稱為Suezmax級油輪,是因為它可以滿載石油通過蘇伊士運河。但超級油輪VLCC可不行,每艘 VLCC比Suezmax多裝100萬桶,也就是說它們更重,吃水更深,而蘇伊士運河對它們來說不夠深。但埃及的工程師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通過管道將石油導入進入運河沿線的存儲設施,這樣VLCC就可以通過運河,然後再用油泵將原油裝回油輪上。但這就像上文提到的將波羅的海原油用Aframax船進行船對船轉運一樣,減輕在蘇伊士的超級油輪的負荷,然後再把貨物放回去,這需要時間。時間就是金錢,期限越長,貸款越多,這就意味着商品交易商需要更多的融資,銀行自身的流動性需求隨着時間的推移也會開始上升。這即使不會立刻發生,也肯定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融資市場的意義與相似之處: 如上面的例子所示,石油運輸需要資金去支撐4個月、而不是兩周的運輸周期,而且因為油價上漲,需要更多的錢去裝滿超級油輪——這意味着金額更多、期限更長的貸款。直覺告訴我們,隨着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和波動性將驅動大宗商品世界的信貸需求上升,銀行的最低適宜準備金要求(LCLoRs)也將走高,而且銀行滿足大宗商品市場信貸需求的意願和能力都將會減少。2019年,因為銀行需要滿足最低適宜準備金要求(LCL oR)並停止拆借準備金,隔夜回購利率上升。2022年,提供給大宗商品交易商的長期信貸可能會枯竭,因為量化緊縮(QT)將很快開始,這樣銀行的最低適宜準備金(LCLoR )需求在上升,而不是下降。歷史永遠不會重演,但它會驚人的相似。銀行目前擁有大量的超額準備金,因此它們能夠提供給大宗商品交易商更多的貸款,這樣貿易商就能運送價格更昂貴、價格波動性更大的貨物,而其對資金壓力的溢出效應(Libor和跨貨幣利差) 可能會暫時保持沉默,但不會永遠如此。銀行的最低適宜準備金要求(lclor)正在上升,商品和貿易融資需求也在增長,這不利於在量化緊縮(QT)前夕銀行對國債的需求。此外,超級油輪的缺口應該給短期利率交易者敲響警鐘,因為缺乏超級油輪來運輸石油(以及其他船隻用於運輸其他東西)就相當於現實世界金融體系中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G-SIB,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的年底限制(如資本充足率、流動性覆蓋比率、補充槓桿率等等)。本文寫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強調 (名義的)貨幣世界及其四種價格和(真實的)商品世界的相似之處。正如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G-SIB)的年底限制會阻礙資金的自由流動一樣,戰時超級油輪VLCC的限制會阻礙商品的自由流動。當我們的船運能力耗盡時,大宗商品價格會像外匯遠期匯率一樣飆升嗎? 畢竟,我們無法量化寬鬆石油(就像創造準備金那樣),也無法量化寬鬆超級油輪(就像創造資產負債表那樣)。但我們需要石油和超級油輪,而即便新增額外的80艘超級油輪,也只是滿足我們對於一種商品的需求罷了。俄羅斯出口所有可以想象到的主要大宗商品,同樣的問題也會出現在其他產品上,包括運送固態商品的貨船上,而不僅僅是反映在運送液態商品的貨船上。這將是一場大混亂。我們總認為安全是理所當然的,就像我們認為貨幣、存款和貨幣基金份額總是可以按票面價值互換一樣。然而,油輪的海上航線要經過海峽,海峽必須隨時開放,海上航線必須沒有瓶頸,但國家或海盜都能製造這些瓶頸。小麥和石油是相互聯繫的。埃及曾是烏克蘭小麥的主要進口國。如果更多的石油即將通過蘇伊士運河,埃及可能會考慮引入自己的「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G-SIB)溢價附加費,即提高航船通過蘇伊士運河境所需的費用,以此來給國庫籌集更多的錢,由此埃及政府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更多的小麥來養活自己的人民。在1956年,美國為了保衛蘇伊士運河使匈牙利輸給了蘇聯。海盜也要吃東西,當麵包短缺(小麥短缺就是麵包短缺)時,他們也會有額外的動機發起更多的海盜攻擊行動。安全問題將再現。更昂貴的船隻、更昂貴的貨物、更昂貴的過境費、更長的過境路線、更多的海盜風險、更多的錢用於支付保險、更多價格浮動的貨物、更多的保證金、對長期銀行信貸的需求增加……這可真是做量化緊縮(QT)的完美時機!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們需要收緊金融環境,但現在是時候考慮如何操作量化緊縮才能使準備金的損失最小化,同時將債券市場的持續時間最大化…… 要糾正我們的錯誤,不要認為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制定使俄羅斯痛苦的制裁,同時還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西方的金融和價格穩定風險。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在制定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時,與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和聯邦金融穩定委員會(FSOC)協調過嗎?這就是佩里·梅林(Perry Mehrling)的四種貨幣價格框架與商品交易四大支柱之間的聯繫:用美元購買商品;美聯儲和私人銀行(g -sib)則負責監管平價兌換、利息(和利差);商品貿易名目方面的匯率因素;主權國家則負責監管大宗商品交易的法律和軍事問題。這樣航運公司和大宗商品交易商就可以順利地活動起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總是合作的。