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長期以來，南海聲索各方基於歷史權利、情感記憶與國際法規，就南海島礁主權、油氣資源開發與水域權利歸屬等問題展開了漫長而曲折的鬥爭。在持續緊張的南海局勢中，中國與東南亞聲索國各執一詞，危機衝突下的指責、憤怒等修辭與和平合作背景下的友誼、睦鄰等話語交織混合，構成一場「敘事戰爭」。其中，「南海島礁的主權不可分割」與「固有領土」等敘事逐步形成一種敘事模板，具有較強的話語慣性與敘事黏性。例如，中國將南海稱為「祖宗海」，以距今600多年的漁民手抄《更路簿》等文獻作為中國經略祖宗海的物證；越南教科書與主流媒體反覆宣傳，國家領土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南海爭端各方各執一詞，這種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敘事所呈現的主權想象、歷史記憶和身份認同相互碰撞，形成一種非物質性的話語衝突。

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領土完整的敘事話語與歷史記憶、民族情感直接關聯。如大衛·米勒（David Miller）所言：「居住在某一領土的人民形成了一個政治共同體。隨着時間的推移……就呈現了象徵的意義。」對於大多數領土爭端而言，各方爭奪的領土價值除了實際的物理實體，還會建構性地賦予爭端領土以歷史、文化與情感意義，甚至人為賦予的無形價值會遠超其實際有形價值，以至於領土完整的敘事表達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持有領土完整和不可分割觀念的國民會認為，即便是一個荒蕪無用的小島也「一點都不能少」，如果將其割讓給他國則會帶來情感上的痛苦。本研究試圖從政治敘事角度對南海爭端進行解釋：為何南海聲索方均將其聲索的南海島礁視為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這種不可分割的政治敘事，對爭端方的外交行為會產生何種影響？

敘事通過設置場景，將事件組織成因果關係，識別、刻畫主角並描繪他們之間的交流，最終將觀眾帶入有意義的世界。總體而言，南海地區國際秩序競爭涉及三個層次——基於規範、基於權力和基於規則的競爭，聲索國根據不同的關注點與標準將爭端議題劃分為不同訴求，進而容易引發敘事之爭。那些歷史上的棘手衝突通常會給有關各方造成嚴重的集體創傷，歷史敘事則塑造着各方的合法性。換言之，南海「固有領土」敘事是一個展示情感依戀和價值觀的記憶博物館，以話語創造權利邊界與集體想象。

（一）歷史記憶與「固有領土」敘事

實際上，「固有領土（inherent territory）」一詞在英語中並不常見，這個表達最早出現於日本與蘇聯「北方領土」問題中，並且逐漸運用於台灣問題、中日釣魚島問題與南海領土爭端。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寫到「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此後「固有領土」成為官方表達。在南海爭端中，「固有領土」是一種廣泛而強大的敘事力量。「固有」意味着爭議領土的歷史深度，甚至意味着與領土不可分離的天然情感或倫理關係。基於交錯複雜的歷史記憶，很難確定各方表達的「自古以來」到底指代的是何時。當歷史縱深足夠長，記憶糾紛也就足夠複雜，那麼南海水域和島礁歸屬也就更加敏感。換言之，「固有領土」與「神聖領土」等政治敘事能讓聽眾對某塊領地產生強烈的情感認同，增加排他性主權想象，從而也會展示不可讓步的自我中心主義，徹底否決對方的聲索合法性，讓妥協變得更加困難。

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重新界定了領海與公海的關係，在新體系中海洋分為若干管轄區域，即內水、領海、群島水域、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和公海。同時第279條加強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規定，要求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即「締約國之間關於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任何爭端，應以和平方法解決」。但南海聲索國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礁石、內水、大陸架、海灣和海表地貌的計算規定有不同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南海周邊國家對擁擠水域的競爭性劃分。有中國學者指出，中國敘事注重歷史原則，而國際法則過於強調規則而忽視歷史。中國通過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和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宣布對南海具有歷史權利。除了強調捍衛「主權」，2011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正式將「領土完整」列入國家「核心利益」。中國提出擱置爭議與維護大局的南海戰略思維，體現出戰略文化的道義性。

但不論如何，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南海「固有領土」的政治敘事與聲索國複雜的歷史記憶有關。由於南海歸屬的歷史文獻記錄存在相互矛盾之處，各方努力從歷史記憶中尋找有利於己的證據，在國內外建構出主權合法性的敘事，將南海建構成其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在南海爭端中，中國和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聲索國都發布了大量外交聲明。需要注意的是，東南亞國家的修辭角色和敘事烈度差異，折射出東盟內部的分歧。根據南海立場差異，可以將東盟國家區分為三類:

