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性正在剪去頭髮、點燃頭巾，抗議年僅 22 歲的女孩阿米尼因沒有佩戴好頭巾被道德警察逮捕，並在拘留期間死亡；抗議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後，政權對女性自由無孔不入的侵犯。隨即，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湧向伊朗街頭。
你大概率對一組照片不陌生，一邊的伊朗女性穿着各式衣裳，手捧書籍，另一邊的則全身被黑色罩袍蒙住。這段劇烈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一個伊朗人，尤其是一個伊朗女人，在轉變中經歷了什麼？這些都是伊朗作家阿扎爾·納菲西一直努力書寫的故事。
今天單讀分享柏琳對阿扎爾·納菲西的專訪（收錄於《雙重時間》）。納菲西也是一位「叛逆」的伊朗女性，不戴面紗，教授西方文學，因而不被德黑蘭的大學接納。不在大學授課後，她改在自己的起居室開設秘密文學課，與七個女孩一起閱讀西方文學經典。
納菲西講述自己的家族往事，古老伊朗痛苦的現代化，抵抗那面目全非的「正確」記憶。以文學為武器的征途中，納菲西看到同她一樣以隱秘方式拒絕政權強加命運的慧黠伊朗人，而每個人在個人生活中微小的抗爭和堅持，都成了今天這場抗爭的火種。
阿扎爾·納菲西：德黑蘭的愛與黑暗
愈演愈烈的敘利亞難民潮，讓全球目光持續注視那個面紗之下的伊斯蘭世界。9·11 事件後遺症的發酵、伊斯蘭宗教極端恐怖組織 ISIS 的肆虐，這些事件與全球正在興起的新民族主義勢頭裹挾在一起，讓整個世界不安起來。
在這之中，伊斯蘭的面孔尤其受到誤讀，穆斯林的形象被扭曲。而中東的伊斯蘭世界，在現代化進程中，面目究竟是猙獰？還是飽受撕裂的苦楚？
於是，當今世界，伊斯蘭就成了一道謎題，一個挑戰。伊斯蘭不僅是引人入勝的神秘主義詩歌和高妙對稱的建築，也是 ISIS 國的恐怖分子和黑袍裹身面紗遮面的穆斯林女性，人們對伊斯蘭的理解不一而足。我們不要忘了，現今世界有十多億穆斯林，其中一千多萬生活在歐美。
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就是一個生活在美國的穆斯林女性。和傳統伊朗女性不同的是，她拒絕佩戴面紗。在她看來，這是抵抗政教合一的伊朗暴政的外在方式。
阿扎爾·納菲西從納菲西祖母出生的 20 世紀初，到納菲西女兒出生的 20 世紀末，伊朗始終處於政治文化動盪不安的時代——1905 年—1911 年的伊朗憲法革命催生了一個當代伊朗，使這個國家邁開了現代化進程的步伐。時間快進到 1979 年，一切都變了，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霍梅尼推行政教合一，在伊朗全面實行伊斯蘭化——「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兩場革命塑造了今日的伊朗，瞬息萬變的動亂成為了唯一的恆久。
在混亂的節點 1979 年，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讀完文學博士課程的納菲西回到伊朗，任教於德黑蘭大學等三所高校。此時的德黑蘭，「大學再度成為文化純正主義者攻訐的目標」，拒絕佩戴面紗、講授西方文學的納菲西，遭遇了當局者沒玩沒了的監視和警告。她終於離開了大學，卻把文學的課堂搬到了自家起居室——她在這裡帶着姑娘們讀西方文學經典。這成為她除了拒絕面紗這一外在象徵之外，用於抵抗暴政的內在方式。她把這一切寫成《在德黑蘭讀<洛麗塔>》，寫下伊朗女性的抵抗。
然而光是這樣的抵抗還遠遠不夠，納菲西受夠了在咖啡館和課堂的突襲檢查、隨時降臨的飛彈和朋友不斷被謀殺的噩耗，不想再把日常生活過得戰戰兢兢了。她在 1997 年決定離開伊朗去美國生活，用徹底離開的方式，抵抗暴政的無孔不入。
