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2年4月23日，第四屆「國家發展青年論壇」在北大國發院承澤園開幕，論壇為期兩天，由北大國發院研究生會、學生會主辦，CCER Club協辦，國發院校友基金支持。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在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本文根據演講內容整理。
林毅夫教授演講完整視頻
作為北大國發院的創始人、名譽院長，我非常高興來參加今天的國家發展青年論壇。當前的世界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界，一方面是我們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另一方面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國內外肆虐。
今天我想談一談，這樣的時代對在座的各位到底意味着什麼？大家應該如何來抓住時代賦予的機遇？我想，這些也是許多青年朋友正在思考的問題。
為民族復興貢獻力量，是我們中國青年人的優秀歷史傳承。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一個具有世界鼎盛文明的國家淪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國家，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我是鴉片戰爭以來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六代知識分子，今天在座的青年朋友們是第七代知識分子。
七代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推動了洋務運動。受鴉片戰爭割地賠款的屈辱，為了民族的復興，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發起了洋務運動。他們認為中國以儒學為核心的優秀傳統文化應該保留，同時加強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等先進技術，主張通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來改變現狀。
第二代知識分子進行了維新變法和共和革命。洋務運動後，中國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這促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僅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遠遠不夠，還應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同受西方列強欺凌的日本，其明治維新比清政府的洋務運動晚了好幾年,但日本因為進行了制度變革而率先邁入現代化，並且很快發展成為世界強國。因此，當時以康有為、梁啓超和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為代表的第二代知識分子，提倡制度改良，推行君主立憲制，希望通過對體制變法讓中國由弱轉強。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另一批知識份子，認為中國僅僅實行君主立憲制還不夠，還應當以美國為榜樣，實行更先進的共和憲政，建立民主共和國。
第三代知識分子發起了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加入了協約國並成為戰勝國，最後卻受到戰敗國的待遇。中國原本以為戰後可以收回之前喪失的各種權利，特別是要從戰敗國德國手上收回青島的租界，但最後的結果卻是日本繼承了德國在山東的特權，這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尊嚴。在這種情況下，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為代表的第三代知識分子認為僅有西方先進的槍炮和制度也不行，中國人還需要具有現代化的精神，於是他們推動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
中國的第四代知識分子是五四運動以後入學，畢業後獻身於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那一代。第五代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成立後入學，畢業後參與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六代知識分子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入學，畢業後參與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如果說30年為一代，2008年以來進入大學的青年一代就是第七代知識分子。
第七代知識分子所處的時代今天來參加國家發展青年論壇的朋友們，你們就屬於鴉片戰爭後的第七代知識分子。和前面的六代相比，我認為你們是最幸運的一代。
據史料記載，鴉片戰爭之前的1820年，中國的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占全球總量的1/3。鴉片戰爭後，中國在世界的經濟地位急劇下滑，1949年時的GDP只占全世界總量的4.2%。國家越來越窮困，國家的國際影響力也就越來越低，前四代知識分子為了民族復興，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然而始終面對的是國勢日衰的悲慘命運。
相比前四代知識分子，第五代相對幸運。1949年新中國成立，第五代知識分子趕上了和平年代，開始積極投入新中國建設。他們在建國初期「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上世紀60年代成功試爆了原子彈，70年代將人造衛星送上天，為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國防基礎，讓中國有獨立自主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條件。只是當時的中國在經濟和綜合國力上還是積貧積弱，到1978年改革開放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的占比僅為4.9%，只比1949年提高0.7個百分點；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三，比公認的世界最貧窮地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的人均GDP的1/3還低。當時中國有80%的人口住在農村，84%的人口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之下。這是第五代知識分子身處的時代。
相比前五代，我們第六代知識分子是更幸運的一代。改革開放後，中國連續40多年保持年均9%的經濟增速，這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隨着經濟快速發展，我們的物質生活不斷豐富，我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過去40多年，中國有8億多人擺脫貧困，為世界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毫無疑問，當下是中國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期。因此，我們作為第六代知識分子是幸運的。
但是和你們相比，我們成長的年代還是物資匱乏的年代，過的是一件衣服「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日子；我們成長的年代還是仰視發達國家的年代，很多國家的發達程度讓我們覺得高不可攀。
相比於前六代，你們作為第七代知識分子是最幸運的一代。你們出生於90後、00後，成長于欣欣向榮的和平年代，可謂是「含着金鑰匙」長大。在你們畢業之前，將見證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這一歷史時刻。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人均GDP12,695美元，中國2021年的人均GDP已經達到12,550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標準只差1.8個百分點。我們只要努力一下，快則今年、明年，慢則後年，中國一定可以邁過這道門檻。