第一類，積極堅持主張的聲索國。菲律賓和越南一直是對南海聲索最積極、最活躍的東盟國家。在東盟平台之外，兩國也積極引入外部大國力量，企圖威懾和制衡中國。例如，越南憑藉與印度的傳統關係，在南海地區日漸加強與印度的安全合作，同時積極發展與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的軍事交流。菲律賓則依靠美菲軍事同盟，試圖藉助美國的支持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抗衡。菲律賓與越南往往借着危機，試圖污名化中國國際形象，指責中國言而無信。例如在2012年中菲黃岩島危機中，菲律賓媒體的南海報道大多集中在對中國「霸凌行為」的細節描述，展示出中國「拒絕國際法律和多邊談判的強硬形象」。而越南在2014年「981鑽井平台」危機中，也大量公布「中國大規模出動艦船、逮捕無辜漁民」的照片，煽動對立情緒。

第二類，相對溫和的南海當事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與文萊雖均是南海問題的當事國，在南海問題中有着不同層次的利益訴求，在敘事風格上與越南、菲律賓等國有明顯差異。例如，馬來西亞推動了中國—東盟對話機制的建設，並在中國—東盟南海問題對話過程中扮演着積極的角色。馬來西亞政府歷來反對在南海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以迫使中國讓步的做法，並強烈反對美國等區域外大國介入地區事務。在公開場合，馬來西亞不止一次批評美國介入東南亞地區政治與經濟事務，還反對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印度尼西亞對南海地區爭議島嶼不存在任何領土訴求，而僅在納土納島相關海域存在紛爭，聲索力度相對溫和。鑑於在東盟的領袖地位，印度尼西亞常常以「誠實的調解人」身份自居，組織與主持多邊協調會議。當然，印度尼西亞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行動也不無擔憂，由此對美國在地區的軍事存在抱着相對支持的態度。文萊以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為依據躋身南海紛爭，其主張涉及南通礁等與中國存在主權爭端。同時，馬來西亞也對南通礁提出主權要求，使得文萊與馬來西亞也存在主張衝突。

第三類，相對超脫的中立國家。泰國、新加坡、柬埔寨、緬甸和老撾作為對南海島礁及其附近海域無直接利益訴求的五個國家，在東盟南海爭論中最為超脫。泰國雖與美國有軍事同盟關係，但其大國平衡的「風中之竹」戰略文化使其仍對泰美關係持相當謹慎的態度，再加上泰中關係友好，泰國一直避免捲入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競爭。新加坡則奉行務實的對沖策略，在雙邊關係上迴避南海問題，在多邊層次上儘量促成和平談判。柬埔寨、緬甸與老撾則因為與中國在政治、經濟及安全方面關係密切，對南海問題持一種有偏向的特殊中立態度。

換言之，從敘事烈度來看，可以將上述東南亞國家的立場差異分為兩類敘事風格：第一類是積極的敘事「推動者（drivers）」，菲律賓、越南這些國家慣於利用中國和平修辭，給中國南海行為施加道義壓力;第二類是溫和的敘事「剎車者（brakemen）」，例如泰國、印尼、柬埔寨等國往往刻意淡化中國「威脅」，主張不應在南海爭端中過多指責和發起「外交口水戰」。當然這兩大類內部還存在程度區分，在敘事「推動者」國家中，越南和菲律賓的修辭回擊比較激烈，馬來西亞、印尼與新加坡的修辭回擊相對溫和包容;在敘事「剎車者」中，柬埔寨為中國的辯護比較積極主動，泰國與文萊則是溫和地協調或安撫，主張避免過度刺激中國。當然，上述類型劃分是為了理清分析對象，但並不意味着東南亞國家的修辭程度不再變化。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修辭角色和修辭塑造程度也會發生變化，例如菲律賓在杜特爾特政府期間對華話語的激烈程度有所緩解，但是這些變化並不是根本性的。菲律賓儘管會因政府換屆改變對華修辭的激烈程度，但是其整體風格上依然會表達對華抗議與不滿，這是由其國家利益決定的。東南亞國家的修辭角色和程度差異，折射出東盟內部的分歧，也因此東盟作為整體在應對南海問題時常常被弱化，甚至存在分裂的風險。

