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德國歷史最悠久的政黨，它近160年的發展見證了德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德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然而，這個黨的歷史卻近乎是失敗的：它在德意志帝國時期曾遭受俾斯麥的打擊；在「一戰」時期遭遇工人運動的分裂；在魏瑪共和國時期作為傀儡執政；在希特勒時期被驅逐流放；在冷戰時期面臨兩大陣營對峙；新社會運動以來，又不得不應付來自綠黨的競爭。回顧社民黨的歷史，可以看到一條核心的線索，那就是在堅守社會民主主義傳統與實用主義政治妥協之間的平衡，這條主線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表現為不同的具體特徵。社民黨從「綱領黨」到「選舉黨」的變遷可大概分為以下三大歷史階段。

1914年以前是社民黨的第一個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線索主要表現為革命理論與改良實踐之間的爭論。社民黨的前身「全德工人聯合會」於1863年成立，作為首個工人階級政黨，聯合會的初衷是聯合工人力量，維護工人的政治經濟權益，其創始人拉薩爾試圖在俾斯麥的支持下爭取普選權。1875年哥達代表大會上，拉薩爾派與愛森納赫派合併。經歷了俾斯麥《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打擊後，社民黨將馬克思主義確立為指導思想，並在第二國際開創了歐洲社民黨的典範。1912年，社民黨更是憑藉34.8%的選票成為德意志帝國議會第一大黨。《愛爾福特綱領》原本將黨的政治目標確立為取代資本主義秩序，但是隨着改良實踐取得越來越多的成就，革命的話語開始顯得不合時宜。社民黨忙於建立自己的文化傳媒和基層組織，在帝國內逐漸塑造出相對隔絕、自給自足的政治文化網絡，卻對帝國的權力政治並不熱衷，很難在議會中爭取到更多迴旋餘地，更不用說策劃現實的改革策略和推動專制國家改革了。囿於能力的限制，社民黨只能在帝國議會中扮演一個反對黨的角色。

這一切並不僅僅因為「經濟宿命論」束縛了社民黨的政治行動能力，也絕不能用「改良主義」腐蝕了政黨領袖的理想信念給出簡單的解釋。毋寧說，社民黨自建黨以來，就已經走上了一條在政治上身處邊緣，卻在社會政策方面長足進步的路徑上。在黨和工會的共同努力下，威廉帝國時期的工人從每天16個小時的工時減少到了10小時，既沒有經受大規模的失業，又獲得了實際工資的提升。這一系列改良成果既是社民黨獲得成功的經驗，但也成了它的枷鎖，主要表現為黨逐漸工會化的趨勢——隨着工會財力、人力和在議會的話語權上升，經濟的、行政的邏輯日漸取代了政治的、革命的邏輯，左右着社民黨的工作內容。

1914年至1969年是社民黨的第二個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線索是堅守社會民主主義信仰與現實中缺乏政治聯盟之間的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堅信「工人階級無祖國」的社民黨，背棄了國際主義信條。戰爭後期，黨內不滿的反戰人士獨立出來，成立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主張顛覆政權的激進左翼力量則進一步分化為德國共產黨（KPD）。被激進力量拋棄的社民黨，轉而與舊統治精英妥協，於戰敗壓力下結束了威廉二世的統治。然而，取得政權的社民黨並沒有如它幾十年來宣傳的那樣開啟推動生產資料社會化的進程，甚至很多帝國時期的高級公務員仍繼續擔任之前的職位。對舊體制的依賴源於社民黨長期將自身政治活動範圍限定在社會政策領域，因而既沒能在治國理政經驗、人才儲備上有所積累，也未能通過巷戰或地下運動鍛煉出一支革命的隊伍；其與獨立社民黨的左派、斯巴達克派和革命工長組織等主張革命的力量，也始終未能協調一致；點滴改良的成功馴服了工人群眾，使他們中的一些人上升為工人貴族，這一切共同造成了1918年德國革命的偃旗息鼓。

