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正文

工人運動，革命與反革命——阿拉伯革命在埃及

在關於2011年1月發生的埃及革命的討論大多集中在社交媒體如何為青年的反叛想法提供了養料，而其中的工人運動甚少被提及。然而，任何人如果試圖嘗試理解這一革命進程，就都必須處理好工人運動在革命中扮演的作用。

在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倒台後，工人的鬥爭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出現在革命進程中，他們與解放廣場的青年或社會媒體活動家甚至反對政權的政治力量都有所區別。儘管抗議者離開了解放廣場，而且知名政治人物越來越多地呼籲埃及人「返回工作崗位」，並「重新啟動生產的車輪」（restart the wheel of production），但數百萬工人將革命帶入了他們的工作場所。反對「政權殘餘」的激烈鬥爭蔓延到整個政府機構和公共及私營部門。這些罷工和抗議活動延續了穆巴拉克倒台前開始的工人鬥爭浪潮，並在2月6日至11日期間蔓延到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子公司、開羅的公共交通管理局、郵局、政府機構、軍工廠、屬於政權的媒體機構以及其他工作場所。

革命鬥爭擴展到工作場所的事實對改革派勢力（無論是伊斯蘭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將「革命」的含義局限在憲法改革和選舉機制發展的範圍內的企圖提出了挑戰。通過「清洗機構」（cleanse the institutions）的鬥爭，工人們發現他們無法將反對前執政黨的政治鬥爭與爭取社會正義的鬥爭分開。

有時，這一發現導致了激進的結果：例如，在開羅的Manshiyet al-Bakri醫院，工人們趕走了院長，選出了新院長，並努力建立直接而非代議制的民主機制，從而改善了對病人的照護。開羅機場的工作人員首次迫使機場招聘了一名非軍方背景的主任，亞歷山大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將一名未經選舉的將軍從居委會領導人的職位上解僱。2011年9月，教師們組織了埃及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罷工，不僅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工資和條件，也是為了改革課程和結束落在公民身上的私人課程的負擔。正如羅莎·盧森堡在《大罷工》（The Mass Strike）中所概述的那樣，這些例子展現出階級鬥爭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相互作用」（reciprocal action）的重要性。

本文認為，這種相互作用在埃及革命進程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文章還認為，理解反革命的一種方式是將其視為一種反方向的相互作用，即階級鬥爭在政治方面的結果表現為暴政和鎮壓與剝削機制的再生產，這種情形自2012年秋季開始就可以在埃及看到。本文將試圖澄清為什麼自發的集體行動本身並不足以加深革命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互動，特別是在此類行動與國家發生衝突的情況下。革命者需要爭取工人階級隊伍中的許多積極分子對認同這樣一種政治觀點，這種觀點強調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並認識到深化和加強革命進程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與國家機關的衝突過程中尤其如此。在這一認識下，革命才能進一步開闢空間，賦予工人運動權力，並發展其政治影響。這種觀點與提議將工人運動與政治分離的觀點不同，更與工人領袖應當保護工人不被政治化的觀點不同。它還與將工人罷工和抗議視為反對派與政權鬥爭的武器，而不是工人階級自我解放進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觀點形成鮮明的對比。不同於以上其他觀點，正如卡爾·馬克思指出的那樣，本文集中討論了工人階級作為一個「自為」的階級表達政治觀點的挑戰。

群眾政治運動的興起與根源

2000年埃及聲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Intifada）運動的開始，很可能是追溯2011年1月革命高潮事件的適當起點。這有兩個原因。首先，因為聲援巴勒斯坦運動的開花結果是在埃及街頭政治的長期靜默之後發生的，在此期間，社會和政治抗議的形式明顯退縮，而政權則用「打擊恐怖主義」的說辭來控制反對派和阻止示威活動。第二個原因是支持巴勒斯坦起義運動的地理分布和時間尺度，它涉及大學、學校、政黨和專業協會，並在許多省份組織了街頭抗議活動，將參與範圍從政治精英擴大到大眾領域。該運動的地理分布廣泛，時間跨度在2000年9月至2003年3月之間，為發展組織機制、吸引新一代年輕人參與政治活動提供了絕佳機會。

