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內容摘要：蕭公權的學術生涯歷經幾重轉變：先治政治哲學，再轉向政治思想史，又轉向兼治中國社會史；在這三個領域，其學術成果分別以《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鄉村》為代表。這幾次轉向都非隨意為之，而是有其內在和外在影響因素。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學人的治學轉向比較常見，這與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學術趨勢有關。在蕭公權的三項治學領域中，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歷時最為長久；《政治多元論》和《中國鄉村》是針對特定問題的研究，而《中國政治思想史》則是通史性質的研究，是真正的體系性建構，實為扛鼎之作。

蕭公權一生的追求，在中國的學術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他念茲在茲的，是建立一個現代中國。他對中國和西方政治思想的古典時代懷有敬意，但卻非復古主義者，他追求的是古典知識的重新闡釋，並以之改造現代社會。

關鍵詞：蕭公權；政治多元論；中國鄉村；保甲；里甲

蕭公權是政治學家，也是歷史學家；他一生教書治學傳道授業，寄蹤中美兩國，以「創造性的灼見」和「自辟蹊徑的史識」，融合了中西學術傳統的菁華。蕭氏一生，治學領域幾番變遷：先治政治哲學，留學期間修習唯心論哲學，博士論文研究多元政治理論；工作後放棄政治哲學，轉治中國政治思想史，以西方政治學理念和方法闡釋中國政治思想；二戰後出國任教，因工作機緣，涉足社會史領域。在此三個領域，蕭公權均卓然有成，著述蔚為經典。

一、兩次治學轉向

蕭公權赴美國留學時，打定主意學習新聞學，入讀最著名的密大新聞學院，但終因實踐課程受到打擊，深感新聞學與心性不合，而對哲學興趣殊厚，於是一學期後轉到哲學系。

在哲學系學習兩年後，接着就讀研究院。他的碩士論文題為《多元國家的理論》，是佘賓（George Sabine，又譯薩拜因）教授建議。在密大，蕭公權對政治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

一年後得碩士學位，赴康乃爾大學深造。康乃爾是美國唯心論哲學重鎮，蕭氏認為研究唯心論哲學可得到精密思想的訓練，且狄理教授（Frank Thilly）研究社會及政治哲學，可以給他很好的指導。

（康乃爾大學）

在康乃爾大學，蕭公權主修哲學副修政治學，「專研政治哲學」，在狄理教授的建議下繼續深入研究多元政治理論，作成博士論文。但是，蕭公權並沒有在「專研政治哲學」的路上走下去，如他自己所言，「學的是政治哲學，平生所做的卻都是歷史工作」。

他返回到密大時期感興趣的政治思想史一途上來，箇中原因，他的弟子解釋甚明：「由於務實的性格，所以公權師雖然在一九二〇年代畢業於當時唯心論哲學重鎮的康乃爾大學哲學系，但對純思辨的形上學並不感興趣，並且由研究政治哲學而走上研究政治思想史的道路。」

蕭氏最初是從史學入手研究政治思想，先入為主，這種以實證主義為宗旨的研究方法，與純思辨的方法終歸鴻溝不小，其興趣和所好引導其回到政治思想史的路徑上來。

學成回國，蕭公權發願用所學的知識和方法研究中國文化。由此開啟研治中國政治思想的宏圖偉業。當時初入寶山，荊棘遍地，尚不知金礦無數；沒有現成的教材，只能自己搜輯編排，所需時間幾倍於授課時間。不但眼前無路，而且備受同儕擠兌。

蕭公權千山獨行，不但整理出中國歷代政治思想資料匯編，還完成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巨作，一舉奠定學術地位。

1949年，蕭公權赴華盛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治學領域再次轉變，轉向中國社會史；不過這一次他不是放棄政治思想史完全轉向社會史，而是兼而研究兩者。

蕭氏自述說：「我也是遠東研究所的教授，有參加研究工作的職務。研究所的工作在近年改變方針以前，以中國近代史為範圍，並擇定十九世紀為工作的重心。

……梅谷，衛德明等建議我研究十九世紀的中國鄉村。他們說，這個極端重要的題目，早想請人研究。但牽涉的問題既不簡單，資料的搜集又不容易，十年以來，沒有人肯應承。如果我能擔任，那就好極了。