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社民黨依然專注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文化傳統，將自己封閉在未來拯救的希望里。正如理查德·亨特（Richard N. Hunt）所說，「魏瑪共和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是一個內部相當團結且獨立的社會單位。它們有着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社會保障、教育和文化組織機構，自己的大眾媒體和準軍事組織，甚至自己的金融體系。活躍的黨員連同他們的家庭可以對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存情況做出放心的安排，不需要跨出自己所在的社會運動一步。」但反過來說，也恰恰是因為它的「在國家中又不依附於國家」，才使社民黨在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魏瑪共和國保存了基層的政治忠誠。

到了30年代初期，中央黨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接任總理。在經濟危機的形勢下，他奉行緊縮政策，使工人和中間階層進一步激進化。但這一時期的社民黨的政策，卻對年輕失業的工人而言過於改良，對中間階層而言又太左，因而不得不在政治上面臨劈叉的局面。再加上社民黨始終沒有真正深入權力中心，這使得它在保衛共和國的重要關頭甚至找不到可靠的聯盟夥伴。1933年6月，社民黨在納粹的壓力下被迫解散。

1949年聯邦德國重建後，西德的社民黨獨占左翼陣營。在第一次聯邦議會選舉中，社民黨取得了29.2%的得票率，僅比基民盟少1.8個百分點。但社民黨未能珍惜這一起點的優勢，當聯盟黨推行社會市場經濟，並為戰後西德帶來巨大的經濟繁榮之時，社民黨卻仍堅持推行反資本主義的制度改革。這一時期的社民黨領袖庫爾特·舒馬赫（Kurt Schumacher）政治上過於強硬的立場也令中間階層退卻。到了1957年，聯盟黨在議會選舉中已獲得超過50%的選票，領先社民黨將近20個百分點。

直到1959年《哥德斯堡綱領》發布，社民黨才不再滿足於做政治上的反對派，而轉型為以贏得政權為目的的政黨；不再執着於馬克思主義話語，而以多元價值作為指導思想；不再立足於工人階級，而要聯合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一切民主進步的力量。社民黨着力將自己打造為更好版本的基民盟。在勃蘭特的帶領下，這種轉型在政治上取得了顯著成效，黨員人數在1959年以後逐年上升，到1975年已超過百萬，成為聯邦德國第一大黨。此外，社民黨的選舉戰績也十分卓著，1966年它首次作為執政夥伴加入基民盟，掌管了外交部和經濟部兩大職能部門。1969年，它更是在近四十年之後，重新取得聯邦總理的位置，與自民黨組成社會自由聯盟，並在1972年的大選中首次得票超過基民盟。

1969年後，社民党進入發展的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線索是向全民黨轉型過程中，調和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帶來的得失。雖然從1958年開始，社民黨就已經從綱領、組織和象徵符號上逐漸告別了工人運動傳統，總體發展趨勢明顯朝着工人比例逐漸縮小，公務員和職員等新中間階層比例增加的方向發展。但即便如此，從黨員的階層比例構成來看，直到1975年，工人仍然是社民黨人數最多的成員群體，這說明社民黨仍是一個反映中下層民眾要求的、中間偏左的政黨。在勃蘭特和施密特的共同帶領下，社民黨贏得了一段黃金髮展期：在經濟上，它主張凱恩斯式的國家調控，繼續發揮社會市場經濟的特點；在社會政策上，主張發揚福利國家的傳統優勢；在外交政策上，推行新東方政策並為聯邦德國贏得了更多的政治空間。

到了上世紀70年代後期，隨着第三產業的興起和蓬勃發展，傳統工業的僱傭階層逐漸萎縮，公職人員減少，社民黨的社會基礎開始瓦解；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趨勢使傳統的福利國家政策越來越步履維艱；新社會運動開啟了生態、反核武器、女性主義等後物質主義議程，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綠黨。自此，社民黨不再有能力使不同的社會團體協調一致。80-90年代的社民黨陷入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為了重新接洽新社會運動的激進需求，它不得不將性別平等、可持續發展等後物質主義議題納入1989年的《柏林綱領》；另一方面，對綠黨的政策議題跟隨又使得原有的中間階層和下層選民逐漸流失。這一時期的社民黨面臨着自身定位模糊、黨員人數銳減、黨內老齡化嚴重等問題，一度陷入發展瓶頸。