帶着伊朗的記憶到異鄉美國，納菲西發現伊朗不斷被人誤解，而她和伊朗的聯繫，卻隨着朋友的陸續失聯和父母的離世，而變得疏離恍惚起來。她不能再沉默，感覺自己有一種責任——用講故事的方式將伊朗複雜的歷史和現狀一一描繪出來。她從自己身上開刀——納菲西家族從誕生一刻起，就和伊朗歷史緊緊相連。父母的故事，就是伊朗社會一個獨特而豐富的橫截面。
阿扎爾·納菲西的半生，始終在古老伊斯蘭國家和現代西方文明之間穿梭，這兩本書試圖為我們解答伊斯蘭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困惑與傷痛。關於家族與國家，政治與文學，反抗與革命，謊言與愛，從偉大的文學經典到私密的家庭往事，她選擇講述真相，古老伊朗在現代化路上所遭受的苦難，這兩本書用最為感性的方式一一表達。
經歷 1979 年伊斯蘭革命的伊朗，實行政教合一的全面伊斯蘭化，法律退回到更古老時代：穆斯林女性再度被強制佩戴面紗，再度被剝奪戀愛和婚姻的選擇權，再度被禁止接觸西方文化。在萬馬齊喑的極權環境裡，七個「勇敢與脆弱交織」的穆斯林女性，來到納菲西家裡上一堂「有魔法」的西方文學課，一起讀《洛麗塔》，讀菲茨傑拉德，讀亨利·詹姆斯和簡·奧斯丁，她們在這裡想象自由的色彩，找到被暴政掠奪的自我。
而納菲西本人，在引導穆斯林年輕女性尋找自由意識的路上，沒有停止過尋找她個人的自我意識。拒絕面紗，以文學為武器，這的確是兩種抵抗當局暴政的方式，但當她去美國生活後，雙親的離世和他們留下的「虛構」家族史，以及西方人對伊朗的寡聞，讓她感到伊朗的面孔越來越模糊。她不能再沉默，她坦白《我所緘默的事》，從微小入口進入愛恨交織的家族故事，放大一部視角獨特的百年伊朗動盪歷史。
「在德黑蘭陷入愛河。在德黑蘭參加派對。在德黑蘭觀看馬克思兄弟的電影。在德黑蘭讀《洛麗塔》」——這是納菲西列出的取名為《我所緘默的事》的清單。她用閱讀打破沉默，然後開始講述私密生活中的那些背叛。個體的愛，個體的恨，都是對伊朗的凝望，凝望這個古老與現代交織的伊斯蘭世界。
是否佩戴面紗？這成了我們如今想象穆斯林女性時首先會想到的問題。而今的穆斯林女性，是否都身裹黑袍，用頭巾藏起頭髮，佩戴面紗，只能露出雙眼？不，納菲西告訴我們，伊斯蘭革命前的伊朗不是這樣。面紗在伊朗不同歷史時期有着不同意義。
納菲西祖母出生時，伊朗在不穩定的君主獨裁統治下，嚴格的宗教法律支持石刑和一夫多妻制，女孩九歲就能結婚，女人不能上學，幾乎不被允許出門，即使要出門也必須從頭裹到腳。這樣封閉的法規在伊朗憲法革命後被逐步推翻，巴列維王朝的「白色革命」為促進社會各階層的現代化，授權女性可以不戴面紗，此舉卻帶來了兩代女性截然不同的反應：祖母一輩的伊朗女人因此拒絕出門，直至該法令在 1941 年廢除；而納菲西母親那一代，在公開場合不戴面紗，可以去法語學校讀書，在舞會上自主選擇丈夫。伊朗的現代化進程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度達到頂峰，在納菲西的成長記憶里，上學、開派對、自由閱讀、看電影都被看作是理所當然之事，當時伊朗女性的權利與西方民主國家婦女的權利相差無幾。她甚至目睹了兩位傑出女性晉升到內閣部長，而自己的母親也成為首批當選國會議員的六名女性之一。