我想『墾荒』工作誠然辛苦，但如肯耕耘，未必竟無收穫。我安步於『政治思想』的熟路上太久了。現在正好借這機會，換一個方向，開一下眼界。我接受他們的建議。」

蕭公權選擇中國社會史的課題，並非完全是外力因素，還在於他自己對於中國鄉村的感情。蕭氏常說，做研究工作之前必須先對研究對象有感情，有親切的體驗，抗戰時期他曾寄居四川鄉間幾年，這段經歷成為他研究中國鄉村的感情基礎，促使他一探清代鄉村的整體樣貌和運作狀況。

（抗戰時期的重慶大轟炸）

經過幾年艱辛勞動，皇皇巨著《中國鄉村》誕生。清代中國鄉村的研究告一段落後，他轉回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藉助新材料，研究康有為，發前人未發之覆，寫出了翻案性的著作。

蕭公權的治學轉向，前一次主要源於個人志趣，後一次主要源於外部場景；都並非隨意為之，也並非被外界左右，他是遵照自己的學術旨趣定奪的。對於不感興趣的領域，他絕不涉足；當華大同事勸他轉入現代中國的研究時，他拒絕了。在學者們沉醉現代研究的形勢下，他覺得有義務警示這種追求時髦的風氣，有責任矯正這種忽略歷史的偏差。

二、學術脈絡

（一）《政治多元論》

蕭公權的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1926年寫定，1927年出版。這是一本政治哲學著作，也是問題導向的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他將多元論放在政治思想史長河與政治理論發展趨勢的雙重視野中考察，以多元論為問題，探討多元論與法律、政治、經濟、代議制、行政等的關聯，尋求多元論對於現代國家、政體、議會、主權的衝擊和意義。

蕭公權認為，「任何理論的真正價值都必須根據它的優點來衡量」（第136頁），應該辯證的看待多元論。從政治實踐角度來說，他肯定了多元論對於當代政治的衝擊和改造，多元論者以批判性的視野促使人們反思傳統的一元觀點，反思國家主義的弊端，從而追求一種更為優越的政治組織和運行方式。

多元論提示「一種具體的、可行的政治理論必須將其根基奠定在人性這一堅固的磐石之上，關注所有的社會關係，並且承認倫理範疇是所有政治範疇中最為根本的。」（第131頁）

（蕭公權：《政治多元論》，周林剛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從學術角度來說，多元論以政治理論的視角重新思考國家與社會問題，是對狹隘的政治科學的批判，是對政治科學主義的有力反抗。蕭公權也指出了多元論的失敗之處。多元論有其邏輯上與現實中的困難，持多元論的學者，在方法和視角上多元主義的，但在結論上最終大都倒向了一元論。

總體來說，蕭公權對多元論持否定態度，多元論並未獲得設想的美妙結局，每一個論證的最終結果都不是多元的，而是「某種超越單純多樣性或指向單純多樣性之外的統一體」。（第71頁）

他指出，「絕大多數多元論者已設法將主權從他們的新社會的前門驅逐出去，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悄悄地把它從後門偷運了進來，雖然或多或少經過了偽裝，卻仍然是一種主權。」（第77頁）

在批判了多元論者之後，蕭公權提出國家應作為一種倫理目標存在，無法與社團居於同一地位，「無論我們如何設想國家的功能，經過嚴格的分析，我們似乎都不得不承認，政治國家是所有社會組織中的最高權力。」（第69頁）

他認為，多元論提出的解決方案並不能真正實現自由，真正實現自由的道路並不是把權力從國家手中轉移到經濟階級手中，不是讓經濟團體自成一體，而是促使經濟階級積極合作，承擔起共同體治理的責任，這樣才能產生真正民主的體制。（第138—140頁）

蕭公權的著作出版後，好評無數；當然，也被指出不少問題。有評論者認為蕭公權對黑格爾理論的依賴是「書生氣」的；蕭氏的興趣是哲學性的，他的關注點主要在社會組織的基礎依據，對於產生多元論的英國、法國現實因素討論不足。

有評論者認為他在分析批判多元論之後提出的國家作為倫理目標的理論，比起多元論者的建議來更為抽象，喪失了唯一明確的政治指向，似乎更不足以解決現實政治問題，更加無法為政治制度走出困境提供方案。

多元論並非是統一的政治理論，而是一個鬆散的共識點，在這個共識點之下不同的學者有着不同的表達。他們有的秉持相同的理論卻懷有不同的目標，有的目標相同卻理論各異。

多元論並非新鮮事物，早在中世紀就有政治與宗教的分化與對立，形成多中心的局面。近代多元主義的出現與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關係極大。一元絕對主義的國家和主權理論遭受到社團主義的挑戰，這個挑戰比中世紀宗教對國家的挑戰更大，它是世俗國家內部兩套不同的運行體系之間的對抗。

