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顏色革命」是指21世紀初發生在歐亞地區的以顏色或花朵命名、以「街頭政治」的方式導致政權變更的一系列社會運動。後來隨着中東變局（西方稱作「阿拉伯之春」）等運動的爆發，「顏色革命」的內涵發生了擴展，泛指西方國家通過操縱某國內部抗議勢力，結合非軍事手段，建立符合西方所謂「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親西方政權的行為。

從2003年開始，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出現了以「街頭政治」為代表的非正常政權更迭。2003年11月，格魯吉亞反對派領導人薩卡什維利發動一系列示威活動，促使時任總統謝瓦爾德納澤辭職，成功奪取政權。由於薩卡什維利在抗議示威活動中總是拿着一枝玫瑰花拋頭露面，該運動也被西方人稱為「玫瑰革命」。「玫瑰革命」成為掀起歐亞地區「顏色革命」浪潮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各國反對派望風而動，伺機奪取政權。在2004年的烏克蘭總統大選中，尤先科的支持者聚集在基輔市中心的獨立廣場進行示威，抗議亞努科維奇選舉舞弊。迫於壓力，烏克蘭最高法院宣布進行重新選舉。尤先科以52％的優勢勝選。由於尤先科在大選中使用橙色作為其標誌，這些抗議示威活動也被西方國家稱為「橙色革命」。

2005年2月27日，吉爾吉斯斯坦舉行議會選舉。以巴基耶夫為首的反對派拒絕承認選舉結果，指責時任總統阿卡耶夫所屬的政黨在選舉過程中存在舞弊行為，並在吉南部地區動員大批抗議者遊行示威。3月24日，抗議者在比什凱克市中心舉行大規模示威活動，要求總統下台。傍晚，抗議者攻占了總統府，阿卡耶夫流亡海外。由於部分示威者手持黃色手帕或鬱金香花束，此次事件也被稱為「鬱金香革命」。阿卡耶夫政權的崩潰標誌着「顏色革命」在歐亞地區的發展達到高潮。受「鬱金香革命」影響，2005年5月12日，烏茲別克斯坦安集延市爆發騷亂，一群武裝分子襲擊了警察哨所和部隊營房，並釋放了500餘名在押犯。同時，幾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安集延的中心廣場，要求卡里莫夫下台。此次騷亂很快便被烏政府鎮壓下去，武裝分子與部分抗議者被捕，其餘抗議者或被驅散或外逃至吉爾吉斯斯坦。

5年之後，吉爾吉斯斯坦爆發「二次革命」。通過「鬱金香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也由同樣的方式被趕下總統寶座。2010年4月7日，因「祖國黨」領導人被警方逮捕，反對派支持者在比什凱克舉行大規模示威，要求總統巴基耶夫辭職。數千名示威者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4月15日，反對派成立的臨時政府稱巴基耶夫已經簽署辭職聲明。25日，巴基耶夫流亡白俄羅斯。2020年10月4日，反對派指責議會選舉過程中存在賄選行為並於次日在比什凱克組織抗議示威。示威者攻占總統府和議會並與警方發生衝突。時任總統熱恩別科夫在10月9日宣布首都進入緊急狀態。迫於壓力，熱恩別科夫於15日辭職。

本文選取吉爾吉斯斯坦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理由如下：第一，所選擇案例應滿足出現兩次及以上因為社會運動而導致政權更迭的現象，否則不能被稱為「反覆」。吉爾吉斯斯坦分別於2005年、2010年、2020年爆發「鬱金香革命」「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似乎通過抗議示威來推翻政權已經成了吉爾吉斯斯坦「固定」的權力交接模式。第二，該國所發生的社會運動是導致政權更迭的原因而非結果。因此，埃及與緬甸分別於2013年、2021年因軍事政變而引發的大規模抗議可以被認為不屬此列。委內瑞拉、泰國等國家雖然反覆爆發社會運動，但沒有因此而導致政權更迭，也不屬於本文研究的範疇。

就筆者的視野所及，對於一國反覆因為社會運動而導致政權更迭這一問題，學術界尚未出現專門的研究成果。以吉爾吉斯斯坦為例，當前學術界對吉爾吉斯斯坦爆發「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吉歷次「革命」過程的描述以及對歷次「革命」爆發原因的探討；二是將在吉發生的「革命」作為案例，納入21世紀初波及歐亞大陸的「顏色革命」浪潮中進行研究，將「鬱金香革命」與「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進行比較，以探討「顏色革命」爆發的一般性原因及其影響。國內外學術界對吉爾吉斯斯坦爆發三次革命的分析大致相同，認為其爆發「革命」，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

1.經濟問題。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認為，高度的不平等導致了大規模的抗議。自吉爾吉斯斯坦獨立以來，其處於貧困線及以下的民眾占全國人口的百分比始終在30％以上，南部人口密度較大而且絕對貧困人口數量比北部更多。巨大的貧富懸殊加劇了底層民眾的「相對被剝奪感」，進而導致了吉爾吉斯斯坦爆發「政權導向型」社會運動。但該解釋的缺陷在於：為什麼不滿無處不在，但抗議不是無時不有？單一的經濟因素並不能充分解釋為何吉爾吉斯斯坦反覆爆發「革命」。

2.部族問題。事實上，吉爾吉斯斯坦自轉型以來始終處在「部族主義」陰影的籠罩之中。吉政權更迭體現出南北精英通過非正常手段實現權力交接的特徵。在「鬱金香革命」中，出身於北方部族的總統阿卡耶夫被來自南方部族的反對派推翻；而在「二次革命」過程中，出身於南方部族的總統巴基耶夫被來自北方的反對派推翻。但值得注意的是，部族因素無法有效解釋發生於2020年的「三次革命」。王林兵和雷琳指出，熱恩別科夫延續了「二次革命」後在政府人事任命中「去部族化」的做法，在既沒有謀求「家族專制」復辟，也沒有鼓動「南北對立」的前提下，熱恩別科夫政權卻被推翻了。「在過去的政權更迭中，要麼是『北方反對南方』，要麼是『南方反對北方』，但為何此次變局卻形成了『南方反對南方』的格局？」

