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共同富裕是習近平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發展目標。這一發展目標的實現取決於公正的分配製度的建立。分配公正研究是當代政治哲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在五十年的時間中，學者們繼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之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分配公正理論。中國學者應在批評西方分配公正學說的基礎上，建構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文化傳統的分配公正理論，進一步規範各項社會分配製度，為實現共同富裕打下堅實的學理基礎。
所謂「社會分配」指的是以適當的原則對人們通過分工合作而生產出來的社會益品（social goods）[①]和為了共同生活而必須承擔的義務進行分配。社會分配所涉及的社會益品不僅包括大量的物質財富，還包括文化產品等精神財富，以及升學、就業、晉升等各種優質的機會。人類社會是一個普遍合作的聯合體，不同人群之間通過分工合作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他們之間既有利益的一致，也有矛盾和衝突，需要找到適當的分配原則，並建構符合原則的制度和政策對不同的社會益品進行分配。「分配公正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找到這種「恰當」的分配原則——公正原則。這是一種在人類合作體系中劃分基本的權利和義務、利益和負擔的原則。分配公正研究的第二步就是要探索在公正原則的基礎上如何建構出公正的分配製度，而第三步則是在基本的公正制度的基礎上制定出具體的分配方案並予以實行。在這三個步驟的研究和實踐中，程序正義在三個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一是，人們對公正原則的理論推導必須符合程序正義，從確定無疑的理論原點依據邏輯推理得出結論。二是，分配原則所確立的分配過程必須符合程序正義。三是，分配製度和分配政策的制定過程必須具有合法性，要符合既定的立法程序，在全體人民的監督和支持下進行。
分配公正研究是一個多學科、多維度、多面向，綜合性性極強的研究領域。首先，分配公正研究包括社會分配的原則、制度、政策，以及程序正義等諸多內容，是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具體說來，分配公正原則的推導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內容，分配製度的建構是政治學的研究內容，而具體分配方案的制定和評價則與財政、稅收、社會保障等經濟領域的研究關係密切。第二，分配公正研究的成果對國家的基本制度做出了規定，這些制度包括所有權制度、市場經濟制度、稅收制度、薪酬制度、福利制度、人才選拔制度，等等。第三，分配公正研究涉及到社會生活各領域的公共資源分配，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這些公共資源包括：教育資源、醫療資源、文化資源、社保資源，等等。分配公正理論是公正的社會分配製度的基礎，而公正的分配製度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本報告將首先梳理當代分配公正理論中的十種分配原則，在此基礎上討論這些分配原則對分配製度做出了什麼規定，最後分析「程序正義」在分配製度的建構和應用中所發揮的作用。
一、分配公正的原則
分配公正是當代政治哲學研究的重中之重。1971年，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政治哲學巨著《正義論》出版，此書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反響，學者們紛紛圍繞羅爾斯提出的與分配公正相關的各種問題進行討論。這些問題包括正義的環境、正義的主題、正義的原則、正義原則的推導，等等。由此，分配公正研究正式成為政治哲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羅爾斯之後，許多著名學者都對分配公正研究做出了重要著述，研究者們在羅爾斯的基礎上貢獻了大量的研究文獻。在這些討論中，學者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分配公正原則。本文將介紹和討論其中重要的十種原則，分別是：平均原則、效率原則、差別原則、資格原則、資源平等、能力平等、福利平等、按需分配、應得原則，以及多元分配原則。這十種原則與分配公正的制度建構息息相關，對社會益品的分配產生了重要影響。
首先，平均原則指的是一種嚴格的平均主義（strict egalitarianism）分配原則。這一原則主張將一切社會益品和負擔進行平均分配。支持這一觀點的道德原則是「人人平等」。在嚴格的平均主義者看來，只有當所有人擁有同樣的收入、財產和服務、並對社會付出了同樣的辛苦時，才真正實現了「人人平等」的道德要求。平均原則通常會受到兩方面的批評，一是，拉平反駁；二是，絕對平均的分配無法延續。「拉平反駁」是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對平均原則的批評。帕菲特認為，平均原則為了平等而平等，將「平等」本身作為分配的目的。這種分配方案會遭遇「拉平反駁」，亦即，當無法提高獲利較少者的期望時，平均原則會主張拉低獲利較多者的期望。為實現平均分配而拉低較高者的獲利，這勢必造成資源的浪費和效率的降低。效率低下，這是平均原則受到的最重要的批評。另一方面，當我們將時間維度引入到平均原則當中時，就會發現：即使絕對平均的分配是可以實現的，也無法保證這種分配模式能夠持續存在。因為，人們總有相互交換的傾向，而人們的自願交換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各種自由市場必然會造成貧富分化。為了避免上述兩個問題，一些平等主義者，例如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 Ackerman） 和安妮·阿斯多特（Anne Alstott）[②]主張，人們應該在某一初始時刻（initial point）擁有同樣多的社會益品和負擔，而之後則任由其自由發展。這樣的理論被稱作「起始門原則」（starting-gate principle）。但是，這一版本的平等主義分配，在社會實踐中卻會導致非常深刻的不平等。因此，更多的嚴格平等主義者傾向於主張保障人們收入的平等化。[③]但收入平等化的分配策略也會因每個人「理財能力」的不同，而最終無法實現平均原則的分配目標。