巴勒斯坦聲援運動也為反對美國對伊拉克戰爭的運動鋪平了道路，通過在政治力量和職業工會之間建立的聯繫，它們為支持巴勒斯坦起義進行了互動。2003年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抗議運動是埃及街頭政治動員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原因有二。首先，它進行非常成功的群眾動員，特別是在3月20-21日戰爭爆發時。反對入侵伊拉克聯盟（Coalition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Iraq）在侵略剛開始時就呼籲進行示威，並得到了非常多的響應，在入侵的最初幾個小時，就有數千人在開羅的解放廣場進行示威。示威活動只是在夜間被安全部隊暴力驅散後才結束。第二天是星期五，示威活動在幾個清真寺的禱告活動後開始，最大的一次是在艾孜哈爾。儘管安全部隊試圖驅散他們，但一些抗議者設法到達解放廣場外圍，安全部隊再次驅散了抗議活動並逮捕了大量人員。隨後，政權反應的暴力程度繼續升級：3月21日，安全部隊封鎖了艾孜哈爾清真寺的入口，用催淚瓦斯淹沒了庭院，並逮捕了大量試圖進行抗議的禮拜者。這種程度的暴力強調了為民主而鬥爭以及為抗議和政治行動開放公共空間的重要性。

2004年期間，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賈邁勒·穆巴拉克將繼承其父親的總統職位，這使得民主改革項目變得更加緊迫，並導致了要求民主和拒絕權力繼承的政治聯盟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2004年12月成立的埃及變革運動（Kifaya）。此外，還出現了其他運動，最重要的是青年變革運動、藝術家和作家變革運動以及記者變革運動。

這些發展有助於將2000年以來與群眾政治運動有關的年輕人群體整合為新的團體：例如，2006年期間，一個捍衛法官運動的團體為司法獨立而努力。隨着通信技術的發展，不受國家控制的衛星頻道的興起，以及同一時期私營報紙的增長，變革、改革和民主的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傳播與產生影響的機會。

然而，在這些早期的歲月里，政權能夠吸收這場運動的影響，儘管這場運動已經開始對穆巴拉克本人提出批評——在穆巴拉克自1981年以來的整個統治時期，這一行為一直是反對派的禁區。2005年，在穆巴拉克當選新一屆總統後，變革的希望開始消退，第二年，該政權成功控制了法官的抗議活動。然後，在2006年，該政權還頒布了憲法修正案，使賈邁勒·穆巴拉克能夠繼承權力。

邁向新的工人運動

該政權的喘息空間並沒有持續多久。2006年底，一個新的工人運動的出現改變了埃及要求變革的鬥爭的平衡。2006年12月，位於大邁哈萊（al-Mahalla al-Kubra）的公共部門米斯爾（Misr）紡紗廠的紡織工人的罷工，可以說是變革運動新階段的開始。米斯爾紡織廠成立於20世紀30年代，是埃及最大的紡紗和織布公司之一；其工人的鬥爭已成為埃及勞工運動的一個參照點。

在2006年12月之前的幾年裡，工人的抗議活動不斷，其中包括水泥行業、紡織部門、鐵路和其他部門的重要罷工。然而，2006年12月邁哈萊工人的罷工標誌着工人鬥爭開始進入一個不同的軌道，這是由質的變化帶來的，可以說標誌着一個新的工人運動的崛起。位於大邁哈萊的米斯爾紡紗公司的工人於2006年12月7日開始罷工，要求資方按照法律規定向公共部門公司支付年度獎金。在這次罷工之前，工人們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薪金罷工」（pay strike），拒絕兌現他們手中的薪金支票，以抗議公司沒有將年度獎金加入他們的工資中。這是自1994年9月布海拉省（al-Beheira）卡夫爾·阿爾-達瓦（Kafr al-Dawwar）紡織公司的工人抗議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抗議，這次抗議以與安全部隊發生衝突告終。米斯爾紡織公司的罷工從12月7日持續到12月16日，最後通過談判使工人的一些要求得到滿足。這本身就是國家處理工人抗爭的方式的一個轉變。一般來說，國家以前依靠鎮壓，就像1986年針對鐵路工人、1987年在ESCO紡織廠、1989年在埃及鋼鐵公司內部以及1980年代其他抗議活動中的工人抗爭那樣。