3.腐敗。在吉爾吉斯斯坦，無論是尋求商業機會還是政府機構中的領導職位，都需要金錢，並與有權勢的人建立關係。在2021年透明國際發布的腐敗感知指數中，吉爾吉斯斯坦在180個國家中排第124名。2004－2011年間，吉腐敗感知指數從未超過2.3分（滿分為10分），2012－2021年間，吉腐敗感知指數從未超過31分（滿分為100分）。國外勢力與本國反對派揭露這些腐敗行為直接成了「革命」的導火索。在吉爾吉斯斯坦發生的三次「革命」過程中，反對派或者境外勢力所控制的媒體均通過「揭露」現任領導人的腐敗行為而煽動民眾進行抗議示威。

4.外部勢力干預。楊心宇指出，美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和國際的非政府組織，在吉爾吉斯斯坦和這一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的政府更迭計劃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非政府組織積極向吉反對派提供資金、技術、方法援助，並通過其所掌握的媒體機構對現政權進行「醜化」，煽動社會輿論，進而實現政權更迭。

將吉爾吉斯斯坦發生的「革命」作為案例納入「顏色革命」浪潮進行研究的成果，在承認以上因素對於「革命」爆發作用的基礎上，提出了兩種替代性的解釋。第一種解釋關注政府與反對派的互動。大衛•雷恩認為，「顏色革命」成敗的關鍵在於一個統一的和有組織的反對派，以及其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政策。而政府對反對派力量大小的估計與是否採取鎮壓措施，也極大地影響了「顏色革命」成功的概率。也有國內學者進而認為，「顏色革命」的成敗「不是反對派或者政府一方的原因，而是受到兩者之間互動的影響」。第二種解釋是「顏色革命」的示範效應。既有研究表明，地理鄰近性在推動政治轉型中發揮了強大的因果作用。「顏色革命」具有明顯的擴散性。一旦一個國家的抗議活動獲得成功，抗議策略就會通過示範效應轉移到區域內的相似國家，導致鄰近國家也突然出現類似的抗議模式。

吉爾吉斯斯坦作為小國很少受到學界關注，以上研究成果的出現可以說是難能可貴。但以上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上述大部分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結構化的特徵，往往將政權更迭這種重大的結果歸於宏觀層面的原因，強調是特定的政治或者社會結構塑造出的特定結果，而忽視了類似的條件導致不同結果的可能性。上述因素在爆發或者沒有爆發「顏色革命」的其他歐亞國家或多或少也存在，但其他國家並沒有反覆爆發「政權導向型」社會運動從而導致政權更迭。以烏茲別克斯坦為例，烏、吉兩國在蘇聯解體之後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處於重要的轉型時期，社會結構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現實矛盾、潛在的政治風險類似，且兩國分別在2005年遭遇了「安集延事件」與「鬱金香革命」的衝擊，但兩國日後的政治發展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與西方學者的預測相反，「顏色革命」浪潮衰退之後的烏茲別克斯坦政治局勢保持着穩定，並於2016年卡里莫夫總統去世後實現了權力的和平過渡。大眾動員數據庫所採集的數據顯示，2005年「安集延事件」至今，烏茲別克斯坦一直未爆發過大規模抗議示威。但抗議示威反覆爆發作為吉爾吉斯斯坦跨越15年之久的動態變化過程，僅僅用結構性的靜態因素而忽視時間因素加以解釋，常常會陷入「用常量解釋變量」的謬誤之中。因此，上述成果雖然指出了吉爾吉斯斯坦爆發「革命」的諸多背景因素，但卻難以對一國為何反覆因社會運動而導致政權更迭這一問題給出準確解釋。

本文選擇將烏、吉兩國進行比較研究的原因在於，兩國都位於中亞地區且長期處於一個主權國家的框架內。在獨立初期，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且兩國之間有着緊密聯繫，故具有較高的可比性。而同樣發生過「政權導向型」社會運動並實現了政治穩定的格魯吉亞，則在地緣位置、國家身份、道路選擇等方面均與吉爾吉斯斯坦存在巨大差異，不太具有可比性。其次，本文旨在回答，為什麼一國會反覆因為社會運動而導致政權更迭，故重點在於解釋「反覆」這一長時段的行為，即在發生過「政權導向型」社會運動的國家，為什麼只有吉爾吉斯斯坦反覆爆發，而其他國家卻沒有類似的情形。同樣，在歷史上同屬於蘇聯加盟共和國且同為中亞國家、但沒有發生過「政權導向型」社會運動的土庫曼斯坦等國也不在比較的範圍之內。在西方學者看來，烏茲別克斯坦長期限制市場經濟發展並實行廣泛的政治與宗教「壓制」，這些在既有的理論解釋中可以促成政權更迭甚至是內戰爆發的因素，在烏茲別克斯坦並沒有發生作用，因此烏茲別克斯坦也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反常」案例。探析烏、吉兩國之間存在的差異，有助於解釋這一問題，即為什麼兩國都遭遇過「政權導向型」社會運動的衝擊，但烏茲別克斯坦後續實現了政治穩定，而吉爾吉斯斯坦卻掉入反覆爆發「革命」的泥淖？

與現有解釋不同，本文認為，一國會反覆由社會運動導致政權更迭的原因在於：在一國的抗議歷史上，當政權採取妥協的方式應對抗議示威，將會擴大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而這種政治機會會進一步增強社會運動的動員能力。這種影響經過「正反饋」的過程逐步得以固化，最終導致該國政權與社會運動之間形成了一種一旦民眾對政治現狀產生不滿，就訴諸社會運動推翻政權的互動模式。

路徑依賴機制最早出現於經濟學領域。保羅•大衛和布萊恩•阿瑟分別以QWERTY作為字母排序的通用式鍵盤與VHS制式錄像機取代BETA制式錄像機作為案例，生動形象地說明了一個反常現象——一項並沒有顯示出更高效率的科技發明，在初始階段的比較優勢會使該成果比其他效率可能更高的後期競爭產品獲得更多的收益，並且隨着收益遞增強化獲得重要的優勢地位，最終占有整個市場。這種被理解為涉及「正向反饋」的自我強化過程，就是路徑依賴。