第二，功利主義是在西方流傳甚廣的一種政治道德學說。在社會分配的問題上，功利主義的主旨是要實現一種能夠使得社會財富總量最大化的分配，或者是效率最大化（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分配。可以說，功利主義的分配方案遵循的效率至上的分配原則。然而，功利主義給出的分配方案卻受到了當代學者的諸多批評。例如，羅爾斯、德沃金等著名學者都對功利主義提出了批評，這些批評包括：對社會整體利益的推進有可能侵犯人們的權利，要求每個人都推進社會整體利益這是過高的道德要求，為了推進社會整體利益有可能將「不正當偏好」計算在內，等等。
第三，為了兼顧平等和效率這兩個重要價值，羅爾斯提出了基於差別原則的分配公正理論。其理論初衷是：如果某種分配與嚴格的平均分配相比，將有利於所有人，那麼這種分配顯然是優於嚴格的平均分配的，是一種更可取的分配方案。所以，即使基於「人人平等」的道德原則，我們也應拋棄嚴格平等主義的分配，而選擇一種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安排適合於社會中每個人之利益的分配。羅爾斯構建了「差別原則」來闡述這一分配構想。差別原則的作用在於平衡效率和平等兩種價值，給人們之間的不平等劃出界限。對於人們的社會合作來說，某一限度內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可能是有益的，可以增進所有社會階層、尤其是社會中的弱勢階層的最終獲得。但是，當這種不平等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人們之間的關係就改變了，不再是互惠互利，而是剝削和欺壓。因此，差別原則的作用就是給出社會和經濟之不平等的限度，以最小受惠者期望的最大值為限。當不平等使得最小受惠者的期望開始下降的時候，這樣的不平等就是不公正的，就應該受到限制。當然，差別原則並不能單獨確定一種社會分配結構，還需要對權利、機會、義務和負擔進行進一步的規定。由此，羅爾斯還構建了「平等的自由」原則和「公平機會的平等原則」。羅爾斯認為，在進行制度安排時，我們必須首先保證所有人的權利平等，接着保證機會平等，最後再滿足差別原則，使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安排有利於社會中的最小受惠者。
第四，在當代政治哲學研究中，自由至上主義者提出了分配公正的資格原則。資格原則是賦予「所有權」以優先地位的分配學說。這一派別的代表人物是羅伯特·諾奇克（Robert Nozick），他在繼承古典自由主義最小國家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持有正義」理論。[④]這一理論的基礎是「自我所有權」理論，即認為人們對於自己的勞動成果擁有絕對的、不容侵犯的權利。人們在自由市場中憑藉通過勞動而獲得的財產進行交換，這是一種程序正義，不應該受到任何干涉。由此，諾奇克反對通過再分配對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人們進行援助，認為這樣的分配政策都會侵犯人們的「自我所有權」。
另一派自由至上主義者，雖然也堅持不受侵犯的私有權，但是卻提出了許多左傾的政治主張，被稱為左派自由至上主義者。（諾奇克被稱為右派自由至上主義者）左派自由至上主義者的主要代表有希爾·斯坦納（Hillel Steiner）、菲利普·凡·帕里斯（Philippe VanParijs）、彼得·瓦倫丁（Peter Vallentyne）、邁克爾·大冢（Michael Otsuka），以及伊恩·卡特（Ian Carter）。他們認為，勞動雖然屬於每個人自己所有，但是土地和自然資源並非人們的勞動成果，所有人應共同享有世界上的土地和自然資源。所以，當某些人私自占有某一塊土地以及土地上所富含的自然資源時，就應該上繳「土地稅」或「資源稅」，以補償其他人因其占有而遭受的損失。由此，基於「所有權」理論的資格原則呈現出「左」「右」兩種不同的路徑，右派自由之上主義者反對任何稅收，而左派自由至上主義者則支持財產稅和遺產稅。
第五，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批評和繼承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資源平等理論。在政治理論光譜中，德沃金與羅爾斯同屬自由主義的中左派。但是，德沃金對羅爾斯的分配公正理論也有很深刻的批評。他認為羅爾斯在考慮社會分配問題時，沒有體現出個人的選擇和努力對於分配結果所發揮的作用。德沃金提出了「鈍於稟賦，敏於志向」的分配目標，想要建立一種將人們所擁有的資源平等化，而僅依據每個人的選擇和努力進行分配的公正理論。德沃金將人的自然稟賦看作是「人格資源」，而人們所處的社會境況則屬於「非人格資源」。德沃金認為，當一個人降生在這個世界上，他的自然稟賦和社會境況都是既定的，這些因素與他自身的努力和選擇無關。因此，社會分配製度的應該排除掉這些不平等的因素，而僅僅體現人們自己的選擇和努力。對於那些在自然稟賦或社會境況方面處於劣勢的社會成員，例如：天生愚鈍者，或出身貧寒者，應通過稅收等再分配機制予以補償。
德沃金的分配理論在英美學術界頗具影響，大批學者開始討論和發展「鈍於稟賦，敏於志向」的分配理論。這些學者被伊麗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稱為「運氣均等主義者」，其中包括理查德·阿內遜（RichardArneson)、G. A.柯亨（G. A. Cohen）、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埃里克·拉克斯基（Eri Rakowski）、約翰·羅默（John E. Roemer）以及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Parijs），等等。[⑤]