米斯爾紡織公司的罷工在沒有安全部隊暴力的情況下結束，並且滿足了工人的一些要求，這消除了先前抗議活動的經驗所造成的恐懼，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工人常常被槍殺，被拘留或失去工作。工人們了解到國家的反應已經改變，這引發了各個部門的產業行動浪潮：罷工在埃及成為一種日常活動。罷工的時間也比以前更長。

安全部隊行為的這種變化有多種原因。最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發生的媒體自由化，這使得罷工的消息能夠更快地傳播。同時，面對網上的聲援活動和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媒體報道，安全部隊對直接攻擊抗議者感到猶豫不決。由於當局自己的勞工組織——埃及工會聯合會（ETUF）和勞工部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當局在如何處理罷工問題上也存在分歧。

這一時期，工人抗議活動的時間延長，為組織上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工人們必須在抗議期間保護設備和建築物不受破壞，並供應物資。同樣，談判也需要選擇代表。這種組織發展產生了談判委員會、組織委員會、抗議領袖、後勤供應委員會（provisions committees）和安全委員會。這些將為獨立工會的未來發展奠定基礎，其中最早的是2008年12月成立的財產稅徵收員工會。

新的工人運動的另一個特點是女性的廣泛參與，其程度比以前的工人運動要高得多。2006年米斯爾紡織廠的罷工是由婦女發起的，有大量婦女工作的護理部門（nursing sector）發揮了主要作用。其他許多部門也出現了女性領導人，其比例也比以前要高得多。

在2006年米斯爾紡紗廠罷工之後的時期，工人的要求也與這種組織上的進步同步發展。因此這場罷工說明了這種質的轉變。在2006年的罷工成功後，工人在2007年9月又組織了一次罷工，要求改善工作條件與公司的發展，並採取行動追究腐敗分子的責任。經過一周的罷工行動，其中一些要求得到了滿足。僅僅幾個月後，2008年2月，米斯爾紡織工人組織了一次街頭示威，要求提高全國所有工人的最低工資。這是工人的（階級）意識上的一個重大轉變，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工人的抗議活動以前只提出與他們自己公司有關的要求。此外，他們傾向於關注工資賬單中的「可變」部分（包括獎金和津貼），而不是基本工資。此後，提高國家最低工資的要求成為不同工作場所的工人罷工要求清單中的一個半永久性的固定項目。

這次罷工潮最重要的結果是出現了新的獨立工會。在2006年11月的ETUF選舉中，就在邁哈拉罷工的幾周前，安全機構和政府採取了史無前例的措施，將所有以前通過選舉擔任過職務的主要工人活動家排除在ETUF的官方職位之外。因此，當ETUF在12月的邁哈拉罷工中與管理層站在一起時，並不令人驚訝。作為回應，工人們以攻擊官方工會辦公室，將ETUF官員趕出公司，並在一份聲明上徵集簽名，撤回對ETUF工廠工會委員會的信任。

然而，成立獨立工會的首次嘗試與邁哈拉無關：它們是在2007年9月開始並持續到2007年12月的財產稅徵收員抗議活動中出現的，當時他們的要求得到了滿足。這段長時間的抗議導致了一個委員會的成立，該委員會負責領導這一運動，並以財產稅徵收員的名義進行談判——實際上就是一個工會。抗議活動結束後不久，徵稅員同意成立一個工會，作為該委員會的自然延伸。

