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習社 - 許倬雲：清朝閉關恰在「盛世」始－鑽石舞台

文｜許倬雲

來源丨國家人文歷史

乾隆時期，來自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但由於中英兩國各自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的差異，這次外交活動並沒有取得很大的成果。

如前所述，清帝國既以強大征服者的姿態，擁有暴力統治的基礎，又根據中國傳統皇權，馴服了中國的文化精英。在這種背景之下，大清時代的文化活動，毋寧說也是在皇權掌握之下；康、雍、乾三代，朝廷發動的文化活動，一部分是壓制明代開始的王陽明心學傳統；另一部分，則是嚴防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清運動。

明末清初，中國讀書人發展了自由心態以及對過去的檢討，例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所主張的政治改革和顧炎武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批判——凡此，清朝政權都不願發生。

反清的民族主義，例如王船山的《讀通鑑論》和呂留良等人主張的復明運動，當然更受到強力的排斥和壓制。清朝皇室一方面以修明史的名義，抓住對明清遞換之際的歷史解釋權，取締民間修撰的明史稿，發動大規模的文字獄，嚇阻漢人再作同樣的嘗試。

另一方面，政府主動編撰大型的叢書，例如《四庫全書》，以這個方式選擇性地排斥不利於「夷狄」的記載。這些大型的編撰工作，發動了大量學術精英參與，藉此將這些儒生籠絡於政府掌握之下。

乾、嘉以後，樸學大興，儒生的精力都集中在考證和校勘，致力使經典回歸原來的面貌。這一活動，在好的角度說，是排除後世對古代經典的扭曲和遺落；換一個角度，回歸經典原貌的努力成為學術主流，而對於經典的闡釋，就無人再作努力。

經典的意義永遠保留在原典狀態，不再有因時俱進的解釋和開展。經典固定了，不斷更新經典意義的活力也就喪失了。儒家經典只停留在朱學的解釋，也就是倫常綱紀的意義，對於統治者而說，最有利於肯定忠君思想和倫理觀念。

文化成就由邊緣人物創造

經過清初百餘年皇權的強力干預，中國的儒生都成為俯首從命的書呆子。明代留下的經世傳統，只存在於顏元、李塨的實用之學。漢代今文學派以下，對於宇宙論和歷史發展論的解釋，只是不絕如縷而已。儒家傳統的結晶化，也就是僵化，持續到晚清，恰當中國面臨文化危機的時候。

中國文化缺少開展的活力將近二百年之久。這一特色，可以見之「四王」的作品缺乏創造性。又例如，清代的瓷器和家具，多姿多彩而煩瑣，失去了明代青花瓷和家具那種素雅的藝術風格。在主流以外的藝術圈，例如「揚州八怪」等人，卻發展了一些新鮮的主題和風格。

在文學和表演藝術層面，清朝時的成就乃是小說和京劇，兩者都是主流以外的邊緣人物創造的成就。文學領域，民間說書人為小說提供素材，而且由此創作了一些長篇著作。

曹雪芹當然不是民間的說書人，但是他也不屬於當時文化界的主流。現在成為中國傳統舞台藝術重要形態的京劇，乃是一批徽班演員，擷取了崑曲、漢劇等等地方戲曲的精華，綜合為複雜而優美的舞台藝術。

凡此例證都證明，政治力量的高壓與收買，固然馴服了文化精英群，那些邊緣地帶的人物，卻還是可以在夾縫中脫穎而出，對於文化的轉型和發展做出重大的貢獻。

文化傳統主流的儒學，已經僵化；一些民間的宗教活動，從邊緣出發，掌握了基層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最值得注意者，乃是根據中亞傳來啟示性信仰而發展的白蓮教。

這一個教派，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民間道教、佛教和摩尼教。在元代末年，最大的一支抗元武力，就是明教的教徒。在明代，明教潛伏在民間，逐漸轉化，成為白蓮教。乾、嘉時代，白蓮教活動從川楚到山東、山西，範圍廣大，活動頻繁，甚至曾經一度攻入紫禁城；在各處的起事，也是前仆後繼，成為當時主要的內亂之一。