前進的腳步在 1979 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後被終止，法律退回到更古老時代：廢除了家庭保護法，女性適婚年齡又下降到 9 歲，女性出門必須黑袍加身，佩戴面紗，不許化妝和燙髮，不能和異性握手，不能和除父兄以外的任何成年男人外出，否則，街上持槍巡邏的道德警察會抓你進監獄。一個女生被開除，理由是「有人控告她在頭巾底下隱約看得見的白皮膚挑起了他的性慾」，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被視作洪水猛獸，是想象中撒旦的王國。在德黑蘭的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學出現了兩個入口，一個是供男性出入的綠色寬闊鐵門，一個是掛着帘子的小邊門，所有女生都必須通過這小門進到一間黑暗的小屋接受檢查後方可入內，檢查的內容包括外套顏色、制服長度、頭巾厚度、化妝痕跡和戒指大小。這一切都試圖使女性變得隱形。納菲西和她的女學生們，以及她 1984 年出生的女兒，被迫重新戴上面紗。這一代女性，再度被當政者打上了沒有臉譜的穆斯林女性的印記。
納菲西拒絕佩戴面紗，也因如此，她和德黑蘭三所大學的校方都產生嚴重分歧而被迫辭職。表面上看，她拒絕的是「一塊布」，但其實，納菲西認為「我拒絕的不是那塊布，而是當局對我的強迫改造，使我照鏡子時厭惡起鏡中那個陌生人」。納菲西尊重那些出於宗教信仰而佩戴面紗的女人，儘管自己並不認同女性應在公共場合遮蓋「作為性的意義的身體」的宗教觀念。在《在德黑蘭讀<洛麗塔>》中，納菲西試圖說明自己強烈抵制面紗的問題癥結：穆斯林婦女的面紗已經成為政教合一的當局一種政治控制的武器。而她真正拒絕的，是「一個政權通過法令和自己對宗教的粗暴理解來強行規定婦女的公開露面方式」。她數次談到自己的祖母，「她是虔誠的穆斯林，她戴面紗，面紗象徵她和神之間聖潔的關係，這是篤信宗教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實踐信仰的做法。如今這卻淪為權勢的工具，戴面紗的婦女成為政治的表徵。」在自小就接受西方民主教育的納菲西眼中，何為真正的伊斯蘭教？她認為在伊朗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存在對伊斯蘭教千差萬別的解讀，但有一點必須是共識：當宗教成為政治工具，就必須抵制它。
事實上，從納菲西祖母一代直到她的女兒一代，伊朗女性一直在為自我權益而抗爭。從國會議員母親、當選內閣部長的女性前輩乃至用開設文學課抵抗政治入侵私人生活的納菲西本人，都是鬥士。納菲西並不孤單，因為年輕一代的抵抗者——來上她的私人文學課的那群年輕姑娘，在文學面前，都勇敢地卸下了面紗。
《在德黑蘭讀<洛麗塔>》是四段關於伊朗女性以秘密的方式反抗政權的熾烈故事。1995 年的伊朗，距離伊朗伊斯蘭革命過去了 16 年。那時，納菲西雖然不再在德黑蘭的大學裡教授西方文學，卻在起居室里開了一個私密的文學課堂，來上課的是她喜愛的七個女生，她們一起閱讀西方文學經典。這七個女生在宗教和社會背景上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牴觸，卻由於一份共同的文學信仰而能夠和平共處數小時乃至變得親密無間。近兩年的時間，不論晴雨，她們幾乎每周四早晨，都會戴上一束表達自己當時心情的小蘭花或者水仙，來到納菲西的住處，卸下面紗長袍，露出琳琅滿目的色彩：鮮紅的指甲，金色的耳環，挑染的頭髮……起居室里的天地是她們自由的小宇宙，她們在這裡一邊對奶油泡芙和冰激凌大快朵頤，一邊為了蓋茨比的痴心和伊麗莎白的結婚對象爭得面紅耳赤，這裡被她們稱為「自己的空間」，以此和伍爾夫的「自己的房間」呼應。
納菲西和這些姑娘有兩張合影照片，她一直帶在身邊：第一張相片裡的女人倚牆而立，全身包得密不透風，第二張相片裡同一批人，相同姿勢，不同的是，除去了外層包裹，因身上繽紛的衣服和頭髮色彩而區分。這七個人是：詩人瑪納、虔誠的穆斯林瑪荷希、「野丫頭」阿金、羞澀的蜜德拉、調皮的雅西、壓抑的莎娜姿和獨來獨往的娜絲琳。就是這七個被納菲西稱為「我的丫頭們」的伊朗年輕一代女性，她們的快樂被禁錮，愛情被剝奪，婚姻被強迫，生活權利被忽略，她們「時常提起被剝奪的吻，沒看過的電影，和肌膚沒吹到的風」，她們為自己不存在的記憶而困頓。納菲西在她們身上發現有一種「脆弱夾雜勇敢」的奇異特質，看似是個悖論，但真實共存。「這些丫頭很脆弱，因為她們比其他人更敏感，她們感覺自己被不公正的待遇深深傷害了；但她們又很勇敢，因為她們不像其他人那樣對歧視逆來順受，而是試圖通過自己的行為發出抵抗。」納菲西教給她們的抵抗魔法，是閱讀、討論和發表對西方小說作品的感想。她選取了自己最喜愛的四個西方作家：納博科夫、亨利·詹姆斯、菲茨傑拉德和簡·奧斯丁。