第六、當代分配學說中的能力路徑是阿瑪蒂亞·森（Amatya Sen）、瑪莎·努斯鮑姆（Matha Nussbaum）和伊麗莎白·安德森共同推進的分配學說。他們認為，在考慮資源的分配問題時，不應從資源、福利、基本善等這些物質變量入手，而應關注人們的「可行能力」，關注人們是否能平等地實現健康、識字、參與公共事務，等各項基本功能。而資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也應以是否為人們「可行能力」的培養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和環境條件為依據。在分配目標上，森試圖實現人們在「可行能力」上的平等，而努斯鮑姆和安德森則將人們實現某一最低限度的「可行能力」之物質保障作為社會分配的目標。
第七、福利平等原則是功利主義思想在當代平等主義思潮下的一種轉變。這一分配原則要求分配給每個社會成員同等的「福利」。所謂「福利」，指的是理性偏好的滿足。福利平等原則受到德沃金的深刻批評，他認為，福利平等原則可能助長人們奢侈的愛好。因為，為了達到同樣的偏好滿足，社會必須分配給那些貪圖享樂的社會成員更多的公共資源，這是不公平的。為了回應德沃金的批評，理查德·阿內遜（Richard Aneson）將福利平等原則修正為「福利機會平等原則」，將個人責任的因素納入到社會分配的考慮之中。[⑥]
第八，應得原則要求根據某種應得之基礎來分配各種社會產品和資源。在當代討論中，西方學者提出了三種具有代表性的應得基礎：第一，大衛·米勒（David Miller）以及喬納森·賴利（Jonathan Riley）主張將「貢獻」作為應得的基礎，根據人們對於社會生產所貢獻的價值來進行分配。第二，沃伊切赫·薩杜爾斯基（Wojciech Sadurski）和希瑟·米爾恩（Heather Milne）提出將努力（effort）作為應得的基礎，根據人們在社會合作中所付出的努力來分配。第三，詹姆斯·迪克（James Dick）和朱利安·拉蒙特（Julian Lamont）主張社會分配應補償人們在社會合作中的花費，將花費作為應得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按勞分配」也是應得原則的一種，是主張將「勞動」作為應得之基礎的應得原則，要求依據人們的「勞動量」進行分配。應得原則受到的最大的批評來自羅爾斯和德沃金。他們認為，應得原則使得人們所獲得的利益受到許多自己無法控制的社會和自然因素的影響，在社會分配中混入了不公平的因素。羅爾斯和德沃金主張，人們與生俱來的自然和社會稟賦都是不應得的。這被稱為「反應得」（less desert）理論。
第九，「按需分配」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構想的人類進入共產主義之後全面應用的分配原則。在人類社會的現階段，人們應用「按需分配」原則對必需品進行分配，例如：基本的醫療服務、乾淨的飲用水和食物、基礎教育，等等。哈里·弗蘭克（Harry Frank）在「按需分配」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出「充足主義」（sufficientarianism）的分配理論，主張通過社會再分配機制，儘量多地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然而，當社會資源不足以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時，就出現了「優先」滿足誰的需要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帕菲特提出了分配公正的優先原則：將資源優先分配給那些最窮困、基本需要之滿足最為迫切的社會成員。[⑦]除了帕菲特之外，支持優先主義的當代學者還有邁克爾·大冢（Michael Otsuka）、拉比諾維奇（Rabinowicz），等等。
第十、上述各種分配公正理論雖然提出了不同的分配方案，但都只強調社會分配中的單一原則，被稱為一元分配正義。與一元分配正義相對的是「多元分配正義」。這種理論主張對於不同的社會益品應該應用不同的分配原則進行分配。多元分配正義學說最有影響的闡發者是邁克爾·沃爾澤（Micheal Walzer）。他認為，公正原則本身在形式上就是多元的，人們應該基於不同的理由、依據不同的程序、通過不同的機構來分配不同的社會益品。沃爾澤將自己的正義理想稱為「複合平等」，這種平等追求的不是單一領域分配的平均，而是在各領域各種分配原則的獨立作用之下得到的各種分配結果的集合。同樣支持多元分配理論的還有英國的大衛·米勒（David Miller）。米勒認為，分配原則之所以應該是多元而不是一元，還因為在不同的分配「場域」中「人類關係的模式」不同。米勒將人類關係模式分為三種：「團結的社群成員」、「工具性的聯合體」、以及「平等的公民」，並且認為，這三種關係模式決定了對必需品依據「按需分配」原則分配，對優質的機會依據「應得原則」進行分配，對公民權利依據「平等原則」進行分配。
二、社會分配的制度
上述十種分配公正原則對於社會分配製度的建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國家制度層面，除了法治、民主等基本政治制度外，有許多根本性的制度是與社會分配緊密相關的，這些制度包括所有權制度、薪酬制度、稅收制度、福利制度、人才選拔制度，等等。這些社會制度的建構和運行深刻地塑造了人們的公共生活，成為每一個社會成員取用公共資源必須遵守的規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強調，「公正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⑧]。在羅爾斯看來，人們取用和分享公共資源的規則必須是公正的，是有利於各方的，而不是僅僅偏重任何一群人。下面，我將探討不同的公正原則與制度建構之間的關係。
（一）所有權制度
一個國家的所有權制度是分配製度的根本。因為，分清「你的」「我的」，釐清財產和收入的權利歸屬，這是進行社會分配的第一步。上述討論的第四種分配公正學說——資格理論——對所有權制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頗有成效的建構。資格理論的出發點是「自我所有權」，亦即，每個人對自己的「人身」（body）的所有權。從每個人對自己的所有權出發，資格理論家們推導出人們對自己勞動的所有權，再進而推導出人們對自己的勞動產品的所有權。資格理論為所有權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左派、右派爭論的焦點在於如何確定人們對於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右派自由至上主義者對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沒有進行明確的論證，只是假定人們對自己的勞動擁有所有權，並由此推出人們對自己的勞動產品擁有所有權。