然而，能夠以經濟力量對抗政治國家的無疑是力量巨大的職業團體，而非普通的勞工個體，這種團體式的組織也容易產生另一種壓迫。因此，不得不說，如很多批判性理論一樣，多元論的破壞十分有力，建構卻明顯不足。

時過境遷，百年之後審視多元論的境遇，我們不得不讚嘆蕭公權冷眼旁觀式的學理分析，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代議制政府和經濟領域等實踐中，多元論都沒有取得最初的目標，甚至在一些領域已成過眼雲煙。

（二）《中國政治思想史》

蕭公權回國後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課程多年，《中國政治思想史》構思甚早，但及至寫就，已至1940年夏，出版再遲至1945年4月。在蕭著之前，坊間已有不少同名著作，蕭公權對它們都不滿意，他認為這些著作都泛論無歸，沒有扣緊「政治思想史」的規範，遂決定正本清源，重起爐灶。

蕭公權寫作中國政治思想史，有其優勢條件，他不但受過西方現代學術訓練，對於西方政治思想有足夠的認識，而且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可以利用材料。

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有其產生的時代背景。西學東漸以來，傳統學問被西式分科之學代替，中國急需建立起自己的學問體系。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為典範，中國學人用西方學理重新解釋中國材料，逐步建構起中國現代學術的大廈。他們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要「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從學術史宏觀層面來說，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是這個大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整理國故」工程的一項。從胡適建立中國現代學術典範以後，中國學人著述要獲得大的成功，幾乎唯一的路徑就是用西方觀點與方法研究和闡釋中國材料。《中國政治思想史》亦是如此，它的內容和材料是中國的，參照系卻是西洋的。

（胡適）

任何一部通史類著作，需有一個通貫的脈絡聯繫全篇，鋪陳框架，次第敘述。蕭公權提出兩種論述框架：以思想演變大勢為分期方式，將兩千年的政治思想史分為創造時期、因襲時期、轉變時期、成熟時期；以思想的歷史背景為分期方式，將兩千年政治思想史分為封建天下的思想、專制天下的思想、近代國家的思想。

前者以思想的發展變遷為標準，後者以時代為標準。《中國政治思想史》兼容二者，將思想家及學派放在此框架里展開敘述。從春秋戰國諸子爭鳴，到秦漢儒法合流、儒道爭雄再到魏晉儒微道盛、佛教影響，唐朝儒學復興，至宋代發達，分為理學與功利兩派，儒學延續明清幾百年，到晚清西方異族文化輸入下挑戰頻頻，戊戌維新開啟新政治思想的轉變，及至民國，天翻地覆。

蕭公權將六十餘家思想次第論說，但「很少提出與眾不同的個人見解」。其之所以在同類著作中脫穎，是綜合篇幅、理念、剪裁、敘述等各項影響因素的結果。

其雖體大精思，然也有不少可商榷的地方。例如：第一，蕭著採用的是思想史的經典敘述方式，即只論述政治思想家的學說，包含學說、政治家活動、法典及制度、社會狀況的通史，似更為全面。第二，蕭著採用創造時期、因襲時期、轉變時期、成熟時期論述中國兩千年政治思想，充斥着濃濃的進化史觀味道；政治思想發展到孫文，能否稱為成熟，大可疑問。

第三，政治思想在明代進入轉變時期，概與歷史事實不合，思想的真正轉變至少要到清朝中西交戰失利，在此之前並不是趨勢性的，皆為因襲時期。第四，蕭著對於非漢族入侵政治歷史事實的分析，雖不無歷史意義，但在抗戰建國時期學人奮力論證「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語境下顯失時代意義。第五，蕭著對於儒法爭勝合流的論述，不若後出以概念化語詞「儒學的法家化」統括的變遷趨勢來得扼要明瞭。

（三）《中國鄉村》

《中國鄉村》1955年寫定，1960年出版，研究的是清代中國的鄉村控制。蕭公權進行的是歷史研究而非理論研究，他採用大量的官方資料、地方志、私家著述等史料，通過史學剪裁，讓史料自己說話，展示了有清一代鄉村秩序的壯麗畫卷。

在帝制中國，權力的觸角伸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從官僚組織上來說，國家設官只到州縣一級，州縣官治下的居民數量高達10萬人（1749年）甚至25萬人（1819年），在如此的比例下，如何實現有效的行政管理，如何實現幅員遼闊鄉村地區的有效統治，就成了統治集團考慮的重要問題，統治者設計出負責治安控制的保甲組織和負責徵收賦稅攤派徭役的里甲組織來負責具體運作。