將路徑依賴這一機制引入政治學領域的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行動者偏好、權力關係和資源配置模式並不是固定不變和外部給定的，而是隨着時間的變化而產生並得到強化。當既有結構產生了收益遞增，並對嵌入其中的政治行為體產生正向反饋時，隨着時間的推移，離開或偏離既有路徑將變得越來越不可能。瑪格麗特•列維認為，一旦某個國家或者地區開始步入某一條軌道，那麼逆轉這種軌道的成本是相當高昂的。與此同時，儘管其他的選擇始終存在，但若干制度安排的確立阻礙了最初選擇的輕易逆轉。換言之，事態發展的時機和次序至關重要，早期事件產生的因果作用將明顯強於後續事件。

路徑依賴分別涉及關鍵節點與正反饋兩個階段，其中關鍵節點構成路徑依賴過程的起點。關鍵節點的概念界定是一個逐漸演進的過程：科利爾夫婦認為，關鍵節點是「一個顯著變化的時期」，它通常會在不同的國家（或其他分析單元）中以不同的方式發生，它被假設為會產生獨特的制度遺產。詹姆斯•馬洪尼則在有關中美洲政治發展的比較研究中，將關鍵節點定義為在兩個或更多選項中選擇某一特定選項時的選擇點，而這個選擇點是由先前的歷史條件決定的。馬洪尼強調了關鍵節點與路徑依賴過程之間的關聯，「一旦特定的選項在關鍵節點處被選擇，即使還存在其他選擇，但要回到起始點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喬瓦尼•卡波恰與丹尼爾•凱勒曼在此基礎上將關鍵節點定義為：「核心行為體對結果影響的可能性發生實質性提升的一個較短時間段」，強調「節點」是一個行為體面臨廣泛選擇的短暫時期，節點相比於所觸發的路徑依賴過程，其時間要短。而「關鍵」指的是行為體在節點處做出的選擇，可能會比節點前、後做出的選擇更能對後續結果產生顯著影響。

吉爾吉斯斯坦在獨立後的30年內經歷了6位總統。其中，首任總統阿卡耶夫執政15年，而在2005年阿卡耶夫政權垮台以後，陸續更換了5位總統，平均每位總統的執政時間為3年，遠未達到憲法所規定的任期。而且，其中兩位領導人是因為大規模遊行示威而被迫下台。而烏茲別克斯坦獨立30年來只經歷了兩任領導人的輪替，且實現了權力的和平交接。簡要回顧吉、烏兩國獨立後的政治發展歷程，可以發現，2005年是極其關鍵的一年。在2005年，兩國自獨立以來長達15年的政治穩定局面被打破，由此開啟了兩條截然相反的發展道路——烏茲別克斯坦實現了穩定發展，而吉爾吉斯斯坦則陷入反覆的國內衝突當中並遭遇多次非正常政權更迭。

本文選擇2005年作為關鍵節點有以下原因：首先，在持續時間長短方面，「鬱金香革命」持續了不到一個月時間，「安集延事件」更是只持續了三天，兩者的持續時間相比於後續長達15年的政治動盪或政治穩定而言，可以被視為一個「節點」。其次，吉、烏兩國政權在應對「顏色革命」時，同時存在「鎮壓」與「妥協」兩種選擇，且兩種不同的選擇都是由先前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第三，在2005年之前或之後，吉、烏在任政府對於社會運動的不同應對，均未能逆轉兩國特定的政治發展「模式」，沒有對兩國政治發展道路選擇產生決定性影響。就此而言，2005年足夠「關鍵」。

在關鍵節點上做出的選擇，將會通過正反饋鎖定於特定的發展軌道。因此，對於「為什麼一國會反覆因為社會運動而發生政權更迭」這一研究問題，可以拆分為兩個更為具體的問題：（1）面對社會運動的威脅，特定政權在關鍵節點上採取的應對策略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採取這種應對策略？（2）關鍵節點上不同政權採取不同應對策略形成了何種「政權－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模式，以及這種互動模式如何通過「正反饋」得以固化？

在某些情況下，政權崩潰取決於關鍵行為體在關鍵節點上所做出的決策和所採取的行動，這些決策和行動會在未來一段時間裡顯著增加或者減少該政權走入特殊發展軌道的可能性。在競爭性威權體制中，以領導人為代表的政權所做出的選擇，往往是這些國家政治發展走向的關鍵。在面對「顏色革命」浪潮的衝擊時，以吉、烏兩國為代表的歐亞國家在多種應對方式中選擇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繼而導致兩國在應對社會運動方面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政權－社會運動」間的互動模式，進而對兩國政治發展軌跡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根據路徑依賴機制的相關假定，可以發現，當行為體在關鍵節點上做出選擇後，沿着所選擇的這條路徑而產生的結果一般會增加該路徑的吸引力。這種累積效應開始以後，就啟動了自我強化活動的強大周期，而自我強化的過程即為正反饋形成的過程。

綜上所述，本文假設：在2005年面對「顏色革命」浪潮衝擊的關鍵節點，吉、烏兩國應對抗議的不同策略選擇對社會運動所造成的影響，經過正反饋過程，被固定為兩國民眾與政權的互動模式，從而導致吉爾吉斯斯坦反覆發生「革命」而烏茲別克斯坦實現了穩定。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

當社會運動發生後，政權必須考慮如何應對這種來自體制外部的挑戰。政權應對社會運動的方式不僅會影響運動的發生與發展，而且能夠影響運動的結果。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經驗上，政權對於社會運動所做出的鎮壓與妥協兩種行為，都是此類研究所關注的焦點。查爾斯•蒂利將國家應對社會運動的方式劃分為壓制和促進兩類，通過對兩類手段進行不同形式的組合，進而將抗議者的行為分為指令型活動、容忍型活動、禁止型活動三種類型。葉夫根尼•芬克爾進一步將應對社會運動的方式細化為孤立、邊緣化、分配、鎮壓和說服五種類型。蒂娜•比沙拉在鎮壓和妥協之外引入第三種政府應對社會運動的方式——漠視，即政府面對抗議毫無反應或者對抗議者持嘲弄、輕蔑的態度。然而「鎮壓」這一概念的確切含義並沒有在學術界達成共識。在衝突研究中，「鎮壓」指的是政權對其領土範圍內的人使用某種形式的強制性控制，而克里斯蒂安•達文波特對鎮壓行為做了限制公民自由和暴力侵犯人身安全的劃分。在本文看來，這兩種行為的動機是一致的，即使用暴力手段壓制甚至消滅反對勢力，並威懾其他潛在的可能被動員起來反對政權的行為體。