在這一推導中，洛克和諾奇克等右派自由至上主義者忽視了人們對自然資源是否擁有所有權這一問題。例如，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論述到，在勞動產品的生產過程中，「自然和土地只提供本身機會沒有價值的資料」[⑨]。顯然，勞動產品中不僅包含人的勞動，還不可避免地包含自然資源，而自然資源的歸屬問題將決定人們是否有權獲得勞動產品的全部價值。左派自由至上主義者正是敏銳地察覺到右派自由至上主義者對自然資源之所有權問題的含混其詞，而對右派的分配學說提出了批評。在斯坦納等左派自由至上主義者看來所有人對自然資源擁有平等的權利，應該取用平等的份額。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一些人取用了過多的自然資源（例如：一些人擁有大量的房產、土地、礦產，等等），這是不公平的，這樣的狀況應該通過分配製度的調整予以糾正。調整所有權結構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就是稅收。假設，政府徵收很高的累進制房產稅，那麼，許多人就會減持自己手裡的房產，這就將減輕人們對自然資源之占有的不平等狀況。由此看來，左派自由至上主義者通過對所有權問題的討論，為房產稅、土地稅、資源稅等稅收制度提供了論證。
值得注意的是，分配公正的資格理論不僅規定了有形物的所有權，還關注「無形物」的所有權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們對智力成果的所有權——知識產權。站在資格理論的立場，智力勞動成果中包含的是人們的智力勞動，幾乎沒有自然資源，因此，智力成果應該完全歸勞動者所有。這樣的推理為知識產權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值得注意的是，智力勞動成果與其他類型的產品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這就是：人們對智力勞動成果的取用不具有排他性。尤其是在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對於同一個智力勞動成果人們可以毫無妨礙地同時取用。在某些情況下，相較於知識產權保護，解除智力勞動成果的所有權能夠更大程度地推進公共福利。例如，一種救命的新藥被發明出來，公開這一新藥的研製方法將大大推進人類整體的福利。另外，智識產品的生產雖然通常不用取用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但是必須藉助已有的人類知識，而這些知識是屬於全人類共有的「智識公有物」，對於智識公有物的取用和再創造是否應遵循相應的規則？這些複雜的問題給知識產權制度帶來諸多爭議。而這也是社會分配製度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在激勵創新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推進公共福利。[⑩]
（二）稅收制度
在建構了明確的所有權制度的基礎上，公正的社會分配還要求通過稅收制度來推進公共福利、調節貧富差距。首先，在稅收的問題上，資格理論中的左派學者給出了非常具體的論證。他們從對自然資源之所有權的討論出發，主張對那些過多取用自然資源的社會成員收取累進制的資源稅，占用得越多，收的稅也越高。這些稅收通常以財產稅和遺產稅的形式出現。一些學者甚至主張，對超出一定限度的遺產收取沒收性的遺產稅，即：100%的遺產稅。[11]對於如何使用通過稅收所籌集的資金，一些左派自由至上主義者主張，以稅收籌集的款項為全體公民發放一種無差別的「基本收入」，以體現公民們對自然資源的平等權利，這種被稱為「基本收入制度」。[12]
第二，德沃金提出的資源平等理論也明確地論證了累進制的財產稅和個人所得稅。在德沃金看來，人們在自然資質和社會境況方面的不平等都是不應得的，應該通過社會制度的調整補足那些自然資質或社會境況較差的社會成員。具體的調節措施就是稅收：為了補足一些社會成員在社會境況方面的劣勢，應該收取累進制的財產稅；為了補足一些社會成員在自然資質方面的弱勢，應該收取累進制的個人所得稅。這些稅收都應該是累進制的，在自然資質和社會境況方面的優勢越大，「不應得」的優勢越多，繳納的稅款就應該越高。
第三，如前所述，在如何平衡效率和平等的問題上，羅爾斯提出的差別原則給出了精確的回答。反對重稅的理論家通常認為，稅收會打擊人們勞動和投資的積極性，會降低整個社會合作的效率，使社會生產的財富總量降低。差別原則的核心要義是：社會的再分配程度，應該以最小受惠者利益的最大化為限。也就是說，如果再分配程度太高，會削弱優勢群體勞動和投資的積極性，使得社會合作所產生的社會財富總量降低，並最終危及到弱勢群體的利益。相反，如果再分配程度太低，或者根本沒有再分配，那麼最小受惠者由於議價能力太低，在社會合作中的所得會很少。因此，到底應該如何設計以稅收為基礎的再分配製度？什麼限度的再分配最恰當？這就是羅爾斯提出的差別原則要回答的問題：以最小受惠者的期望為指標，稅收制度的設計應該使得最小受惠者的期望最大化。在這一問題上，功利主義的思路是不同的，功利主義的主旨是要把「社會益品」這張餅做到最大。因此，功利主義者通常會主張減稅，最大限度地支持自願交換，提高社會合作的效率，以生產出最大量的社會財富（用經濟學的指標來說就是GDP最大化）。當然，在當代平等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功利主義學說也轉變了其分配目標，延伸出福利平等的思想。
第四，福利平等理論的分配目標不再是社會福利總和的最大化，而是所有社會成員達到同等的福利水平。這一分配公正學說支持稅收制度發揮其再分配的功能，以補足那些福利水平較低的社會成員，縮小貧富差距，讓所有社會成員處於同一福利水平上。在這一點上，森所闡發的能力平等與福利平等是類似的，區別僅在於森關注的是「可行能力」的平等，而不是福利的平等。然而，「可行能力」的平等同樣需要通過稅收等再分配製度籌集資金為人們培養同等水平的「可行能力」提供物質條件。努斯鮑姆和安德森與森同屬能力主義的陣營，但她們所闡發的能力主義分配學說則主張確定一個可行能力的「門檻值」，而通過稅收籌集到的資金僅用於保證為這一門檻值的實現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而不是旨在達到「可行能力」的平等。除此而外，分配公正學說中的按需分配原則也同樣支持以稅收制度籌集資金，為人們提供在社會中維持一種「體面生活」並進行自我發展所必須的物質條件。