（19世紀的中國鄉村）

此外，清政府還通過一系列的積極行政措施改善民生，救濟民困；通過鄉約宣講、鄉飲酒、祭祀、鄉學等教化方法實現思想和文化控制。

從宏觀上來看，清代的鄉村控制體系是斷裂的，不同群體對於控制體系的訴求並不相同：統治集團的訴求是壓制性的，追求的是秩序和安全，並不惜犧牲行政效率。受壓制的民眾沒有配合統治集團的意願，他們對於統治集團並非心甘情願的服從，只是被動消極的接受，占絕大多數的目不識字的農民對政治幾乎漠不關心。（第300頁）

由自然或血緣因素形成的組織如村莊、宗族等，雖然在帝國統治下尋求認可等合法的存在方式，但「無論是家族組織還是村莊組織，其運作並不總是符合帝國安全的原則」。（第418頁）

「帝國控制的有效性，主要取決於統治者及所有被統治者之間利益分歧的全面匯流，而不是控制的工具或技巧」；（第598頁）當利益差異太大時，衝突就會爆發出來。

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清代鄉村秩序最終解體。首先，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矛盾難以解決。其次，行政官僚的腐敗愈演愈烈，無法遏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為了避免責任，以保障安全替代行政作為，導致官僚階層本該有的活力喪失殆盡；而官僚薪俸的低微，又加劇了賄賂勒索買官賣官等明存暗潛的運作。

再次，不斷發生的天災和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社會大動盪，致使鄉村境況雪上加霜。雖然統治者也會採取一些措施來緩解救濟，但效果有限，甚至會取得反效果。（第474頁）

鄉村控制體系最終隨着帝國的破敗而破敗，及至西方列強軍事入侵，帶來經濟衝擊、宗教傳播和政治文化影響，中國在西方衝擊下有所回應，鄉村體系和帝國統治秩序最終在內外合力的作用下瓦解，既是不得不然，亦是有以然哉。

與一些西方學者看法不同，蕭公權認為鄉村並不存在所謂的「自治」。帝制中國從來沒有發展出西方所謂的市民社會來與國家二元分化甚至對抗，中國始終處在強大政治國家的權力輻射之下；

之所以呈現出自治的假象，不過是因為在幅員如此遼闊的疆域中，公權力在最基層部分力不從心，無力將公權力的官僚組織鋪設到國家的角角落落（第312頁），因此不得不將最基層的事務委託鄉村組織自行處理，但即使是這種自我管理，也是在公權力的嚴密監管之下進行。

《中國鄉村》出版後，研究中國問題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紛紛發表評論。有的論者稱它通過大量的史料揭開了中國鄉村的朦朧面紗；還有的論者將其譽為馬克斯·韋伯論述中國宗教和社會之後最重要的著作。

費正清稱它為開創性的研究，開啟了新的研究領域並可以導引後來者的研究；歷史學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認為《中國鄉村》貴在作者翻譯整理了大量的史料，這些材料賦予該書生命和色彩。人類學家、中國學專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認為在《中國鄉村》的基礎上人類學家從此可以可靠地研究中國，進行多種跨文化的測試。

《中國鄉村》也受到很多批評。如卜德（Derk Bodde）認為其中討論的當代中國的內容是膚淺的；施堅雅更是對《中國鄉村》的資料、觀點等進行了嚴厲批評。

總的來說，《中國鄉村》是關於清代中國鄉村的全景式描述，但它仍然是關於中國的一個側面的研究，我們不可能從中獲得所有想要的東西；要全面理解十九世紀的中國，理解不同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還需要研究城市、商業、工業等其他方面，來共同理解當時的中國。

社會史的研究並非蕭公權的專長，即使《中國鄉村》展示了清代中國的鄉村秩序圖卷，該書卻並非體系性的建構。19世紀中國鄉村的研究結束後，他又轉回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本業，利用新材料，進行「康有為研究」，探尋其對「現代中國」和「新世界」的求索。

三、治學轉向及其意義

回視學術史，學人的學術轉向並非稀奇之事。生長於中西之間的學人面臨治學領域的繁複，實現着自身研究的不斷轉變。王國維曾治美學、法律學，後專治甲骨文和歷史學，陳寅恪有「史學三變」，至於胡適，更不必說，一代通人，治學領域在文史哲之間循環往復。