在「鬱金香革命」與「安集延事件」中，吉、烏兩國政權與抗議者之間的互動過程如表1、表2所示。從2005年3月18日吉南部城市爆發反政府抗議示威之後，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內，阿卡耶夫政權不斷選擇對抗議者進行妥協：承認反對派的地位、與抗議者談判、拒絕實施緊急狀態、將政權拱手「送給」反對派等。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安集延事件」爆發的2005年5月12日，烏政權即已完全放棄向抗議者做出妥協，總統卡里莫夫直接選擇了鎮壓，至5月14日，烏政府已經完全控制了安集延市中心並開始追捕逃散的武裝分子。

那麼，政權在什麼情況下會採取鎮壓的方式來應對社會運動呢？與早期社會運動理論相似，早期研究政治鎮壓的學者認為，領導人訴諸鎮壓的形式來應對社會運動，源於領導人個人的偏執與不受約束，是一種「非理性」行為。而如今大多數研究則認為，鎮壓絕非因為某些領導人的「殘暴」特質，而是基於成本與收益的理性計算。當鎮壓收益超出鎮壓成本，或沒有其他替代性選項且鎮壓成功率較高時，鎮壓行為出現的可能性就會增加。考慮到鎮壓的政治合法性、鎮壓所需要的物質力量、可選擇的替代方案等因素，國家在採取妥協還是鎮壓方式來應對社會運動時，不僅取決於國家能力，還要考慮到政權的鎮壓意願。

當政權既沒有足夠的鎮壓能力也沒有足夠的鎮壓意願，或者有足夠的鎮壓能力但是缺乏意願，抑或有強烈的鎮壓意願但缺乏足夠的鎮壓能力時，都會導致政權更傾向於採取妥協或者漠視的方式來應對社會運動；而當鎮壓意願與鎮壓能力兩者兼具的情況下，政權更傾向於採取鎮壓的方式來應對社會運動。吉爾吉斯斯坦屬於第一種情況：政權既缺乏鎮壓能力又缺乏鎮壓意願；而烏茲別克斯坦屬於最後一種情況：政權的鎮壓能力充足且鎮壓意願強烈。

阿卡耶夫政權垮台之迅速，超乎吉民眾甚至國際社會的預料。在「鬱金香革命」發展過程中，阿卡耶夫政權瓦解的重要原因在於，吉強力部門的軟弱與阿卡耶夫對反對派力量的低估。事後，阿卡耶夫也將自己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兩點：一是沒有重視鞏固權力體系，特別是加強護法機構；二是在政權旁落的重要關頭沒有實施緊急狀態。

蘇聯解體後，中亞國家開啟了自身的民族國家構建，立國之初期待建立什麼樣的國家，主要取決於領導人的個人稟賦、經驗、意志及其世界觀。吉爾吉斯斯坦獨立後的首任總統阿卡耶夫是一位物理學家而非政治精英，也是中亞地區唯一一個非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央書記出身的領導人。故「他在蘇聯走向解體的民主化浪潮中卻不乏追求民主的積極熱情與主動性」。阿卡耶夫政權在經濟層面實行全面且徹底的「私有化」，並且積極吸納來自西方國家的援助，在政治層面將追求「民主」作為吉爾吉斯斯坦的國家目標。

首先，武力鎮壓將威脅阿卡耶夫政權本就不甚穩固的執政合法性。政治心理、政治文化或者意識形態一經確立之後，一般都具有持久性且易形成路徑依賴。阿卡耶夫致力於構建西式民主制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沉澱為該國民眾的政治心理，令部分民眾認為本國具有相對於其他中亞國家更高的民主水平。相對於妥協而言，鎮壓無疑具有巨大的威懾作用，但鎮壓還可能刺激其他行動者走向街頭，使得反對者從涓涓細流演變成滾滾洪流。2016年一項覆蓋吉爾吉斯斯坦7個地區2個城市1004名民眾的民意調查，衡量了吉民眾對推翻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政權的態度。調查結果顯示，超過1/3的民眾認為「鬱金香革命」與「二次革命」是合法的。同樣，超過1/3受訪民眾認為兩次運動都不應該受到政府的武力鎮壓。相比於阿卡耶夫政權，接近半數的受訪民眾對巴基耶夫政權的評價更負面，因為巴基耶夫在2010年4月試圖動用武力鎮壓抗議者。在吉爾吉斯斯坦，政府採取武力手段鎮壓社會運動的合法性低且結果難料。

其次，鎮壓能力取決於強力部門的能力以及文官政府是否能夠掌控強力部門。中亞各國的軍警系統繼承自蘇聯。蘇聯時期，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的軍警部門整體處於較低水平。吉軍事力量是中亞五國中最弱的，其規模也是最小的。在「鬱金香革命」時期，吉爾吉斯斯坦軍隊僅有1萬人，國家經濟的困難大大制約了對軍隊建設的投入，造成軍人薪餉很低，士氣低落，逃兵現象嚴重。吉軍內部腐敗嚴重。吉爾吉斯斯坦雖然對男性公民實行義務兵役制，但大多數人會使用各種手段逃避兵役。在2007年春季進行的一項實證研究中，所有受訪者都承認，在吉爾吉斯斯坦很少有人會真正履行其軍事義務。與軍隊相似，吉警察數量也嚴重不足，工資很低而且充斥腐敗行為。