在工會主義被國家接納的半個世紀之後，成千上萬的工人建立了不受國家控制的工會，這是一個重大的民主進步。事實上，2008年及其後成立的獨立工會是唯一不受國家控制的群眾組織。獨立工會也構成了對ETUF的直接挑戰，自1957年由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設立以來，ETUF是最重要的國家機構之一，歷屆埃及總統都把它作為控制工人的工具。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使這一時期動員這個新的工人運動得以動員起來的因素之一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施加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是該政權從1991年開始實施的。埃及國家在1952年至1970年間的經濟政策的特點是中央計劃，即使在私營部門的增長和安瓦爾·薩達特發起的經濟變革之後，國家仍然通過對公共部門項目和公司的所有權在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納賽爾時代建立的勞動關係形式繼續主導着埃及的勞動力市場。此外，ETUF在選舉期間作為政治動員以及為重要政策建立支持（此類政策從包括與以色列的和平條約到1991年後通過的結構調整政策）的工具，對該政權來說仍然很重要。

這些經濟改革導致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國家的作用下降了。隨着市場力量占據主導地位，工人在前一個時代享有的穩定的勞動關係開始瓦解。這一發展反映在2006年後出現的工人運動的變化實踐中。長期以來，埃及的工人一直依靠「勤工」（work-ins）作為抗議的手段，在不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占領他們的工作場所。這種策略反映了納賽爾主義的政治文化，即生產被認為是國家目標，工廠被視為人民的財產。相比之下，2006年之後，大多數工人轉向了罷工行動，反映了結構調整的影響，以及它使生產過程直接受制於市場機制而不是國家發展目標。因此，新的工人運動可以被認為是對1991年後強加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國家從納賽爾主義社會契約中的退出，以及ETUF的癱瘓的延遲反應。

工人運動與群眾政治運動的聯繫

在2006年後反對政權的政治動員退卻後，工人運動使埃及街頭重新活躍起來。雖然工人運動的口號和要求沒有政治運動那麼激進（政治運動會批評總統，反對穆巴拉克的兒子賈邁勒繼承他的權力），但它深化了民主實踐，發展了組織和運動機制，使政治運動受益匪淺。

與2008年4月6日相關的一系列事件是埃及群眾政治運動發展的一個轉折點，說明了工人運動和政治動員之間的相互作用。邁哈拉的工人宣布他們決定在這一天罷工，要求（與其他訴求一起）提高全國最低工資。以埃及變革運動為首的反對派政治力量（它聯合了大多數推動變革的力量）隨後呼籲在同一天舉行埃及範圍內的總罷工。最後，總罷工和邁哈拉罷工都沒有發生（後者被安全部隊中止了）；相反，4月6日爆發了一場反對邁哈拉物價上漲和貧困的民眾起義。在持續三天的抗議活動中，群眾撕毀了穆巴拉克的照片，總理被迫訪問該鎮和工廠，試圖平息局勢，向工人和當地人民提供優惠。

工人運動的許多特點將繼續影響2011年1月的革命：占領公共廣場，組織負責後勤物資供應、談判和保護設施的委員會，以及婦女的廣泛參與。這些實踐被媒體和社交媒體傳播到整個社會，從工人運動的領域有機地轉移到更廣泛的革命領域。

工人在2011年起義與穆巴拉克下台期間的角色

到2011年1月革命爆發時，工人運動已經在組織和動員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它對社會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工作場所靜坐和工人占領街道已經成為當代抗議文化的一部分，該運動被認為是可能給埃及帶來變革的主要因素之一。儘管取得了這一進展，但由於缺乏具有足夠社會影響力或政治經驗的獨立工人組織，工人在2011年革命之初參與民眾起義主要有兩種形式。首先是「第二戰線」的開闢，爆發了巨大的罷工和靜坐浪潮（在穆巴拉克倒台後，通過罷免執政黨成員的戰鬥繼續進行）。第二是通過安全部隊和抗議者在街道、廣場和大眾社區的戰鬥，許多工人成為安全部隊子彈的受害者。