（三）社會保障體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國家只有在稅收制度的基礎上，才可能建構牢固的社會保障體系。稅收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資金來源。當然，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來源並不一定全都是稅收，有可能是通過保險機制來籌集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但是，除非保險是一種全民的強制性的保險，這種社會保障體制才可能為每一個公民提供生活保障。相反，如果保險不是強制性的保險，而是自願購買的商業保險，例如醫療、養老等商業保險，那麼這樣的保險只可能保護那些有能力購買保險的人。對於真正經不起生活的打擊，真正需要保護的窮人來說，他們是沒有閒錢購買保險的。而如果一種保險是強制性的，例如，許多國家的醫療保險，「交強險」，那它就帶有了稅收的性質。因為，「強制性」，正是稅收的一個根本特徵。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就將「政府發起的社會保障項目的繳費」稱為繼所得稅、資本稅和消費稅之後的第四種稅收。[13]
分配公正學說中的「按需分配」原則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理論基礎。支持按需分配原則的學者認為，對於每一個社會成員來說有三方面的基本需要是根本性的，必須通過國家的分配製度予以滿足。這三方面的需要是：生物學需要、體面生活的需要，以及自我發展的需要。「生物學需要」是人作為動物而生存下來的基本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物質條件。「體面生活的需要」是人之為人，能夠有尊嚴地生活，能夠體面地參與公共生活的基本需要，包括體面的着裝、體面的食物和居所、良好的公民教育，等等。「自我發展的需要」指的是每個人發展自身能力、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所需要的基本條件，包括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失業保險，等等。正是在「按需分配」原則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通過稅收等再分配製度籌集資金建構保護全民的安全網。這一安全網覆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等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舉集體之力保障所有社會成員的生物學需要、體面生活需要，以及自我發展的需要。一個社會通過稅收等再分配製度籌集到的公共資金越多，就越能建構牢固的、水平較高的安全網；相反，如果再分配力度不夠，籌集不到足夠的公共資金，那麼就無力建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也就無法通過分配製度的安排保證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在那樣的社會中，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建構中還存在着優先滿足哪一類人的基本需求的問題。是將有限的公共資源平均分配給所有社會成員，還是優先滿足距離「門檻值」（「門檻值」指的是劃定的基本需要之滿足的最低限度）較近的社會成員，還是優先滿足那些距離「門檻值」最遠的社會成員？在這個問題上，平等主義、優先主義和充足主義的觀點存在分歧。平等主義的觀點是將有限的資源平均分配給每一個社會成員，但這樣的做法有時候會造成資源的浪費。例如，如果有限的藥品只夠救助8個病人，那麼將這些藥品平均分配給10個病人則可能一個病人也救助不了，白白浪費了藥品資源。優先主義主張優先救助距離「門檻值」最遠的社會成員，這種資源分配方案考慮了人們之需要的「緊迫性」，但得到救助的人數最少。相反，充足主義主張優先救助距離「門檻值」最近的社會成員，這種資源分配方案沒有考慮人們之需要的「緊迫性」，但是能使最多的人得到救助。[14]總之，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設計取決於在特定文化和歷史背景下，通過人們的商議而達成共識的某種資源分配方案。
（四）薪酬制度
薪酬制度的設計也是與社會分配息息相關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有兩種分配公正學說做出了直接的論述。一種是主張放任自由市場的資格理論，另一種是主張「應得原則」的分配學說。在資格理論看來，一份工作得到多少錢的報酬，這應該由自由市場中的供需關係決定。因為「工資」不過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而價格應該由市場來決定。然而，在主張對自由市場進行監管和調控的理論家看來，「市場價格」並非是「公平價格」（just price）。由於普通勞動者的議價能力通常較低，在議價過程中處於劣勢地位，所以在自由市場中擁有更多資源的人獲利會更多。在這些理論家看來，如果一份全職的工作，其工資不足以維持一個人在社會中的體面生活，那麼如此低的工資就是不道德的，就是剝削[15]，應該通過分配製度的調整予以糾正。「最低工資制度」是調節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制度設計之一，羅爾斯的公平合作理論、德沃金的資源平等理論以及安德森的能力主義學說都對「最低工資制度」做出了哲學論證。與最低工資制度類似的還有對於「最長工作時間」的規定。「最低支持價格」制度的理論基礎也是類似的：相比於收購農產品的大公司，生產農產品的農民在議價過程中處於弱勢地位，市場價格往往偏向於大量收購農產品的企業主，因此為了糾正這種不公平的議價過程，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國家制定出農產品的「最低支持價格」。