2002年，吉政府擔心議員阿奇姆貝克•貝克納扎羅夫煽動反對政府的抗議示威，對其進行了逮捕並提起訴訟。此舉在其家鄉阿克西地區引發了支持者組織的大規模抗議。2002年3月17日，警察在阻止示威的過程中開槍擊斃了數名抗議者。阿卡耶夫政權起初對此次事件不聞不問，既沒有與受害者親屬進行會面也沒有出面道歉。政府的冷漠引發了抗議者的強烈不滿，抗議活動迅速失控，阿克西地區要求為遇難者伸張正義的示威活動持續了數月之久。阿克西事件對阿卡耶夫政權與警察的關係產生了致命的影響。阿卡耶夫任命自己的親信擔任內務部長，並成立專門的委員會來調查此次事件的原因。該事件的調查結果將阿克西事件的責任完全推給強力部門，警察事實上被阿卡耶夫政權「出賣」了。一些警察發起了抗議並進行罷工，警察也在懷疑，如果繼續發生此類事件，當警察對示威者使用武力後，會不會被作為政權向示威者妥協的「替罪羊」而被送進監獄。而此次事件的另一個後果則是時任總理巴基耶夫被迫辭職，並在日後的「鬱金香革命」中成為反對派領袖。阿克西事件的前車之鑑，加上抗議者利用親友和部族的人際網絡來影響警察的行為，成功換取了強力部門的「中立」。吉強力部門力量弱小、腐敗不堪且強力部門與政權「分裂」，共同導致了政權沒有足夠的能力對社會運動進行鎮壓。既缺乏鎮壓能力又缺乏鎮壓意願，導致阿卡耶夫政權選擇了對抗議者進行妥協。

反觀烏茲別克斯坦，卡里莫夫執政伊始就把「政治穩定優先」作為烏茲別克斯坦發展的目標，並極力主張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一切制度和政策的立足點都是為了維護政權穩定。自獨立以來，卡里莫夫發表了數次演講，詳細闡述「穩定」作為民主和發展之保障的重要性。

烏茲別克斯坦沒有實施重大的經濟或政治自由化。對卡里莫夫而言，如果沒有經濟獨立，政治獨立是不可能的。卡里莫夫拒絕了經濟相互依賴的自由主義範式，而是優先考慮自給自足，且認為經濟現代化應優先於民主轉型。卡里莫夫認為，「在建造新房子之前不要摧毀老房子」，「我們的人民應該吃飽肚子，穿戴整齊」。政府保留了對基本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管制，追求工資的自給自足，只將國有企業部分私有化。烏茲別克斯坦的政治改革同樣穩健。卡里莫夫拒絕允許競爭性選舉或有意義的政治反對派。卡里莫夫認為，烏茲別克斯坦已經走上了民主的道路，誰也無法阻止民主的客觀進程和民眾民主意識的增強。但民主的發展需要符合自身國情，反對派的民主理想與國家歷史、傳統文化與民族身份不匹配。

在卡里莫夫政權看來，所謂的「民主運動」也是由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經濟利益所驅動的。2003年「玫瑰革命」掀起歐亞地區「顏色革命」浪潮之後，卡里莫夫政權將西方國家所謂「促進民主」的組織及其資助方定義為對烏茲別克斯坦的「威脅」。隨後發生的「橙色革命」和「鬱金香革命」也成了外國勢力構成威脅的「證據」。阿卡耶夫下台後，烏茲別克斯坦的政治精英也加入了對西方進行批評的行列。例如，《烏茲別克民族新聞報》的一篇頭條文章指責美國煽動了中亞地區的不穩定。抗議示威被烏政府視為擾亂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的威脅，政權具有強烈的鎮壓意願。卡里莫夫將「安集延事件」描繪為「恐怖主義暴行」——政府動用軍隊進行鎮壓是對恐怖分子「挑釁」行為的慎重反應，維護了法律和秩序，保護民眾的生命免受傷害。此舉強化了鎮壓的合法性，同時也使得抗議者無法從中立的旁觀者中獲得支持。

另外，烏茲別克斯坦始終重視軍隊建設，將軍隊視作維護國家獨立的重要力量，軍隊的數量和質量均居中亞五國首位。卡里莫夫同時建立了龐大的安全機構，以對潛在的「威脅」進行威懾和消除。烏茲別克斯坦被認為擁有中亞規模最大的警察和內務部隊，烏茲別克斯坦國家安全局掌握着管理國民警衛隊和特種部隊的烏茲別克斯坦內務部。憑藉強力部門的控制，烏一直保持着較為穩定的政治局面。

在應對「顏色革命」浪潮衝擊的過程中，烏強力部門始終被牢牢掌握在卡里莫夫手中。鎮壓「安集延事件」，幾乎沒有引起烏政治精英，尤其是強力部門的反對。烏強力部門直接參與到國家資源提取與尋租活動中，將尋租利益置於行政部門之下，實現了政治精英與政權的「綁定」。卡里莫夫執政早期，向烏地方政治精英開放尋租渠道，通過允許尋租行為，來將地方政治精英與政權聯繫起來。1997年，烏政府出台法律，賦予了檢察官、安全部門、警察、稅務員監督和執行經濟法律的權力。這些措施將國家的強制性權力與尋租結合起來，使得強力部門深深地嵌入到政權中。政權對於強力部門和地方精英尋租行為的默許，使得強力部門與地方精英「背叛」現政權不僅無利可圖，反而會帶來巨大的風險——某一政治精英的「背叛」行為會招致尋租利益鏈條上各方勢力的反對。因此，在面對社會運動對於政權的衝擊時，以強力部門為代表的政治精英展現出了高度的「團結」。既有鎮壓能力又有鎮壓意願，這使得卡里莫夫政權能夠對「安集延事件」進行鎮壓。

在從事社會運動理論研究的政治過程與資源動員論者看來，如果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是出於理性選擇而參與社會運動，那麼可被動員的資源多寡與政治機會的大小被視為左右社會運動興衰的重要因素。與西德尼•塔羅所定義的政治機會結構不同，本文認為，政治機會不一定是那些能夠影響政治參與、較為宏大的、穩定且不易改變的結構性條件。因此，「政治機會」這一概念的結構化取向，可能會導致此概念的僵化。在以往的「顏色革命」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將「政治機會」這一概念的外延無限擴大，任何可能影響到「顏色革命」成敗的結構性條件均被列入其中，故削弱了這一理論框架的解釋力。事實上，許多政治機會既不是先於社會運動存在的，也不是較為穩定的，而是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通過運動與政治權威以及外部干預勢力的互動過程逐步產生的。