直到1998年，社民黨才與綠黨組成紅綠聯盟，恢復執政。弔詭的是，無論社民黨如何改革自身以適應新的現狀，它的勝選仍主要依賴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在經濟發展較好的科爾時期，主張福利國家的社民黨很難將中間階層動員起來。但到了90年代中後期，重新統一後的德國在經濟上需要應對的難題增多時，中間階層又開始擔憂自己的相對社會地位下降，社會公正議題重新浮現。但此時恰逢施羅德執政期間，社民黨非但沒有扭轉社會保障系統難以為繼和失業率過高的問題，反而為了應對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在2003年宣布推行「2010規劃」，大幅削減社會福利。此舉動搖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觸怒了很多工會及左翼人士，直接引發了社民黨的分裂和紅綠聯盟的解體。

回顧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社民黨不再處於社會邊緣的位置，而是擁有更強的執政能力，在左翼和右翼都擁有可以組建聯盟的夥伴。它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或韋伯意義上的「世界觀政黨」，可以不再受困於教條原則，靈活從事專業的選戰營銷。但與此相應地，它的發展也缺少了「實然」與「應然」之間的張力，這種內在緊張曾在不同時代主導着社民黨的歷史演進並為其發展注入活力。然而如今，中左翼政黨的模糊定位和實用主義的選戰策略，使社民黨越來越失去獨特性。自2005年以來，社民黨儘管三度作為「小夥伴」參與到大聯合政府之中，但它「既無法重新聚集支持隊伍，又沒能在國家治理中有所建樹」。

（一）全民黨的代表性危機

自從社民黨將自身定位為全民黨後，黨員人數一度在1976年重回峰值。但是這之後卻遭遇了黨員人數銳減，到了90年代，社民黨和聯盟黨一樣，遇到了全民黨在組織功能上的一系列問題：無力招募新黨員，無法推出新的領導者，組織上有缺陷，對活動資金有更大的需求等。是什麼原因導致社民黨，或者說兩大全民黨都出現社員萎縮的現象呢？究其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是社會結構的變遷。服務型社會的轉變使產業工人減少；政治世俗化進程使得聯盟黨不再能錨定宗教選民；社會流動性增大，中間階層崛起，社會矛盾亟待被重新界定。全民黨一方面需艱難平衡內部各種可能彼此衝突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還要回應各種不斷更新的外部政治訴求，因而首先成為被影響的對象。

第二，社會共識的瓦解。與「二戰」後德國需要快速恢復經濟、實現社會持久繁榮的社會共識不同，90年代以來的德國面臨着兩德統一、在經濟危機中重建德國民主政體、突破社會保障體系的沉重負擔等諸多問題，而每一個問題都為全民黨的施政與改革帶來了更多約束條件。社民黨恰是一個既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又對自己「下手最狠」的政黨，勢必觸動部分支持者的利益，而在政治上遭到背棄。

第三，政治動員能力下降。社民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取得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上。當社民黨轉而肯定資本主義的當前秩序，自我馴化為選舉政治的機器，自願被政黨政治的邏輯所操縱，自覺以政治精英的標準自我要求，就不可避免地面臨整合能力弱化、無政治遠見、創新能力不足、缺乏變通方案、脫離群眾、國家化與行政化、政治活動能力下降、缺少黨內民主以及代表性不足等一系列問題。與此同時，綠黨、選擇黨、左翼黨不斷提出新的政治議程和價值訴求以實現更有效的社會動員，彌補了全民黨無法精準覆蓋的領域，進而在細分賽道上成功分走部分選民對傳統大黨的政治忠誠。曾經，轉型為「全民黨」是社民黨成功的選舉策略，然而如今，「全民」屬性則反過來成為它禁錮自身的藩籬。