2011年1月25日及其後，工人當然也在街頭的人群中，但在此期間工人對運動的影響不甚明顯。由於實行了長時間的宵禁，工人們發現很難在工作場所集會，這些工作場所大多已被當局關閉，因為當局已經宣布放假。然而，宵禁一放寬，工人運動就開始在革命中嶄露頭角。例如，在蘇伊士，10多家公司的工人要求在2月6日靜坐，包括蘇伊士運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四個子公司，以及拉法基水泥和玻璃公司（Lafarge Cement and Glass Company）。埃及電信公司的工人也宣布靜坐，而吉薩（Giza）的清潔工人開始靜坐和罷工，封鎖了該地區的一條主要公路，邁哈拉的阿布-艾爾-西巴伊（Abu-al-Siba'i）紡紗和織布公司的工人也一樣。

這第一波實質性的工人抗議活動從2月6日持續到11日，這一行動所涉十分廣泛，幾乎沒有經濟部門不受影響。埃及電信公司工人的罷工蔓延到公共電話交換機的員工，他們在開羅和各省組織了許多抗議活動。鐵路車間和開羅公共運輸局巴士車庫的工人加入了罷工和抗議活動。郵政工人聚集在開羅市中心阿塔巴廣場（Ataba Square）的郵局外進行抗議，他們的運動迅速蔓延到各省。機場和軍工生產廠等關鍵工作場所也同樣受到影響，開羅南部的赫勒萬（Helwan）和布海拉省的卡夫爾·阿爾·達瓦（Kafr al-Dawwar）的一些石油公司和紡織廠也受到影響。衛生部門也被捲入其中：艾斯尤特（Assyout）、卡夫爾·扎耶特（Kafr al-Zayyat）和卡斯爾·艾尼（Qasr al-Aini）的醫院以及開羅的心臟研究所的護士們宣布罷工。國有雜誌《魯茲·優素福》（Rose el-Youssef）的印刷工和行政人員拒絕讓總編輯和董事會主席（他們都與政權關係密切）進入大樓。同時，國家的「工人大學」——官方工會幹部的培訓中心——的員工已經宣布罷工，並關住了（locked up）他們的老闆——ETUF的副主席和執政黨的成員。

因此，在穆巴拉克倒台前的日子裡，埃及發生了類似於大罷工的事情，沒有一個中央組織核心。然而，工人運動作為一個整體並沒有直接宣布對革命的支持。一些工人確實提出了支持革命的口號，工人們也響應了反對政權的呼聲，但他們的要求大多與經濟或工會有關。儘管如此，我們不可能忽視革命和工人運動之間交互行動（reciprocal action）的過程。比如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人階級地區，如蘇伊士、馬哈拉和亞歷山大，工人運動在革命前就已出現，同時相比於其他地區，這些地區的民眾起義更有活力，更有成效。

在起義中被殺害的工人人數為工人階級對革命的貢獻提供了最大的證明。工人運動不僅為革命鋪平了道路，而且在確保革命勝利方面也發揮了關鍵作用。雖然我們很難獲得所有革命烈士的詳細信息，但統計數字對這個問題有所說明。根據阿拉伯人權信息網絡（Arabic Network for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的統計，共有841名烈士。不幸的是，這些人中大多數人都沒有職業數據，但埃及記者聯盟的一個委員會收集了279名烈士的數據，並記錄了其中120人的職業。在這120人中，74人是工人，其餘的是學生或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現有資料顯示，工人在死傷者中占很大比例：在標明居住地的案例中，我們發現其大多數來自貧困地區。有關革命期間受傷者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情況。根據革命英雄和傷員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the Heroes and Injured of the Revolution）收集的信息，在4500名傷員中，70%是沒有學歷的工人，還有12%是有中等學歷的工人。其餘的人包括在校學生（11%）和具有高等學歷的人（7%）。在埃及革命期間，正是工人和窮人付出了最沉重的血的代價，正是他們的巨大犧牲使穆巴拉克的倒台成為可能。