（二）歷史記憶與敘事黏性

敘事構建了精心製作的世界故事，一旦被強化就產生話語慣性約束。挑戰主流話語不僅需要發生在制度層面，還需要在思維層面打破慣性。安全化理論指出，只有威脅話語傳遞出緊迫與明顯的威脅時才會被觀眾注意。南海「固有領土」的話語敘事呈現出較強的話語慣性特點，各方激烈言辭競爭仿佛讓敵意戰略話語呈現螺旋上升態勢。這裡需要解釋這種戰略敘事的延續性問題：為何這些戰略敘事具有極強的連貫性，或者在什麼情況下這些戰略敘事存在變動的可能？這關涉「敘事黏性（narrative stickiness）」差異，所謂黏性即一種戰略話語被觀眾接受和認可的時間特點。例如重大危機記憶具有較強的敘事黏性，那些所謂的「慕尼黑記憶」和「越南教訓」，至今也在深刻塑造決策者對政策形勢的看法。從機制上看，敘事黏性來自下面三個層面。

首先，歷史慣性或路徑依賴促成敘事黏性。作為敘事的一部分，記憶從未被遺忘。歷史記憶具有一定的沉澱性和穩固性，特定敘事模板提供了在時間變遷中的敘述話語路線圖。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耳熟能詳的格言「不能記住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米爾頓·洛奇等人（Milton Lodge）提出「印象驅動」的觀點形成模型，該模型依賴於啟發式過程，個體保持與過去事件相關聯的情感記憶。這些記憶累積起來，有消極的，也有積極的，形成一個相關聯的總體印象。當然，觀眾不可能同時把所有可能的信息儲存在記憶里，他們不均衡地關注敘事者的某些表現。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探討了歷史記憶與敘事慣性的關係：在多大程度上，敘事具有「黏性」，從而使對手之間的合作更加困難？她發現，當觀眾對敘事的情感投入更多，則黏性越高。儘管敘事可能會改變，更為重要的是敘事結構具有一定慣性，被敘事說服的觀眾會長期形成一種特定敘事慣性思維。南海「固有領土」的政治敘事一方面可以在國內獲得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也是脅迫與壓制對手的話語策略。「固有領土」「不可分割」等話語敘事為南海領土爭端賦予了情感色彩，建構出虛幻的不相容感，客觀上增加了讓步成本。這裡的不可分割並非物理意義上的，而是情感與理念上的不可分割。

其次，消極情緒框定南海爭端的話語慣性。南海「固有領土」的敘事框架就像攝影中的相框一樣，構成一種聚焦和信息篩選機制。認知框定是「相互預設的圖式」。通過其設定的框定，行動者可以簡化與固化自己的世界觀，促進對自己和他人的了解。心理學分析表明負面敘事在腦海中「粘住」的可能性要高於正面敘事。換言之，消極框架在塑造人們的判斷方面比積極框架更有力量，也可能比積極框架更「黏稠」。因為它們有更強的動力停留在腦海中，並抵制隨後遇到的新的敘事。當心中有一個特別黏稠的框架時，就會在心理上給某一問題貼上標籤，這使得改變敘事變得困難。南海問題的反覆性緊張，實際上塑造了各聲索國的政治態度、信息知覺與政治動機。莊嘉穎與郝拓德曾指出，重複且尚未解決的一系列緊張事件將會對後續事件發展產生影響；在未解決的爭端中，處於反覆緊張關係中的聲索國會以更加敵對的心理慣性面對彼此；反覆緊張的心理慣性會助推領導人在危機中孤注一擲。反覆緊張事件會給彼此留下負面印象，產生不信任感。這種敵意積累讓思維固化，通過直覺性反應面對爭端。南海聲索國處理新信息的方式會受到早先觀念影響，產生慣性。

再次，「自我—他者」話語建構不可分割性。作為話語工具，敘事構建了精心製作的世界故事，提供有關「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處以及「我們的」集體目標的故事，這些敘事在自我強化的同時也會限制他者話語的合法性。一般領土的價值可分為有形和無形或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在南海地區貧瘠的近海島嶼和岩石附近蘊藏着大量石油、天然氣與漁業資源，聲索各國對領土的高度重視有時也不僅僅是因為其富含大量物質資源，而更在於該領土所具有的象徵性價值。當南海聲索國致力於框定爭議領土所蘊含的情感價值與象徵意義，那麼爭端領土的主觀價值就會被放大。在大量南海政治敘事中，民族想象、歷史記憶和傳統歷史觀念相互交織，以至於偏遠荒蕪的小島礁被神聖化與感情化。南海爭端涉及的島嶼微小而分散，然而這種地理偏遠和空曠卻特別容易引起象徵性想象。遙遠的不可分割的主權想象，可能比有形的物質衝突更加持久，一般後者允許資源分割和適度妥協，但前者通常是零和的鬥爭。