邁過這道門檻，不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目前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數量只占世界總人口的16%，當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後，這一數字將由16%變成34%，即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數量將比現在增加一倍多。
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後，正年富力強時，將在2049年迎來建國100周年，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
當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會是怎樣的發展狀況？我想，屆時中國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應該會達到美國的一半，相當於韓國在2002年時相比美國的水平。當我們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時，由於我們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所以我們的經濟總量將達到美國的兩倍。在我國比較發達的北京、天津、上海與東部沿海的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共有4億多人口，與美國人口數量相當，這些地區的人均GDP與美國將處在同一水平，意味着這些地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平均產業技術與美國也達到同一水平。美國是世界上先進國家的代表，當我國這些地區與美國的經濟體量、科技水平和產業水平相當時，這些地區也就成為了與美國一樣發達的地區。當然，到那時國內不同地區還存在差距。我國中西部地區還有10億人口，還有充分利用後來者優勢的空間，有機會使經濟取得比美國更快速的增長。
這是你們第七代知識分子身處的大時代。
第七代知識分子的機遇
這樣的大時代對在座的各位意味着什麼？我們都是學經濟的，我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時邀請了全國十多位經濟學家發表祝賀文章。非常榮幸，我也是受邀人之一。我當時在「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慶祝《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這篇祝賀文章中做了一個論斷：我國的經濟學人只要以規範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本土問題，21世紀的中國將會成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21世紀將會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
當我提出上述論斷時，很多人表示質疑。當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大國發院的前身）才剛剛創辦一年，國內受過完整現代經濟學教育的年輕一代經濟學人主要就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六位創始老師，我國的經濟學研究，還處於引進西方經濟學的萌芽階段。而且，在全世界有影響力的華裔經濟學家不超過五位。
我提出上述論斷，主要源於對經濟學理論本質的認識。回顧現代經濟學發展史，從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開始，經濟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基本上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直到現在，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在這兩段時期，其它國家的經濟學大師鳳毛麟角。
為何經濟學大師產生的國家會有上述的時空相對集中性？這是由經濟學理論的本質所決定的。和任何其他學科的理論一樣，經濟學的每個理論都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因果邏輯。理論的重要性不是取決於理論的邏輯本身，而是取決於該理論所要解釋的現象或所要解決的問題的重要性。何謂重要的經濟現象或問題？就是發生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的經濟現象或問題。解釋那個現象或解決那個問題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最重要的理論，提出那個理論的經濟學家就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經濟學大師。
在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的1776年，英國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它是當時歐洲最大、最發達的國家，並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世界經濟的中心。英國那時出現的經濟現象或問題就是對世界影響最大、最重要的經濟現象或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經濟中心逐漸轉移至美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的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的一半，發生在美國的經濟現象或問題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現象或問題。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還在學校讀書時，當時國際上常用一個比喻——「只要美國的經濟打噴嚏，其它國家的經濟就要患重感冒」。由於在從錯綜複雜的經濟現象中找出背後的決定因素以構建其因果邏輯時，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便，因此絕大多數的世界級經濟學大師也就出現在位居世界經濟中心的國家。
對於你們第七代知識分子而言，當你們成為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時，正是中國完成第二個百年目標時。屆時，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的兩倍、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五倍或是印度的四倍以上。屆時，中國就是世界經濟中心。中國發生的經濟現象或問題自然就是對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現象或問題。在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或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上，中國經濟學人同樣「近水樓台先得月」，將有許許多多機會引領國際經濟學理論的新思潮。
這是大時代賦予你們的機遇。
第七代知識分子如何抓住機遇，不負使命？
抓住時代機遇，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當務之急是要改變當下學習和做研究的方式。
我當學生時，抱着向西天取經的心態去學習，相信你們現在也還是這樣。中國知識分子希望貢獻自己的力量去幫助祖國追趕上發達國家，於是我們去學習和研究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的道理，並希望利用那些道理來改變祖國的現狀。
作為學生，我們學習了最前沿的理論並努力記住那些知識點，這是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學生普遍使用的學習方式。作為經濟學人，我們拿發達國家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或問題，或是以中國的資料來檢驗發達國家的理論，這是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經濟學人習慣用的研究方式。
我們學習和研究理論的目的是要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我們慣用的學習和研究方式確實可以幫助我們發表論文，但它能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嗎？