組織上的收穫和政治上的邊緣化

穆巴拉克統治的結束標誌着工人運動的一個新階段。在其之後，工人的抗議活動加速並擴大，大量獨立工會成立。除了要求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外，工人的抗議活動還要求進行更全面的政治改革，如追究腐敗的企業管理者的責任，重新開放停業的上市公司，將穆巴拉克時代私有化的企業重新國有化，提高全國最低工資標準以及要求組織權利。

在革命的第一階段，罷工和靜坐的浪潮代表了革命鬥爭的社會和政治方面的部分融合。同時，它對反革命勢力，特別是對作為舊政權核心的軍事和安全機構構成了嚴重威脅。這些力量現在重新試圖，將革命的政治和經濟方面分開。一個明顯的悖論出現了：儘管之前討論過工人運動對革命的影響，但在穆巴拉克倒台後，工人運動並沒有繼續發揮同樣的作用；它沒有有效地形塑革命的軌跡。相反，穆巴拉克一出局，對工人運動的攻擊就開始了。在穆巴拉克下台後，掌權的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最先做出的決定之一是（在2011年3月24日）禁止罷工，並將罷工工人移交給軍事法庭。此外，在不同的媒體上發起了一場廣泛的反對工人運動的運動，給工人的抗議活動貼上了「部門性」（sectional）的標籤，而不是將其視為革命的總體軌跡的一部分。

許多曾反對前政權的改革派自由主義和伊斯蘭主義思潮的活動家參加了反對工人罷工及其「部門性」要求的媒體運動。工人運動的唯一捍衛者是革命左翼和新生的獨立工會。大多數革命青年力量集中在廣場上的鬥爭，沒有意識到工人鬥爭的潛力，即通過在國家機構和公司內部與政權對抗，努力清除前執政黨的殘餘，深化和擴大革命進程。

在2011年11月和2012年1月的議會選舉（選舉帶來了一個伊斯蘭政府），以及穆斯林兄弟會支持的候選人穆罕默德·穆爾西在2012年6月的總統選舉中獲勝後，伊斯蘭和世俗力量之間出現了政治兩極化的狀態。世俗勢力將不斷惡化的經濟和社會狀況解釋為伊斯蘭教徒管理國家失敗的標誌，而不是自穆巴拉克時代開始實施並在穆爾西時期繼續實施的政策的結果。穆斯林兄弟會則將條件的惡化解釋為國家機器正在針對穆爾西施加陰謀的跡象，而不是因為他堅持實施了導致革命爆發的舊政權所實施的經濟政策。

隨着救國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的成立，其在反對穆兄會的政治運動中起到了領導作用，在社會和經濟問題方面的倒車卻加速了。該陣線是由一些政治力量，包括改革派和接近穆巴拉克政權的人員於2012年11月宣布建立的，目的是抵制穆罕默德·穆爾西總統修改憲法的企圖。其目標集中於恢復國家的威望和包括司法機構、軍隊與警察等國家機構的合法性。因此，儘管在2012年和2013年初，工人的鬥爭仍在繼續，但工人運動的目標與街頭和廣場上的政治鬥爭之間的協調可能性卻在減弱。

2013年6月30日穆罕默德·穆爾西下台後發生的事件是革命進程中最重要的變化。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加劇是一個重要的轉變；然而，更危險的是，相當一部分獨立工會宣布支持新政權，並在ETUF和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的聯合協議中宣布暫停罷工。這一宣布所包含的威脅並不是說它停止了工人的抗議——這些抗議仍在繼續，儘管行動地較為緩慢——而是說它代表了獨立工會作用的轉變。他們從爭取工會運動從國家的控制之中解放出來的運動抽身而出，到如今擁護新政權，這使工人運動自2006年以來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化為烏有。