為什麼是這四個人？納菲西注意到，「丫頭們」和她往來的上一代學者不同，她們對意識形態並不感興趣，反而對大作家的作品保有一份純真的好奇心。納博科夫、亨利·詹姆斯、菲茨傑拉德和簡·奧斯丁的作品，多數在伊朗被列為禁書，而這些「非革命作家」才是年輕一輩歌頌的，他們是禁忌世界的使者。
為何是《洛麗塔》？為何是《了不起的蓋茨比》？為何是《華盛頓廣場》和《傲慢與偏見》？這一切都有一個地點狀語限定：在德黑蘭。如同《在德黑蘭讀<洛麗塔>》中描述的那樣，在納菲西的晨間文學讀書會上，這些作品都帶上了一層德黑蘭色彩。換言之，在極權統治下秘密閱讀「自由的書」，是個人化的抵抗。《在德黑蘭讀<洛麗塔>》遊走在虛構和非虛構之間，關乎對一切極權思想的控訴和對自由世界的想象。無論是永遠和禁錮她的人相連、不曾擁有自由的洛麗塔，還是從自由夢中幻滅的蓋茨比，或是把追求婚姻自由看做選擇個人自由的凱瑟琳（《華盛頓廣場》）和伊麗莎白（《傲慢與偏見》），藉助這些經典閱讀，文學為丫頭們提供了西方平行世界的精華：什麼是自由戀愛、什麼是自主婚姻、女性美是什麼、怎樣享受生活……文學還給她們被剝奪的記憶。
納菲西從未想過自己的文學課能堅持兩年之久，她的願望單純可愛——要把文學課打造成某種魔幻地帶，讓那些在書里來來往往的女人，坐着時光機穿越到今天的伊朗，和她的丫頭們一起坐下來喝一杯土耳其咖啡。
問：父親讓你反覆閱讀伊朗詩人菲爾多西的《列王傳》，你最愛其中的女主人公魯達貝，這也影響了你後來喜歡的文學作品中的系列女性角色，比如《黛西·米勒》中的黛西、《傲慢與偏見》中的伊麗莎白，這些女性吸引你，因為她們都「勇敢而脆弱」，是嗎？
納菲西：我很喜歡你稱呼這些故事女主角為」勇敢而脆弱「的人。《列王傳》里的魯達貝，就像《傲慢與偏見》里的伊麗莎白以及《黛西·米勒》里的黛西小姐一樣，她們的勇氣並不體現在對公共領域的政見上。通常我們說一個人的勇敢，是說這個人敢於反抗身體的凌辱或者暴虐的政權，但其實有很多體現勇敢的潛在方式。存在一種更加私人化的勇氣——不是來自於對榮譽的追求，而是因為她們別無他法。若她們脆弱，也是一種勇敢的脆弱。她們向父母的權威和社會規範說不，通過追求自己愛的人，來追求個人的自由。
沒有個人自由就沒有政治自由。很多偉大文學作品中的女人們，總是會用一種更私人化的方式去表達她們的勇氣。她們反抗社會和家庭加之於她們身上的道德規訓，聲明要自己選擇婚姻。這讓她們在社會上處境艱難，需要為了爭取「選擇的自由」而和家庭和社會同時抗爭。我喜愛的這些小說女主角，她們通過對個人權利的不懈堅持，甚至冒着可能被排斥和遭遇貧窮的風險去爭取真愛和伴侶的勇氣，在一點點地改變她們所處的社會。
問：你在文學課上選取的作家是納博科夫、菲茨傑拉德、亨利·詹姆斯、簡·奧斯丁，你曾說這四個人各自代表了你對自由的理解，可否具體闡述一下？
納菲西：納博科夫的《洛麗塔》着力在於這樣一種悲劇：我們都太過自我中心主義以致於對我們所認為的摯愛都會視而不見。它也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使那些看似美好而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會不知不覺犯下罪行。亨伯特是一個精於世故的學者，他不僅英俊而且看起來很優秀，然而他卻毀了洛麗塔。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主題是美國夢，那些和蓋茨比相似的人追逐着這個美妙的夢，到頭來卻發現這個做這個夢並不像人們所描述得那麼容易。美妙的夢一旦接觸現實，就會很輕易地遭到腐蝕，它也展示了美國在代表財富和物質主義的殘酷的一面——它導致了對他人命運的漠不關心。
