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撰文｜婁燕京

一次交談中，策蘭說道：「我處在與我的讀者相異的時空層面；他們只能遠遠地解讀我，他們無法將我把握，他們握住的只是我們之間的柵欄。」「我的讀者」指向誰？普通讀者，還是非猶太德語讀者，甚至是猶太讀者？「相異的時空層面」是指不同時代，還是作為同時代的整個二十世紀？兩者之間的「柵欄」呢？是指詩學的、形式的陌生，還是歷史的、主題的隔閡？如何理解策蘭所說的「只能遠遠地解讀我」，又在何種意義上做到與策蘭「遠遠地」「相遇」（「這是策蘭用來描述詩歌和讀者間關係的關鍵字」）？

這一切只有回到策蘭的詩歌與生平，在兩者的相互證成中，才會在某個特殊的時刻相遇策蘭，而策蘭研究專家沃夫岡·埃梅里希的《策蘭傳》一書無疑提供了讓我們與策蘭相遇的機會。

不過，為策蘭作傳，在沃夫岡·埃梅里希看來，並非是一件想當然的事情，要想理解策蘭，必須重建關於策蘭的「閱讀的倫理」。一方面，策蘭的詩作晦澀難解，無法參悟，另一方面，策蘭的生平事跡又十分隱秘，兩者之間難以直接索引，形成實證性的互補。

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策蘭的生平和詩歌中又充滿了重大的個人與歷史創傷，或者用策蘭寫給朋友信中的話說：「我從未寫過一行與我之存在無關的文字，我是一個——你也看到了——現實主義者，我自己方式的現實主義者。」策蘭的詩歌中滿布策蘭的「我之存在」，但策蘭以某種方式將這些生平事件陌生化到相當程度，形成「語言柵欄」。若要與策蘭相遇，就不能將此歸結為「純粹的藝術作品」，將策蘭的詩歌與生平區別對待，不能因為策蘭的詩學方式，而對策蘭生平置之不理。《策蘭傳》一書中，閱讀策蘭的新的倫理，就在於將策蘭的詩歌與生平重新打通，在於了解策蘭詩歌中的「資訊碼」。

「資訊碼」是策蘭在畢希納文學獎獲獎致辭《子午線》一文中反覆提及的一個重要概念。按照沃夫岡·埃梅里希的解釋，「資訊碼」有多重含義：字面意為「業已存在之物」，「是日曆上的時間說明」，「也是一切可能的事實與信息」，「來源於歷史、政治、文學、語言，抑或個人經歷。」這些資訊碼出現在策蘭生命和思想的某些重要時刻，而且以獨特的方式深深烙印在策蘭的詩歌文本中，它們是理解策蘭的前提，也是可以為策蘭作傳的根據。或者反過來說，在埃梅里希那裡，由於這些資訊碼的存在，「為策蘭作傳是可能的」，那麼理解策蘭也是可能的，儘管是隔着「柵欄」與策蘭「相遇」。

《策蘭傳》的一大關鍵點，即是解密策蘭詩歌中的種種資訊碼，將策蘭的詩歌文本、生平事跡、思想狀態相互勾連，既縷述策蘭的生平細事，又結合策蘭的詩歌作思想評斷，以一種綜合的、網狀的視角呈現一個真實、客觀的保羅·策蘭。

以沃夫岡·埃梅里希對《死亡賦格》一詩的解讀為例。《死亡賦格》作為一首「世紀之詩」，既關乎策蘭的生平，也有關策蘭的詩學。埃梅里希一開始從寫實性角度考證了《死亡賦格》中的相關細節，通過引用諸多證詞，將《死亡賦格》解讀為「對死亡集中營中恐怖狀況的描寫」。接下來，埃梅里希則重點解讀了《死亡賦格》中來自「文學」的資訊碼，認為該詩是「醉心於文學的詩歌，引用通篇可見。」

首先，《死亡賦格》開頭的矛盾修辭法——「早年的黑奶」在前代和同時代的詩人作品中頻頻出現，在這樣的解讀背景中，埃梅里希將此聯結到1960年代「戈爾事件」對策蘭造成的巨大困擾。同時，埃梅里希還認為《死亡賦格》與策蘭的少年同窗伊曼紐爾·魏斯葛拉斯的《他》一詩在諸多層面有「驚人的相似性」，藉此延伸出兩位詩人的早年交誼往事。

