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9
ISBN: 9787108073068 定價：68.00元
【內容簡介】
《堂娜瑪利亞的故事》以阿根廷工運婦女領袖瑪利亞·羅爾丹的生平故事為線索，展示了20世紀50年代庇隆主義興起到90年代阿根廷的政治變化，乃至拉丁美洲勞動整體階層狀況，是口述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典範性著作。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堂娜瑪利亞的口述史，文本從日常生活細節入手，為讀者直接呈現出個人如何介入若干民族歷史大事件，並受到這些大事件的深刻影響；第二部分，作者從敘事理論、記憶理論、口述史理論、社會分層理論等多重視角對「證言」進行了處理，不但將堂娜瑪利亞的口述作為一種歷史參照的文本，更對這一口述本身做出各種跨學科分析。因此，全書不僅可讀性強，而且能為當前中國方興未艾的基層口述史、勞動研究、女性主義研究提供諸多借鑑。
【著譯者簡介】
丹尼爾·詹姆斯（Daniel James，1948-），印第安納大學拉丁美洲史Bernardo Mendel教授，著有《抵抗與整合：庇隆主義與阿根廷工人階級（1946-1976）》（Resistance and Integration: Peronism and the Argentine Working Class, 1946-1976,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與約翰·弗倫奇（John D. French）共同主編《拉丁美洲女工的性別化世界：從家庭、工廠到工會、投票箱》（The Gendered Worlds of Latin American Women Workers: From Household and Factory to the Union hall and Ballot Box,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劉倩，1972年生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工作領域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海外漢學譯介，出版譯著有《浦安迪自選集》（合譯，2011年）、《全球的美國？——全球化的文化後果》（合譯，2012年）、《劍橋中國文學史》（合譯，2013年）、《小說家拿破崙》（2015年）、《簡·奧斯丁的教導》（2017年）等
【目錄】
序幕沒有廣場的城市：貝里索「城中心」的記憶和紀念物第一章 在寒冷中傾聽：阿根廷肉類加工廠社區口述史實踐
第二章 「瑪利亞·羅爾丹和那個有錢女士的事情說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個寓言」：瑪利亞女士證詞中的故事、軼事和其他表演
第三章 「在邊緣地帶述說的故事」：瑪利亞女士故事的性別閱讀
第四章 寫給克拉麗塔的一首詩：庇隆主義阿根廷的「小資產階級女孩」和工人階級女性
【選摘】
其實，貝里索還有另一個記憶空間。如果遊覽者離蒙德維迪亞大道足夠遠，她就會遇到一個開闊的、草地覆蓋的空間。這個空間形狀不規則，草很少修剪，到處是裸露的空地，上面扔着垃圾。這個空間中央，是一座白色混凝土紀念碑。正面，拾級而上，一大幅畫覆蓋了整個立面。台階兩旁的混凝土已經開始剝落了。畫面由貼在混凝土上的瓷磚拼合而成。藝術家用纏繞着黑色大鎖鏈的兩隻粗壯手臂構成了畫面主體。鎖鏈頂端，可以看到兩隻手掙斷了鎖鏈。旁邊有一個工廠大煙囪。鎖鏈斷裂處，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火球，或者說是一個光燦燦的太陽。太陽上方的紀念碑最頂端，有一個暗淡的人物輪廓，他舉起胳膊，伸出手掌。這個人無疑是庇隆——很容易認出來，因為這是他向民眾揮手示意的標誌性動作。實際上，如果看得更仔細些，我們還會發現這個紀念碑的關鍵所在。這個規劃得不太好的空間，是10月17日廣場（Plaza 17 de Octubre）。打破的鎖鏈，代表與工廠體制有關的剝削的鎖鏈，這是社會主義圖像學（iconography）中的一個熟悉符號。打破束縛，為獲得解放的人類開啟了一個新時代，而領導這個新時代的人是胡安·庇隆。不同於「城中心」頌揚的國家團結和社區和諧，這座紀念碑對貝里索的庇隆主義歷史提出了另一種理解方式。在這個廣場，這個勞動社區也是鬥爭的社區，表現為掙脫鎖鏈的強有力的胳膊，表現為吞噬舊秩序的火焰。對當代庇隆主義而言，這是一個難以表彰的故事。貝里索紀念10 月17 日五十周年的官方活動，是在城中心庇隆和艾薇塔的半身塑像前舉行的，遠離了那些在廢棄廣場上的世界末日圖像。顯然，「城中心」的各種形象和紀念物所喚起的和諧意象，代表了貝里索很多工人階級庇隆主義者的需要。但同樣也可以說，就像我們將會從瑪利亞·羅爾丹女士證詞中看到的那樣，很多像她那樣的庇隆主義者，也認為自己會受到體現在這座白色混凝土紀念碑中庇隆主義意象的吸引。「城中心」還有另一座紀念雕塑。這座雕塑指涉的不是根源於貝里索久遠過去的符號，而是相對較近的、1976—1983 年阿根廷軍政府時期的經歷。這就是失蹤者紀念雕塑。由於戰鬥性的勞動歷史和強大的庇隆主義傳統，貝里索受到了軍政府的特別關注。從20 世紀60 年代末以來，庇隆主義左派和游擊隊組織的相關團體在社區成了一種顯眼的存在，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一方面，它們是反對關閉另一家冷凍廠即斯威夫特工廠的各種艱苦鬥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們還開始對抗主導當地庇隆主義的正統思潮。