一般而言，國家面對社會運動時所採取的不同方式會創造出不同的政治機會，也會在短期內取得不同的效果。如果國家對社會運動做出妥協，一般會降低參與社會運動的成本，導致政治機會擴大，從而使得社會抗議者走上街頭，激發社會動員；而採取鎮壓政策則會極大地增加參與社會運動的成本。相比於妥協為社會運動帶來政治機會而言，鎮壓帶給社會運動的更多是政治威脅，而非機會。伯特·克蘭德曼斯進一步認為，「相對剝奪感」等情感性因素是社會運動發生的必要條件，但這種「不滿」需要轉化為行動。任何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一般都需要兩個動員過程：一是共識動員，二是行動動員。前者意在凝聚共識，讓外界接受和支持運動所持的觀點；後者意在形成行動，即推動人們實際參與。

吉、烏兩國均存在家族統治、腐敗、收入分配不均等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且這些矛盾沒有得到執政當局的妥善處理。當民眾認為自身訴求通過常規的政治途徑沒有辦法得以解決時，就有可能選擇發起或參與社會運動作為改善自身不利處境的一種方式。為了實現民眾的集體訴求以及動員民眾參與社會運動，運動的組織者及其支持者首先需要建構出一套針對現實不滿的替代性方案。回顧前文羅列的吉、烏兩國政府與抗議者互動的過程可以看出，在共識動員層面，吉、烏兩國的抗議者將國家存在的社會問題進行歸因，認為各自國家和社會中出現的問題分別源自阿卡耶夫與卡里莫夫的統治，這些問題只能通過兩位領導人的下台得到解決。這種主要框架發揮作用的關鍵在於，社會運動的潛在參與者能否獲得「框架共鳴」，即社會運動的領導人或者支持者針對某個社會問題所做出的診斷以及解決方法，能否得到其他潛在參與者的認可與支持。在動員的過程中，少數堅定的政權支持者被動員起來反對政權或堅定的反對派被動員起來支持政權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動員的關鍵，是沒有十分強烈政治動機的普通民眾。能否動員居於多數的普通民眾參與社會運動，往往會影響社會運動的成敗。吉民眾中「民主」觀念占據主導地位，認為採取抗議示威手段表達政治訴求是合理的。而在烏茲別克斯坦，用抗議示威手段表達政治訴求很可能被描繪為「恐怖主義」。就將普通民眾轉變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而言，在烏茲別克斯坦面臨的政治風險要大得多，故其動員難度也要高得多。

在「安集延事件」的性質、政府進行武力鎮壓的理由、抗議者身份、死亡人數等問題上，烏官方的說法與西方媒體的說法大相徑庭。與西方媒體所宣傳的「安集延事件是一場大屠殺」相反，卡里莫夫對於這起事件經過的描述是這樣的：2005年5月12日晚，武裝的宗教極端分子闖入了安集延的一所監獄，並釋放了被看押的伊斯蘭恐怖組織成員。5月13日黎明，武裝分子開始劫持人質，卡里莫夫召集軍隊前往現場平叛。在隨後的對峙和衝突中，共有187人死亡。面對西方媒體的詰難，卡里莫夫進一步將抗議者的行為定義為對憲法的顛覆，並指責媒體故意將所謂「和平示威者被槍殺」的錯誤信息傳遞到西方世界。卡里莫夫將自己的武力平叛行動與抗議者的行為進行對比，進一步凸顯出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同時也針鋒相對地構建出一套反框架，以對社會運動進行「反動員」。

首先，卡里莫夫強調抗議者是「恐怖分子」，故總統動用軍隊進行平叛是為了維護法律和秩序，是為了保護無辜民眾免受「恐怖分子」的傷害。其次，卡里莫夫指責抗議者的行為是不「民主」的——抗議者試圖獲取政權，但不是通過選舉這種符合憲法的形式，而是採用暴力手段攻占政府大樓等並不「民主」的行為。最後，卡里莫夫強調自己是通過合法選舉產生的總統，抗議者的行為未經人民的合法授權，也違背相應的國際慣例。卡里莫夫在「安集延事件」中建構出一種「反恐」和「平叛」敘事，以反擊西方製造的抗議者行為的「民主」敘事，從而將抗議者的框架邊緣化。而在行動動員層面，特定人群的集體行動形式主要是習得的，在數量和範圍上也是有限的，是變化緩慢的，是適應了他們所處的特定環境的。

抗議者傾向於從本國的抗議歷史中進行學習，而當局最初應對抗議示威的對策將會極大地塑造抗議者的學習行為。面對鎮壓「殺一儆百」的效果，「集體行動的困境」使得抗議者更不願意直接參與社會運動，轉而使用其他方式來表達政治訴求。卡里莫夫政權的高度壓迫性也解釋了該國社會運動的高度破碎化。如果當局有過妥協的歷史，抗議者參加社會運動所付出的機會成本要更低，在不會招致鎮壓的情況下，抗議者往往會繼續參加社會運動，最終形成一旦對政治現狀不滿，動輒參與社會運動的「怪圈」。綜上所述，吉、烏兩國政權針對社會運動採取的不同應對策略，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權－社會運動」互動模式，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政權對社會運動進行妥協或者鎮壓所形成的互動模式，是如何得到固化並沉澱為一種政治心理的？在新的互動模式出現之後，既可能被固化也可能被消減。如果這種新的互動模式被越來越多的人主動或被動接受並且得到內化，那麼新的模式也將進入到「正反饋」的過程。在政治領域，集體行動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密度性、運用政治權威增加權力不對稱的可能性等相互關聯的特徵，將影響到行為體在關鍵節點上做出的選擇能否進入「正反饋」過程，進而形成路徑依賴。

