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美國神職作家布雷南·曼寧 (Brennan Manning)出版了著作《衣衫襤褸的福音》（The Ragmuffin Gospel）。書中講述了一個「為冷漠付費」的故事。
那是1935年的冬天，時值美國大蕭條。紐約市某個窮人居住區內的法庭正在審理一樁案子。被告是一名60多歲的老婦人，罪行是偷竊麵包。她衣衫襤褸，滿面愁容。
法官問她：「偷麵包的動機是飢餓嗎？」老婦人抬眼看着法官回答說：「是的，我很飢餓。但我更需要麵包來餵養那三個失去父母的孫子，他們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我不能眼睜睜看着他們餓死。他們還是孩子。」老婦人的話引起了旁聽席的議論。法官敲響木槌要求肅靜，然後宣布判決。他對老婦人說：「被告，我須依據法律秉公辦事。所以你有兩種選擇：或處以10美元的罰金，或接受10天的拘役。」老婦人面容愁苦。她對法官說：「我違背了法律，願意接受懲罰。但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會去偷麵包。我也願意接受10天的拘役，但這期間，那三個孩子誰來照顧呢？」
法庭陷入了短暫的沉默。然後，旁聽席上站起來一名四十多歲的男人，他先向老婦人鞠了一個躬，然後說道：「請你接受10美元的判決。」接着，他轉身面向旁聽席，摘下帽子掏出10美元放了進去，並對眾人說道：「諸位，我是現任紐約市市長拉瓜迪亞，現在要請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而付的罰款，以懲罰我們造就了一個要老祖母靠偷麵包來餵養孫子的城市。」旁聽者默然起立，逐一拿出50美分放到市長的帽子裡，法官也不例外。見此場面，老婦人掩面而泣。
大蕭條的歷史上，確實有一位紐約市長叫做拉瓜迪亞（Fiorello Henry La Guardia 1934-1945年間在任）。他被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市長之一，深受當時紐約民眾的喜愛。據1930年代《紐約時代》的報道，拉瓜迪亞當時被賦予了一項特權，可以「穿上司法袍，在地方法院的法官席就坐」，全程旁聽案件的審判。他也確實這麼做過。所以，1944年出版的幽默集《試着阻止我》（Try and Stop Me）中，便已記錄了「為冷漠付費」這個故事的原型。區別僅在於：1944年代故事裡，偷麵包的是一名窮困潦倒的老男人，而非有飢腸轆轆的孫子要養活的老婦人。拉瓜迪亞為老人繳納了10美元的罰款，然後以「我們造就了一座讓老人必須偷麵包才能活下去的城市」為由，對法庭上的每個人罰款50美分，最後讓老人帶着47.5美元離開。
不過，拉瓜迪亞其實只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早在1920年代，「為冷漠付費」的故事便已在美國的報紙期刊中流傳，當時的主角不是「紐約市長拉瓜迪亞」，而是「俄亥俄州托萊多市的市長塞繆爾·瓊斯 (Samuel M. Jones，1897-1904年在任)」。在法庭上替老人繳納了10美元，然後罰了在座者每人50美分，理由是「大家生活在同一個城鎮，這個老人卻必須靠偷竊才能活命，這是眾人的恥辱，是對眾人冷漠的罰款」。大概是因為拉瓜迪亞的名聲後來蓋過了塞繆爾·瓊斯，所以原本屬於塞繆爾·瓊斯的故事（也可能還有更早的版本），在流傳過程中被很自然地移植給了拉瓜迪亞。
其實，故事的主角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戳中了「集體冷漠」這樣一個所有人都無法迴避的社會問題：每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社會裡，每個都會在生活中面臨一些具體的痛苦，如果社會變成了一種「集體冷漠」的狀態，那麼，每個人都會成為具體的受害者。「為冷漠付費」這個故事能夠流傳上百年且不斷出現變種，原因也在這裡。
故事唯一的缺陷，是沒有講述社會為何會走向「集體冷漠」。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也不複雜。早在西漢時代，賈誼便通過總結秦人的歷史教訓告訴世人：絕大多數普通人的日常行為，主要是由籠罩他們的權力制度決定的。為了適應權力制度的運作，普通人會選擇「最有利」的行為模式。如果這種權力制度本身是不義的，只追求控制與汲取，缺乏道德感與正義性，那麼，其治下民眾的行為模式也會缺乏道德感與正義性，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會急驟降低，整個社會將陷入一種「集體冷漠」的狀態。在這種社會裡，人們不再能夠對他人具體的痛苦做出友善的、有道德的回應。社會的自我救濟機制會全面崩潰，人們將摒棄人性，以一種僵化的態度去實施律法與規條，將這些律法與規條變成勒死社會的繩索。
賈誼當年的原話說得很明白：「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誶語。」——自從秦國採用商鞅之法，拋棄禮義與仁恩，一味追求控制人力與物力來「進取」（對外攻伐），秦國社會的風俗很快就壞掉了。為了汲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秦政逼迫百姓從大家庭變為小家庭，否則便要加倍徵稅。為了應對這種不義的制度，秦民只好降低自己的道德水準。於是就出現了這些現象：有能力的家庭，兒子一成年就與之分家，各過各的；沒能力的家庭，兒子一成年就趕他出去給別人做贅婿；兒子借給父親一把鋤頭，臉上會有施恩的神情；母親拿了兒子家的簸箕笤帚，甚至會召來抱怨叱罵之聲。
家庭是社會最小的細胞，家庭道德是社會道德的最後底線。在不義的秦政之下，連家庭道德都崩解了，可知整個社會已陷入了怎樣的空前冷漠。摧毀社會道德易，重建社會道德難。賈誼當年對漢文帝說這些話，是因為他深切地感受到秦俗的流毒到了西漢仍未改觀——「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他明明白白告訴漢文帝，漢帝國雖然取代了秦帝國，但秦帝國造就的那些遺風餘俗，並沒有被改正過來，漢帝國仍是一個因「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而造就的冷漠社會，有些人甚至連父兄都容不下，要將之謀殺。賈誼還說，要想「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靠「俗吏」是辦不到的，因為他們不知「大體」，不是社會道德滑坡的源頭。
拉瓜迪亞或者塞繆爾·瓊斯的故事裡，可以通過對眾人罰款，輕鬆讓身在法庭的眾人擺脫掉「冷漠」的標籤獲得救贖。遺憾的是，在現實生活中，冷漠型社會成型後便很難逆轉，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其中的加害者，也可能成為其中的受害者，人人都要不斷地為冷漠付費直至破產。賈誼當然沒有讀過拉瓜迪亞或者塞繆爾·瓊斯的故事，但他知道，靠向旁聽席罰款，解決不了社會的道德潰敗。
（關於「為冷漠付費」故事的考據，筆者以「丁錯」為筆名，另撰有《「為我們的冷漠付費」這個故事，是真的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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