「應得原則」也是薪酬制度設計中常用的分配公正原則。這一原則通常依據人們所做的貢獻、付出的勞動、或是花費的成本來確定一份工作的報酬。如上所述，「按勞分配」也是一種應得原則，其應得的基礎是「勞動量」，依據人們的勞動量進行分配。在應用「按勞分配」原則時應當注意的是，人們在不同行業的勞動形式是不同的，而不同形式的勞動之間通常很難進行比較。例如，一個程序員的勞動和一個快遞員的勞動就很難進行比較。而哪種勞動應得什麼水平的工資，通常與該種勞動所需的知識儲備、辛苦程度、具有相關技能的應聘者數量等因素相關。另一方面，在人們的收入中，除了勞動收入之外，還有一部分是投資收入。而且，對于越富有的人來說，投資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例越大。投資收入對於整個社會的分配格局的影響決不能被忽視，應納入到社會分配的整體規劃中來。然而，對於投資收入，是無法應用「按勞分配」原則予以分析的，只能應用前述資格理論主張的自由市場原則，以及羅爾斯闡述的公平合作理論進行分析。簡單來說，擁有巨大資本的社會成員在社會合作的議價過程中處於優勢地位，他們能夠憑藉手中的資本獲得更多的財富（例如，擁有1億資產的投資者，每年至少能從其資產中獲利300萬元，而這些都並非是勞動收入），而這種優勢地位與他們自身的努力並不想干，是不應得的。因此，應該通過稅收等再分配手段削弱這種不公平的優勢地位，對資本徵稅等都是應有的制度措施。[16]
（四）人才選拔制度
如上所述，社會分配不僅包括對物質性社會益品的分配，還包括對各種優質機會的分配。這些機會廣泛地存在於教育、工作以及各種比賽和評比當中，決定着每個人在社會競爭中可能達到的高度。因此，一個國家的人才選拔制度、工作分配製度、以及各部門、各單位的晉升制度都是重要的社會分配製度。對各種機會的分配都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機會平等」。在當代政治哲學討論中，機會平等呈現出三種含義：前途向才能開放，公平機會的平等，以及「敏於志向、鈍於稟賦」。「前途向才能開放」的機會平等指的是機會應該給予具有相應才能的人。這一理解與始自亞里士多的「應得原則」是一致的。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社會資源應該依據人們的「美德」（virtue）進行分配。[17]在古希臘的語境中，所謂「美德」指的是人們在某一方面的「卓越」，具有相應的才能。因此，「前途向才能開放」與「應得原則」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是符合人們道德直覺的分配原則。當然，「應得原則」的應用並不局限於對於機會的分配，還廣泛地存在於對物質性資源的分配，尤其是上述提到的關於工資制度的設計。「公平機會的平等」是羅爾斯提出的機會平等原則，指的是對機會的分配應保證具有同等自然資質、同樣志向的社會成員有同等的教育和成功前景。「敏於志向、鈍於稟賦」是德沃金的資源平等理論的分配原則。在機會平等的問題上，德沃金主張自然和社會的不平等是不應得的，公平的社會競爭應該將機會給予那些做出較優選擇並且加倍努力的社會成員。
我們可以這樣來比較這三種機會平等：一個人在社會競爭中最終所處的位置受三個因素的影響：自然資質、社會境況、個人的選擇和努力。那麼，「前途向才能開放」的機會平等對這三個因素都是敏感的。也就是說，當一個具有相應才能的人獲得相應的機會時，他有可能得益於自己的天賦，或者是較優的社會境況，也可能是由於自己的志向和努力。在羅爾斯和德沃金看來，這種機會平等將不公平的因素（自然的或社會的）混入到競爭當中，不足以實現實質性的機會平等。因此，羅爾斯的「公平機會的平等」原則主張排除掉社會境況的因素，使得天賦相當的人只要付出了同樣的努力，就能達到同等的競爭結果，而無論他出生於什麼樣的家庭，也無論他生活在什麼地方（農村還是城市）。而德沃金的機會平等觀念則更進一步，要求社會競爭的規則不僅要排除掉社會因素，還要排除掉自然因素，使得人們的競爭結果僅僅與個人因素相關。這三種不同的機會平等理論論證了不同的人才選拔制度。對於「前途向才能開放」的機會平等觀來說，要求人才選拔有統一的評判標準（例如：高考），這一標準只於人們的「才能」相關，而與其他因素（例如，性別、出身、宗教、種族，等等）無關。誰在這一標準中得分最高，誰就將獲得最優質的機會。「公平機會的平等原則」要求在統一的評判標準的基礎上，對社會境況較差的社會成員予以優待政策，例如：在升學考試中增加貧困地區的錄取名額，加大貧困地區的教育投入、增強師資力量，等等。德沃金所提出的「敏於志向、鈍於稟賦」的機會平等觀則強調對自然資質較差的社會成員的補助。這種補助包括為他們提供免費的特殊教育，等等。
如上所述，分配公正的各種原則深刻地塑造了所有權制度、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薪酬制度、人才選拔制度等各種社會分配製度。我們不難發現，在不同的分配領域，不同的分配原則發揮着根本性的作用。例如，對於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按需分配」原則是制度建設的理論基礎；對於各種機會的分配，「應得原則」、「公平機會的平等原則」等分配原則發揮着重要作用；而對於自由市場中流通的物質產品的分配，則通常是由資格原則決定的。如此看來，似乎正如沃爾澤所說，每一種分配原則都有其自身的「場域」，依據某一「益品」的價值和意義而對其進行分配。這正是沃爾澤提出「多元分配正義」學說的出發點。在沃爾澤提出多元分配正義學說之後，理論界一直存在着一元分配正義與多元分配正義之間的爭論。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18]、理查德·阿內遜（Richard Arneson）[19]等學者都對多元分配公正提出了質疑。值得注意的是，羅爾斯在發展自己的正義學說時，也討論過「一元」與「多元」的問題。[20]羅爾斯將「按需分配」、「按勞分配」等分配原則稱為常識性準則，並強調常識性準則是從屬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分配原則。在羅爾斯看來，他的正義兩原則與常識性準則之間並不是矛盾的，只是兩類原則處於不同的層次而已。羅爾斯的正義兩原則是對社會基本結構的規定，是更高層次的公正原則，而沃爾澤所說的按需分配、按貢獻分配、按努力分配等分配原則屬於羅爾斯所說的「常識性分配正義準則」。最高公正原則是一元的，而具體領域的分配原則卻可能是多元的，這兩種學說並不矛盾。借鑑羅爾斯的觀點，在社會分配製度的建構中，羅爾斯提出的正義兩原則是對包含所有社會分配製度在內的社會基本結構的規定，而「按需分配」、「應得原則」、「資格原則」等其他分配原則是對所有權制度、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薪酬制度、人才選拔制度等具體分配製度的規定。
三、分配公正的程序正義之維