而亨利·詹姆斯在他的兩部作品《華盛頓廣場》和《黛西·米勒》中都把目光放在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女性身上，她們的共通點在於都具有捍衛自我獨立的勇氣。她們都拒絕盲目遵從社會施於的陳規陋習，正如《華盛頓廣場》中的凱瑟琳抵抗了她父親的暴政和追求者的操控一樣。《傲慢與偏見》則探討了當時英國社會中基於財產和家世的婚姻問題。女主人公伊麗莎白拒絕就其中任何一項條件而結婚。她寧可過清貧的生活也不願意嫁給不愛的男人。所以這本書是關於「選擇的自由」的重要性。這本小說遵循了這樣一種發展路徑：伊麗莎白在看到達西先生承認了自己的傲慢並為之道歉後，她也意識到了自己對達西的偏見，並為之後悔。這也告訴我們，不能總是挑剔他人的錯誤，也應該審視自己的錯誤。
問：你在書里談到小說和民主的關係，認為二者是共生的，這怎麼說？
納菲西：我認為小說這個體裁具有一種結構上的民主性。首先，小說由很多基於個人、社會、政見等不同層面上的個體的行為互動組成。一個出色的作者，無論他是否喜歡某一個類型的角色，都必須具備理解和同情每一個人角色的能力，他必須給每一角色發聲的機會，即使這角色是一個惡棍也不例外。從這個角度說，小說具有民主性，它能呈現來自不同背景和不同區域的不同的人物類型。其次，小說着眼於人物。小說的道德密碼藏在每一個人物身上，它賦予每一個角色以尊嚴。與此同時，這些角色不能孤立存在，而必須持續和他人互動。
小說中，最大的惡在於「對他人的無視」——無法與別人真正交流。無論你是讀《洛麗塔》還是《華盛頓廣場》，《傲慢與偏見》還是《了不起的蓋茨比》，這些小說里的壞人總是那些缺乏同理心的人，他們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身上，對於他人的需求和感受熟視無睹。小說不僅關乎批評，更關乎自省和自我批評。小說里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所謂的英雄也都有瑕疵，並且也會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最後，一部偉大小說的作者不會對讀者進行說教，而是會用體驗的方式，讓讀者自己做判斷。因為在小說里，理解比批評更重要。
如果說閱讀是納菲西抵抗獨裁暴政的魔法，我們想要追問：這種魔法是如何獲得的？答案也許就在她那顯赫與痛苦並存的家族歷史中，就在《我所緘默的事》中。
一百年來動盪的伊朗歷史，給納菲西家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的父母來自伊朗同一個古老家族——納菲西家族，這個家族以出學者而聞名。她的父親是保守家庭的反叛者，曾經的德黑蘭市長，後來含冤入獄。母親曾是首相兒媳，並且在 1963 年成為第一批當選伊朗國會議員的六位女性之一。納菲西本人則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13 歲去英國讀書，之後輾轉瑞士和美國繼續升學，1979 年回國在伊朗三所大學先後任教。
這風光的家族歷史，背後卻是隱痛與脆弱交織——父母永久性的失和與橫亘在他們中間的那個「前夫」；母女之間長期對峙直到最後亦未達成的諒解；母親那具有毀滅性的幻覺世界，她缺愛的童年和不再跳舞的秘密；父親曾經意氣風發的仕途直到晴天霹靂般的含冤入獄，他為了維護一個幸福家庭而不斷說謊的苦衷，晚年背叛母親后蒼老而無奈的內心世界；外祖母的神秘自殺，納菲西本人第一段迷茫而痛苦的婚姻……這些隱秘，納菲西曾經並未想過把它們寫成一本家族回憶錄。在伊朗，人們是不願意暴露家裡私事的。