最大一個宗教性的活動，則是咸豐時代的太平天國。這一個冒充基督教的民間運動，實際上也是民間教派的活動，而且加上反清復漢的族群意識。到清代快終了時，義和團的活動，則將族群意識的箭頭，轉向於反對西方力量；義和團本身的意識形態和組織方式，仍舊是中國民間教派活動的傳統一脈。這幾次大規模的變亂，可說是因為主流文化的儒家留下了一片空白，無法滿足一般平民的精神需求，才由民間的教派活動填補了空缺。

西方的影響逐漸淡化

在文化精英群已經失去活力時，他們對於本國的文化，只是墨守成規。對於外來的文化，則因為自己沒有信心，也就不能開放胸襟，接受新的挑戰。明代西方文化初入中國，有一批中國學者，例如，徐光啟、李之藻等人，願意和西方來的學者對話；方以智更是從西方文化的啟示上，發展一些可以融合中西的想法。

在清朝，西方的影響卻逐漸淡化，胸襟最開闊的康熙，自己也從西方傳教士學習西方數學；但是，同一個康熙，為了大禮的爭議，將西方傳教活動實質上停止了。這些西方教士，從此只能在欽天監工作，因為西方的天文學，畢竟比中國傳統天文學和中東傳來的阿拉伯天文學更為精確。

政府限制教士們只能在首都附近活動；他們也沒有機會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接觸來往。

甚至於在武備方面，清朝也採取保守態度，不再使用和發展西方的火器。如前所述，在清軍入關前後，明、清交戰雙方，都曾使用火器。替清軍做前鋒的漢軍部隊，一路征戰，使用銃炮，勢如破竹。

在康、雍、乾三代，向北方和西方擴張時，清軍使用過大量的火器，其中很多是開國時漢軍部隊留下的武備。幾次大戰役，這些火器幾乎消耗淨盡了。在乾隆時代，進攻大、小金川，清軍已不見重裝備，全靠火槍作戰。然而，乾隆認為，滿洲武勇是以騎射為長，不應該數典忘祖，放下自己的傳統。清早期三代以後，中國沒有再出現製造和修理火器的兵工廠。

直到清末，洋務運動時，才重新接上發展火器的傳統。清初，17、18世紀時，西方正是民族國家逐漸興起，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以發展武備為要件。17世紀初期的槍炮，和當時中國使用的火器，精密程度相差不遠。到了18世紀初，中國沒有再發展，歐洲的軍火技術卻已經突飛猛進。單以火槍而論，從點火線的「銃」，已經發展成用撞針敲擊子彈發射的步槍。乾隆時代，英國訪問中國的代表團，回國時的報告稱中國是個沒有國防軍備的國家。果然，在鴉片戰爭時，廣州虎門炮台上，只有三藩之亂時候的「紅衣大炮」，對方則是當時最先進的海軍炮！

結束的開始

自從蒙古打通了東、西之間的海陸信道，歐亞大陸上知識的傳播相當流暢。中國的許多傳統工藝，例如，瓷器的燒釉，毛絲織品的混紡技術，甚至於傳統中藥的藥材，都有相當多的改變。

康、雍、乾三代以後，中國的工藝，基本上停滯不動。明末，西洋「水法」傳入中國，水壓噴泉和流水，也用來作為庭園和灌溉的設施。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其建築的方式，包括格局和上述水法，都有西方的影響。

清代中葉以後，中國的建築技術，不再容納西方的方法和觀念。

文化的閉關，恰是在清代「盛世」之時開始；到了清末，中國必須接受西方的文化時，從元明以來到清初的西方影響，都已經湮沒不彰。不僅文化閉關，實際上所謂「盛世」，乃是文化活力的消沉。

整個清代，除了皇室宮殿、庭園以外，中國沒有大規模的公共工程。那些規模巨大的工程，主要只有防止黃河泛濫的河工，和保持漕運暢通的運河工程。中國傳統上，築路、開河、國防防禦工程等等，都未見進行。明末，已經有相當不錯的海船造船技術，自從清政府接收台灣以後，中國不再能製造遠洋的大船。凡此現象，都顯示清政權只是以威權統治中國，從來沒想到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開張和發展——這也許真的是結束的開始（beginning of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