金錢沒有敵人。主權國家有時合作,有時不合作。主權國家在全球化中沒有敵人,但在逆全球化時期會變成敵人。某些主權國家現在就成了敵人。現在我們簡化四種價格和四大支柱的框架(the four prices and four pillars framework):(3)交易(賣出一種貨幣,購買另一種貨幣,而不是「外匯」)(5)貿易(出售商品,獲得美元;西方付錢給東方/歐佩克)(7)穩定(地緣政治穩定,由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所背書)因此,一個健康、運轉良好的銀行體系(需要信貸的需求;如果沒有信貸,就沒有需求,價格就會下降)支撐着價格水平,但也要有一個健康、運轉良好的世界,有高效和開放的海上航線(需求方需要商品,如果沒有商品,價格就會快速上漲)。如果銀行體系陷入困境,OIS-OIS利差擴大,信貸就會更貴,這將削弱有效需求,如果商品交易系統一旦陷入困境,大宗商品就會變得更加昂貴,這也會削弱需求。但前者是一種名義上的(信貸)衝擊,會導致價格大幅下跌;後者是一種真實的(貿易)衝擊,會導致價格大幅上漲。無論哪種方式,實際增長都會放緩,但在前一種情況下,名義活動的下跌速度快於價格;而在後一種情況下,價格上漲速度快於名義經濟活動,這就是滯脹。如果達利歐(Ray Dalio)關於滯脹的看法是正確的,他的意思肯定是來自大宗商品交易四大支柱的價格信號將主導來自貨幣四種價格的信號。各國央行手頭的任務非常艱巨,他們可以通過操縱貨幣的四種價格來減緩或刺激名義信貸渠道的需求,卻對商品無能為力。你可以印鈔票,但不能印石油、鐵或小麥,也不能印超級油輪或其他船隻——即使是3D打印機也不行。接下來讓我們簡化框架,將其變成一個「摺紙」遊戲:上述框架的中部有價格穩定,而自兩端則有另外兩種穩定(金融穩定和價格穩定)。三個部分構成一個三角形(圖)。在左下角和頂點之間我們有交易和時間的概念;在右下角和頂點之間我們也有交易和時間的概念,其中貿易和時間分別指代貨幣貿易和貸款、商品貿易和航運。在下面兩個角之間我們有單極世界的貨幣安排:布雷頓森林體系II,其中銀行創造歐洲美元,OPEC和中國用歐洲美元購買美國國債。但這並不意味着從此以後就會永遠過上幸福的日子…… 亨利·基辛格不是安徒生......現實政治不是童話。我們現在有兩個三角形,而不是一個。自然如此,在一個多極(或兩極)世界裡需要兩個三角形來工作,或者更確切地說,要共存。左邊的三角形和前面的三角形一樣,右邊的三角形在概念上也和左邊一樣,但是它被不同的貨幣——歐洲人民幣(即離岸人民幣)而不是歐洲美元(即離岸美元)所錨定。我們將這兩個三角形表示為彼此的鏡像,所以他們有共同的地緣政治頂點… 因為由於地緣政治衝突,第二個三角形是從第一個三角形發展而來的。第二個三角形的頂點與底邊兩個角通過交易和時間的概念聯繫起來:左下角與頂點是由商品交易與時間的概念聯繫起來的,而右下角與頂點是由貨幣貿易和借貸的概念聯繫起來的。但在這裡,人民幣對其他貨幣替換了美元對其他貨幣,底部兩個節點之間是新世界秩序的貨幣安排:在布雷頓森林體系III中,銀行創造歐洲人民幣(即離岸人民幣),並積累歐洲人民幣餘額,以購買中國國債(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迫在眉睫的),購買黃金等外生貨幣,而不是G7國家內生貨幣,以及購買大宗商品儲備,而不是外匯儲備。商品儲備將是布雷頓森林體系III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那些擁有更多食物和能源供應的人贏得戰爭。過去,食物供給馬和士兵;今天,食物供給士兵、燃料供給坦克和飛機。根據美國農業部估計,此刻中國擁有世界一半的小麥儲備以及70%的玉米儲備。相比之下,美國只控制了全球6%和12%小麥和玉米儲備。這對食品價格水平、超級油輪和石油交易對能源價格水平的作用都有影響。這兩個三角形的共存對於東方的通脹和西方的通脹都有着巨大的影響。情況很嚴重:布雷頓森林體系II引發通貨緊縮(全球化、開放貿易、準時制供應鏈,單一供應鏈(富士康)),而布雷頓森林體系III將引發通貨膨脹(去全球化、自給自足、以防萬一的商品儲備和供應鏈重複建設,還有增加軍事開支以保護任何殘存的海上貿易)。當威靈頓打敗拿破崙時,貿易就是購買英國國債。我不是地緣政治專家,但我是一個利率策略師,我認為通脹水平、利率水平以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模都將取決於衝突結束後出現的穩定狀態。貨幣的四種價格是通過巴塞爾協議III和中央銀行作為最後做市商來管理的:商品貿易的四大支柱是由戰爭塑造的——希望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新的世界秩序將帶來一個新的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III。保羅·沃爾克曾經閒庭信步…… 他「只是」不得不阻止通貨膨脹,但當時世界秩序是單極霸權,歐洲美元的崛起支持了他。圖中左邊的三角形支撐着他,而市場所熱衷的三角形是一個不穩定三角(你知道,就是類似貨幣政策獨立性、外匯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這三個目標只能同時最多達到兩個),但那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傑伊·鮑威爾發現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沃爾克含量不足以在今天打破通貨膨脹。他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幫手,一個強人來承擔由其他強人造成的(通貨膨脹)混亂?布雷頓森林體系III的新三位一體將是「我們的商品,你們的問題」,即歐盟肯定要面對通脹問題了,如果不是整個七國集團都將通脹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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