雙親的離世成為轉折點。1997 年離開伊朗去美國後，父母陸續去世讓納菲西意識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們對話，這甚至割裂了自己和伊朗的聯繫。她必須進行一場痛苦的回憶。
在回憶中，她發現這樣的回憶帶有很多「虛構」的成分——她一直深陷在父母虛構的故事中。他們雙方都希望她站到自己的那一邊批評對方，以至於她回憶父母和家族的方式都被剝奪。她下決心重新發掘真相——變成記憶的小偷，專注於收集母親的照片、父親的日記，深入挖掘家族故事的細節，不再沉默。
在納菲西看來，沉默有很多方式：獨裁政府強制民眾保持沉默，偷走他們的記憶，重寫他們的歷史，將國家認同的身份強加給他們；見證者的沉默是選擇忽視或者不說出真相；受害者的沉默則使他們變成發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而冷酷政體對私生活和家庭造成的侵犯，倘若作為親歷者不將之表達出來，則也會成為一個令人羞恥的共謀。
納菲西拒絕成為這樣的共謀，《我所緘默的事》中揭秘家族隱痛的背後，是對那些鎮壓性法律條款和處決的批判，對伊朗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壞事的無情揭露。納菲西把這本書看成是對沉默的打破——更是一場對父母最好的道別，一封對故土伊朗最美的情書。雖然道別里有對個人錯誤的袒露，情書里有對冷酷政府的控訴，但是她不認為人們可以對自我犯下的錯事永遠否定，「人類如此脆弱，承認自己的缺陷並不會削弱你的力量。正相反，不沉默，會顯示出勇氣和由己及人的美德。」
打破沉默的方式，納菲西選擇了一個微小入口——父母和生命中其他親戚朋友的生活與個性，這反映了伊朗各個歷史時段的社會狀況。父母在納菲西人生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強悍得幾近「獨裁者」形象的母親出身名門，有志於做一名醫生卻在繼母的反對下未能完成學業。而納菲西和母親之間的戰爭從她四歲時就開始了，她偷看納菲西的信件、日記，監聽她的電話。即使她要到美國去而不會再回伊朗時，母親也不願意吻納菲西，只是言不由衷地說「你真是繼承了你父親身上那些壞基因」。而納菲西和父親的關係更加融洽，他們之間有着交流彼此內心想法的「秘密語言」。父親教給納菲西用編故事的方法抵禦生活中的艱難，引導她閱讀波斯經典文學作品，用想象力創造平靜的世界，這一點讓她終身受益。雖然後來，父親和她用相互間的掠奪和背叛讓彼此心碎。
很多年以後，納菲西通過持續地閱讀和寫作，不斷嘗試發現對父母的理解性。她承認自己有一部分「戀父情結」在作祟，讓自己無法和母親獲得溫情的聯繫。母親在世時，她總是逃避她、憎恨她，覺得她不喜歡自己，和自己呆在一起從未快樂過，卻從來沒有去理解過母親對生活的失望和孤獨，沒有去探尋過她心裡的冰山如何融化。相比之下，更為溫和與直接的父親則教會了她對文學的熱愛，用伊朗詩人菲爾多西的《列王傳》啟蒙她對伊朗的感知，對文學的審美。納菲西說自己和父親是如此的親近，她一直覺得自己更像他。但事實是，更多的人都說她更像母親。她在激烈否認這一觀點的同時，也在深刻地自省。終於她驚奇地發現了一個有些諷刺的事實——叛逆的女兒最終變成了母親想要她變成的女人：一個對工作和家庭都滿意的女人。出書，有現在的職位和家庭，都是因為母親正面或負面的推動。母親就像她的影子。
在這場回憶完成的末尾，她感念父母給予她的那份遺產——一個」移動的家」。「他們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鼓勵我和弟弟去閱讀、去接受教育、去爭取獨立，這一切並不是為了獲得金錢，而是出於一份對知識的信仰。當我是個孩子時，我永遠不會知道有一天我會離開自己的家鄉，把關於故土的一切都拋之腦後。我的父母告訴了我這樣一個事實：生活隨時會發生改變，你可能會失去所有的財產，包括你的房子，你的城市，你的國家，但是沒有人能奪走你的記憶，你的書籍，你所得到的知識會拯救你。」她把自己能得到一個「移動的家」歸功於父母——母親督促她完成大學學業，這樣能不再依附於他人；而父親則用講故事的方式，鼓勵她閱讀。這個「移動的家」，讓她把伊朗裝在心中，可以隨時帶走。