（二）左右兩極的政治衝擊

自從2005年以來，社民黨在左翼和右翼兩個方向同時流失選票，其中有將近1/5的選票流失到了左翼黨，還有相當一部分勞工流向了民粹主義的選擇黨。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可簡要歸為以下三點：

第一是社民黨的內部原因。社民黨推出的「哈茨四號法案」在社民黨內部引起激烈的爭論，這場改革一方面使工會運動與社民黨的緊密合作受到沉重打擊；另一方面，社民黨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向，背棄了社會民主主義追隨者們曾經的信仰。

第二是外部的政治環境。近年來，環境保護政治議程的強勢發展，使綠黨已從最初原教旨主義傾向的社會運動轉變為建制派的政黨，並愈來愈有全民黨之勢。綠黨、左翼黨和社民黨之間的同質性競爭進一步擠壓社民黨的左翼政治空間。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和難民等問題，造就了精英與平民的對立情緒。選擇黨利用這種反全球化、反精英的社會心理異軍突起，分走了相當一部分中下層選民。

第三是參與大聯盟政府的政治包袱。在選舉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2005年以來社民黨的面貌卻在與基民盟組成的大聯合政府下變得越來越模糊。一方面，社民黨迫於聯盟考慮，不得不迎合基民盟的某些政策；另一方面，即便社民黨主導推行了社會政策，也會被視為基民盟的政績，無法轉化為自身的執政紅利。在默克爾執政的16年裡，社民黨被拖入一個越參政越不討好的怪圈，無論是在組織、人員，還是在施政綱領的內容上都在消耗活力。

（三）缺乏堅定的領導核心

上世紀60-70年代，社民黨的團結主要有賴於威利·勃蘭特、弗里茨·埃勒爾（Fritz Erler）和赫伯特·魏納（Herbert Wehner）三駕馬車的共同帶領。之後，立足於政黨發展的勃蘭特與立足聯邦內閣的施密特的首要關切開始出現不一致，而施羅德和拉封丹圍繞社會改革引發的鬥爭更是直接導致社民黨的分裂和左翼黨的成立。目前，黨內的派系則主要集中在右翼澤海姆派（Seeheimer Kreis）和議會左翼派（Parlamentarische Linke）之間，二者的主要分歧在於，後者致力於將由社民黨、左翼黨（紅）、綠黨組成的「紅紅綠」聯盟作為大聯合政府的替代；而前者則對於追求權力更加敏感，一切以取得聯盟多數為最終旨歸。

此外，黨的團結與黨缺乏堅定領導核心有直接的關係。這些年在大聯合政府中扮演陪襯角色的社民黨越來越傾向於扶植那些斤斤計較、在政治上過分謹慎的追名逐利者，他們雖可能在高層的選舉政治中遊刃有餘，卻喪失了與群眾的天然聯繫和對政治的敏銳度。自2005年施羅德隱退以來，社民黨一直欠缺兼具個性魅力和政治影響力的領軍人物。在2019年黨主席選舉中落敗的舒爾茨，與之後擔任雙主席的薩斯基亞·埃斯肯（Saskia Esken）和諾伯特·沃爾特·博爾揚斯（Norbert Walter-Borjans）甚至在原則立場上都存在衝突。此外，黨內青年黨的主席凱文·庫納特（Kevin Kühnert）也一直在挑戰舒爾茨的權威。

（一）兩大全民黨的新平衡

默克爾時代的結束標誌着全民黨歷史的終結，德國政黨譜系迎來進一步碎片化、多元化的局面。在2021年選舉中，社民黨最終僅以1.6%的微弱優勢取勝。雖然，黨內左翼力量不滿於大聯盟政府久矣，但這次勝選的政治資本卻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大聯合政府的承繼。