首先，參與社會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一個理性選擇的過程。人們在決定是否參與以及如何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會仔細權衡收益與成本，唯有經過一番艱苦的動員，社會運動才能招攬到足夠多的參與者。同時，基於「理性人」假設，曼瑟爾•奧爾森認為，每個集體行動的參與者在參與的過程中都會有搭便車的欲望，從而導致「集體行動困境」的出現。大多數試圖影響政治議程的社會運動均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其努力和結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繫。而且「政權導向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還要面臨遭到鎮壓的巨大壓力，這將導致參與者一旦做出錯誤選擇，將承擔高額風險，所以參與者往往傾向於根據對他人行動的預期來不斷調整自身的行動策略。

回顧吉、烏兩國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可以發現集體行動所發揮的作用。「鬱金香革命」與「二次革命」的動員過程截然不同。「鬱金香革命」的動員模式是各種政治力量和非政府組織的協調行動，在「庇護」網絡和部族的支持下，通過為潛在的參與者提供物質和精神激勵，從而較好地克服了「集體行動的困境」。「鬱金香革命」開始時，反對派集中精力動員政黨、非政府組織和新聞媒體。然而，這些資源不足以有效和全面地動員地方民眾。之後，反對派通過地方各級的人際關係網絡和部族力量來推進動員。2005年的議會選舉產生了一些對選舉組織方式不滿的領導人和議會候選人。這些不滿的領導人開始積極動員他們的支持者，其中大多數是親戚、朋友和老鄉。然而，「二次革命」不是反對派精心動員的結果，而是民眾自發的集體行動。與持續一個多月的「鬱金香革命」相比，「二次革命」短短兩天就結束了。反對派並沒有進行諸如架設揚聲器、公開發表演說、散發反政府傳單等傳統的動員手段，而新聞媒體對於警察槍殺抗議者的新聞激起了民眾的義憤。對巴基耶夫政權心懷不滿的人群自發手持棍棒、石頭，甚至是從警察手中奪取的槍支加入到抗議示威中來，要求巴基耶夫辭職。後續的過程和「鬱金香革命」相似，抗議者再次攻占了總統府。巴基耶夫逃亡到南部的賈拉拉巴德州，後出逃至白俄羅斯尋求庇護。

回顧吉爾吉斯斯坦兩次「革命」的動員過程可以發現，在「鬱金香革命」的演變過程中，政權在面對反對派的壓力時毫無作為，參加抗議示威的成本較低，相反在一些地區不參加抗議示威反而會付出巨大的代價（例如遭到當地社會排斥、失去部族長老或者地方政治精英的庇護）。事後來看，當時的吉政府好比一座破爛的房子，只要輕輕踹上一腳，整個建築就會轟然倒塌。以至於在5年後的「二次革命」過程中，不需要反對派精心動員民眾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不少民眾也會自發加入到推翻現政權的抗議示威隊伍中來。與「鬱金香革命」時期「追求民主」相比，「二次革命」與「三次革命」中抗議者的訴求更加碎片化——抗議物價上漲、反對腐敗、抗議執法不公、反對特定的部族或者政治人物等等，而這些碎片化的要求最後都匯聚成一個訴求——政權更迭。相反，「安集延事件」很快就遭到鎮壓。卡里莫夫政權通過鎮壓的方式傳遞了一個信號——政府無法容忍類似的行為，更不用說是一場「革命」了。在經驗層面也是如此，「安集延事件」之後烏茲別克斯坦實施了一系列措施，極大增加了發起或參與反政府活動的成本，故烏茲別克斯坦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政權導向型」的社會運動。

其次，廣泛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會運動參與者的策略選擇以及可能獲取的資源。既有的政治制度往往由國家的強制性權力進行支撐，且清晰地釋放了行動者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的信號。這種影響所產生的規訓效應顯然是持久的。「鬱金香革命」中以反對派為首的抗議者，至少通過組織起來展現出似乎具有比被推翻的阿卡耶夫政權更大的「權力」。長期的體制薄弱伴隨着強大且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往往構成對政府權威的挑戰。吉爾吉斯斯坦獨立後，由外國資助者扶持的非政府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蓬勃發展，形成了對中央政府權威的削弱。與包括烏茲別克斯坦在內的其他歐亞國家相比，吉爾吉斯斯坦擁有歐亞地區最活躍的「民間社會」。當民間社會團體利用抗議和抵制來表明自身的政策偏好時，國家不但無力鎮壓，而且其維護「民主」形象的動機也使公民能夠對其提出要求。而經過「革命」成為執政者的原反對派，由於執政合法性不足，故會以鼓勵「民主」來增強執政的合法性。例如，通過「鬱金香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曾表示，「革命」表達了人民的意志及其追求自由、真正的生活和對未來的美好期望。吉前臨時總統奧通巴耶娃在接受俄羅斯媒體採訪時也表示，2005年3月24日發生的「鬱金香革命」是一場「人民革命」。

與吉爾吉斯斯坦「發達的公民社會」相比，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實現了對基層社會的有效控制。20世紀90年代，隨着烏茲別克斯坦的獨立，來自西方的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開始進入烏茲別克斯坦。與此同時，烏本國非政府組織也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安集延事件」結束後，烏政府於2005年6月成立了新的非政府組織協會，要求所有的非政府組織都必須隸屬於該協會。僅在2005年8月，大約有200個非政府組織因不被允許重新註冊而停止活動。與非政府組織的萎縮相比，國家的滲透能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卡里莫夫政權選擇與「瑪哈拉」等傳統的社會機構進行合作，逐步完善國家管理體制。「瑪哈拉」的存在，使得烏政府能夠實施更加嚴格的社會控制措施，也使國家能夠對民眾的訴求進行有針對性的回應。烏茲別克斯坦獨立之後，無法負擔全民福利，「瑪哈拉」給政府提供了更多關於個人福利需求的信息，政府根據信息進行有針對性的再分配，合力化解了大部分民眾的不滿。與此同時，潛在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或那些可能從事顛覆政權活動的人都會被「瑪哈拉」的工作人員及時通報給強力部門，凡此種種，極大增強了烏政府對社會的管控能力。