當下，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900年攻打北京的「八國聯軍」是當時世界的八個列強——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和奧匈帝國。當時這八國的經濟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占全世界的50.4%。到2000年，組成「八國集團」的最發達工業化國家變成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和加拿大，之前的奧匈帝國在一戰後解體成奧地利和匈牙利退出了列強的行列，其地位被加拿大所取代。此時「八國集團」的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的47%。可見，世界上最強大的八個工業國的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在整個20世紀基本未變，由於經濟的強盛，它們一直都在主宰世界。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此時「八國集團」的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已經下降到34.7%，只占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多一點，它們失去了主導世界的能力，世界格局由此發生變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過去應對這樣的危機只需八國領導人聚在一起開會討論，現在則需要「20國集團」領導人共同決定。
整個20世紀，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都在為民族復興而努力。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紛紛取得政治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然而到21世紀初期，「八國集團」的經濟總量僅僅從50.4%下降到47%，這意味着世界上其餘國家雖然很努力，但經濟總量在全球的占比僅僅增加了3.4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速度高於發達國家，如果把人口算進來，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相對發達國家是下降的。發展中國家的歷代知識分子為實現民族復興拋頭顱灑熱血，虔誠地向西天取經，但結果不但沒有趕上發達國家，而且與發達國家在人均GDP上的差距不斷擴大。
在研究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過程中，我意識到，儘管用發達國家的理論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講得頭頭是道，但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去實踐能夠獲得成功。
二戰以後，發展中國家普遍地、長期地陷於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能夠擺脫這些陷阱的國家非常少。少數幾個擺脫這些陷阱的經濟體主要集中在東亞地區。這些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在發展中推行的政策，從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一般是錯誤的。
任何理論作為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必然由理論提出者經過抽象和舍象兩個過程來構建。理論提出者從其所處國家成千上萬的社會經濟變量中找出關鍵性的變量，並保留在理論中作為因變量，來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或解決所遇到的問題，同時舍象其它非關鍵性變量，即對其它非關鍵性變量存而不論。這些被一個理論舍象的社會經濟變量，就成了這個理論的暗含前提或控制論的狀態變量。而這些被一個理論舍象的社會經濟變量若發生了關鍵性變化，原來的理論就失掉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或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能力，從而被一個新的理論所取代。
任何理論的適用性都取決於理論的前提和暗含前提是否一致或相似，英美國家的經濟學理論在發達國家會隨着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不斷推陳出新，但當這些理論拿到中國是否還能適用？中國和英美發達國家由於發展階段不同，產業、技術和各種社會經濟結構必然存在內生差異，運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時，難免有「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問題，也難免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遺憾。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發展被稱為世界奇蹟，這意味着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和存在的問題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然而，中國的成功和問題必然有其道理，把這些道理揭示出來就是推動經濟學發展的理論創新。中國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還會有許多新的經驗和問題，這些經驗和問題仍然需要有抓住其背後因果機制的新理論來解釋和解決。
中國經濟學界若能在做研究、寫論文時把握住中國經濟結構和扭曲的兩個內生性，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各種經驗、現象、問題背後的道理、學理、哲理，就能產生許多和現有主流理論不同的新理論、新觀點。而當我們能夠解釋中國作為世界最重要國家的經濟現象時，這個理論就是最重要的理論。
除中國以外，那些追趕上發達國家的經濟體也應該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但由於這些國家的經濟體量較小，所以總結它們經驗的理論在國際上並不會產生太大影響。中國的體量大，總結中國的經驗，就如同19、20世紀初總結英國的經驗、二戰以後總結美國的經驗一樣，可以引領全世界的理論思潮。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從亞當·斯密到現在，一直都是世界上最權威的經濟學理論。但是來自於中國的理論，作為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會比發達國家的理論更具適用性。
結語
中國第七代知識分子肩負的責任重大。你們生於中國發展最好的時代，是最接近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時代。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是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幾代知識分子不懈追求的目標，而這一目標有賴於在你們第七代知識分子成為社會中堅力量時實現。
不過，要完成這個目標並不是沒有前提條件。中國有句話說「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做事越接近成功越困難，越要更認真地對待。我們越是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越要面對更多、更艱巨的挑戰，尤其是當下複雜的國內外環境，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有來自我國的、能夠揭示其因果機制的理論的指引。
作為鴉片戰爭後第七代知識分子中的經濟學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終實現有賴於你們根據中國的實際經驗、現象和問題而提出的理論創新來指引，這樣的理論也能隨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引領世界經濟學的理論思潮。這是時代賦予你們的使命和機遇，這樣的理論創新還可以幫助占世界人口60%的其它發展中國家實現和我們共同的追趕發達國家的夢想。
我相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共享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會在你們第七代知識分子年富力強的年代實現。
整理：何又夕 |編輯：王賢青、 白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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