1976 年3 月軍隊推翻伊莎貝拉·庇隆政府後，軍政府極其殘暴地在社區和工廠內開始執行「恢復秩序」的任務。貝里索將會成為阿根廷最野蠻的殺戮場之一。局外人很難觸及這一時期的記憶，這基本上不是日常交流的一部分。在這個社區工作了將近十年時間，我發現這依然是最難和貝里索人討論的話題。不過，從簡短的逸事和不經意的評論中還是可以找到一些相關記憶， 如夜復一夜驟然響起的打破沉寂的自動步槍聲，關於鄰居的孩子沒有回家、郊坰發現屍體的竊竊私語，軍隊挨家挨戶搜查整個街區帶來的噁心反胃之感。1983 年軍政府倒台時，約160 個貝里索人——大多是年輕工人——「被失蹤」。很多人被逮捕、被監禁、遭受折磨。還有人逃離城市，希望安全藏身大城市，或者是終生流亡。這份遺產是在社區內部很難進行協商的，這從失蹤者紀念雕塑的落成儀式就可以看出來。落成儀式是在1995年11月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舉行的。幾百人聚集在「城中心」周圍，旁邊就是紀念貝里索歷史的那幅大壁畫。附近中學的走廊牆壁掛出了幾乎所有失蹤者的照片。這些照片都出自家庭相冊，被放大過，而幾乎每張臉上都帶着專門擺拍時會有的微笑表情。我震驚於照片上的這些人是如此年輕。他們自信地笑對外面的世界，笑對自己前面的人生，一個肯定會步入未來的人生。但每張照片下面的文字清楚說明了事實的殘酷。姓名旁邊是失蹤日期。日期也含有沒有明說的意味。從失蹤那天到不知道具體日期的死亡那天，中間是殘酷痛苦的奧德賽旅程，在這些年輕人的親友的想象和記憶中揮之不去。那天下午晚些時候，在一個臨時搭建的講台上，布宜諾斯艾利斯人權委員會的一位演說家作了簡短而熱烈的演講。接着，幾個家庭成員念了失蹤者名單。每念到一個名字，都加重了人群的沉默，人們低頭傾聽，自己在心中應對這個名字所喚起的各種感受。打破沉默的，只有強忍眼淚的聲音，還有念到很多名字時回答的presente（在）。然後，家人上台訴說自己的回憶。最讓人動容的是失蹤者孩子的回憶。他們動情地說到他們如何需要談論自己的父母，這個儀式和雕塑如何難得地讓他們有機會公開表達自己此前不曾直面過的悲傷。他們很多人沒有對自己父母的直接記憶，在他們的成長環境中，父母的生活和死亡通常都是說不得的主題。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儀式是一種公共療法。但是，與接受傳統精神分析的那些人不同，這些年輕人並沒有被埋葬的記憶，更不是說揭開記憶他們就能得到解脫。用他們的話來說，他們面對的不是被壓制的記憶，而是一個缺口、一個洞，面對的是空無。他們絕望地想要填補這個空白，希望通過語言和對話來建構對他們被否認的父母的記憶。他們堅持認為，修復記憶這個過程，本質上只能是集體性的，這才是讓那些謀殺他們父母的兇手最終不能獲勝的唯一保證。他們堅持認為，軍隊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抹去對他們父母的個人記憶來抹殺父輩們的理想，這些年輕人正在汲取20 世紀最慘痛的集體大屠殺之一的經驗教訓。這些證詞供述之後，就沒什麼可再說的了。落成儀式以紀念雕塑的揭幕式告終。雕塑由各種金屬部件組成，取自死者所從事的不同行業；絞盤、鋼條、齒輪、鋼索、操縱杆、刀具，組合成了一個沒有性別的前衛形象，與「城中心」其他紀念雕塑、壁畫的自然主義風格格格不入。這個儀式恰如其分地隱喻了貝里索對軍政府時期遺產的複雜、斷裂的態度。軍政府倒台後的十二年間，社區從沒以任何形式公開紀念過它的失蹤成員。最終在11月的這個下午舉辦的儀式，也處處是反諷和缺席。這個儀式所紀念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是庇隆主義者，但1983年以來主政貝里索的、庇隆主義者控制的市議會，沒有一個人出席儀式。官方庇隆主義運動在這件事的組織過程中沒有扮演過任何角色，市議會議案也沒有提到過這件事。是反對黨出面同意在「城中心」豎立這個紀念雕塑的。雕塑位置靠邊，反映了它在很多市民和社區政治代表身上所引發的不安。就像10月17日紀念碑一樣，這個雕塑也難以融入主導這個空間的和諧社區敘述。我必須要承認，紀念失蹤者之所以引發不安，其原因嚴重超出了我的分析能力和想象力。一些可能的解釋或許有跡可循，但我必須要謹慎對待各種簡單化的結論，因為通過抽象邏輯得出的任何簡單化的結論，都有可能忽視與當地關係密切的語境的複雜性。在貝里索，我們或許應該先回到軍政府以前的庇隆派內部鬥爭。在與當地庇隆主義關係密切的語境下，鄰居、朋友、家庭都清楚彼此針對對方的威脅和暴力活動，這種怨恨也一直延續到了軍政府時期。我們可以認為，當鄰居、朋友沒有伸出援手或提供庇護所時，就出現了負罪感，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有這種負罪感。貝里索是一個建立在工作和鄰里團結互助道德基礎上的社區，但卻不能保護自己的兒女、鄰居、朋友免受軍隊迫害。卡洛斯·梅內姆領導下的庇隆派政府，實施「國家和解」的官方政策，大赦那些犯下侵犯人權罪的人，鼓吹如果國家要想往前走，忘記過去就是當務之急。貝里索本地的庇隆主義者反對這個社會思潮有什麼意義呢？在社區領導人看來，為過去蒙上面紗才是有意義的。說到底，社區官方的健忘症邏輯—渴望忘記—比那些在失蹤者紀念雕塑儀式上發言的年輕人所敦促的在精神、道德上有必要記住的主張更為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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