第三，政治權力的不對等。當若干行為體處於可以對其他行為體施加壓力的位置時，權力的運行可能是自我強化的。政治權威往往會被用來強化和鞏固已有的政治優勢。吉爾吉斯斯坦國家能力低下的主要表現是缺乏法治、無效的稅收制度和普遍的腐敗等。吉政府很難對政治精英、官僚和其他政府雇員進行有效監管。儘管政府進行了各種改革，但治理能力沒有得到系統地提升。外部援助是吉爾吉斯斯坦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由於創造其他類型收入的能力有限，對外部援助的依賴導致吉政策「更容易受到援助者對民主化要求的影響」。一旦使用武力鎮壓社會運動，顯而易見就會受到西方國家的譴責，進而面臨援助停止的風險。由於西方援助者往往只滿足於競爭性選舉的進行和所謂的「言論自由」原則，吉歷任領導人通常只需要營造社會多元化的假象即可，從而確保外部援助源源不斷從西方流入。

與過分依賴國際社會的吉爾吉斯斯坦相比，烏茲別克斯坦獨立實施內政外交政策的基礎較好。「安集延事件」發生後，烏茲別克斯坦拒絕了美國與歐盟關於對該事件進行「獨立」調查的要求。歐盟以烏當局血腥鎮壓平民為由，先後對烏茲別克斯坦實施了武器禁運與政府官員旅行禁令。美國則通過了一系列法案對烏進行制裁，包括逐步停止經濟援助，在援助項目中附加保障人權、實現政治自由化等要求，凍結烏相關官員的海外資產等措施。面對來自西方國家的壓力，卡里莫夫政權採取終止合作的方式進行反抗。烏政府關閉了漢納巴德軍事基地，同時取締了索羅斯基金會等一批西方在烏活動的非政府組織，事實上終止了與美國的「准盟友」關係。

卡里莫夫在採取雷霆手段平息「安集延事件」後，進一步加強了對國內社會的管控。自「安集延事件」以來，相關的烏茲別克語網站的數量激增。事件本身「駭人聽聞」，加上相當多的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在事件發生後流亡海外，只能通過互聯網手段發泄不滿並對當局進行抨擊。2007年1月，烏茲別克斯坦政府通過了一項新法律，要求所有網站和博客都必須向當局登記，以加強互聯網管制。與此同時，卡里莫夫政權也在全社會加強輿論宣傳，強調穩定的重要性。烏茲別克斯坦官方對於「安集延事件」的界定凸顯了以下幾點：（1）就如在吉爾吉斯斯坦所發生的那樣，這些「宗教極端分子和武裝分子」主要是為了利用此次機會推翻政府；（2）年輕人的思想「中毒」了；（3）武裝分子受到其他國家的指使；（4）抗議者錯誤地認為安集延民眾會支持他們；（5）抗議者的總目標是推翻憲法秩序，試圖建立「哈里發國」。相較于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社會多元化程度較低，大多數民眾接受卡里莫夫所提倡的國家主義觀念。卡里莫夫為烏民眾提供了穩定與秩序，因此在歷次總統大選中，總能獲得極高的支持率。

如下圖所示，吉、烏兩國在關鍵節點，即應對2005年「顏色革命」之類的事件時所採取的策略，對後續的社會運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種不同的影響經由集體行動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密度性、運用政治權威增加權力不對稱等路徑，導致兩國政權在關鍵節點上做出的選擇進入正反饋過程，從而形成路徑依賴，繼而使得「政權－社會運動」互動模式被鎖定在特定的軌道上，即吉爾吉斯斯坦反覆爆發「政權導向型」社會運動，而烏茲別克斯坦不再爆發「政權導向型」社會運動。

本文嘗試通過運用路徑依賴機制的相關觀點，對吉爾吉斯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在「顏色革命」及之後的政權與社會運動互動結果進行了考察。本文認為，在應對「顏色革命」的關鍵節點上，由於國家能力與鎮壓意願的不同，兩個國家分別採取了妥協與鎮壓的不同策略。這兩種不同的策略擴大或縮小了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使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產生了差異明顯的政治結果。隨着時間的流逝，兩種差異通過集體行動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密度性、運用政治權威增加權力不對稱等路徑，產生了「正反饋」效應，最終導致路徑依賴。這或許可以解釋，2005年以來，為何吉爾吉斯斯坦發生了三次政權非正常更迭，而烏茲別克斯坦卻有效地保持了國家的穩定。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依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文所進行的案例選擇有可改進之處。本文選擇了位於中亞地區的吉、烏兩國作為案例，沒有選擇位於其他地區的案例進行比較，也沒有選擇某一國家政權更迭頻繁與實現政治穩定的不同時期進行比較。這可能會被認為是一種選擇偏差。事實上，無論是在「顏色革命」還是其他抗議浪潮中，我們都很難找到這樣的案例。本文所得出的結論是否局限於分析吉、烏這兩個特定的國家，學界可以在本文的基礎上選取其他案例進行進一步驗證。其次，本文在界定政權對社會運動的應對策略時採取了簡單的「鎮壓」和「妥協」二分法，並沒有對其他策略進行分析，也沒有考慮這兩種策略的交叉組合運用。事實上，如果考察兩種方式的組合運用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同時，本文分析的是政權所採取的策略對社會運動動員過程的影響，不意味着本文認為來自政權的鎮壓或妥協就是決定社會運動發生與否及其帶來何種結果的唯一因素。結合其他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或許可以收穫更多的啟示。最後，由於烏茲別克斯坦研究資料相對匱乏，以及筆者沒有掌握吉、烏兩國的民族語言與通用語言，因而本文對兩國的研究僅限於儘可能多地參考業已公開發表的中、英文文獻，這顯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本文對相關問題的把握。期待未來的研究者在此基礎上針對本文的問題和觀點進行修訂或完善。

二十一世紀以來，以「顏色革命」為代表的社會運動多次發生，深刻影響着各國的政治生活。通過比較吉、烏兩國政府在2005年的關鍵節點，面對政權導向型運動的所採取的應對策略差異，本文識別出兩種政權-社會互動模式產生的路徑依賴對於政權穩定性的影響。有助於更好理解中亞地區的政治格局。（政治學人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