南海爭端中的歷史記憶通過上述三個路徑強化敘事黏性。而要翻轉既有敘事結構則需要投入巨大的安全話語資源。面對中國維護主權的行動，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家要求國際社會約束「欺凌者」，表達對中國南海強勢的擔憂。這種部分南海爭端方將自己宣揚成受害者，強化自身聲索的歷史正義性，從而將對方污名化的做法，構成了南海「固有領土」不可侵犯的敘事。這種敘事具有顯著的延續性，尤其是對越南和菲律賓等東南亞聲索國而言，宣示南海主權與表達既定敘事似乎成為檢驗對方戰略決心的試金石。

南海權益的建構性不可分割（Constructing Indivisibility）客觀上增加了讓步成本，導致聲索方訴求彼此不相容。不可分割意味着所有權或歸屬權是排他的，其內涵特點在於，首先，不可分割性並不限於議題的物理屬性，不可分割的物體可以是物理的，也可以是理念上。其次，不可分割性是一種社會事實，是一種主觀信念，是由領土的神聖歷史決定的。由此，部分南海聲索國的南海「固有領土」的政治敘事與歷史記憶是由社會互動所建構的，但是這些歷史記憶並不是過去事件的客觀或中立的表達，而是有選擇的、有偏見的。那些捲入棘手衝突的社會往往會發展出為自己辯護的敘事方式，將衝突爆發和持續歸咎於敵對群體，並將其非法化，將自己描繪成衝突的唯一受害者。

（一）不對稱的歷史記憶

東亞複雜的歷史深遠地影響了南海爭端。在近代以前，東亞國際秩序的主導制度是朝貢體系。不同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主權平等規範，東亞朝貢體系的基本規範原則是權威等級。中國作為東亞大國長期處於權威等級體系的頂端，維持着名義上的朝貢與形式上的不平等。在殖民時代之前，東南亞國家大多承認中國為區域文明中心。但是在部分東南亞國家的歷史敘事中，朝貢體系之下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處於典型的非對稱關係之中。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指出，朝貢體系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長期處於不對稱狀態。在這種不對稱的關係中，雙方達成了一種交換均衡：周邊國家通過承認和尊重中國特殊地位，換來利益回報和不被侵略的保護。只要小國承認中國大國地位，那麼就可以從中國獲得較大的實惠與獎勵；中國則在意的是象徵性認可，通過重複的、看似空洞的宣示，來確認等級地位。

近現代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以理性規則為基礎的領土主權和國際法體系，挑戰了傳統的不對稱關係。基於規則的標準與基於關係的習慣產生了衝突，南海聲索國之間的理念更加混雜矛盾。二戰結束後，南海地區進入後殖民時代，新中國成立與東南亞國家紛紛獨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南海爭端進入新階段。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中國敦促日本從包括南海在內的中國領土撤離。1947年，中國開始在南沙群島的太平島上設置主權標誌，並簽署法令給群島進行中文命名。內戰失敗後，蔣介石當局敗退台灣，同時撤離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直到1956年重返太平島。二戰後國際秩序安排對南海問題的處置其實也存在模糊之處。例如1951年越南曾參加了舊金山對日和會，根據《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規定，日本放棄在亞洲占領的全部領土以及權利，但是沒有詳細說明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最終歸屬哪國。由於新中國沒有被邀參會，除了在大會召開前發出外交抗議外，對會議並沒有實質影響。1956年5月，菲律賓航海學校校長托馬斯克洛馬聲稱通過探險發現和占領南沙群島的大部分領土，並把它們命名為「自由地」，這引發了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共同強烈譴責。1988年中越南海衝突後，雙方直到1990年9月才實現關係正常化，同時勘定了北部灣海域邊界，為解決南海問題發揮積極示範作用。但是鑑於地緣政治複雜性與殖民時期內部分裂，越南獨立初期的南海主張比較混亂，整體上南越政權一般遵循西方主權規則，而北越政權則更多主張歷史權利。

1979年在越南政府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的一份關於南海爭端的「白皮書」中，開篇就聲稱「黃沙（西沙）和長沙（南沙）自古以來就是越南領土的一部分」。而在2009年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給聯合國秘書長的信中強調，「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屬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並對相關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並且中國對越南2009年5月7日提交的大陸架劃界案表示嚴重抗議。中國的南海敘事指出，「南海自古屬於中國」，強調大量史料與國際材料都可以佐證「南海是中國固有領土」，即中國人民最早發現、命名和開發經營南海諸島，中國政府最早並持續和平、有效地對南海諸島行使主權管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這是老祖宗留下的，任何人要侵犯中國的主權和相關權益，中國人民都不會答應。德國學者迪特海因茲格（Dieter Heinzig）認為，南海的歸屬對中國而言是高度象徵性的，甚至是一種恢復大國地位的心理需要。從主流中國輿論來看，南海問題不僅與自然資源有關，更涉及創傷性情緒與大國尊嚴。