始自羅爾斯的當代分配公正研究區別於以往公正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對「程序正義」的強調。程序正義是一種與結果正義相對的概念。支持程序正義的學者主張，任何做出集體決策的程序（不論這一決策事關個人的司法審判、還是對於公共益品的分配）都應該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則，例如：平等、尊重、公開、避嫌等等，而且對於此程序是否是正當的判斷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對於程序的結果是否正當的判斷。如果一種程序並不符合相應的道德標準，那麼這樣的程序就可能是不公正的程序，不能稱為程序正義。舉例說明，如果一個老師參與高考改卷工作，同時其親屬也參加了考試，那這樣的考試改卷程序就有不公正的嫌疑，不具備程序正義。
在分配公正研究中，程序正義在三個層面上發揮着重要作用。一是，公正原則的推導過程必須符合程序正義。二是，公正原則本身構成對社會益品進行分配的程序正義。三是，分配製度的建構過程必須符合程序正義。
首先，當代學者對於公正原則的推導都非常強調推理過程的程序正義。這一哲學風格始於羅爾斯。羅爾斯採用社會契約論的論證框架推導正義的兩原則。他在傳統社會契約論者所論述的「自然狀態」的基礎上進一步抽象，構建了一個更為公平的簽約狀態——原初狀態。與傳統的「自然狀態」相比，原初狀態多了「無知之幕」這一理論設計：商議和制定分配原則的人們在「無知之幕」後面，不知道自己的性別、財富狀況、所屬階層、善觀念、心理偏好等諸多信息，這使得他們無法將原則剪裁地適合於自己的利益。在羅爾斯的構想中，原初狀態是一個「純粹程序正義」[21]，亦即，從「原初狀態」中推導出來的原則都是公正的，這一程序本身保證了公正原則之內容的正當，而無須依據獨立於程序之外的原則判斷推導出的原則是否正義。這也正是羅爾斯將自己的公正學說稱為「作為公平的正義」的根本原因，其含義是，從「公平」的原初狀態中推導出來的原則是「正義」的。
德沃金的資源平等原則的推導也嚴格地遵守了程序正義，這一程序就是「荒島實驗」。德沃金構想了一個所有人同時到達一個擁有各種資源的荒島上。由於這些資源並非其中任何人的勞動成果，所有人對所有資源擁有平等的權利，這是一個推導出分配公正原則的理想的理論起點。在「荒島實驗」中，為了讓人們能夠平等的分享島上所有的自然資源，德沃金構想了「等貨幣量的拍賣」：先分給每個人等量的「貨幣」（比如：一百個貝殼），然後，人們用自己手裡的貨幣參加一場「拍賣」。每一種物品都將以能夠清空該物品的最高價格被拍賣。拍賣的最終結果將是：每個人都以等量的貨幣購買到了自己想要的一組物品，沒有人會情願要別人的一組物品而非自己的一組。也就是說，沒有人會「妒忌」其他人的所得。德沃金將這稱為「妒忌測試」（envy test），這一測試標誌着社會分配是否達到資源平等的目標。然而「拍賣」只解決了「非人格資源」的分配問題，人們不再嫉妒別人手裡的東西，但有可能嫉妒別人的「天賦」。為了解決「人格資源」的不平等問題，德沃金在「拍賣」的基礎上增加了「虛擬保險」這一程序，亦即，人們在參加「拍賣」之前，先拿出一部分錢購買針對自然資質較差的保險。通過這一保險，那些自然資質較差的人將得到賠付，而自然資質較好的人則將負擔賠付的費用。如此一來，人們不僅在「非人格資源」上實現了平等，也對「人格資源」較差的社會成員給予了相應的補償。德沃金公正學說的論證框架也是契約論，從一個理論假設的公平起點（荒島實驗）出發，一步步推導出應然的分配公正原則，這正是程序正義的要意。當然，在現實生活中「等貨幣量的拍賣」和「虛擬保險」都是不存在的，這些思想實驗的意義在於解釋在一種假想的公平條件下人們會採用什麼樣的分配原則。在現實世界中，「拍賣」和「保險」轉變為強制性的稅收，而稅收制度的設計正是以公平條件下推導出來的公正原則為基礎的。
分配公正學說中其他的分配原則也都是從符合人們道德直覺的某個理論起點開始，進行符合邏輯的推導，總體上都遵循了程序正義的要求。例如：平均原則，從「人人平等」的道德原則出發推導出人們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絕對平均；福利平等和能力平等原則也是從「人人平等」出發，只是對平等分配的理解不同，推導出不同的分配原則；按需分配，從「滿足人們生活的基本需求」這一理論起點出發，推導出社會對必需品的分配原則；應得原則，從「給予有較優表現的人以優質的資源」出發，推導出機會、榮譽、酬勞等社會益品的分配規則；沃爾澤的多元分配理論從「每一種分配原則有自己的『場域』」出發推導出多元分配原則；等等。雖然這些理論推導沒有像羅爾斯那樣給出理論推導的「純粹程序正義」，但也都遵循了相應的推理邏輯。
第二，諾奇克的資格理論充分地體現了程序正義發揮作用的第二個領域。在諾奇克的公正學說中，三條正義原則構成了一個對所有社會益品進行分配的嚴格的純粹程序正義。諾奇克將人們在社會合作中最終應當持有什麼，視作一個純粹程序正義的結果。諾奇克認為，通過公正的步驟從公正的狀態中產生的任何東西自身都是公正的。基於這一理解，諾奇克將自己的公正學說稱為「持有正義」（Justice of holdings），並將其闡述為三個原則：持有的獲取原則，持有的轉讓原則，以及對違反前兩個原則的矯正。對於「持有的獲取」，諾奇克借鑑了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對於「勞動獲取理論」的經典論述，亦即一個人付出的勞動使其對無主物的持有具有資格。對於「持有的轉讓」原則，諾奇克基本上是將「自願的交換」作為正義的轉讓原則，這其中既包括市場上的自由交易，也包括朋友之間的禮物饋贈，以及遺贈、慈善，等等。至於第三條「持有的矯正」原則，諾奇克只是提出了對違反前兩條原則的情況要進行「矯正」這一觀點，但對於如何矯正，以及應該從當前的不公正追溯到哪個時刻的不公正，諾奇克都沒有進行深入具體的分析。這一點可算是諾奇克持有正義理論中最薄弱之處。在諾奇克看來，持有正義的三條原則構成了社會分配的純粹程序正義，只要這三條原則得到遵循、反覆應用，人們手裡的東西就是正當獲取的，而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社會分配就是公正的。
羅爾斯的公正學說也試圖將整個社會分配的過程設計成一個「純粹程序正義」，這個程序就是「公平競爭」。在羅爾斯的構想中，如果第二條正義原則的第二部分——公平機會的平等原則，能夠得到一以貫之的執行，那麼人們對資源的競爭就是公平的。人們應該無條件地接受公平競爭的結果，而無須對其進行修正，無論這一結果是有關物質利益的分配還是有關各種機會的獲取。因為，在這樣的競爭中，所有具有同等自然資質、同樣志向的社會成員都有同等的教育和成功前景。羅爾斯論述到，「公平機會原則的作用是要保證合作體系作為一種純粹的程序正義。」[22]然而，羅爾斯注意到，在家庭制廣泛存在的情況下，公平機會的平等原則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執行的。因為，家庭教育的差別必然將不應得的不平等帶入到人們的競爭當中。例如，城市裡大學老師的孩子與鄉村的留守兒童，即使他們接受同等好的學校教育、有同等好的自然資質，由於家庭教育的巨大懸殊，鄉村的留守兒童通常會在社會競爭中處於弱勢。而且，公平機會的平等原則只能排除社會的偶然因素對社會分配的影響，並不能排除自然的偶然因素（例如天賦）對社會分配的影響。[23]因此，羅爾斯在其正義理論中引入了對社會競爭結果進行最終調節的差別原則。這一原則要求，因自然的偶然因素而導致的競爭結果的不平等要以保證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為限。