蕭公權一生治學，幾次轉向，從政治哲學到政治思想史再到中國社會史，最後回歸政治思想史。但是，蕭氏的研究基本上圍繞政治思想打轉，他修習專業是哲學和政治學，政治學構成他一生言說的背景場域，支撐這個場域的是他所受的政治哲學訓練和自修的歷史學；他採取外在的哲學視角和歷史學視野看待政治問題，常有政治科學內部視角所觀測不到的發現。

（伯林）

伯林曾以狐狸和刺蝟概括不同類型的學者：刺蝟型學者有其中心識見和連貫條理的體系；狐狸型學者的研究則是零散或漫射的，所研究的問題互無關連，甚至互相矛盾。

無疑，蕭公權是刺蝟型學者，他一生孜孜不倦着力於政治思想研究。但若以20世紀下半葉的碎片化學術境地視之，則蕭公權兼通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和社會史，與美國專注細節問題的中國學研究者相比，屬於不可多得的通人，又成了狐狸型學者。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人。雖然隨着學術分工的愈來愈細，學術成果表現形式也發生轉變，學者逐漸傾向從撰寫體系性專著轉向撰寫單篇學術論文。然而，揆諸學術史可見，一個學者能否立於學術之林，非有體系性專著不能為功。這在傳統學術上自不必言，即在專家治學時代，亦不能避免。

環顧蕭公權一生學術，可以看出他並不像同時代學者一樣，撰寫大量學術論文，他一生的學術工作，基本都是在撰寫學術專著，構建體系。從類型上來說，《政治多元論》和《中國鄉村》是針對特定問題的研究；唯《中國政治思想史》，是通史性質的研究，是真正的體系性建構，實為其扛鼎之作。

蕭公權一生追求中國的學術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他一生未出象牙塔半步，「在近代中國的思想風暴中，站在中國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篤定地拿着手中的鋤頭，迎上前去吸取西方文化精髓而加以貫通的思想家」。

他研究「最親切，最有感情的東西」，認為文章不應只有「圖書館味道」，應具有「血淚與生命」。他認為研究中國學（漢學）應該見樹見林，知古知今，突破學科藩籬，結合不同學科的知識，以求全面地理解整個中國。

蕭公權雖埋首故紙堆，卻憂國憂民，家國天下，心懷蒼生，悲天憫人；其「學術文章與詩詞賦吟，均有其世局背景及時代精神」，不僅關乎學術，也關乎治道。在政治理念上，蕭公權主張「自由社會主義」，兼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長。

他念茲在茲的，是建立一個現代中國。蕭公權對於中國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思想的古典時代懷有敬意，但他並非復古主義者，他追求的是古典知識在現代的重新闡釋，並以之改造現代社會。他認為中國傳統的道德原則和政治方法不能應對時代需求，需要建立現代政治組織，將物質現代化與社會政治現代化一同推進，以達到「徹底的現代化」。

在學術與政治背後，蕭公權有他自己的一套理念。在中西古今問題的理念、態度和立場上，蕭公權與胡適最為接近，都贊成中國文化本位下的充分世界化。蕭公權是一位現代學者，他一生所秉持的理念是現代性的，他不贊同「中體西用」，認為「體用根本不可分開」。

他一生的著述，折衷中西、貫通新舊、交融情理，強調道德優先性、重視古典思想、關懷民族文化生命。他是文化保守主義者，是文化折衷主義者，能在中西學問之間、新舊思潮之間、感情與理智之間以及教育事業與家庭生活之間維持一個動態和完美的平衡。

當然，文化上立於保守主義立場的蕭公權，也難免那一代學者遭遇的情感上傾向中國而理智上認同西方的心理矛盾，好在相對於他人而言，蕭公權持論「均衡而不偏頗」，平衡的很好。蕭氏誠可謂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里會通中西的一個典範。

揆諸蕭氏治學之產出，在學術史視野中觀察，概有兩點：第一，一代風流，中西交匯，卓然大家。同時代很多人並未留下與學養相稱的著述，即使有，所留下的著述也沒有展現其所應有的水準。相較同輩學者，蕭公權一生努力於學術，具備一流才識，在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史諸領域產出一流學術成果，斐然華章，蔚然大成。

第二，蕭氏一生著述，有導論性質的政治多元論研究，有通論性質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有斷代性質的清代鄉村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建立在梁啓超、胡適等人所搭建的基礎之上，於政治思想的研究更上層樓，雖可圈可點，卻也中規中矩；像梁、胡那種石破天驚的著述，那種開創新典範的超一流工作，於逐步進入專家治學時代的蕭公權這一輩來說，望塵莫及了。

因為篇幅原因，將注釋刪除，詳情請參閱《原道》期刊紙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