在高度變動的政黨格局下，社民黨不得不適應三黨聯合執政的新形勢，以實現代表「全民」（catch-all）的目的。與此同時，聯盟黨也需重新思考一個沒有默克爾的聯盟黨如何在六黨共分天下的政黨格局下重新定義「全民」。這對於兩大黨而言，不僅關乎成敗，更關乎自身發展戰略。這種思考不應只停留在選舉政治的層面，更應該指向如何突破競選策略的制約，從而更有效地對政治性的議題給出回應。特別是對於社民黨這樣一個曾經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而言，廣泛的政治動員和社會參與，本是它引以為豪的政治經驗。重煥基層黨組織的活力，給予積極分子更多的行為空間，以更好地接洽群眾的意願，彌補選舉政治與精英思維的局限，進而重新讓運動塑造政黨，或許才是社民黨真正實現自我革新的源泉。

（二）傳統與創新的平衡

回顧社民黨參與選舉的歷史，它的每次成功都和發揮社會公正議題的傳統優勢不無關係。在默克爾執政期間，社民黨通過了最低工資標準和基本養老金制度，極力扭轉施羅德社會改革所造成的傷痕。從2021年選民偏好數據可以看到，在被問及哪個政黨最能帶給人們社會公正的改善時，有40%的受訪者認同社民黨，而認同聯盟黨的只有15%。在應對社會公正問題上，社民黨仍然具有傳統優勢。

除了對傳統議題的堅守，社民黨還在應對未來挑戰方面做出了創新。2021年的競選綱領重點聚焦未來三大任務，有關氣候保護、交通轉型和數字化轉型問題綱領內容的調整有效呼應了時代主題。由此可見，社民黨在堅守傳統和開拓創新之間做了較好的平衡。

（三）黨內派系的平衡

關於是回歸社會公正的傳統，還是延續政治妥協的路線，社民黨內一直存在分歧。自2019年舒爾茨在黨主席競選中敗給埃斯肯和博爾揚斯以來，黨內左翼力量日益強大，迫切渴望擺脫聯盟黨的陰影，以結束大聯合政府對社民黨的持續消耗。但當大選在即，舒爾茨在黨內左右兩派中的支持率都占據領先，最終代表社民黨參加大選並一舉獲勝。由此可以看出，黨派忠誠與政治實用再一次戰勝了左派的願景。或許更值得黨內左派反思的是，應該怎樣建立培養幹部的關係網絡，進而推出自己的候選人，以及如何將社會公正的理想落實轉化為具體的政策，而不是僅僅停留在不參加「大聯合政府」的口號上。

默克爾對德國的塑造是長久的。過去的十六年，她既要在東西方對峙的大格局中作為第三方爭取「二戰」以來最大主動權，又要在價值觀和政制體系上有所選擇和表態。默克爾以維護歐洲一體化的方式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並為社民黨接下來的執政設置了諸多前提。接過權力的社民黨能否如它的新主席拉爾斯·克林貝爾（Lars Klingbeil）所言，因由這次聯邦大選的勝利，迎來塑造社會民主主義未來十年的契機？歷史上，社民黨每次執政，總被迫與不利的情況做鬥爭：1918-1919年戰敗後的內外交困與工人運動的分裂令他們在政治上承受壓力；上世紀70年代的社會自由聯盟時期，不得不應對石油經濟危機；而如今，福利國家的財政負擔、技術發展對傳統勞工的威脅、低碳環保的轉型壓力、難民問題、新冠疫情等，困難重重，最近爆發的俄烏衝突更是對整個歐盟的集體安全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社會民主主義能否回歸，考驗着這個百年大黨在傳統與實用、開放與封閉、自由與安全之間的精準定位和巧妙平衡，以及在黨內外政治派系與利益集團之間縱橫捭闔的政治智慧。德國社會民主黨，這個擁有一百六十年歷史的曾經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它的歷史沿革與現實困境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西方改良進程中的一個絕佳案例。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執政經驗及相應局限的持續追蹤，於同為百年大黨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有他山之石的意義。

文章來源：

《文化縱橫》2022年第4期