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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第一次去柬埔寨的時候,旅行團的導遊是一位華裔。他在給我們講到紅色高棉的時候痛哭流涕。因為他幾乎是他們家族在那個時代唯一倖存下來的人。如同一場颶風從柬埔寨大地上肆虐而過的紅色高棉,雖然只是統治了很短的時間,但是它給柬埔寨留下了一片廢墟:連續不斷的暴力、政治紛爭、腐敗和脆弱的「遺產」。
事實上,紅色高棉歷史的複雜程度超過了許多人的想象。柬埔寨人權聯盟主席凱克·加拉布呂在2004年表示:「審判紅色高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願望。」所以,這是一場遲來而且代價巨大的審判。
對紅色高棉的審判撕開了柬埔寨的歷史傷口。那是一段沒有人願意回憶的歷史。現在,柬埔寨城市街頭隨處可見關於紅色高棉歷史的書籍和音像製品,其中包括2003年柬埔寨導演潘禮德(Rithy Pann)與那場災難的倖存者和當時的獄卒合作拍攝的影片《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這篇文章原載於鳳凰資訊。了解歷史是為了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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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0日,由聯合國和柬埔寨組建的紅色高棉特別法庭開庭,此前已有五位前紅色高棉領導人被收押候審,並被以反人類罪起訴。儘管首次開審的只是柬版蓋世太保、S-21監獄負責人康克由的保釋申請,儘管法庭在技術和政治問題上還存在很多爭議,但對柬埔寨人而言,這場遲到了三十多年的正義審判實在不能再耽擱了,他們必須與時間賽跑,才趕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審判者們奔往墳墓的速度。
三十多年前,紅色高棉領導人為了實現其構建的烏托邦式革命理想國,強行將舉國民眾拉上了戰車,硬是在佛教盛行的柬埔寨,通過大屠殺、飢餓和過度勞動等暴力和非暴力的虐民政策,締造了一個人間煉獄。
儘管大屠殺紀念館和遍布全國的兩萬多個群體性墳冢是其血債纍纍的鐵證,但是因為紅色高棉極其隱秘的施政政策、執政期間國家的閉關鎖國以及其壽命的過於短暫,這段血腥的歷史沒有系統的檔案,使後人只能通過難民的陳述、西方記者的採訪、學者的調查以及新政府整理公布的資料來還原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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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類所有的滅絕運動一樣,紅色高棉的罪孽也是從冠冕堂皇的社會運動起步的。早在柬埔寨還處在法國殖民統治中時,紅色高棉領導人已經在醞釀這場運動了。當時在法國留學的波爾布特結識了喬森潘、謝農和英薩利等人,受反殖民情結和法國左翼思潮驅動,他們開始籌劃革命理想。從事無線電專業學習的喬森潘在1959年苦心孤詣出一篇論文聲稱要用農業集體化社會終結傳統的封建主義和階級結構。
1975年紅色高棉在成功實踐了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實現了奪權之後,迅速開始了革命試驗。4月17日,革命軍進入首都金邊後馬上推行「反對吃閒飯運動」,軍隊恐嚇市民說美軍轟炸在即,市民必須立刻啟程到農村避難,三天後方可回家。而如此大規模的遷移事先沒有任何物質準備,隨後貨幣和商品買賣被廢止,於是金邊人隨身攜帶的貨幣只能充作手紙。有「東方巴黎」美譽的金邊一天之內成了空城。實際上這是一個清洗城市的陰謀,也是締造純潔的農業社會的開始。在他們的政治構想中,城市是滋生資本主義的罪惡之地,而「金邊就是湄公河的妓女」,要構建理想社會,所有國民必須在農村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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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紅色高棉實行與過去一切決裂的政策,不但紀元從元年開始,還廢除宗教、醫院、學校、法律、貨幣、郵電通信甚至家庭,連基本的以物易物也被禁止,在農村合作社裡,人們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生活都被組織安排得「井然有序」。為了實現無產階級農民對資產階級市民的專政,紅色高棉建立了一套類似南亞種姓制度的社會管理體制,把從城市遷移到農村的市民劃為「4月17日人」,是被改造者。而叢林根據地地區的農民被劃作「舊人」,是改造者,由後者實施對前者的監督教育。但後者的權利也只是精神上的,在組織的恢恢天網中,他們同樣要忍受過度勞作和飢餓的折磨,他們同樣對自己所有的一切沒有話語權。
以颶風般的速度安頓好市民後,紅色高棉立刻着手改造舊政府官員、軍人以及專業技術人員、知識分子和僧侶,他們認為,這批人是新社會的毒瘤,且不易改造,必須從肉體上予以清除。紅色高棉在全國建立了嚴密的監視網,宣稱「革命組織有像菠蘿那麼多的眼睛」,依靠監視網和軍隊,進行了大規模清洗,連戴眼鏡的人都被當作舊知識分子殺掉。最後全國只剩下不到10個包括醫生、技術工人在內的專業人才。1976年,當潛在的敵人先後被以肉體和精神方式改造成功後,波爾布特將目標轉向黨內,他說「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急需治療,於是大批黨內人員被血腥清洗。為適應波爾布特的定期搜索細菌計劃,康克由麾下的「奧斯威辛」S-21監獄在紅色高棉執政期間一直高速運轉,被抓到這裡的人都要被送至殺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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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高棉的革命試驗換來的是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迅速倒退,尤其是以生產大米為基調的農業國建設使物產豐饒的柬埔寨竟然滿足不了公眾的溫飽,飢餓、過度勞作造成了大量百姓的死亡。長期以來,該時期的死亡人數統計一直爭議很大,波爾布特臨死前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說是80萬,洪森政府公布的官方數據是70萬,而目前估算最高的是200多萬,耶魯大學大屠殺研究項目在對紅色高棉執政前後人口統計以及執政前連年內戰造成的傷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進行謹慎的研究後,認為死亡人數當在170萬左右,占該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製造如此國難的紅色高棉領導人卻依然在創造莊嚴的名字掩蓋自己的罪惡,波爾布特臨終前還認為自己「只是要鬥爭,不是要殺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喬森潘在被捕前還出版了自傳,極力為波爾布特等人辯解,聲稱他們是在尋求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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