這凸顯了工人運動的規模及其在2011年1月人民起義前和期間的影響深度與穆巴拉克倒台後的政治虛弱之間的矛盾。在尋求對這一矛盾的解釋時，僅僅談論改革派力量的支配或伊斯蘭教與世俗的兩極分化對政治舞台的限制是不夠的，儘管這兩方面都在製造矛盾方面發揮了作用。相反，我們必須通過分析工人運動本身的弱點來理解這一矛盾，既要分析它與政治領域的聯繫，又要分析它的組織問題和領導作用，因為它缺乏經驗和連貫性（coherence）。

我們在此必須注意工人運動在20世紀90年代，甚至在21世紀初的退縮。這一時期，許多有經驗的活動家從工人運動和工會中消失了，同時並沒有新一代活動家來填充他們的位置。因此當工人運動在2006年後再次興起時，它已經失去了在之前的時期所獲得的大部分經驗。2006年後形成的工人領袖是一支新的骨幹隊伍，他們沒有積累工會工作（在工作場所內參與工人利益的鬥爭）或政治工作的經驗。這與1980年代發展出來的工會幹部的經驗不同，他們一般都與左派的政黨和組織有聯繫。這正是導致工人運動與政治在總體上分離的原因，在某些情況下，工人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對政治行動產生了敵意。

同時，在歷史上曾為建設工人運動做出貢獻的左派也處於虛弱和不連貫的狀態。蘇聯解體後，傳統左派的組織和政黨實際上已經解體，而新左派的組織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並受到多方的敵視。另一方面，獨立工會正在建立過程中，其組織能力仍未得到充分發展。它們甚至未能在普通工人中紮根。因此，當2011年1月革命爆發時，雖然房產稅徵收員工會、衛生技術人員工會、教師工會和退休工人工會聚集在解放廣場，以成立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形成了一個連貫的組織機構；他們也沒有能夠在普通工人群眾中紮根。

結語

革命期間，工人鬥爭的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分離主要出現在兩個層面。首先，革命力量未能贏得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大量積極分子，使他們接受一種政治觀點，這種觀點以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深化和激化革命進程的重要性為中心，特別是在與國家的對抗方面，以便為工人運動開闢空間，發展其政治影響。其次，獨立工會本身缺乏組織經驗造成了另一個障礙。占主導地位的組織模式不夠激進，缺乏紮根於工作場所和廣大基層工人中的民主機制。儘管在大規模罷工中形成了第一批獨立工會，為工人運動的基礎上的自我組織提供了重要經驗，但這個問題還是出現了。

這些經驗的弱點在於缺乏植根於工人階級自我組織原則的政治實踐，不僅限於經濟領域，還包括工人在政治領域自我解放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通過參與政治事業來建立——如聲援巴勒斯坦人民，或支持婦女解放，或反對宗教宗派主義或保護環境的鬥爭。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作為工人沉浸在這些政治事業中，而不僅僅是作為街頭公民（citizens in the streets）或投票箱的選民。

在革命的第一階段，工人的鬥爭開始打破將革命的社會方面與政治方面分開的牆。工人的要求從關注經濟問題擴大到在工作場所和國家機構中，並與政權代表對峙。然而，由於缺乏與紮根於工人階級的有機聯繫以進行革命動員，這一過程體現出強烈的自發性質，不足以維持有組織的工人對革命進程軌跡的影響。這表明了政治組織，而不僅僅是工會組織的重要性，只有存在有效的政治組織，才能確保工人運動的力量能夠塑造變革的軌跡。

本文作者Mostafa Bassiouny系埃及研究者、記者，由Anne Alexander從阿拉伯語譯至英文，她是英國作家與研究者，工會活動家，也是國際社會主義雜誌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編輯部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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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伍勤。

本期微信編輯：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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