（二）創傷性情緒的釋放

創傷性的經歷會引起兩種看似矛盾的情緒反應：一是因無力反抗他人奪走自己所珍視的價值（包括主權和自尊）而感到羞恥；二是對他人採取的不公正行為感到憤怒。前者讓受害者因害怕再次受到羞辱而變得敏感；後者促使受害者採取過激行動，特別是向侵犯者證明其行為是錯誤的。在複雜的歷史記憶驅使下，外交行為可能會變得情緒化。近代以來，西方殖民侵略的民族創傷強化了南海「固有領土」敘事，這些根深蒂固的「民族屈辱世紀」敘事框定了中國的南海行動偏好。

一方面，中國的海洋主張具有象徵性的政治價值追求。即使爭議對象的內在價值本身並不大，但是中國認為他國在中國最虛弱的時候拿走了本應屬於中國的領土，這是對中國的不尊重。為了維護國家尊嚴，中國必須給予回擊。在情感上，中國的主流敘事對南海有着特殊的想象，部分西方學界觀點認為，中國朝貢體系下的疆域觀念相對模糊，大多以文明為界。這種浪漫主義想象在19世紀和20世紀受到了很大衝擊，近代以來的「不平等條約」與「屈辱世紀」交織在一起，讓中國從文明王國跌落為半殖民地國家。這些歷史被存儲在國家記憶之中，塑造出大國與小國不同的戰略關注點，形成對共同歷史的不同敘事，不對稱認知可能增加南海聲索國之間的誤解與矛盾。

另一方面，對於東南亞國家而言，不對稱的歷史記憶讓其感到不安。從東南亞國家角度來看，東亞國際關係模式不是只有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模式，同時還存在受印度教啟發的曼陀羅思想。自二次戰結束以來，這兩種模式都與威斯特伐利亞的自由民主模式相互作用，生成了東南亞國家獨特的「固有領土」概念。從心理學角度分析，中小國家渴望在一個相對確定的地區秩序下行事，它們在判斷大國意圖時，大多傾向於誇大其惡意。暴露在不確定風險中的東南亞國家，在地緣政治上更加脆弱，也對中國的南海行動更加敏感。例如，處於「大國海洋」中的新加坡，在對華問題上非常在意自己的獨立立場。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會被東南亞國家用放大鏡加以檢視。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曾表示：「中國可能意識不到自己在別國眼中有多強大。」這種認知差異未必是中國意識不到自身的強大，而更多的是東南亞國家的敏感。部分觀察家認為，中國崛起加劇了南海衝突，東南亞國家的恐懼與中國的主權完整敘事，可能會讓南海衝突成為常態。

記憶是對過去的表達，當過去的事件被當下重新描述時，它就成為敘事的一部分。那些歷史上的棘手衝突通常會給有關各方造成嚴重的集體創傷，歷史敘事則塑造着各方的合法性。在南海反覆緊張的局勢中，中國和東南亞聲索國各執一詞，歷史記憶與敘事衝突相互驅動，東南亞聲索國利用敘事武器向中國施壓。在某種程度上，南海爭端被認為是檢驗中國崛起意圖的「試金石」。本文分析了「固有領土」敘事競爭下的歷史記憶與敘事黏性關聯，發現南海聲索國以「固有領土」敘事，通過「負面形象錨定」施加合法性壓力。為了在維權與維穩之間平衡，中國在維權的同時也會進行「再框定」敘事，提醒聲索國尊重中國的歷史權利與大國地位，共同營造長期合作的友好氛圍。

國際關係不是一個無聲的世界，而是充滿各種語言交流和修辭博弈的舞台。國際社會期待中國成為一個好鄰居、一個建設性的合作夥伴、一個認真的傾聽者、一個沒有威脅的崛起大國，並將這種修辭轉化為對中國遵守和平承諾的約束。從這個意義上說，南海爭端不僅僅只有權力政治的鬥爭，敘事修辭也是一種重要的鬥爭武器。敘事可以塑造情感認同、聲譽評價與合法性認知，也在修辭建構之中「束縛承諾者雙手」。簡言之，大國崛起需要外交敘事支撐，關注安全話語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國際關係。

文章來源：

《南海學刊》2022年第8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