第三，程序正義發揮關鍵作用的第三個領域是在制度建構的過程中。羅爾斯將從推導公正原則到最終形成政治制度的過程構想為四個階段：在原初狀態中選擇公正原則、制憲會議、立法階段、執法與守法。分配製度的構建涉及的主要是「制憲會議」和「立法階段」。我們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在推導出分配公正的原則之後，為什麼不是直接進入分配製度的「立法階段」？「制憲會議」的作用何在？事實上，「制憲會議」的作用就在於確定分配製度立法的「程序正義」。也就是說，必須首先在廣泛參與和平等商議的情況下訂立出立法的恰當程序——憲法，才能進入具體的「立法階段」。「制憲會議」的必要性體現的正是程序正義的重要性。在羅爾斯的構想中，制憲會議和立法階段這兩個步驟處理的是社會結構的不同部分。在制憲會議階段人們的主要任務是制定能夠保證個人的基本自由、良心和思想自由的政治程序，以確定人們作為平等公民的地位。達到了這些目的的制憲會議就實現了政治正義。因此，制憲會議主要是對公正的第一條原則「平等的自由」的應用。在立法階段，公正的第二條原則（尤其是差別原則）發揮了作用，「它表明社會、經濟政策的目的是在的機會均等和維持平等自由的條件下，最大程度地提高最少獲利者的長遠預期。」[24]同時，由於第一條公正原則優先於第二條公正原則；因此，制憲會議優先於立法階段。這種優先不僅是在時間意義上的優先，而且意味着，所有的立法過程都必須受到憲法的限制。對於社會分配來說，所有分配製度的立法都必須具備程序正義的特徵，都必須在廣泛參與和民主監督的程序下進行。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建立公正的社會分配製度。公正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也是中西方政治制度應遵循的共同價值。共同富裕的實現依賴於公正的分配製度的構建。當代政治哲學中的分配公正研究從公正原則出發，規範分配製度的建構。分配公正的知識譜系正是構建公正的分配製度的學理基礎。首先，要實現共同富裕就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的差別原則就深入討論了這一問題。在羅爾斯看來，效率與公平並不總是矛盾的，如果經濟增長的成果能同時惠及社會中的低收入階層，使得他們的生活前景得到最大限度的改善；那麼，效率和公平就是一致的，就不需要為了公平而犧牲效率。相反，當經濟增長並沒有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前景，甚至加劇了他們的貧困，這時就必須優先滿足公平而部分地犧牲效率。第二，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規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相關制度。在當代分配公正研究中，學者們對應得原則的討論有助於人們設計出更為公平的薪酬制度，這將有助於維護一次分配的公平。除此而外，市場原則也在薪酬制度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但市場原則的過度應用可能會導致一次分配的不公，甚至使得某些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在當代分配公正研究中學者們「最低工資」「最長工作時間」等限制市場的制度設計進行了論證。這些研究也有助於建構更為公平的一次分配製度。對於以稅收制度為核心的二次分配，自由至上主義左派以及德沃金的資源平等理論都對房產稅、遺產稅、個人所得稅等進行了深入的論證。對於以慈善為主的三次分配製度，諾奇克等學者的學說也有深入討論。第三，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建立醫療、教育、社保等公共資源的分配規則，而當代學者對按需分配原則的深入討論為這些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提供了借鑑。支持「按需分配」的充足主義者認為，對於維持人們基本生活的物質資源，應該依據人們的需要進行分配。這一原則可作為分配醫療資源、教育資源、社保資源的指導性原則。將公共資源分配給真正需要它們的人，以保障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因此，在批評的基礎上借鑑當代分配公正研究的豐碩成果，有助於在制度設計中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有助於設計出兼顧一次、二次和三次分配的公正的分配製度，也有助於建構公眾認可的分配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資源的分配規則。
綜上所述，分配公正研究是覆蓋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從原則到制度、從制度到政策，分配公正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規範所有社會益品的分配，實現分配公正。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了大量的共同財富。如何更好地共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通過分配製度的設計真正提高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品，這正是目前的制度建設面對的重大問題。釐清分配公正的原則，在批評西方分配學說的基礎上為社會主義分配製度的建構出謀劃策，這正是中國學者理應做出的智識貢獻。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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