其次，由於兩人在詩歌觀念上的偏差，埃梅里希認為，《死亡賦格》也是針對《他》的一首「論戰詩」。而策蘭所挑戰的對象，不只是少年同窗，也是「在文學上對德意志傳統的一種嚴厲清算」。在埃梅里希的分析中，《死亡賦格》對眾多德意志傳統如比喻、韻律的「不現形引用」，賦予了該詩「唯一的主題」，「即德國人雙重的大師氣質——藝術上的和殺戮中的。」

再次，與德意志傳統一起出現在《死亡賦格》中的，還有猶太傳統，這意味着「曾經相信德意志—猶太共存體的」策蘭，「開始重新走近他的猶太民族」，「在歐洲猶太人遭到毀傷的一刻」。

《死亡賦格》隱含了諸多生平與文學的資訊碼，埃梅里希通過細緻解密，勾連出策蘭的前塵往事。

不過，關於《死亡賦格》的解讀並未就此結束，因為它「保留了一種迷人的美感、一種音樂上的魅力、一種近乎神秘的魔力」，這直接導致了《死亡賦格》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被誤讀的情狀。

彼時的評論家們紛紛將此詩音樂上的和諧性看作對奧斯維辛的「克服」，一種閱讀上的享受和主題上的被純化，而策蘭在德國「四七社」的聚會上激昂地朗誦《死亡賦格》時，甚至被嘲笑成「念詩的樣子就像戈培爾」。策蘭自然越來越恐怖地意識到這些危險，乾脆坦言：「被說得太多的《死亡賦格》簡直成了口水歌，我再也不會進行那樣的合奏。」因此，在《策蘭傳》中，《死亡賦格》本身成為一個資訊碼，代表着策蘭生平與創作的某個「轉點」，詩人在此之後，「似乎已完全無法忍受自己原有的寫作方式」，那「來自沉默的見證」、詩歌的不可能性、對語言的不信任，逐漸攫取了詩人的表達心智，最終在策蘭的生命後期，詩歌語言不斷崩塌、瓦解，蛻變為「無人的玫瑰」（策蘭詩集名）。

埃梅里希對《死亡賦格》的追蹤解讀，體現出《策蘭傳》一書的寫作基點：尊重策蘭的原意，將策蘭的詩歌在閱讀中「當作完全現實的、立於時代之中的文字」，「尊重他的生命經歷，那令人精神狂亂而激憤的生命歷史」，通過對諸多資訊碼的穿插解讀、巧妙編織，讓策蘭的詩與人扭結一體，真誠地展現策蘭的一生。

《策蘭傳》資料翔實、敘事準確，策蘭生命史上眾所周知的一些事件，如克雷爾·戈爾的抄襲指控、與海德格爾的會面、最終的溺水而亡等等，都得到細緻簡潔的描述，其中暗含的一些「資訊碼」也被一一揭示。

不止於此，《策蘭傳》也呈現了一個更加多面的策蘭。比如，策蘭並非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容，在「二戰」結束後的布加勒斯特，策蘭「會笑，會玩樂」，「享受着愛情」，有一大串的女友，喜歡與朋友在通信中玩文字遊戲，並樂此不疲。

再比如，策蘭也有熱血澎湃的一面，與共產革命之間有着複雜的關係。「策蘭將『帶有道德宗教印記的社會主義』作為自身信仰」，堅信「革命是『別樣的開始、下層的起義、造物的奮起——一次簡直是宇宙性的徹底變革』」，被朋友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傷心人」。1968年的巴黎學運期間，策蘭也曾情緒高漲，在大街上與人手挽着手，「同大家一起激昂地高唱着國際歌」。二十世紀的眾多革命瞬間，總是會激起策蘭「共產主義者的舊日情懷」。

然而，儘管策蘭生命和文本中許多隱藏的內容被「破解」、被展現，策蘭其人其詩就會被讀者真正理解嗎？對種種「資訊碼」的破譯與策蘭所說的「只能遠遠地解讀我」構成了何種關係？對策蘭來說，與自己的讀者，尤其是非猶太人德語讀者之間「被一道深壑隔離」，創傷歷史無法將心比心地以語言的方式共享，因而語言只能「被表現為一種障礙」，因為一旦讀懂作品，便會產生與犧牲者和解的幻覺。因此，埃梅里希也為《策蘭傳》的寫作設置了一條底線——「作為策蘭詩歌的讀者，只有尊重詩作的陌生性，才有權閱讀它們。」

無論《策蘭傳》解讀多少策蘭的「資訊碼」，也只是「遠遠地解讀」，埃梅里希始終意識到讀者與策蘭之間的那一道「柵欄」，這「柵欄」宿命般地存在，無法移除，不能跨越，它就是與策蘭「相遇」的方式本身。或者說，只有隔着柵欄，我們才能與策蘭「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