納菲西：我相信，在壓抑的社會裡，人們走還是留都是一個困難的決定，因為任何一個選擇都會讓你失去一部分所愛的東西。這同樣是考量你未來各種可能性的一種個人決定。伊斯蘭革命後，我們在伊朗呆了 18 年，經歷了一場革命和一場戰爭（1980-1988 年的兩伊戰爭），並且儘可能在恐怖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但是作為一個真正的人，一個女人，一個老師，一個作家和一個母親，我經常發現自己毫無立足之地，在自己的國家漂泊着。我意識到，如果出國，我可以通過寫作對這個國家更有幫助。我的丈夫和我在美國都上過學，我們了解那裡的語言和文化，他的姐姐一家都住在那兒，所以我們會獲得很好的支持。對於其他人來說可能就沒有那麼幸運，所以我從來不做「伊朗人該不該出國」的泛泛結論。
納菲西：我在美國主要呆在大學裡，不會有太多的文化衝擊，但是對於我的挑戰是，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不能再回我的祖國。同時我對於美國人民對伊朗文化和歷史了解的孤陋寡聞也非常失望。我總要非常挫敗地一遍遍向這些人解釋，什麼是伊朗，而這經常要挑戰他們的固有習見。
問：父母都去世後，你現在還和伊朗國內的親人有聯繫嗎？據你的了解，現在伊朗國內婦女的生存狀況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現在伊朗國內接受西方文化還是很困難嗎？
納菲西：我的叔叔、堂兄弟姐妹和好朋友都在伊朗。自我離開後，因為人們持續抵抗，很多事情發生了改變，特別是女性的狀況：女人們在公共場所開始爭取更多的自由，頭巾的顏色多了，黑袍的長度短了，她們還化妝，並和不是父兄的男人走在一起。但法律一如往昔，逮捕和公開處決持續未減。最近出台了一項官方政府文件，宣布未成年女性嫁給年老男子的婚姻具有合法性。伊朗的姑娘們對此沒有發言權，她們的父親說了算。所以我想，改變的路還有很長。
我很高興我的家庭在美國比在伊朗生活要自由得多。我很欣慰能在這裡寫我想寫，說我想說。但是我依然想念伊朗，我記掛那裡發生的一切。伊朗人民是非常慧黠的，他們早在伊斯蘭革命發生前，就對西方文學十分熟悉，即使革命發生後，他們依然能用秘密的方式持續着對西方文學的閱讀。互聯網幫助伊朗更好地和世界聯繫，但即使在互聯網誕生之前，一部分人民隱秘的生活內容，就是鑽研如何了解外部世界。
問：你的《想象共和國：三本書里讀美國》即將有中文版推出，可以談談這本書嗎？
納菲西：這本書就像是《在德黑蘭讀<洛麗塔>》的後續篇，探討了在一個專制政權下，想象力如何發揮作用——在」想象共和國「里，為何沒有民主教育，民主社會就沒有生存的土壤？這本書把我在美國的經歷與我對美國小說《哈克·費恩》的分析融合在一起，闡釋了美國小說如何成為捍衛美國夢的道德衛士，這同樣也包含了一部分對現今美國社會現實（特別是教育系統）的評論文章。一個民主國家必須不斷自我更新，自我懷疑，隨時準備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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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自我更新，自我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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